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只要把金融资本看作生息资本的一种充满矛盾的流动——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概念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总体看法，即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件东西—就会有助于穿透这些僵局，解开这些谜题。它会帮助我们理解当“金融资本”被视为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权力集团时所产生的不稳定格局，或者说—这两种说法是一回事—它会帮助我们理解研究者最初在为“金融资本”寻求一个前后一致的界定时所经历的困难。它还将进一步说明第5章首次谈到的一个话题：资本主义的组织转型的动态。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究这些问题。

(1）作为金融家和货币资本家“阶级”的金融资本

控制货币流动的人—货币在生产面前是外在的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了战略性的地位。若要把这种战略性的地位转变成一种现实的权力基础，首先就需要把货币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集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发生。第一，少数富裕得不同寻常的个人或家庭可以将社会中的大量货币权力积累到自己手中。第二，少数强大的机构可以控制分散在无数个人手中的货币权力，因为单个的人是缺乏力量的。当少数富裕的家庭比如梅隆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拥有大多数货币财富、并强有力地参与到对其余的人的控制当中时，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一就在生息资本流通的战略中心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为金融资本给出了第一个初步的界定。①

资本的限度

317

492

然而，这种权力需要恰当地执行协调的职能，而这与它在战略中心的过度集中是不一致的。金融部门内部必须保持竞争，否则对利率的调整就没有办法回应资本积累，货币资本也无法自由流动，无法避免垄断行为一般会引起的偏差。然而，金融部门内部的竞争有诸多形式。有时它表现为金融帝国之间的激烈的争斗；有时它是从一些社会机制中产生的，这些机制在资产阶级内部维持了货币权力的广泛分散；在另一些情况下，它是由法律的规定所保证的，这些规定包括将某些机构限制在某些种类的活动（例如住房金融）之外，为经营的地理范围划定界线（例如，美国对跨州的银行分行进行了限制），甚至就特殊种类的金融机构可以持有的资产组合而言，法律还规定了管理这种资产组合所需的基本条件（退休基金和保险基金通常是在这些约束下经营的)。至于货币权力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体系中实际上存在于何处，则往往有一定的含混。例如，当今的许多货币财富是以退休基金的形式积聚起来的，而这引起了一场不太有趣的关于“退休基金的社会主义”的辩论（这种观点认为，多数民众凭借退休金的储蓄而在社会中拥有了较大比例的虚拟资本)，还引起了一场现实的、非常激烈的争斗，这场争斗的目的是控制由退休基金代表的货币权力。同样，大量货币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未必意味着这些少数人会主动控制这些货币的使用。他们也许会试图把自己的财富分散到各种各样的机构当中—这些机构的经营是与他们相

318

第10章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① 列宁在某个地方怀疑这个界定是否充分[见丘奇沃德(Churchward)，1959]。这个初步的界定也为菲奇（Fitch）与奥本海默（Openheimer）（1970）的视角提供了基础。

493

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彻底的碎片化和分散化也是有害的。纸币的品质最好由拥有垄断权力的中央银行来保证。倘若未能把货币权力集中起来，这就同样充当了一道障碍，阻碍了从货币向资本的转变和后续的资本积累因为积累依赖于资本集中。资本主义可以按照公司和集团的形式来进行迅速的重组—我们在第5章看到，这些步骤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是必要的但若不能同时改变把货币权力集中起来的能力，这种重组就无法发生。

因此，集中与分散的张力在金融权力集团内部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明显（见第5章）。这一点可以通过诸多方式来证明。例如，它有助于解释美国为什么展现出了高度分散的、看似混乱的金融体系（使这个体系保持运行的是花样百出的、零敲碎打的立法，制定这种立法的资产阶级一直间歇性地试图抵抗过度集中的威胁)，同时美国的特色又是货币财富在少数家庭中的极度积聚，而这些家庭是借助少数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来经营的。①它还有助于解释银行为什么在某些舞台上要相互竞争，同时在另一些舞台上又要形成联盟和财团，时常还要形成阴谋集团，以便把充分积聚的货币权力汇集起来，并在为资本积累提供资金时就一些大规模的、长期的方面做出应对。制度结构和金融实践的改组处于无休止的变动中，从而制造了大量困惑。这些困惑和矛盾如果被看作生息资本的流通本身中根本张力的物质表达，就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它们不过是一种根本性的要求所具有的表面现象，这种要求就是在金融体系内

资本的限度

319

独立的以便规避风险。

494

① 多姆霍夫（Domhoff)(1978）和蔡特林（Zeitlin)(1974）关于这一点提供了详细的信息。

部使集中与分散达到平衡。

(2）作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统一体的金融资本

由希法亭提出的、大体上为列宁所接受的金融资本的概念关系到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统一。这种统一是选择性的，因为只有在大银行和庞大的产业企业所构成的基础上才能把金融资本限定为一个独特的权力集团。出于这个原因，金融资本的概念特别是在列宁手中—在一定的时候会与一般的垄断资本主义概念不知不觉地、不分轩轻地合并起来。

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统一肯定是一种充满压力的统一，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很明显，倘若脱离了对银行服务的广泛使用，大公司当然就无法开展自己的业务，而银行当然也极度渴求掌控大公司所产生的巨大的货币流量。在这个意义上，大规模的银行资本与公司资本对于彼此都是必要的；它们存在于相互共生的关系当中。假如这就是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统一体的全部含义，那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希法亭和列宁都指出了更多的东西：他们断定这种统一是一种初步的统一，它统治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并把世界瓜分为多个区域，使它们屈服于少数大银行和大公司的共同权力。

把金融资本作为一种流动来分析可以揭示出金融运作与生产剩余价值的经营之间的根本性统一和对抗。资本积累的循环表明—假定国家没有进行主动的干预—权力的平衡在循环的进程中会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之间变换。不断变换的平衡反映了商品与价值的货币表达在积累过程中的相对分量。在早期的上行阶段，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产业资本，因为要紧的是商品。在后来的繁荣阶段，相互统一的产业利益与金融利益推动了基于信用的商品价值的扩张。在危机时，货币就是

第10章一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495

资 本 的 限 度

一切，银行仿佛将产业资本家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因为过剩的商品无法转变为货币。但是银行本身也有可能倒闭，因为对高品质货币的需求（对黄金或中央银行货币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供给。在危机深重时，谁掌握了终极的货币，谁就拥有权力。

或然的事件和外部的干预—特别是政府的干预—会大大改变资本积累的循环。但就资本的商品形式与货币形式的统一和对抗而言，各种模式的变换并没有被消除。它们不过是转化成了新的格局。它们会继续为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权力关系变换提供基础。换句话说，组织安排、制度安排连同经济主体的实践都必须被看作积累过程的产物，这种过程只可能通过一种方式来前进，即货币与商品在资本“运动中的价值”—这个统一体内部无休止的对立。把金融资本看作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统一在原则上是不容反对的，不过这种统一应该被看作一种内化了张力、对抗和矛盾的统一。

这留下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矛盾是哪些特定的方式被内化到特殊的组织结构当中的？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个大规模的集团公司。许多金融运作都被内化到了公司当中，看上去还与生产相互统一，变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表面上的统一是欺骗性的。大公司被迫要把竞争的机制加以内化，否则就无法存活（见第5章)；同样，它们也被迫要维持金融与生产的分离。这为公司内部的冲突开辟了前景这种冲突直接回过头来关系到资本的货币形式与商品形式的对抗。然而，控制权的一体化为公司在危机期间的存活或在繁荣时期的扩张提供了别样的战略。金融诡计—收购、合并、资产拆卖（asset-stripping）等等—与在生产性经营中的投入同样重要。因此，公司之间为了存活而进行的斗争具备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但是根本问题不会因此而改变。倘若所有公司都企图通过纯粹的金融诡计来存活，却没有加强生产或对生产进行结构转换，那么资本主义就时日无多了。斗争的表现形式改变了，就像制度框架和组织框架也改变了一样，但是背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320

496

我们必须从一个有些类似的角度来看待一场略显尖刻的辩论：是银行控制了公司，还是公司控制了银行。①控制权实际上是如何建构的？这一点绝不是显而易见的。形式上的界定（例如一定百分比的股份）极少能把握无休止地变换的实践。由于资本积累的过程无一例外地产生出了多个阶段——有时商品是多余的、货币是短缺的，有时却相反所以我们必须预计到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权力关系会发生无休止的变换。从这个立场来看，若要在一种充满矛盾的过程面前建立组织上的统一，那么把公司的高层放进主要银行的董事会、并把银行的总裁任命为公司的董事似乎就是一种无效的尝试。

但在这里把问题丢下也是错误的。控制模式的变换—银行控制公司或公司控制银行还必须被看作一种不断的探索过程的一部分，这种过程的目标是一种可以在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面前加强它的存活能力的组织形式。市场价格的无休止振荡对于均衡价值的确立是根本性的；在恰好相同的意义上，若要在金融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建立均衡的关系，以便最好地适应于积累过程的每个特殊环节，那么控制权的平衡在银行家与公司之间的无休止振荡就是必不可少的。占据了战略中心的“阶级”这种战略中心结合了金融与生产

321

第10章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① 见菲奇（Fitch）与奥本海默（Openheimer)(1970）同斯威齐（1971）之间的交流。

497

在给定的情境中也许可以得到清晰的界定；但它肯定仍然是一种不稳定的格局，因为在它上面运行的是相互矛盾的压力和要求。①

因此，希法亭所提出的统一的金融资本概念必须被评判为一种过于单边、过于简化的概念，因为他并没有讨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一体化是以何种特定的方式把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加以内化的。他所能做的至多是从非常笼统的、不具体的角度来断定金融资本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仅仅有助于加剧这些矛盾。他未能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3)金融资本和国家

在中央银行的层次上，金融资本——无论怎样界定—是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直接整合起来的。但是国家一般会通过远远比这更为宽泛的一系列活动来影响生息资本的流通，并与这种流通相关联。国家规定了法律的和制度的框架，往往还设计了一些高度差异化的渠道，生息资本可以借此在不同的业务中流通—这些业务包括消费者债务、住房金融、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往往会规定利率的差异，或者对信用进行直接的配置，由此就可以沿着不同的渠道来调节生息资本的流动。货币财富和控制权集中与分散的程度同样对于国家活动是高度敏感的这些活动包括财政政策、再分配的税收政策和影响通货膨胀的货币战略。国家本身以国债的形式吸收了一部分生息资本的流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一定数量的虚拟资本(这些虚拟资本可能会随着借债的政府单位或机关的不同而出现进一步的差异例如，美国政府的债务在性质上不同于纽约市的债务)。中央银行及其所有与本国的货币量相关的权力则处于这个错综复杂的体系的中心。

资本的限度

498

①因此，我强烈赞同汤普森（1977，第247页）对金融资本给出的界定：“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一种相互接合（articulated）的联结”，其中银行资本是支配性的，但不是决定性的。

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完全卷入了生息资本的流通过程。我们不能以为国家的这个方面—这只是一个方面——在资本面前拥有哪怕是相对的自主，因为它必然是按照资本运动本身的形象来构造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的行政人员要管理生息资本的流通，他们的职能则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不论他们在政治上效忠于谁。由此，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与同样参与了生息资本流通的货币资本家、产业家和金融家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必然的统一。外在地看，国家的一个部门看上去仿佛直接变成了产业利益和金融利益的同谋。对金融资本的一种新的界定走上了前台：全部三种利益在这种界定中得到了统一。①

这种统一包含了一个矛盾，也包含了转化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信用体系会“引起国家的干涉”4，同时也会使资本社会化，并把对社会劳动的控制集中起来。社会化的资本这是由国家的调节和控制所带来的—是资本主义在成长时无可避免的产物。因此，信用体系构成了“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47（《资本论》第3卷，第438—441页）。

我们的注意力立刻聚集到了生息资本的总流通这个统一体内部的对抗上面。中央银行毕竟负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即规训行为不当的产业家和银行家，并对他们进行惩罚，因为他们处在一场积累资本并争夺积累的利益的竞赛中，从而无可避免地会有过分的行为。国家机器必定要行使规训的权力，因而它与资本的其他所有派系之间经常会爆发公开的冲突，尤其是在危机期间。即使政治权力在一些国家明显落在了资产阶级手中，这种冲突也会存在。对资本加以调节和控制的能力尽管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有利的，却必然位于国家机器内部。于是，工人阶级的运动看起来仿佛也可以支配资本，只要它能获得对国家机器内部的战略中心的控制权。但是事情的反面随后立刻就变得明显了。由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资本本身的纯粹反映，所以就连社会主义的政府（正如许多人在付出代价之后发现的那样）也只能力求更加有效地管理生息资本充满矛盾的流动而已。诚然，对制度结构以及流动的方向和数量进行各种调整可以为工人带来利益。但这些再分配是有限度的：它们严格地受制于在生息资本的流通中同样处于主导地位的必要统一。国家若要脱离与资本同谋的立场，就只有彻底废除这种流通形式才行。若非如此，阶级斗争就会内化到国家当中，因为国家负有双重责任：一边服务于生息资本的流动，一边争取满足工人的需要。

第10章一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322

① 希法亭实际上倾向于把国家包含到他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当中，因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统一是在民族国家中完成的。这样一种表述会带来问题，因为国际金融就其组织形式而言有时是基于国家的，有时又是超国家的。金融与国家的联系显然具有非常复杂的本质见德布伦霍夫（1978）和霍洛韦（Holloway）与皮乔托(Picciotto)(1978)。

499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都决不能被看作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在统治性的权力集团内部一个不成问题的同伙。一些根本矛盾—生息资本的流通受困于这些矛盾——经常外化为国家（特别是中央银行）同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之间的对立。因此，国家的作用始终是神秘而矛盾的。就连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是由资产阶级运行的，也是为了资产阶级而运行的也无法回避这些矛盾。

这一切一旦投射到国际舞台上，就会变得更成问题。作为本国货币品质的守护者，中央银行要与其他中央银行发生关系，以便一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即使在这个体系牢固地植根于一种货币商品—比如黄金—时也是如此。因此，就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的资本积累的内在困境而言，中央银行予以回应的能力会实质性地被它的黄金储备和它在国际汇兑中的地位所影响。但是国家也获得了某些调节资本流动的权力—它可以通过保护关税、外汇控制和移民政策来调节商品形式的、货币形式的乃至可变形式的资本。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无法脱离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的竞争来讨论。

资本的限度

500

让希法亭和列宁感兴趣的当然是金融资本、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有什么联系。希法亭聚焦于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在国家权力的框架中所达到的统一—内在矛盾却消失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统一权力集团为了支配世界而相互斗争。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时也采用了希法亭的思路。但他还利用了霍布森，后者将金融运作看作一种独立的手段，可以用来控制世界上的政府。列宁写道：金融资本是“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48。这种现象要能发生，生息资本的流动就必须具备超国家的一面，必须凌驾于国家之间单纯的权力关系之上。政府是在自己的边界之外约定债务的，因而要服从一定的财政纪律和货币纪律，不论这种纪律是否由强有力的、国际性的银行家来推行比如19世纪的罗特席尔德银行(Rothschild’s）和巴林银行（Baring’s)，或者今天的由私人银行组成的财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超国家代理人]。国民经济的运转同样可能要服从国际性资本流动的规训，而货币资本的流动尤为重要。列宁断言：在金融资本的阶段中，通过货币资本的输出而非商品出口，资本的“密网可以说确实是布满了全世界”49。

第10章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324

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