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资本 的 限 度

值丧失。①

不幸的是，这样一种战略同时还促进了虚拟资本的实现。例如，倘若土地的所有权证书引来了大量投机活动，对住房不断扩大的有效需求就会使这种投机保持旺盛的生机，同时也会增加对砖头、木材等商品的需求。对虚拟资本的这种支持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用自己的虚拟资本（以国家为后盾的货币存量的增加）代替了大量由私人持有的、散布在信用体系中的虚拟资本。这件事情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由此创造出来的虚拟价值是否能在资本流通的后续阶段中得到实现。

既然C-M这个环节得到了成功的，尽管还是成问题的解决，负担就转移到了货币身上：倘若它不能在“正常的”期限内重新投入流通，它本身就会遭受价值丧失。这些货币有三种可能的用途。

1. 再投资到生产当中的货币必须跨越一条分界线：

$$
M - C \left( { \cal L P } _ { M P } \right)
$$

M的增加会提高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并扫除两者供给的任何剩余。这会给价格带来上行压力；在危机的语境下，这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下跌决不会像原本应该下跌的那样多。“技术的不景气”也绝不会像正常情况下那样剧烈，而且生产者甚至有可能受到一种压力：继续进行技术调整，并使调整的模式更加符合扩张阶段而非收缩阶段的特征。例如，工资的下跌可能不足以刺激人们回到劳动密集型的业务。资本的价值构成在这些状况下不太可能回到均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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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里斯（1979）指出，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都接受了同一种根本性的货币理论，它本质上是一种货币数量理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始终包含一种强烈的货币主义视角，因为中央银行必须起到恰当的作用，否则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就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把货币主义者与凯恩斯主义者划分开来的是在规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标时，国家可以获得何种程度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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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的投资对象可以是占有，即购买未来收益的所有权证书（土地、股票、政府债务等等）。国家所创造的虚拟价值最终只会增大经济体中由私人持有的虚拟资本的数量。于是，这些虚拟资本如何通过生产来实现的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了。

3.资产阶级可以将一部分额外的货币挪用到自己的消费当中。这会增加对奢侈品的需求，因而又会抬高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需求。

因此，国家额外投入流通的货币必须在某个时刻通过生产来实现。这确认了马克思在研究剩余价值的流通时得出的一项根本性的发现（《资本论》第2卷，第17章；参见前面第95—96页)：交换领域中的实现最终是以生产领域中的进一步的实现为前提的。

我们现在看到了马克思的基本论点：过度积累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就生产中的技术搭配而言（包括资本的集中程度、垂直整合等等)，它的建立所经历的过程确保了它与进一步的平衡积累是不一致的。在交换领域中创造额外的货币不会给这些过程带来任何改变。印刷货币也无法纠正这个问题。价格信号的扭曲实际上使不均衡变得更糟了。不景气的力量若能充分发挥，就可以促使体系回到一种按照资本的价值构成来衡量的均衡位置，但这种力量被抑制了。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得到了鼓励，但它们会破坏体系的稳定。过度积累的趋势很可能会增强，而不是受到制约。

面对过度积累的迅速发展和虚拟资本数量的螺旋上升，倘若个别资本家和其他的私人主体继续在相互之间提供信用，继续把由中央银行印刷的货币作为后盾，那么信用体系疯狂的方面可能就要横行霸道了。以国家为后盾的货币原本要为社会必要劳动充当一种坚固的尺度，现在却脱掉了任何这样的伪装。既然货币几乎无法对资本家实行规训，那么除了竞争之外，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任意提升价格了。他们在交换中实现了利润，尽管实际的剩余价值生产正在衰减。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不堪一击的。普遍化的通货膨胀出现了，不均衡的根本倾向也变得更糟了除非有起反作用的力量登场（比如中央银行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或中央银行对恢复货币纪律必要性的自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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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结果是：商品的价值丧失可能会在通货膨胀中转变为货币的价值丧失。我们必须重申，这并不是通货膨胀唯一可能的存在形式，而且任何强烈的通货膨胀作为实际历史的一段插曲都可能是诸多不同力量的产物。我们对这里考察的这种通货膨胀进行了一种非常具体的解释。

从价值丧失到通货膨胀的转化同时也意味着与过度积累相伴随的价值丧失过程的集中化和社会化。我们应该注意到，价值丧失最初只是私人的事务（个别公司破产了；特定的商品一直卖不出去)，最后却具有社会性的影响（失业、收益流通的减少等等）。通货膨胀最初是一桩社会性的事务，却具有私人的、特殊的后果。因此，从价值丧失到通货膨胀的转化具有某些技术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值得加以探讨。

第一，价值丧失的社会化会减轻特殊事件对积累循环的基本节奏的影响。个别公司的破产原本可能会带来损失可以得到避免或吸收（例如通过政府的“救助”），由此产生的成本分散到了整个社会头上。这类事件使整个体系轰然倒塌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第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价值的不断丧失”（见第7章）可以转变成一种“温和的”、不断的通货膨胀；一些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有助于维持平衡的增长—价格结构的转变会为有计划的淘汰和新的投资给出信号。第三，积累过程中微小的振荡可以得到控制，有时甚至可以受到操纵，并为短期的政治目的服务（后一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政治性的商业循环”，即在选举前夕使用货币政策来制造经济中的虚假兴旺）。①然而，虽然在危机的短暂痉挛中，价值丧失的温和发作有时也会造成极其凶狠的打击，但这些发作的代价可能会变成通货膨胀在若干年间的温和涌动，从而得到减轻和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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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丧失在通货膨胀中的社会化还把过度积累的影响即刻分散到了全体社会阶级当中。但对这些影响的感受绝不是相等的。分配的后果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例如马克思指出，金和银在16、17世纪的贬值“贬低了”与资本家相对的“工人阶级”和土地所有者，从而有助于货币权力在资本家手中的积聚43（《大纲》，第805页）。“在同生产过剩和投机过度同时发生的价格猛涨期间”，“非生产阶级和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的收入倾向于“保持不变”，而这会使他们在这些时期的购买力“相对下降”44（《资本论》第3卷，第491页）。依靠固定收入的人在价格紧缩的时期—这是由于向货币基础的回归而发生的很可能会获利，但在价值丧失转化为持久的通货膨胀时则会受损。

通货膨胀还倾向于将储蓄者的货币权力再分配给债务人，因为后者是用贬值的通货来清偿债务的。然而，这种现象是否会发生取决于利率；当通货膨胀率高于名义利率时，按实值计算的利率就是负的。负的实际利率表示货币储蓄遭受了全面的价值丧失。倘若名义利率是随着货币资源的变化而变化的，大资产阶级的储蓄就有可能在通货膨胀的铁蹄下得到维护，工人阶级的储蓄则有可能丧失价值（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508 页)。

第10章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① 就政治对商业循环的操纵而言，最早看出这种可能性的大概是卡莱茨基(1971)。博迪(Boddy)与克罗蒂(Crotty)(1975)在“利润缩减”理论的语境下—我们在前面第52一54页拒斥了这种理论讨论了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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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价值丧失向持久通货膨胀的转化让资本家得以实现一个心仪已久的目标。马克思评论说：“资本家阶级……永远不会反对工联，因为资本家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可以像他们现在不过偶尔……所实际做的那样，利用工资的每一次提高而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提高商品价格，从而把更大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45（《资本论》第2卷，第340页）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货币商品的严格纪律就必须让位于一种更加宽松、更加灵活的做法：由国家创造不可兑换的纸币。倘若国家能处理好有效需求的问题，并同步扩大货币的供给，那么个别资本家即使面临剩余价值生产的衰落，也可以简单地通过调整自己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来使利润率保持稳定。市场中唯一的短期限制是与价格相关的竞争。由于垄断、寡占和“领头定价”（priceleadership）这些行为的发展，与价格相关的竞争也会减弱。出于这个原因，通货膨胀在“垄断资本主义”当中经常被归咎于公司的行为。这些行为具有重要的辅助性影响，但我们在这里考察的这种通货膨胀具有远远更为深厚的根基：即从商品的价值丧失到货币的价值丧失的总体转化。

阶级斗争在通货膨胀中会有戏剧性的变化。对工资的削减很难直接实施，而且一般会引发工人阶级非常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回应。在普遍化的通货膨胀中，雇主可能会做出让步，使名义上的货币工资得到增加，由此减轻工人直接反抗的强度。至于实际工资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完全取决于通货膨胀率，而且个别资本家可以宣称这不是他们个人的责任。于是，劳动力的价值丧失就在通货膨胀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战略只要成功了，就会让资本家得以通过减少实际工资来达到更高的剥削率，由此与过度积累的问题相抗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描述的调整工资的机制(见第6章)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资本家甚至也许有可能借助通货膨胀来管理对工资的调整，而不用求助于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这条曲线描绘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的意义是它仿佛为政策制定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目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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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名义工资相关的斗争逐渐转变成了与实际工资相关的斗争。于是，工人发现自己在两线作战。他们在工资契约中谋求严格的关于生活成本的条款，以便防止价值丧失的代价在通货膨胀中落到自己身上。我们从中可以推出一种关于工资推动通货膨胀的理论，它把价格的上升归咎于贪婪的工会。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理论语境下，这种理论只在一种意义上是正确的：由于工人的阻碍，通货膨胀无法使劳动力遭受惨重的价值丧失，因而过度积累无法得到纠正。但是工人也必须面对一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最初正是它们让价值丧失得以转化为通货膨胀的。阶级斗争的焦点可能会从资本与劳动的直接对抗转变为工人与国家的对抗。后者由此就成了资本家阶级利益的保护伞。在资产阶级宣传机构的帮助下这种帮助并不那么含蓄—通货膨胀甚至可能看起来仿佛起源于没有效率、没有成效的政府，起源于错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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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菲利普斯曲线指的是一种经验性的观察结果：工资率的增加与失业的水平之间至少在数年中存在一种反向关系。这一点随后被变本加厉地当作一条普遍的理论命题，即失业的水平与通货膨胀之间有一种权衡。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失业和通货膨胀一同增加—使这整个论述遭到了质疑（见法恩，19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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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直接的起因而言，这种责难是正确的。它所忽视的是阶级关系的根本结构，因为最初正是这种结构产生了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危机。

从资本的立场来看，从价值丧失到通货膨胀的转变似乎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它可以缓解直接与工资相关的冲突形式所带来的压力，甚至可以减小使工资率达到均衡所需的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它还把价值丧失的代价在所有阶级中社会化了，而国家所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这种社会化提供了盾牌。另一方面，它促进了以夺取国家权力为导向的阶级联盟的形成。通货膨胀平息了冲突，因为它扩展了冲突，并把冲突重新聚焦到了国家头上。

但是通货膨胀无法纠正过度积累的趋势。如果说它做了什么事情，那就是减轻并推迟了过度积累的影响，从而加深了问题。国家的政策让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得以不断累积，直到它具有了猛烈爆发的可能性。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了非生产性的虚拟资本的重负，中央银行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也逐渐削弱了(这会造成本国的通货相对于世界货币的价值丧失)，价格结构也变得极其不稳定，从而丧失了它们作为协调的力量所应有的连贯性。最重要的是，对生产的合理化这是过度积累的唯一解决方案无法得到恰当的发动。简言之，即使价值丧失在通货膨胀中社会化了，过度积累的问题也不会飘然离去。

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观察人们为通货膨胀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它们全都要求国家的参与方式做出某种基本的改变这种观察十分有趣。

第一，国家可以为经济体重新建构一种严格的货币基础。这种货币基础虽然未必要由一种货币商品来约束，但是确实意味着货币政策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会迫使利率上升），意味着政府对有效需求的刺激会减少，还意味着让原始的市场力量得以发动起来，而这些力量会使商品和劳动力丧失价值。国家可以按照传统来推行一场萧条，它的作用是转换生产用具的结构、消除过剩的虚拟资本、规训劳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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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可以对工资和价格实行控制，或者试图通过某种收入政策、通过与劳工的“社会契约”（这通常相当于使劳动力遭受某种经过谈判的价值丧失)，以及通过面向产业的投资战略来给通货膨胀降温。这类干预必须与货币的和财政的约束相伴随，否则就没有机会见效。货币主义者认为，这类政策仅仅扭曲了价格信号，由此摧毁了恢复资本积累所需的任何恰当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意这个判断；唯一的例外是一种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况：国家所实行的价格结构、所设立的投资战略能使资本的价值构成保持稳定。这种情况会导致资本和劳动力通过国家的政策这个代理人来遭受一种有阶段、有组织的价值丧失。

第三，国家可以与资本勾结，尝试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并指望由此压低价格、抵消剧烈的通货膨胀。有人认为，通货膨胀的根基在于未能提高生产率。我们在这里采用的理论则指出，最初引发过度积累的正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语境下不受控制的、不平衡的发展。通货膨胀既然是从价值丧失转化而来的，就无法通过一种不分轩轻地提高生产率的计划来纠正。国家可以尝试改变技术搭配（迫使企业合并、为某些部门提供特殊的税收鼓励、由国家对研究和开发进行资助等等)。但它若要纠正过度积累的问题，就无可避免地要把价值丧失的代价强加到资本和劳动的某些部分身上。由于这类纠正要求国家对生产用具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所以它们尽管可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而言也很难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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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预兆。

虽然商品（包括劳动力）的价值丧失在短期内确实可以借助通货膨胀来避免，但是同样真实的情况是：倘若商品没有丧失价值，通货膨胀的问题就无法得到纠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为了回应过度积累，资本可以使货币或商品（或两者的某种混合）丧失价值。但只有商品的价值丧失—包括劳动力的价值丧失—才能强行推动一种结构转换，让资本积累得以恢复平衡。

由于在资本主义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关系的约束，现存的各种经济选择是极为局限、令人丧气的；也许没有什么现象可以更好地证明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不合理性了。一个更为重大、更为广阔的选择是：要么维护这些阶级关系，要么消灭它们，从而一并消灭由它们产生的矛盾。

1. 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本章有两种金融资本的概念在运作。第一种是关于生息资本的流通过程的概念；第二种是关于资产阶级内部一个制度化的权力集团的概念。两种概念本身都不是完全充分的。我们现在必须争取把它们合在一起。

从表面现象来看，有组织的金融权力令人印象深刻，看似高深莫测，而且使人畏惧。金融体系被笼罩在神秘中，而神秘是从十足的复杂性中诞生的。它涵盖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央银行、遥远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互联动的各种金融市场所构成的复杂整体（其中有股票交易所、商品期货市场、地产抵押市场等等）、代理人（经纪人、银行家、贴现业者等等）和机构（退休基金和保险基金、商人银行、信用合作社、储蓄银行等等）。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连串强大得难以置信的私人银行美国银行（Bank ofAmerica）、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France's Credit Agricole）、英国的巴克莱银行（Barclays)]。银行家及其同伙在巴塞尔、苏黎世、伦敦、纽约和东京来回穿梭。明显会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决定是在国际会议上做出的；这表明世界的银行家实际上不仅控制了个人的生活（包括资本家和工人的生活），而且控制了哪怕是最大的公司和最强有力的政府。国家的一个方面中央银行—由于致力于保护货币的运行，所以甚至一向都逃脱了民主的控制；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时，上述形象就获得了更高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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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权力的十足分量面前这种权力既存在于这些机构当中，也存在于运营这些机构的精英的老谋深算当中普通公民倘若堕入一种彻底畏惧的状态，那也是可以原谅的。金融体系是神秘的，通过这个代理人来运行的力量是强大的谜团就这样产生了。这个谜团为阴谋论提供了便利的温床—对世界分而治之的阴谋、为全球性的统治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如著名的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由包含多家银行的强大的阴谋集团所执行的计划、巨型公司及其政治代表等等。

科学的任务正是使这一切不再神秘，是把穿流在金融体系的血脉中的无可辩驳的逻辑揭示出来，是揭露这种控制力量背后的内在的脆弱，尽管它在表面上仿佛拥有彻底的霸权。若要恰当地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巧妙地将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融合起来。

正统的经验研究一般会陷入僵局，会败给一些看似无法解决的谜题。例如，倘若一名头脑中充满阴谋的精英拥有极大的权力，众多可以对资本积累进行微调的精致工具对于他都触手可及，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周期性的一头栽进危机的滑行？或者换一条思路：既然金融家公然卷入了唯利是图的、过度的占有，还卷入了疯狂的投机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寄生行为，而这只会促使社会坠入突发的混乱和无序，那么他们如何又能在有秩序的积累过程中推动这种过程是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使它运行起来的则是整个阶级的共有资本同时表现为头脑清醒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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