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收益的流通好转了，对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需求也同样好转了。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加强了，消费品部门也逐渐在资本积累的活力中承担了主导角色。

(3)基于信用的扩张

对经济体系的信心到此为止一直在复苏。就业的扩大、工资的上升和资产阶级的收益的增加都预示了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效需求的增长。收益的流通增强了，并由此创造了对一切类型的未来收益（地租、税收、地产抵押等等，以及企业利润）的乐观期望。

但前一个阶段零敲碎打的扩张现在揭示出了生产能力中的一大堆不平衡，从而揭示出了整个生产用具的投人和产出的瓶颈。与剩余的生产能力相关的一切痕迹现在都消失了。新的投资对于创造新的供给、特别是不变资本的要素的供给表现出了必要性—这些要素包括原材料以及作为投入品和机器的半制成品。人们的注意力重新调换到了对第1部类的投资，因为不变资本的价格随着供给的短缺而上涨了。

与此同时，产业资本家为自己的投资提供资金的能力和在相互之间提供信用的能力被耗尽了，因为他们的现金储备达到了极限。他们被迫求助于银行和金融家；于是，后两者在面对产业资本时的权力就加强了。信用体系可以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总体上的协调者来一显身手了。对货币资本和流通手段的需求扩大了。这种需求本身引发了货币资本和流通手段的供给，因为对体系的信心现在还十分强大，甚至足以让债权得以作为货币资本的一种形式来流通。虚拟资本的数量逐步领先于实际的资本积累，作为实际的价值尺度的货币基础与流通中的多种形式的纸币之间的缺口也在逐渐变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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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信用体系的权力在产业面前的增长还倾向于迫使利润率平均化（企业利润与利率的联系现在是非常有力的）。追求可贷资金的竞争变得更加尖锐了，利率也开始上升了。一旦劳动出现了短缺，产业家就会被推入为了相对剩余价值而相互竞争的斗争。工资倾向于超过劳动力的价值。强有力的技术调整成了一种必要。我们目睹了“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张”。这需要越来越多的借贷资本，并越来越牢固地使得产业为货币资本服务。但是企业利润只是未来收益的其中一种形式：为了吸引借贷资本，为了得到资金，产业家必须与土地投机商、交易所经纪人、政府债务的经营者等等相互竞争。“依靠货币信用进行操作的冒险家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35（《资本论》第3卷，第488页）

(4)投机狂热

基于信用的扩张导致了价格上涨，原因无非在于流通手段的总量现在远远凌驾于社会的劳动产品之上。不仅如此，失业也几乎消失了，而且工资率开始飙升马克思评论说，劳动条件在危机前夕总是处于最佳水平。对工资品的有效需求依然强劲，但较高的工资现在逐渐减缓了资本积累，同时利率的上升也削减了企业利润。产业家陷入了“利润缩减”，拼命想办法在困境中为自己创造一条出路。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信用体系的辅助和怂恿，因为信用体系到此为止一直在助长生产和实现。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必要的代价就是创造数量庞大的虚拟资本，为“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36腾出地盘。

在这种投机狂热背后，均衡明显受到了深度干扰。部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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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暴跌

危机的开端通常是由一次触目惊心的破产来触发的—这次破产动摇了对虚拟的资本形式的信心。由此引发的恐慌立刻把人们的注意力聚集到了诸多信用货币的品质上面。向“天主教”式的货币基础的回归以复仇的姿态开始了。一旦生产者和商人竭力要偿还自己的债务，那么种类合适的货币—即受到货币商品紧密约束的货币—就会马上出现慢性而长期的短缺。利率爬升到了“高利贷极限程度”37（《资本论》第3卷，第360页)。先前延伸开来的支付链被破坏了，资本流通也暂时散落为千百个不相连的碎片。乍一看，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因为问题仅仅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38（第490页)。对流动性的需求会迅速上升：

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39(《资本论》第1卷，第138页)

商品资本的流通所受的干扰使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变成了唯一安全的财富形式。为了寻求建立价值的现实基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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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生产与分配之间、流通中的信用货币的数量与实际的价值产出之间的比例失调都在增长。资本的价值构成在迅速上升。劳动力并没有让资本积累得以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来持续扩大，实际的剥削率也在下降。只有虚拟资本的积累可以粉饰这些裂痕。投机泡沫的爆裂只是时间问题。

形式的资本被毁灭了：

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40（《资本论》第3卷，第483页）

大群劳动者失去了工作岗位，工资率陡然下坠，收益的流通也遭受了慢性而长期的干扰这是对资本流通的破碎做出的反应。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破灭了，价格也崩溃了。“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41（《资本论》第3卷，第516页）

资本和劳动者的价值丧失都在飞速进展。资本家企图通过相互吞并来活命。劳动者同样被献到了祭坛上这座祭坛就是资本主义背后的不合理性。危机对经济体系进行了不合理的合理化，凶狠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景观中一路碾了过去。

1. 关于货币管理的政治

对积累周期的这种“拆卸”式的叙述揭示出了一些以紧密交织的方式彼此联结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存在于就业与资本积累之间，技术变革、再投资率与竞争状况之间，不同部类的生产与实现之间，资本流通与收益流通之间，生息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产业资本家与金融家的相对权力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与作为社会劳动的尺度的货币之间，最后是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表达的商品之间。①我的意图是说明资本主义的诸多矛盾会如何在动态的序列中相互联动、相互累积，并由此产生积累的初始激增和最终结局：资本和劳动双方的残酷的价值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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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本积累的实际历史进程是一桩远远更为复杂的事务。首先，它会被形形色色看似不相干的情况所影响这些情况包括战争、革命、歉收、干旱等等。其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本身的结构有无数微妙之处。工人阶级的组织水平可以在危机的进程中实质性地改变工资率的调整方式以及技术变革的步伐和方向。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一体化改变了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而资本的过度集中或过度分散也可能会为积累过程注入特别的转折。这类复杂情况使每个周期都变得独一无二。马克思显然试图抽离这些巧合的特征，我们在这一点上也将追随他。

然而，有一个问题值得专门加以考察。那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积累周期的作用。倘若不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完整的分析，就很难讨论这个问题。②但在这里只要粗略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国家机器的某些方面—比如中央银行——必定要处于民主的控制之外。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尽管是以非常笼统的方式—资本的价值丧失在哪些情况下才得以在通货膨胀中转化为货币的毁灭。

要调节社会中的货币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某种普遍接受的货币商品—比如黄金—来约束它。这样做的劣势在于，社会劳动的价值会被生产黄金的具体劳动条件所约束。倘若后者有了变化，社会劳动在价格上的一般表达也就会变化。马克思并没有为这个问题花过多的工夫。他认为，黄金的供给即使偶尔会激增（例如在1849年的“淘金热”之后），也只会产生暂时的冲击，然后就会被价格的调整所吸收（《资本论》第1卷，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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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莱茨基（1971）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商业循环的早期作品大量利用了马克思，却得出了与凯恩斯相近的结论。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总过程的动态建立模型这个大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被重新提出来了；自那以来，它在有数学爱好的学者那里就一直是兴趣的焦点。见谢尔曼(Sherman)(1967)、魏斯科普夫(Weisskopf)(1978)和森岛（1973)，后者的研究是高度数学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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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货币和金融的问题是如何整合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当中的？在这方面最好的研究之一来自德布伦霍夫（1978）。

一旦把铸币、代币、纸币和信用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手段引进来，国家就卷入了对货币的调节。国家发现自己被拖进了关于货币管理的政治活动，甚至可能要采取某种积极主动的立场，不论自己是否愿意。①例如到了18世纪，参与资本主义商业的主要国家都会有意识地推行使各自的通货贬值和升值的战略，因为它们要无休止地谋求商业的和政治的优势。重商主义学说反映了这些实践。羽翼丰满的信用体系的兴起和以法律为后盾的虚拟资本形式的创造都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尤为深远的问题。

正如我们在第9章看到的那样，保卫高品质货币的任务最终被移交给了某种中央银行。因为中央银行有权力设定其他货币兑换为自己的货币所需的条件，所以它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调节市场利率(《资本论》第3卷，第542页)。它无法任意行动。它所受的制约包括它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黄金储备和在世界舞台上与某种超国家的货币的其他联系。我们还必须提到马克思的一条规则：“中央银行的权力只是在私人贴现业者’的权力终止的地方才开始。”4这意味着当中央银行要回应货币市场的压力时，这些压力只能源自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体系中心。不过，它做出回应的方式也很重要，因为中央银行所做的决定（或通过立法硬塞给它的决定）对于循环振荡的减弱或加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过度积累的时期，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加剧价值丧失。危机一开始往往表现为货币危机，而这正是由顽固不化、刚愎自用的中央银行强加给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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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布伦霍夫（1978，1979）给出了一些背景，维拉尔（Vilar)(1976）则构造了一份让人着迷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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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央银行用金本位来紧密约束自己的货币时，它是几乎没有丝毫回旋余地的。一旦所有资本家都想在高品质货币中寻求庇护，有限的黄金储备就会迫使中央银行把利率提升到“高利贷极限程度”。当其他货币向黄金的可兑换性被永久（而非暂时）中止之后，中央银行货币的数量和这种货币的利率就可以变成政策工具了。中央银行的“技艺”就是用这些政策工具来尝试使资本积累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进程保持稳定。同时，中央银行的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分隔也在形式上产生了持续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更加详细地讨论这种可能性。

1. 通货膨胀：价值丧失的一种形式

通货膨胀的阶段和事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大量存在。任何对这些现象的全面解释都必须内嵌于一种完整的关于价格决定方式的理论。显然，价格有可能由于一大堆不同的原因而上升或下降。①我们如果撇开任何经济体系都会承受的各种随机的冲击收成不佳、战争和关于战争的流言等等，也撇开市场价格的无休止振荡—这些振荡是同需求与供给在市场中的均衡相伴随的，就可以识别出诸多力量，它们影响了各种商品根本性的生产价格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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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对图克（Tooke）关于价格变动所做的开创性研究抱有令人惊讶的尊重这个主题从此就一直是资产阶级经济史的焦点。

为了获取相对剩余价值而相互竞争的斗争应该会提高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和价值生产率，从而使商品变得廉价(《资本论》第1卷，第319—320页)。若能在更加肥沃的土地上扩大生产，为原材料开辟新的来源，找到更加廉价、更有可塑性的劳动力，以及减少流通成本（特别是交通成本)，加起来就是一整套倾向于迫使价格下跌的力量。与这些力量相对，我们又必须列举出与自然资源枯竭相联系的成本的上升、交通拥堵和生产用具的其他瓶颈、劳工的阶级斗争、不断增强的垄断等等。价格的变动归根到底是由这些力量的平衡所决定的—这些力量具有难以置信悬殊的差别和特殊性。

然而，我们在这里考察的情况是一种更为简单的逻辑。 ①马克思对积累周期的研究表明，价格在停滞的阶段被压低了，随后会逐渐上涨，并在兴旺的时期加速攀升。在暴跌时向货币基础的回归则会迫使价格发生崩溃。倘若构造一种更加灵活的货币基础，不是用货币商品来约束它，而是让不可兑换的、以国家为后盾的货币在危机期间得以印刷，那么价格在这种时候的下降多半就可以得到制止。

这样一种政策与它的对立面—允许商品的价值跌入绝境，以便使高品质货币保持完好相比，表面上仿佛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但它违背了马克思的规则，即价值的实现无法通过单纯增加货币的供给来完成（见第3章）。它还意味着货币必须抛弃作为社会劳动价值尺度的作用。进一步讲，倘若有一种观点以为资本主义严重的危机倾向——我们在第7章概述了这些倾向—出于某种原因可以被这样一种政策所驯服，那就显得有些荒唐了。可能发生的事情至多是危机所采取的形式改变了。让我们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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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令人惊讶的是，明确的马克思主义通货膨胀理论在基础上令人惊讶地薄弱。哈维（1977)和罗索恩（1980)是基本的阅读材料，雅各比（Jacobi)等(1975)则评论了关于这个主题的诸多马克思主义思路所带有的一些问题。谢尔曼(Sherman)(1976)、斯威齐与马格多夫（Magdoff)(1972)、德布伦霍夫（1979）、法恩（1979a)、马提克（Mattick)(1980)和曼德尔（Mandel)(1978)都试图从相当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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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回想一下过度积累的理论告诉了我们什么。与使用资本的机会相比，过多的资本被生产出来了，因为个别资本家——驱动他们的是竞争和通过剥削劳动力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的企图——所采取的技术会驱使经济远离平衡的增长路线。这种不均衡还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就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社会中的潜力而言，生产价格它们是通过利润率的平均化来形成的会给出错误的价格信号。此外，由于虚拟资本在实际的积累之前就被创造出来了，所以这种根本性的不均衡有遭到掩盖的倾向。

虚拟资本和投资于虚拟资本的生息资本在危机的进程中很有可能被毁灭，而价值丧失对如下流通过程之内的任何一个状态中的资本都可以造成冲击：

$$
M - C \left( \begin{array} { c } { { L P } } \\ { { M P } } \end{array} \right) \ldots P \ldots C ^ { \prime } - M ^ { \prime } ( \ f ^ { \Sigma E } \ \pmb { \Sigma } \pmb { \Sigma } ^ { \Sigma E } \ )
$$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中央银行货币的扩大与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来看，倘若从商品或所有权证书（虚拟资本）向货币的转变——这里的价格要让平均利润率得以实现—越来越困难，过度积累的第一个征兆就出现了。C-M这个过渡始终是困难的，因为它所涉及的运动是从一种特定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或所有权证书）到社会权力最一般的存在形式的运动后者就是货币。阻碍这个过渡的似乎是有效需求的缺乏或可支配货币的短缺—这两者是一回事。个别资本家和其他金融主体（私人银行）可以通过提供信用来绕过这个困难。资本家收取的是与尚未卖出的商品等价的货币（还包括附带的平均利润率)。级别较低的信用货币的数量会迅速扩大。于是，中央银行会受到一种压力，即扩大高品质货币的供给。倘若中央银行满足了这个要求，总的流动性看上去仿佛就可以得到保持，同时价值在交换中的实现所面临的一切障碍仿佛也都被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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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央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以有诸多使用方式。它可以滋养虚拟资本的流通，从而使投机狂热高涨。它也可以转变为对商品的有效需求（而不是对所有权证书的有效需求)。凯恩斯坚持认为，后者对经济的稳定而言比前者更加重要；他试图通过特定的财政政策（而非纯粹的货币政策）来引导有效需求，以此来促进稳定，而不是加深不均衡的倾向。以下是这个观点的一个简化版本。在萧条的时期，国家可以实行预算赤字——这种赤字可以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借债来偿付——由此创造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尽管有效需求的提高解决了交换领域中的实现问题，但对可贷资金的需求的增加—它的供给并没有任何相应的增加会迫使利率升高，可能还会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这会对工业和商业的经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虽然对银行资本明显没有影响)，还会强行推动价值丧失，而国家的政策最初正是为了避免这种价值丧失而设计的。然后，有一种强大的压力要求增加高品质货币的供给，以便使利率回落。中央银行如果采取了这样一种行动，就可以有助于避免商品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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