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但是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倘若只是通过土地所有制的私有化以及生产者对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体系形式上的从属来建立的，就未必能纯粹地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种各样的中间形式都有可能出现，我们或许最好按照雷伊的方式把它们解释为一种又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复杂接合”（articulations)。这并不是说我接受雷伊的基本结论：仿佛资本主义之下的租金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分配关系，它反映了与资本主义相互接合的另一种生产方式（例如封建主义)所具有的生产关系（雷伊，1973，第60页)。然而，就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出现的情境而言，雷伊的概念是高度适用的。

例如，土地所有者经常直接剥削从事劳动的生产者。这对于奴隶经济（如内战之前的美国南部）是成立的，对于存活到今时今日的农民生产体系也是成立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有充分的动力榨取最高的租税，原因不仅在于这可以使地主的收益最大化，而且在于这可以迫使农民越来越辛勤地工作，并以愈发低廉的价格（因为供给增加了）为市场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从这个立场来看，地主阶级对农村的农民所进行的苛刻的剥削是与工业资本主义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为城市的工人提供了廉价的食物，也为工业带来了廉价的原材料供给。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强大的联盟可能会在土地利益集团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诞生。

但与一般的绝对剩余价值一样，这样一种剥削农村的形式也有自身的界限。生产的中间形式倾向于抑制“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50(《资本论》第3卷，第807页)。出于这个原因，这些中间形式最终会让位于一种生产体系，后者完成了劳动对资本的（而非对地主的）实际上的从属，并将土地从抑制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中解放了出来。这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发生：完全移除土地所有者在三个方面的任何直接的权力—使用土地的权力、在土地上运用劳动力的权力，以及对预付资本的权力只让他们收取货币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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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的资本主义形式是如何诞生的？马克思显然并不觉得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演绎是四平八稳的。他后来宣称自己仅仅试图“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可是有些人“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转化成了“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对这些人进行了抨击，并坦率地承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51（马克思与恩格斯，《书信选辑》，第312一313 页)。

例如，有一个问题令他有些烦恼：在美国等国家—那里并没有需要被取代的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会采取何种形式？他在这里的论点是，资本如果没有找到作为前提的土地所有权，就会“为自己创造这种前提”52，原因非常简单：“劳动者同土地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生产的基本条件。”53（《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51页；第2册，第310页）他在《资本论》第1卷关于殖民理论的一章谈论了同样的观点。但他偶尔也提示说，土地所有权在美国采取的形式有些特别（《资本论》第3卷，第669—672页；马克思与恩格斯，《书信选辑》，第226—228页)。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更加深入地考察这种形式，因为我们将看到，美国人看待土地的方式从最开始就与纯粹资本主义的考虑所规定的方式最为接近，而且美国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尽管这种对应关系即使在这里也是远远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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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马克思转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探寻土地所有权在俄国的历史。他对一种可能性十分入迷：俄国的农村公社也许为“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占有形式”提供了基础，而不用“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54。在他看来，这种过渡能否发生取决于是否预先消除了一些“破坏性影响”主要来自货币资本和商人资本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会从四面八方袭击这些公社的占有形式。在普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公社的传统占有形式的确有可能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书信选辑》，第340页)。

但即使就西方而言，马克思也必须承认，有大量历史上的差异把不同民族的乃至不同区域的经验区别开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些残留的特征，它们是“自中世纪的自然经济以来………一直沿袭到现代”“的，但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关系在历史环境中的不平均渗透，而这些环境“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需要加以仔细的经验研究57（《资本论》第3卷，第787—793页）。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实际历史是一桩既充满混乱又使人混乱的事务。我们很难在这段历史中找出一种关于土地所有权必然向资本主义形式转化的逻辑。

这些混乱仍然与我们相伴。如果前资本主义的要素在社会中有强大的根基，因而土地所有权可以施加强大而独立的影响，农村的寡头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也依然占据上风，那么上述混乱就会成为重大论战的焦点。在这些社会中，雷伊的论点仍然是完全成立的，因为它指出，世界许多地区与土地相关的关系在使自己适应纯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命令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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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钝得不同寻常。①

但这些混乱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同样明显的。正如马西与卡特拉诺（Catelano）（1978）最近证明的那样，英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再作为一种统一的、相对同质的阶级利益而存在了（甚至也许从来就不是那样)，而是由混杂的、异质的群体所组成，这些群体包含了古代的制度（教会、王室、大片的贵族庄园等等），又包含了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基金和退休基金)，还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个人所有者（包括拥有自己的房屋的工人）、公司所有者和政府机关。倘若认为地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之一”，这种观点就很难与上述异质性相调和。但我们只要努力探究这种多样性，就可以逐渐在所有经济主体的行为中找出一种指导性的核心特征，不论他们到底是谁、他们的直接利益到底有什么要求：这个特征就是越来越强地将土地当作纯粹金融资产的倾向。这里出现了一条线索，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土地私有制是以何种形式、何种机制向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过渡的。

土地如果可以自由交易，就会成为一种相当特别的商品。因为大地并不是劳动产品，所以它无法具有价值。对土地的购买“不过为买者提供索取年租的权利”5（《资本论》第3卷，第808页）。任何收益的流入（比如年租）都可以被视为某种想象的、虚拟的资本所带来的利息。对买者来说，在他账上列出的租金是为了购买土地而花费的货币的利息，而且原则上与类似的投资—政府债务、企业股票、消费者债务等等并没有差别。他在每种情况下花费的货币都是生息资本。土地变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而土地市场不过是作为生息资本流通的一个特殊分支来运行的—尽管它有一些特别的性质。在这些条件下，土地被当成了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它的购买和出售是以它所提供的租金为依据的。与所有这些形式的虚拟资本一样，交易的对象是对未来收益的债权，而这指的是对使用土地所得到的未来利润的债权，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对未来劳动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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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了雷伊（1973)之外，阿明（Amin)(1976)、拉克劳（Laclau)(1977）和泰勒（Taylor)(1979）也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打造了各有特色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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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证明，当土地的交易被还原为生息资本流通的一个特别分支之后，土地所有制就达到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形式。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得出这个结论，尽管有诸多提示散落在他的文本中这些提示表明，土地的交易确实可以被当作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资本论》第3卷，第805—813页）。一旦这样一种状况变得普遍了，土地持有者就全部卷入了生息资本流通的一般体系；倘若忽视这个体系的命令，就会自食其果。例如，作为所有者的生产者会面临一个明显的选择：是购买土地，还是从别人那里租借土地。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做出怎样的选择应该是没有区别的。正如资本家在把自己的资金用于生产时可以从自己的资本身上获取利息和利润一样，如果他们所使用的土地是为他们所有的，那么他们也可以从自己的资本身上获取租金和利润。但这里的角色是完全分离开来的。作为土地所有者的生产者可以轻易地抛售土地、再从别人那里重新租借土地，也可以同样轻易地将土地抵押给银行。租金必须要么直接支付给别人，要么间接地以一种被放弃的收人的形式来支付—这种放弃是由于生产者未能将土地所代表的虚拟资本发动起来，未能把这些货币投入运动、并通过生产来实现剩余价值。但这也预设了土地本身所服从的生产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例如，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已经被消灭了）。进一步讲，倘若没有精致巧妙、无所不包的信用体系，私有房地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就是无法想象的。马克思极少谈论这个观点。我们将在后面第6节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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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中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应当具有哪些特征？对此加以说明肯定很有好处，无疑也很有用。但我们还应当说明土地所有权是经过何种历史过程才被还原为这样一种状况的。对土地进行让渡和交易的能力决不能保证它会作为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来交易，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土地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按照这样一条简单的原则来自由交易。由商品交换的增长、货币关系的扩散和信用体系的成长所构成的条件在当时的语境下有利于人们越来越将土地当作一种金融资产。土地作为一项投资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十分安全，而且按照传统，拥有土地会带来威望)，所以它在剩余资本面前始终是脆弱的。剩余资本越多（包括短期的、由过度积累造成的剩余资本和长期的剩余资本)，土地就越有可能被吸收到资本流通的一般框架当中。地产抵押市场的成长、作为金融资产的土地为国家带来的税收（从而强行推动了货币化）以及原始积累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货币化所经历的整个复杂历史(马克思在《大纲》中对这段历史做了部分叙述）也起到了各自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很可能正是因为需要在土地上使生产力革命化，需要将土地开放出来、让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土地所有制才被迫还原成了对纯粹金融资产的持有。这意味着农村的传统剥削形式（从农民身上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不再能满足一般资本的需要了（即食物和原材料的供给）。农村的土地所有者与工业家之间的联盟变成了对抗—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正是以这种对抗为特征的。

土地被当成了纯粹的金融资产，土地持有者也被还原成了货币资本家的一个派系，只不过他们出于无论什么原因决定持有对租金的债权，而不是对另外某种形式的未来收益的债权；但这种现象并不是没有相互矛盾的方面。①就土地而言，拥有生产资料在正常状况下意味着拥有对收益的债权，而这些收益是一种性质十分独特的使用价值所附带的（见前面第1节）。使用土地时的垄断权力——这是土地所有制的条件本身所隐含的—永远无法完全剥掉自己的垄断的方面，因为土地从肥力、区位等质的角度来看是五花八门的。就对租金的占有而言，由这种垄断权力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机会在其他种类的金融资产那里是不会出现的，除非是在特别的情况下。垄断控制当然可以在任何部门出现，但它作为一个慢性的、无法消除的方面无可避免地感染了生息资本通过购买土地来进行的流通。因此，在对未来的租金进行投机的情况中，投机“颠倒错乱的形式”和“颠倒现象”不仅会在信用体系内部达到“完成的地步”(见第10章)，而且很可能会被极度放大。将土地所有制整合到生息资本的流通当中也许可以将土地开放出来，让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却也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施展。这种整合是在以占有和垄断控制为特征的语境下做到这一点的，因而必定会使土地投机的问题在资本主义不稳定的总体动态中获得深远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将反复回到这个主题。

第11章租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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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租金的各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租金在资本主义之下可以采取四种不同的形式：垄断租金、绝对租金和两种类型的级差租金。这些范畴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改造。在刚刚开始自己的研究时，马克思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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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图坚斯基(Studenski)与克罗斯(Kroos)(1952)记载了一些与失控的土地投机相关的比较不同寻常的情景。

我必须从理论上证明的唯一的一点，是绝对地租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情况下的可能性。这是从重农学派起直到现在的理论论战的焦点。李嘉图否认这种可能性；我断定有这种可能性。59[《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 134 页]

然而奇怪的事情是，级差租金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占据了数百页，而对绝对租金的讨论是极其概括的。我将证明：马克思最初之所以关注绝对租金，决定性的原因与其说是他做过深入的理论考察，不如说是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十分入迷；他的真正贡献是把级差租金理论推向了全新的领地。

(1)垄断租金

一切租金的基础都是一定量土地的私人所有者所拥有的垄断权力。但我们可以假定——这并不会造成矛盾—由于每块土地都有不同的品质和不同的区位，所以使用者会自由地相互竞争，而土地所有者同样会为了他们可以收取的租金而相互竞争。然而，这些竞争性的状况在一些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并不具有主导地位。垄断租金由此就可以得到实现。有两种不同的情境似乎都与此相关（《资本论》第3卷，第775页）。第一，就一定种类的活动而言，地产所有者所控制的土地具有极其特别的品质或区位，因而也许能够从渴望使用这片土地的人身上榨取垄断地租。在生产领域中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片葡萄园所生产的酒具有不同寻常的品质，可以轻易地以垄断价格来出售。在这种情况下，“是垄断价格造成地租”60。马克思显然并不认为这种类型的垄断租金在农业中会非常广泛地存在；但他提出，房租和地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也许只能从这些角度来解释（《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30、38页)。例如，有威望、有身份的区位为垄断租金的实现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些租金来自资产阶级的其他派系。第二，土地所有者可能会拒绝把自己控制的未曾使用的土地释放出来，除非能得到一笔极高的租金，以至在这片土地上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也被迫要高于价值。在这种情形下它依赖于土地的稀缺性以及土地利益集团共同的阶级权力和地位—所收取的租金造成了垄断价格。这种形式的垄断租金对于所有部门都有可能十分重要，而且有可能影响粮食作物的成本和工人阶级的住房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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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租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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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情况下，垄断租金当然都取决于将产品（葡萄酒、粮食或住房）的垄断价格实现出来的能力。再者，垄断租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扣除整个社会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都是通过交换来对总的剩余价值进行的一种再分配（《资本论》第3卷，第833页)。这里的考察可以排除第一种情况，因为任何关于一般的商品生产的研究都只会把它作为一种外围的关注—它就像古董和艺术作品的交易一样。第二种情况则带来了一些更加一般的问题，我们最好联系到绝对租金来加以讨论。

(2) 绝对租金

我们不难借助手头已有的工具来推导出绝对租金的存在条件。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在将土地用作生产资料的部门中推行技术变革一般是很困难的（见前面第336页）。农业是最明显的例子。于是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可能性：农业中的资本价值构成要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如果我们假定利润率在所有部门中得到了完全的平均化，农业中的生产价格就会大大低于价值（见第2章第3节）。换句话说，一定规模的资本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要多于它以利润的方式获取的剩余价值，因为各个部门是按照自己运用的劳动力来为总的社会剩余价值做贡献的，却要按照自己预付的总资本来获取剩余价值。但这个推测“建立在社会总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断变动的成比例的分配上，建立在资本的不断流入和流出上”61，而且要假定利润率的平均化没有遇到障碍。一旦土地所有权在资本的这种自由流动面前树立了一道系统性的障碍，可能就会产生绝对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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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如果资本遇到了一种外力，对这种外力，资本只能局部地克服或完全不能克服，这种外力限制资本投入一些特殊生产部门，只有在完全排斥或部分地排斥剩余价值一般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条件下才允许资本投入这种特殊生产部门，那么很明显，在这种生产部门中，由于商品的价值超过其生产价格，就会产生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将会转化为地租，并且作为地租能够与利润相对立而独立起来。当资本投在土地上时，土地所有权或者说土地所有者，就作为这样一种外力和限制，出现在资本或资本家面前。62（《资本论》第3卷，第761—762页）

由此可见，农产品可以按照高于生产价格的水平来交易，从而产生绝对租金，同时又按照低于价值的水平乃至恰好按照价值来出售。绝对租金的存在可以丝毫不用触犯价值规律。李嘉图由于一种表面上的两难而否认了绝对租金的可能性，马克思则巧妙地克服了这个两难。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过多的剩余价值—因为劳动十分密集（资本的价值构成较低）—被地主“攫取”（这是马克思的用词）了一部分，因而这个部分没有参加利润率的平均化。诚然，商品是按照垄断价格来出售的。但这表示的是农业中的剩余价值未能由于再分配而进入价值构成比平均水平更高的部门，而不是剩余价值由于主动的再分配而进入了农业—这是垄断租金的情况。绝对租金的水平既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状况，又取决于新近开垦的土地的面积。产品价格的上涨不是租金的原因，“相反地地租倒是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尽管商品仍然是按照低于或等于价值的水平来交易的“（《资本论》第3卷，第762—7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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