资本的限度

马克思的第二条反对意见是：就算没有任何来自国际货币的制约，中央银行的权力—它是受到严格限定的也完全不足以抵御危机的形成。我们论证了（第7章）资本主义有一种慢性而长期的倾向，即产生资本的剩余产生过度积累的状况。我们现在必须继续考察另一种情况：虚拟资本肯定必须在实际的资本积累之前被创造出来，而这意味着“货币资本的积累所反映的资本积累，必然总是比现实存在的资本积累更大”26（《资本论》第3卷，第505页）。只要实际的商品价值的扩大与先前创造的虚拟资本保持同步，那就永远不可能出问题。但一旦过度积累变得明显了，虚拟价值的实现和商品形式的价值的实现就会受到威胁。在这样一个时刻，对货币的需求在严格意义上就是对流动性的需求。在这样一个时刻，向货币基础的回归肯定会毁灭虚拟资本，并使商品丧失价值。面对这样一种状况，中央银行唯一行得通的防御手段是印刷以国家为后盾的货币，以便把剩余全部买下来，由此实现虚拟资本的价值。马克思明确地排除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资本论》第3卷，第490页)，因为他所假定的货币体系是以黄金为后盾的—有限的黄金储备阻碍了中央银行介入进来，“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27。

但若一国的货币无法兑换成黄金，中央银行确实就可以通过印刷货币来抵抗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了。然而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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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思的理论告诉我们，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的矛盾最终会以“货币形式的资本和商品形式的资本”之间的矛盾作为归宿28（《资本论》第3卷，第460页）。在过度积累的状况下，资本家阶级似乎可以做出选择：是让货币丧失价值，还是让商品丧失价值；是通货膨胀，还是萧条。货币政策致力于同时避免这两者，最后到头来却只会同时引发这两者(正如资本主义当今的状况所显示的那样)。

金融资本的权力明显是非常有限的。例如马克思明确地认为：“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尽管“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危机”29（《资本论》第3卷，第490页）。这条结论适用于一切可能的货币危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3°（第517页）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展，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的矛盾不仅加剧了，而且变得愈发令人生畏了。希法亭完全没有看到这些矛盾，因为他错误地解释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这个错误代价很大。列宁尽管认识到了这个错误，却没有纠正它，倒是更愿意用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界定作为手段来说明资本

它就使自己的货币丧失了价值。简言之，过度积累的倾向转变成了猖獗的通货膨胀的倾向。马克思并没有考察这样一种可能性或它的后果。尽管他未能做到这一点，但他的论述的总体结构丝毫没有受到损害。如果商品所体现的劳动时间并没有社会必要性，捍卫它们的名义价值就是不合理的，就像盲目地恪守金本位，以求捍卫作为纯粹的价值尺度的货币也是不合理的一样。猖獗的通货膨胀与商品的价值丧失是同样难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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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金融形式的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而言，《资本论》第3卷关于银行和金融的饱受磨难的几章里埋藏着一种有力的解释。只要联系到《资本论》第1卷提出的基础货币理论，我们就可以逐渐理解为积累而积累和资本流通如何割裂了货币的两项职能—流通手段与价值尺度—又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树立了一种深度对抗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是作为社会劳动的价值尺度的货币的世界，另一方则是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运作的错综复杂的世界。马克思并没有完整地分析这种对抗的所有可能的维度—例如，通货膨胀可能会造成价值丧失，或者这种对抗可以表达为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和国际竞争。但我们仍然必须就其本身来领会他的深刻见解，并在这个基础上延伸马克思主义理论。

1. 利率和积累

在调节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之间的关系时，高品质货币的利率（中央银行的货币的利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重新提出了一个问题：一般利率是如何规定的？第9章得出的答案是：规定一般利率的是对生息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具有决定作用的力量。我们现在必须识别出这些力量。

在需求方面，我们必须首先在对货币的两种需求之间做出区分——其一是支付手段，其二是购买手段。两者都与整个资本流通相关，却占据了这个过程两个相当不同的环节。在开展新的生产时对货币的需求与在实现已经创造的价值时对货币的需求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后者在过度积累的时期特别盛行，前者则一般出现在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竞争仍然高涨的状况下。这两种需求当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某种时间上的间隔关系。当下对投资信用的需求很可能会导致后来对销售信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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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内在矛盾会如何投射到世界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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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把货币作为购买手段还是支付手段，资本家都不是唯一对它有需求的经济主体。各式各样的需求都会从收益的流通中产生。工人和资本家都会寻求消费信贷和地产抵押融资（这些是购买手段)，也都会试图在任何实际的交换之前就对他们所持有的某些资产加以货币化（这是支付手段）。对生息货币的总需求既来自资本流通，又来自收益流通。但这两种形式的流通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倘若资本家手上有尚未出售的物品库存，让他们获得信用就会与扩大消费信贷发挥同样的职能（在经过了市场的中介之后）。若要使资本流通和收益流通得到润滑，若要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就需要信用。资本会产生收益，而收益最终必须经过流通回到资本那里，否则体系就无法得到平滑的再生产。生产中的实现与交换中的实现之间的根本统一必须得到维护。

因此，对作为资本的货币的需求不是决定利率的唯一因素，而是一揽子远远更为复杂的需求的一部分这些需求是向信用体系及其货币基础提出来的。这些拆分十分重要。它们指出了需求的不同出发点和货币可能具备的用途的多样性。它们强调了生息资本的“正确”（从资本积累的立场来看）配置—它可以配置到生产、流通、交换、地主所有制、行政、消费等诸多活动中是多么难以测定。它们指出了由于资本流通的总过程的缺口而引发失灵的可能性但也只是可能性。它们更加具体地说明了一切“颠倒错乱的形式”和各式各样的“颠倒现象”可能会如何在信用体系内部爆发，并由此毁灭生产与实现之间通过交换所达到的精致平衡—尽管这种平衡应当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最重要的是，它们使我们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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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息货币的供给要服从一些同样十分复杂的决定因素。马克思认为，这种供给有一部分是资本积累的产物，有一部分是由“各种和……积累……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所造成的，还有一部分是由看似完全独立的事件所造成的3（《资本论》第3卷，第507页):

1.一部分在积累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作为货币的剩余被产业家、商人、金融家、地主和国家所持有，而工人也可以用可变资本来进行储蓄。经济主体也许不会让这些剩余闲置，而会争取把它们作为生息资本投入流通。

2.过度积累会产生过剩的闲置货币（从而降低利率)，因为很少有机会能把货币作为一般资本来运用。

1. 银行体系有能力通过诸多技巧来发动货币第9章已经描述了这种能力因而可以引发“同现实积累完全无关的”借贷资本的积累32（《资本论》第3卷，第495页）。

4.债务和虚拟资本可以逐渐作为借贷资本来流通，只要每个人都对经济的健康怀有信心就行至少从短期来看，心理预期的状态对于私人约定的债务向社会性的货币形式转变的过程十分重要。

5.如果所积累的货币具有随时可以用作生息货币的形式，分配安排和相关派系的相对权力就同样有可能对这些货币的数量产生戏剧性的影响。地主或许会压榨农民，国家或许会通过税收来占有一切阶级的财富，强大的金融寡头或许会用自己的权力来把庞大的货币资源汇集到自己的掌控之下，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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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产生了敏感：对信用的需求可以指示出积累的动态所处的相当不同的状态，从过度积累到收益流通所遇到的异常的堵塞全都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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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生息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具有杂乱的异质性，因而利率必定是高度不稳定的。我们不需要关注短期的波动与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利率每天都在振荡，因为供给与需求在市场中要达到相互均衡。要紧的是长期的根本利率。有两种可能的机制也许会让原本杂乱的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力量获得某种外表上的秩序和连贯性。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种可能性：利率在“加入生产过程”之前就由“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所支配了—这场斗争关系到剩余价值的划分和资本的“价格”33(《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09页）。资本主义社会中到处都是这样一种斗争的征兆。马克思丝毫没有否认它的重要性：重点是要确定它所指的到底是什么。根本利率大致反映了产业家与金融家的权力关系吗？假如这样想，就会把利率的决定因素的其他所有侧面（例如围绕收益的流通来决定利率）都下降为一种外围的、纯粹次要的角色。一般而言，马克思并不反对把直接的生产关系放到问题的前沿。然而我将证明，产业家与金融家之间不断的游击战以及资本与劳动围绕工资率所进行的斗争（见第2章）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这种游击战归根到底不过是整个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必然有助于使利率保持在均衡位置附近，而这个均衡位置是联系到持续的资本积累来界定的。产业与金融的权力关系的不平衡会强行造成对均衡的偏离，从而威胁到积累。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存活依赖于产业利益与金融利益达到某种恰当的权力平衡。这是一条重要的结论，因为它表明金融资本的权力（不论这个权力集团是如何被制度化、如何被界定的）必定是一种受到约束的权力，永远不可能不受限制或者拥有彻底的霸权。-

第10章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1. 货币供给不寻常的波动（例如黄金流量的扩大或缩小，或者国家对货币的印刷）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或减少可以用来向生息货币转变的货币总量，直到价格的调整将这些影响吸收掉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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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根本利率是如何规定的，我们现在仍然处在黑暗中。唯一的可选项是联系到资本积累来设想一种均衡利率。这样一种均衡可以通过生产和消费（实现）的活动与生息货币的流通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它运行在收益流通与资本流通必然交错的地方。恰好因为信用体系是一个集中的协调者，所以利率的变动必须有助于持之以恒地维护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

那么，为什么要花工夫如此细致地将影响生息货币的需求和供给的力量列举出来？答案极其简单。需求和供给的结构出自一些极为不同的物质活动—这些活动也由此规定了实际利率因而均衡利率只能在偶然中达到。不均衡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调节生息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就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如何扰乱了利率的均衡，从而促使经济远离了稳定的平衡增长，走上了推动危机形成的道路。我认为，这正是马克思想要向我们交代的观点。为了阐明这个观点，我将尝试重构他关于积累周期的学说，并说明利率的变动在积累的矛盾动态转换为特定形式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时如何起到了关键作用。

1. 积累周期

人们常说，马克思没有商业循环理论。①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马克思探寻了资本积累、产业后备军与工资率之间的循环搏动的关系；他为产出的爆发式振荡和生产的各个部类之间的交换奠定了分析的基础；他为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总体上的时间节奏建立了一种综合模型（见第6章和第7章）。他关于固定资本流通的研究（第8章）也揭示了创新、扩大、更新和价值丧失的周期。问题在于把这些片面的见解融合成一种统一的关于时间动态的叙述。否则，资本主义看起来就仿佛受困于可能差别巨大的循环搏动，它们在经济体中穿行的方式仿佛也是令人困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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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斯密(1937版)、威尔逊(Wilson)(1938)和谢尔曼(Sherman)(1967)。

利率的波动位于循环运动的中心，而且会将某种秩序的外表强加在后者身上。马克思拒绝把这些波动当作一种始因(primum agens)。它们是一种核心的中介联系，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是通过它们来表达的。这个观点恰好是他在研究了规定利率的力量之后所确立的。但我们还看到，利率可能会被各式各样武断而任意的特征所影响。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试图撇开产业循环的日常动态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货币问题和金融问题（《资本论》第3卷，第358页）。他转而为资本积累的一般循环进程构造了一种高度简化的叙述。他的意图是把握如下多个方面的相互作用：积累、技术变革、固定资本的形成、就业和失业以及工资率、消费者需求、虚拟资本的形成、信用货币的激增，以及最终在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危机期间向货币基础的回归。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解读《资本论》第3卷（第26—35章）来重构马克思的叙述。积累过程会经历诸多阶段：停滞、复苏、基于信用的扩张、投机狂热，以及暴跌。

（1）停滞

随着暴跌而出现的停滞阶段是以对生产的严重扼制和较低的利润率为特征的。价格会被迫下跌，因为生产者要按照低于生产价格的水平才能把剩余库存卖出去。失业到处都是，工资一般也会下调。有效需求十分微弱，因为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和资产阶级的收益）减少了。对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处于低谷（因为商品交换的体量下降了）。对信用体系的信心遭到了严重的动摇，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也大大降低了，因为人们对未来收益的期望十分悲观。货币主要被用作价值尺度，还被用来把不相干的虚拟资本从经济中剥掉。商品的实际周转时间会急剧缩短，因为找不到可以延长周转时间的信用。不过，利率也很低；由过度积累产生的可贷的货币资本的过剩现在是显而易见的。货币资本的这种剩余与安全稳妥地运用这些货币的机会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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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阶段一般是“温情的”技术调整的阶段（在宽泛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技术调整包括组织和制度的变化)；与危机相伴随的严重不景气则与此相反。这些调整会使得生产技术、使得生产价格的比例逐渐与平衡的资本积累相一致。在由此设立的舞台上，随后发生的就是扩张。

(2)复苏

在停滞的阶段中会出现诸多机会。工资和利率的下降把剩余价值的较大份额留给了企业利润，而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较低的价格。丧失了价值的资本（商品、固定资本、建筑物等等）可以用白菜价买到，因而减少了用于不变资本的支出，降低了资本的价值构成。经受住了风暴的生产者通常会在流动性上赢得强势地位他们可以用真金白银来支付账单。较低的利率和劳动力的剩余也为与长期的固定资本的形成相关的融资制造了最佳条件。

一旦大多数剩余库存都卖出去了，温和的扩张就开始了。这会让价格得以上升；由于工资仍然较低，剩余价值现在仍旧会有较大的份额变成企业利润。利润率回升了，而这引发了商业信心的恢复。既然之前存活下来的商户在流动性上处于强势地位，谨慎的扩张也许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这些商户可以用自己的资金来支持生产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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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体系的信心有一些恢复，所以较低的利率也许会促成与某些长期的固定资本投资相关的融资（可能会通过国家这个代理人）。专注于这种类型的投资会扩大第1部类的就业，而且由于需要较长的生产期间，所以这种投资还会创造有效需求，却不用预先“提供任何供给要素”4（《资本论》第2卷，第315页）。这些有效需求会在消费品部门（第2部类）中被觉察到。两个部门之间的爆发式振荡倾向慢慢发动起来了。

产业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倾向于比银行家和金融家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的现金储备足以支持他们的扩张，也足以在相互之间提供商业信用，以便在截然不同的周转时间等问题面前确保生产的连续性。银行的借贷资本对于这个目的是不必要的。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某种大规模的固定资本的形成来吸收这些借贷资本，但这种吸收比不上自由货币资本逐渐扩大的供给—导致这种扩大的是所有阶级储蓄的增加、可以被银行转变为借贷资本的货币流量的增加等等。因此，利率仍然很低。

虚拟资本的数量增加了；但在这个阶段，新的提升通常关系到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投资，所提供的商业信用也受到实际流通的商品的紧密约束。这种类型的虚拟资本的创造既是必要的，又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紧随其后的通常是资本积累的扩大。因此，它并没有给对健康的货币基础的维护带来威胁。

竞争在这个阶段是相对放松的。商户的自行融资会造成渐进的、不平均的积聚，许多差异巨大的实际利润率也可能会共存，因为要紧的是生产资本的循环。信用体系迫使利润率平均化的力量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强烈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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