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在这里，金融资本与国家的关系所具有的神秘性质变得无比清晰了。尽管国家机器构成了生息资本流通的战略控制中心的内核，但这种流通同时又是自由的，从而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规训单独的民族国家。国家在与资本流通的关系中既是受到控制的一方，又是进行控制的一方。①至于哪种力量具有支配地位，那取决于形势。但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不均衡必须被看作在一个变动的均衡点附近无休止的振荡——这个均衡点是由相互抗衡的力量所决定的。这种均衡是国家权力与金融资本的关系的一种格局，这种格局可以将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化保持在动荡不安的道路上。倘若未能维持这种均衡—它所面对的是无休止地扰乱它强大得无法置信的力量——资本主义体系就必定会被推入全球危机，而这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用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强权来相互竞争。战争表现为一种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手段（见后面第438一445 页)。

不幸的是，这里提出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超出了与我的分析相邻的范围：我想要谈论的是另一个核心观点，即金融资本（不论怎样设想）与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统一体内部的矛盾之上的。任何对国家的分析和对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分析都必须理解这些矛盾的本质和起源，并把这种理解放在自己的关注的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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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哈林（1972a）的研究《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nd theWorld Economy）50大量谈论了这个观点，值得仔细研究。

1. “第二块”危机理论：生产、货币与金融之间的关系

“第一块”危机理论（第7章）揭示了危机在生产中的起源。由于自相矛盾的统一必然在生产与交换之间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危机无可避免地会在交换中得到表达。资本在这里既可以表现为商品，又可以表现为货币。由于货币是一种独立的形式，价值的等同性借此“可以在任何时候确定下来”51（《资本论》第1卷，第154页)，所以危机必然具有货币的表达。前面两章的主题是分析信用、生息资本的流通、虚拟资本的形成以及其他所有金融的和货币的复杂情况；这些分析为关于危机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形成和表达的理论添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第二块”危机理论了它力求把相关事务的金融方面和货币方面同早先对生产中导致不均衡的力量所做的分析整合起来。

让我们暂且将注意力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或者一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的资本主义—只要后者以单一的、无差异的货币体系为特征，它与国家就是一回事。于是，我们必须讨论的最为奇特的事实就是信用体系如何把资本放到一起，使它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共有资本，因而有可能抵消个别资本家的错误行为—这些行为是生产中不均衡的主要根源。然后，我们可以将所有让生产与实现、消费和分配得以全面协调的至关重要的力量补充进来。在信用体系内部显然具备充足的力量，可以抵消生产中的不均衡倾向。这种力量无法得到直接的应用，而是必须在交换领域中通过价格信号和其他信号来传达。

这些力量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它们会得到这样的使用。实际上，资本主义早年的主流是阶级的共有资本在使用中产生的利益会被私人占有，因而信用体系是投机性的危机所在，这些危机的爆发与生产中的不均衡是相对独立的。这些投机性的危机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它们可能会使剩余价值的生产受到重压，从而干扰资本积累的进程。于是，危机的起源看起来仿佛就仅仅是金融操纵了。马克思拒斥了这种解释，并给出了很好的理由。可是“第二块”危机理论必须始终让投机得以相对自主地兴旺起来，这种兴旺涉及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形成、对土地的出售、商品价格和商品期货（包括金和银等货币商品的价格和期货）以及各种各样的纸面资产。这些投机狂热未必可以解释为生产中不均衡的直接表现：它们有可能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出现，也的确会这样出现。但是马克思证明了它们只是浮在表面上，而导致不均衡的潮流要深沉得多。他还向我们证明，过度积累会为这些投机狂热的成熟创造条件，因而如果后者接二连三地发生，那就几乎无一例外地标志着前者的存在。这里的困难是将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其一是纯粹浮在表面上的无休止投机，其二是危机在生产中的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更加深沉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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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积累周期的分析为一种关于金融现象与生产动态之间关系的看法开辟了道路—这种看法更好地整合了这两个方面。它说明了生产的内在矛盾如何在交换中表现为价值的货币形式与商品形式的对立，而这种对立随后又如何通过信用体系这个代理人变成了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的全面对抗。于是，后一种对抗构成了最终击沉资本积累的礁石。这番分析所描绘的积累周期仿佛是在没有不相干的投机活动的情况下运行的。这不是事实。虚拟资本的形成对于整个动态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其中有多少是不相干的，或者说有哪一样是不相干的，则只有在危机已经完成了合理化的工作之后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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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表面上的投机对于积累的动态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价格的变动对于价值的形成必不可少一样。

这将我们的注意力聚集到了积累周期的观念中唯一无比重要的缺陷上面—这个缺陷促使马克思把这个观念掩埋在了一组试探性极强的、极其碎片化的表述中，以至于人们或许可以公正地指责我将一个观念硬塞给了马克思，仿佛他实际上并不这样认为。我指的是在说明这种周期时所使用的非历史的方法。每个周期看起来都与其他任何一个周期一样（见前面第5节)，因而在危机走完了它的进程之后，资本主义体系仿佛就回到了原状。这很难与马克思所关注的、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运动规律相符，除非我们愿意认为这种演化是在接连不断的积累周期进程中完成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对积累周期运作方式的解释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倘若从资本主义长期演化的立场来看，积累周期就是作为手段来运行的，而远远更为深沉的社会转化过程是借助这个手段来完成的。这些过程必须至少暂时减弱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根本张力，否则资本主义就无法存活。然而，如果基本的阶级关系保持不变，矛盾就只会转移，只会在另一个层面上被重新创造出来。积累周期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可以在其中相互适应。与经济的上行相联系的投机活动让个性化的、私人的试验得以进行—这种试验涉及新产品、新技术（包括组织形式）、新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乃至全新的文化、阶级格局以及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形式。这种原子主义的试验热潮创造了大量多余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同时却又为资本积累的后续阶段打下了物质基础。马克思所忽视的正是投机的这个方面。暴跌会对生产进行合理化和结构转换，从而消除不相干的要素—旧的和新的都会被消除。它还会按照资本家阶级的要求来规训社会生活的其他所有方面，因而一般会引发某种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回应；这种回应不仅来自劳工（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来自资产阶级内部诸多受到影响的派系。这种时候会出现由阶级实行的而非由个人完成的创新，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会以镇压为后盾。罗斯福的新政恰好符合这样一种解释。最终的结果必须是把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带回到某个均衡位置，而积累过程由此就可以再度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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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化进行提纲挈领的叙述时，马克思描绘了一种类似的过程：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2（《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21 页）

从内部转化自身的能力使资本主义成为一头略显奇特的野兽—它可以像变色龙一样无休止地改变颜色；它可以像蛇一样蜕皮。对生息资本流通的研究说明了这些内在的转化在发生时所借助的具体物质手段。我们看到，一般的资本流通必须在一定的时刻呈现出新的面貌：即生息资本的流通。金融资本由此破茧而出，成了一种有组织的控制力量，却也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并以慢性而长期的不稳定性为特征。它的出现不是一桩抽象的事务，而是要求创造新的工具和制度、新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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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派系、阶级格局和阶级联盟，以及资本流通本身的新渠道。
这一切与资本主义的必要演化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信用体系的权力倘若被发动为一种对生产中的不均衡加以抵消的力量，就必须同样转化为阶级权力的一种毫不含糊的工具—这不是说它会落到资本家的这个派系或那个派系手中，而是说运用它的方式必须能确保资本在积累中的再生产。于是，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它们是由中央银行和国家机器的诸多其他分支来执行的—承担了这个重任，即确保资本的再生产。在捍卫本国货币的品质时，诉诸国家机器的其他方面，而不是仅仅依靠中央银行是有好处的：这种做法有能力从结构上把信用体系内部各种各样的市场信号和力量转换成一种与生产中的不均衡相抗衡的力量，以此来回应这种不均衡。我们在第4节看到了这如何能把危机的直接表达从商品的价值丧失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丧失。“第二块”危机理论必须主动包含这种可能性。

然而，尽管国家的政策目标也许是毫不含糊的，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却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通货膨胀并没有在生产中完成所需要的结构转换，还以一些重要的方式使积累周期的结局发生了偏差，从而在长期不太可能弥补生产中的不均衡。于是，国家的政策目标必须是对结构转换进行组织，即对一场它希望可以受到控制的危机进行组织。这样一种策略会遇到两道障碍。第一，阶级斗争(它不仅存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而且存在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等诸多派系之间)逐渐被内化到了国家机器当中，带来了各式各样无法预料的后果。第二，经验表明，控制的程度与企业的成就成反比。要使资本主义演化出新的形式，官僚化的创新和结构转换相对于“自由市场”版本的创新和结构转换就是一种比较不活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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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应该被看作暂时的、循环的事务—它们的顶点也许是资本主义的大灾难这个最终结局—还是应该被看作长期的、持久的衰落，并在迅速发展的内在矛盾面前以逐渐的退化和弱化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圈子里存在大量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第二块”危机理论区分了周期性的暴跌—它们始终是资本主义内在转化的催化剂（也许最终会催化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一些长期问题，这些问题是随着资本流通、阶级形态、生产力、制度等方面不可逆的转化而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评论的那样，资本本身的不断社会化会对这些长期问题产生强烈影响，而影响的途径首先是信用体系这个代理人，最终则是具有社会必要性的国家干预。由此，周期性的暴跌也转变了自身的性质。它们不再是一种本质上是原子主义的、个性化的过程所产生的总体社会影响了，而是从最开始就成了一桩社会事务。国家有责任通过它的政策来创造一种它希望可以“受到控制的衰退”，这种衰退的长期后果是使资本积累回到正轨。

资本主义内部转化的可选项变得越来越有限了：它们越来越局限于国家机器本身当中的创新。一旦国家创造性地管理经济的能力达到了极限，那么国家权力愈发权威主义的使用这种使用既针对资本，又针对劳动（尽管对后者的影响通常具有大得多的毁灭性）似乎就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危机牵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框架、制度框架和政治框架，对危机的解决也越来越依赖于赤裸裸的军事力量和镇压力量的运用。由此，关于资本主义转化的整个问题域不论是通过演化的方式，还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就改变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和前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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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不可行的过程（前面第5节概述了这一点）。前者唯一的优点当然是让暴跌的最坏方面可以受到控制。

只要我们丢掉关于封闭体系的假定，并考察危机形成过程中的国际性方面，那么上述变化就会获得尤为鲜明的含义。“世界货币”的规训力量—不论这种货币是如何建构的—和不同的货币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资本和劳动在世界舞台上的机动性提供了背景。当拥有不同货币体系的彼此敌对的国家相互竞争，要使对方在价值丧失面前首当其冲时，危机就会消散。力争把通货膨胀、失业、闲置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商品等等向外输出成了国家政策的枢纽。危机的代价是按照彼此敌对的国家在金融、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力量差异来分散的。正如列宁坚持认为的那样，战争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解决方案之一（这是一种壮观而直接的通过毁灭来进行价值丧失的手段）。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金融统治成了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核心问题。我们将在第13章讨论这些问题。

译注

8.《列宁全集》第27卷，1990版，第361页。

9.《列宁全集》第27卷，1990版，第350页。

10.《列宁全集》第27卷，1990版，第401页。

11.《列宁全集》第27卷，1990版，第391页。

12.《列宁全集》第27卷，1990版，第401页。

13.《列宁全集》第27卷，1990版，第374页。

14.《列宁全集》第27卷，1990版，第330页。

1. 该引文出处不明。

16.《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版，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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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的 限 度

17.《金融资本》，第338页。

18.《列宁全集》第54卷，1990版，第375页。

1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70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50页。

2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48页。

2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85页。

2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50页。

2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84页。

2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16页。

2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72页。

2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55页。

2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22页。

2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54—555页。

3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85页。

3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74页。

3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62页。

33.《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565—566页。

34.《全集》第45卷，2003版，第349页。

3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53页。

3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00页。

3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04页。

3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55页。

3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62页。

4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46—547页。

4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84页。

42.《全集》第30卷，1995版，第71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3.《全集》第31卷，1998版，第214页。

4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56页。

45.《全集》第45卷，2003版，第376页。

4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7页。

4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00页。

48.《列宁全集》第27卷，1990版，第395页。

49.《列宁全集》第27卷，1990版，第380页。

50.中译本见蒯兆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英译本的书名直译过来应该是“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但这与原本的顺序（“3”）是相反的，中译本的书名则符合原本的顺序。

5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80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52.《全集》第31卷，1998版，第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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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租金理论

公平地说，租金给马克思带来了巨大的烦恼。他试图“科学地分析地租，即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独立的特有的经济形式”，并“摆脱一切使地租受到歪曲和模糊不清的附加物而去纯粹地考察地租”「（《资本论》第3卷，第624页)。可是他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全部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探索的过程中记录下来的试探性的思想。于是，它们看起来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较早的《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表述与《资本论》中的少数经过了充分打磨的段落有实质性的差别；他在后一部著作中的分析虽然十分广泛，而且往往富有洞察力，却也被某些困难纠缠这些困难并没有轻易地屈服于他的手指通常具有的魔力。他造成了一大堆困惑，并在少数顽强的心灵之间引起了一场重大而持久的论战，因为他们试图摸索出一条道路，穿过他关于这个主题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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