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探讨空间的使用价值，但有诸多相关的谈论散落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例如，他在《资本论》中对空间的讨论是以纯粹的常识为基础的，没有诉诸任何特殊的空间理论来予以制约。但在那里也隐含了某些理论原则：自那以来，这个问题恰好就在关注空间问题的人中间不断产生困扰和分歧。①这些困难更多地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它们的解决方案近在咫尺，只要我们可以回到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基本概念。

让我们回想一下，使用价值不是“悬在空中的”，而是“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27。区位、处境、形状、尺寸、维度等空间属性从一开始就应该被看作一切使用价值无一例外都具有的物质属性。我们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在空间的观点上”把一切对象等同起来，把它们“作为空间的不同点”加以区别，并考察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2（《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43页)。但是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才加以考虑”29。最终要紧的是使用价值的社会方面。但在资本主义之下，我们无法脱离交换和价值的形成来理解使用价值的这个社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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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作者当中，昂利·列斐伏尔（例如1974）是至今最为坚持不懈地试图把空间的维度纳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利皮耶茨（Lipietz）(1974)尝试对资本积累理论进行一种更为传统的“空间化”；《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第 10 卷第 3 期，1978)的关于不平均的区域发展的特刊也提到了类似的主题。“空间拜物教”的问题这种拜物教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地点与地点或空间与空间的关系引起了大量论战，尤其是在地理学家中间。尽管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原则上都一致认为阶级关系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但是如下问题仍然会产生：若要把空间范畴之间的对抗比如城镇与乡村之间、城市与郊区之间、发达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对抗等等视为资本主义的重要属性，那么这种看法如何才是有用的，在什么时候是有用的[见皮特(Peet)，1981；史密斯(Smith)，1981；苏贾(Soja).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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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注意到，商品“必须到市场上”才能交换（尽管所有权证书的交易可以在一个区位发生)，而这最终涉及空间中的物质运动。后者对于价格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交换变得普遍而完善了，所以商品流通可以“打破…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30。由此形成的价格反映了不同区位的各种具体劳动条件下的生产状况。简言之，交换过程会通过价格的形成来无休止地抽离关于区位的详情。这为我们从不受地点约束的角度来思考价值的概念开辟了道路。在特殊的区位和特定具体条件下体现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成了一种社会平均水平，它横贯了一切区位和一切条件。

资本积累要求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乍一看，我们在这样一种分析中仿佛可以放心地把空间撇到一边。但是积累一旦被剥去了它在使用价值和货币中的物质基准，就只能得到观念性的而非物质性的研究。我们在第1章看到，我们的分析所围绕的枢纽始终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所以这里的诀窍是：在理解使用价值所具有的物质性的空间属性时，也要把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概念一起发动起来。由此，使用价值的空间属性在社会方面的含义才可以得到阐明。接下来我们将沿着这条路线采取某些试探性的步骤。

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使私人获得了对于一定量土地的排他权力。这意味着一种绝对的空间概念，它最重要的属性之一是一种个体化的原则，这种原则是通过对一定量空间的占据所具有的排他性来建立的在我们的空间中，不会有两个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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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恰好相同的位置，又被视为两个单独的人。①对绝对空间的控制权所具有的排他性并不局限于私人，而会延伸到国家、行政区划和其他任何种类的司法个体（juridical individual）身上。土地私有制它在实践中通常是通过地籍测量和地图的绘制来记录的—清晰地确立了私人对地球表面的哪些部分拥有排他的、垄断的权力。

当商品生产者将产品拿到市场上时，它们在他们的推动下穿过的空间最好被界定为相对空间。②个体化的原则在这种空间概念中被打破了，因为许多个体相对于另外某一点可以占据相同的区位例如，距离市场正好十英里的生产者可以不止一个此外，在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度量标准有可能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按照成本或按照时间来衡量的距离是彼此不同的，而且两者都非常不同于物理上的距离（见第12章）。

区位更加有利的生产者（“更加有利”在这里是从较低的运输成本角度来衡量的）可以赚取超额利润。与自然肥力的差别一样，这些超额利润从一开始就应该被看作永久固定的东西；相比之下，与转瞬即逝的技术优势相联系的相对剩余价值通常只具有暂时的形式。由此可见，在有利的区位拥有土地的人可以将这些超额利润转变为地租，而不会影响平均利润率。

① 物理学中的绝对空间指的是一种关于空间的“容器式的观点”：空间是不可改变的、永恒延续的、不会变化的。这种观点的归宿实际上是假想一组固定的坐标，物质就在其中运动。我在另一处（哈维，1973，第13页）论证了空间“就其本身而言既不是绝对的，又不是相对的或关系性的，而是可以视情况成为其中一种，或者同时成为全部三种。关于恰当的空间概念的问题是通过与空间相关的人类实践来解决的”。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就这里所考察的情况而言，我们会把私有房地产或其他领土性的区划看作固定的单元，资本就在其中流通。绝对空间的概念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土地私有制正是这样来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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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近一百年左右的物理学中，相对空间观压倒了牛顿的绝对空间，但是地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只是在相对晚近的时候才觉察到了这个观点（哈维，1969，第13章)。与通常情况一样，马克思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清楚地在交换过程方面认识到了空间的相对性。

但由于土地可以供所有人使用—而不只是供生产者使用—所以我们必须从包括消费活动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人类活动的立场来考察“更加有利的”区位具有哪些影响。当我们离开严格的商品生产领域时，各种各样的社会形势和偶然情况可能就会登场。毕竟，资产阶级的消费偏好并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塑造它们的是多变的口味、时尚的奇想、威望的观念等等。然而，只要我们能很快说明土地对劳动力商品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表面上的不连贯就可以稍许减弱。按照马克思关于运输成本的一般规则，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从而劳动力的价值对于上下班的成本十分敏感。倘若全体工人所获得的工资率是均等的，居住在“有利区位”的人与住得更远的人相比就拥有相对优势。若要确保住得最远的工人可以进行再生产，并按照这种需要来设定工资的水平（这在劳工稀缺的状况下有时可能会发生)，那么其他所有工人就会获得比价值略高的工资。由此可见，持有土地的人可以将这种超额工资转变成地租，丝毫不会干扰劳动力的价值。我们有必要把这类情况与盘剥性的租金和其他次级的剥削形式—土地所有者会以这些形式对占据他们土地的劳动者实行剥削—区别开来。在后一种情况下，从劳动力的价值中扣除的部分当然加进了地租，正如在某些情况下，强大的土地利益集团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把资本家的利润作为代价来赚取超额租金。

劳动力的例子表明，我们至少在原则上可以研究资本主义当中的众多不同的活动中的每一种，设法探索每一种活动的合理基础和在区位方面引导它们的原则，并由此为不同类别的活动中的租金报酬建立基础。有些活动如批发、零售以及货币和金融的职能，比另一些活动例如行政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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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承认，相对优势虽然是任何景观的永久特征，却会无休止地相对于特殊的地块而改变，那么以位置为基础来占有租金就成了一桩远远更为复杂的事务。这些相对优势会“随着经济发展…交通工具的开发、新城市的兴建、人口的增长等等”而“历史地发生变化”31（《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312页）。运输业能力的变化尤其重要，因为“相对差别会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一致的方式发生变化”32（《资本论》第2卷，第249250页)。在一些情况下，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抹平由区位引起的差别，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恰好相反的结果（《资本论》第3卷，第650页）。至于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之下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肯定必须发生，第12章将进行详细的讨论。我们目前需要知道的不外是特定地块的区位优势可以由人的能动性来改变。这意味着资本本身的行为（特别是通过对运输和交通的投资）可以创造空间关系。由此，使用价值的空间属性就可以回到分析的领域中了这些属性是由社会创造的性质，从而在对价值规律的运行展开充分的研究时是一个名正言顺的主题。

(3)区位、肥力和生产价格

区位的影响和“自然生产率”3的差异会以大量令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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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的职能所在的位置，更加适合于以此为基础的讨论。然而，特定区位的使用价值归根到底不能脱离众多活动五花八门的需要来理解；马克思对这些需要只有外围的关注，所以他把它们排除在了自己的分析之外（《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70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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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区位理论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思路是什么模样？这还有待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些方面将在第12章讨论。

位置和肥力的互相矛盾的影响和位置因素的可变性（位置因素会不断被抵消，会发生不断的、累进的、起抵消作用的变化)，会交替地使同样的、较好的或较坏的土地同旧的耕地发生新的竞争。34（《资本论》第3卷，第769页）。

但是反过来，一大片肥沃的土壤可以对坐落在附近的较差的土壤产生“相邻”效应或“溢出”效应：“如果有一块较坏土地处于较好土地的包围之中，那么这些较好土地就会使这块较坏土地同那些比较肥沃但不是和已耕地或可耕地连在一起的土地相比在位置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3（《资本论》第3卷，第669页）

不同的活动对于区位还会展现出不同程度的敏感，对于特殊场所的其他质的属性却不是这样。一般而言，农业对于肥力和区位是同等敏感的，而工厂、住房、商店等等主要对于区位十分敏感。但是领地的性质排水、坡度、朝向、健康程度等等——对于后者的选址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某些种类的工业化的农业几乎完全不依赖于它们所占据的土地的自然生产率。马克思评论道：“农业越是发达，它的一切要素也就越是作为商品”从外面“加入农业”，而这意味着它可以进一步从土壤的特定性质中解放出来36（《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4 页)。

不同的活动会为了使用空间而相互竞争。马克思明确地撇开了这种过程（《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70页），尽管他略显不明智地说出了一点轻率的意见（而且或多或少是离题的)：所有非农业土地的租金都是“由真正的农业地租调节的”37（《资本论》第3卷，第773页）。他本来应该认为租金是同时由许多相互竞争的活动来决定的。这种概念背后的观点是：土地所有者并不关心他们所收取的租金是从劳工的工资里扣除的，是从资本的超额利润乃至平均利润中扣除的，还是从其他任何收益形式中扣除的。马克思本人确实完全明白，“贫穷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泉”；他也尖锐地指责了土地所有权的“巨大的权力”如何“可以把……工人从他们的容身之所即地球上实际排除出去 38(《资本论》第3卷，第773页)。

的方式混杂在一起，它们有时会相互强化，有时则会相互抵消。人们也许会抛弃肥沃的，可是地段不佳的土地；偏爱不那么肥沃的，可是位置更加有利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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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资本投资如何改变了空间关系和特殊场所的土地的性质，就会遇到更加严重的困难。资本在这里拥有一定的选择范围。货币可以被用来改善交通，从而把更加肥沃的土地开放出来以供开发；或者它可以被用来改良已经得到耕种的劣质土地。因为前一种策略处理的是空间的相对性，所以它很可能是对许多土地所有者有利的，而后一种策略局限于个别所有者，具有更强的排他性。即使我们把这样一种差别所导致的明显的社会问题抛在一边，对使用价值的两个方面进行投资所产生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也仍然有待研究—它们有时会相互强化，有时则会相互抵消。马克思假如稍微花一点工夫来详细研究这一点，就会对租金的某些方面有所觉察一他的分析现在遗漏了这些方面。

马克思事实上绕过了所有这些困难，因为他排除了区位的问题，仅仅专注于肥力的差异，仿佛只有这些差异才会影响农业。这种简化让他得以推导出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农业商品的生产价格通常是由最差的土壤上的生产成本加上平均利润率来规定的。这极大地偏离了价格在工业中的决定过程一在那里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平均水平。这种偏离是可以得到辩护的，理由有两条。第一，生产率“基于自然的”差异不能像在工业中一样通过技术变革来消除（超额利润对于有福之人—他们拥有比较肥沃的土壤—是永久固定的)。第二，农业生产的扩大要求把较为劣质的土地吸收到耕地当中，还要求只在更有利润的情况下才对优质土壤上的生产进行强化。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最差的土壤都必须始终实现平均利润率，否则就无法继续得到耕种。这正是马克思迫不及待地想要确立的原则。它为他的大部分租金理论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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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认识到了情况决不会这么简单。例如，他假定了农业商品的需求与供给是均衡的。他还假定了肥力与区位的相互作用、资本对这两者的投资所具有的差异化模式，以及土地上不同的生产线和生产分支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都不影响上述原则在理论中的连贯性。我们将在后面第3节回过头来考察这些假定的有效性。但我们必须首先考察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对于一定量土地的排他权利。

1. 土地所有权

马克思写道：“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39（《哲学的贫困》，第154页）资本主义的兴起意味着“旧的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关系”遭到了“解体”40，转变成了一种与持续的资本积累相容的形式。从这个立场来看，资本可以被看作“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地租的创造者”41。后者必须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现”42（《大纲》，第276—277页；《资本论》第3卷，第782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之下的土地所有权的标志是“土地所有制与土地的联系”4遭到了极其彻底的解体，以至地主可以将关于土地的所有权利土地既是生产工具，又是生产条件——都授予资本，并收取连续的货币报酬（monetary payment)。由此，就对劳动的支配（对土地的控制让这种支配得以可能）和积累的后续进展而言，地主承担了被动的角色（《资本论》第3卷，第617—618、636页)。因此，虽然“人们尽可以把其他社会形式中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称为地租”，但那种支付的含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地租有本质的区别”（第883页）。于是，对租金的占有可以被简单地界定为“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45（第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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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建租税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转化的实际历史—即封建所有权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屈服的实际历史——充满了复杂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纵横交错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所造成的。①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开始的，而土地所有权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就已经存在”46（《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43页)，所有还会出现一些困难。土地所有制的初始条件有巨大的差别；其中一些条件—比如英格兰的条件看起来比别的条件更加易于转化。②由于劳动与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之间的分离对于雇佣劳动的形成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前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原始积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资本在创造土地所有权的现代形式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样。与商人资本和高利贷一样，土地私有制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决条件，又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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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雷伊（1973)和特莱布（Tribe)(1978)对土地所有权的起源做了描述；多布（1963）和希尔顿（Hilton)（1976）则讨论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个一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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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雷伊（1973，第73页）认为，封建所有权—它会屈服于货币和商品生产的影响被迫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条件（比如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因为它被迫要提高租金。

土地所有权的历史表明了封建地主逐步转化为地租所得者，世袭的半交代役租的而且常常是不自由的终身租佃者逐步转化为现代租地农场主，以及依附于土地而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和徭役农民逐步转化为农业短工的过程，这种历史也许事实上就是现代资本的形成史。4（《大纲》，第252页）

马克思关于这段历史的总体叙述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封建的劳役租转化成了实物租金，最后又转化成了货币租金。这种转化预设了“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从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4(《资本论》第3卷，第797页)。价值规律开始通过市场交换来调节价格了。封建租税的货币化开启了出租土地并收取货币报酬的可能性，并最终开启了将土地作为商品来购买和出售的可能性。基于城市的资本可以渗透到乡村并转化那里的社会关系了。除了较为温和的货币化的过程之外，还有更加贪婪的高利贷者的行为（他们花了很多力气来使传统的土地持有者放松对土地的掌握)，最后还有暴力的剥夺（不论国家是否批准）: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忍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 49

(《资本论》第1卷，第 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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