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1. 地租和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相矛盾的作用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不只是一个“历史前提”，而且“始终是它的基础”78（《资本论》第3卷，第617页)。这意味着对租金的占有和土地私有制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的延续所需的社会必要条件。这样一种社会必要性的基础必须得到牢固的确立。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倘若资本主义要继续存在，那么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它对于挡在路上的其他社会障碍一向是毁灭性的——就要让土地所有权完好无损（尽管是以一种经过转化的状态），并让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直接剥削工人，也不……说出一些在道义上宽慰自己的理由”得以占有租金（这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而原本可以累积到资本当中）79（第829页）。简言之，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再生产有何种现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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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恩（1979，第266—268页）考察了租金如何可能在最差的土地上产生。

马克思的答案非常清楚：

土地所有权却和现实的生产过程无关。它的作用只限于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资本的口袋里转移到它自己的口袋里。不过，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起某种作用，不仅因为他对资本施加压力，也不仅因为大土地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前提和条件（因为大土地所有制是对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进行剥夺的前提和条件)，而且特别因为土地所有者表现为最重要的生产条件之一的人格化。(《资本论》第 3 卷，第 821 页）

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这三种作用。

(1）劳动者与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之间的分离

“假如土地……供每个人自由支配，那么，资本的形成就缺少一个主要要素……他人的无酬劳动的‘生产’，就不可能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就根本完结了。”81（《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3—44页）由于土地作为一种原始的生产条件具有根本性，所以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拉进商品交换，或者必须被迫进入商品交换。地主从农民身上榨取租金的行为具有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迫使农民告别了他们的至少一部分产品，而不是自己消费这些产品。但是资本若要达到对劳动的完全支配，就必须首先形成一支雇佣劳动大军，即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原始积累要使人离开土地，才能产生雇佣劳动者。一种特定形式的土地所有权承担了这个历史角色，而且会继续承担这个角色，如果资本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拓展和深化还需要它的话。当资本遇到土地私有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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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主义的延续来说，土地所有权在劳动与土地之间设下的障碍具有社会必要性。但在给劳动制造土地所有权这道障碍时，资本也给自己制造了障碍。为了让雇佣劳动的再生产成为可能，对租金的占有也变得可能了。这正是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之下的矛盾地位的一个方面。

(2）土地所有制和私有财产的原则

资本家要组织劳动与土地的分离，就要确保“土地不是公共所有，土地作为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同工人阶级对立。如果土地变成国有，变成资产阶级的、资本的公共所有权……这个目的就完全达到了”82（《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4页)。土地国有制不应该与“人民所有”相混淆—后者实际上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基础83（第104页）。但在土地国有制和对租金的废除面前有一道严峻的障碍。资产阶级的许多成员（包括资本家）都是土地所有者；除了这个客观事实之外，“对一种所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4（第44页）。这另一种形式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资本从中得出了自己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性。因此，对土地私有制的维护乃至强化可以为一切形式的私有财产发挥意识形态的和合法化的职能；所以有人认为，把拥有房屋的特权（即占有一种生产资料的特权）赋予工人阶级是很重要的。从这个立场来看，我们可以将租金看作一种附加的支付（side-payment)；之所以让土地所有者得到租金，是为了维护一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土地所有权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和司法的方面具有重要的后果，但它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的租金形式，也不足以解释土地所有权的资本主义形式所造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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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局面时，它就必须主动采取步骤来创造土地私有制，以便确保雇佣劳动的产生。资本主义需要使劳工没有机会获得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这种需要丝毫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前进而减弱。实际上，它始终是一种永久的必要性，如果资本与劳动阶级关系的再生产需要得到确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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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流动

由于土地所有权和对租金的占有，资本在土地上的流动和经过土地的流动土地既是生产条件，又是生产资料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发生了改变。尽管我们大量谈论了土地资本为资本流动带来的“障碍”，也大量谈论了对租金的占有给资本积累造成的消极影响，但是土地所有权其实还起到了一种作用：它强行推动了资本在土地上的恰当的配置。困难的是确保这种积极作用可以得到加强，消极作用则可以受到限制。

在垄断租金和绝对租金的情况下，土地所有权所带来的障碍很难在资本主义的基本要求面前得到辩护。因此，就资本在土地上的恰当配置而言，从而就有效市场价格的形成和资本积累的维持而言，对这些租金形式的占有必须被看作一种完全消极的影响。出于这个原因，一般资本的利益显然在于使绝对租金和垄断租金受到严格的约束，确保它们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马克思坚持认为它们必须如此)，而且只会零星地出现。

最有趣的问题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现的：两种形式的级差租金复杂的相互作用（见前面第3节）对市场价格的形成、资本的积聚与分散以及资本积累可以具有积极的、消极的或中立的影响。不幸的是，针对垄断的和绝对的租金形式的大多数抨击—同时也针对土地所有者在这些情境中寄生的、多余的作用——都延续到了对级差租金的讨论当中。因此，人们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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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之一是“使农业合理化”，使得农业可以按照“社会化的方式”、凭借“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运用”来经营85，并能够产生剩余的农产品，而这对于资本在工业生产中的积累至关重要。至于工业与农业的分工能否达到恰当的均衡，以及社会中的总劳动在农业内部的各条生产线上能否达到恰当的配置，这些都十分关键地取决于土地上的资本和经过土地的资本是否能够自由流动（《资本论》第3卷，第617—618、635页）。与所有先前的或别样的控制土地的方式相反，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之下采取的形式表现为一组完全与资本的要求相适应的最佳安排。虽然这些安排也会导致对地租的占有，但这个事实是无关紧要的。土地得到了解放，转化成了可供资本运行的开放场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159页）中非常简练地说道：“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连在一起”86—我们也许可以补充说，它还把土地的经营同资本积累连在了一起。

对级差租金的占有在一种意义上加强了竞争，而不是限制了竞争。通过把相对永久的超额利润作为租税收走，地主起到了在相互竞争的生产者之间使利润率平均化的作用。生产者既然要相互竞争，就必须以新的生产方法为基础来竞争（与在工业中一样，这些新方法可能很快就变得普遍了)，而不是以“不公平”的优势为基础来竞争—这些优势要么来自“大自然的赐予”87，要么来自继承下来的前人的辛劳，这些辛劳可以追溯到许多个世纪以前。在不公平的优势被消除之后，竞争就会迫使生产者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使生产合理化。这条原则的延续是对资本主义在竞争中产生的空间组织的合理化，我们将在后面第6节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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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的干预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极少注意到它的积极作用：它协调了资本在土地上的流动和经过土地的流动，从而大体上支持了进一步的积累。让我们从积极的方面考察一下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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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的是，人们没有办法确保租金的占有者会得到，而且只会得到他们应得的回报。马克思对级差租金的分析的卓越之处现在变得明显了。DR-1（这是仅仅由于地主而存在的）与DR-2（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本而存在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使得人们不可能区分谁应该得到多少：实际的关系变得隐晦了。地租的存在不仅将土地的使用同竞争和随之涌现出来的各种矛盾联系起来了，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困难。地租最初表现为一种可以带来合理化的巧妙手法，可以协调在土地里面和土地上面的投资，最后却成了矛盾、混乱和不合理性的根源。①我们必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解释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活跃斗争。某种社会过程必须公开而清晰地从实际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立场来规定已经变得隐晦的东西。

1. 地主与资本家的分配关系和阶级斗争

每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出来的总价值是按照工资、租金、利息、企业利润和税收的形式来分配的。租金在这份年度总价值中的均衡份额是多少？这种均衡份额是如何决定的？最明显的答案是诉诸各个阶级的相对权力，并把分配关系看作阶级斗争的一种产物。从土地所有权的立场来看，这样一种斗争具有多个维度，因为土地所有者站在了土地的全体使用者的对立面—资本家（他们将土地用作生产资料，或者仅仅用作空间）、农民、工人、金融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诸多其他派系。所占有的租金既可以出自收益（由此产生了许多次级的剥削形式)，又可以出自在生产中直接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地主多半不关心租金的特殊来源，只要租金一直滚滚而来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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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解释了《资本论》（第3卷，第617—622页）中一个原本有些令人困惑的主题：土地所有权同时被看作使农业生产合理化的重要手段和各种各样破坏性影响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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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地租的理论研究仅仅探讨了在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地主与资本家那里的相对份额。但它要求我们观察与分配份额相关的明显斗争—这种斗争表达了一些更加深层的力量，它们限定了相关阶级的相对权力。

让我们以地主与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之间的关系为例。倘若后者被看作独立的、控制了自己的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地主对他们来说就直接存在于剥削关系当中，而且有充分的动力勒索尽可能多的租金，以便迫使农民进行劳动，并迫使他们扩大商品生产。地主与农民直接展开了斗争。决定结果的是力量。①资本的利益—常年获得充足而廉价的食物和原材料的供给在于同地主结盟，并促使土地上的剥削水平不断提高。.倘若地主所占有的租金是来自将土地用作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局面就非常不同了。前者如果足够强大，就可以占有资本家的大多数利润。但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些限制性的情况，它们会实质性地改变阶级关系。地主虽然可以强迫农民进行劳动，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强迫资本家进行投资。由于最大化地榨取租金会减少资本在土地上的流动，所以这对地主来说显然是一种适得其反的策略。实际上，我们只要更加仔细地观察，就会看到地主有强烈的动力将土地开放出来，供资本流动。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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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地主试图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商品形式的等价物，而不是榨取直接作为劳动的绝对剩余价值。我们可以有效地把地主与农民的斗争同与工作日相关的斗争进行类比。

竟，土地的使用价值对它的所有者来说是让他得以占有租金，因而要紧的只是每英亩的租金。土地的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则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生产资料：要紧的是预付资本当中的租金和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这两个视角的差别让一片“妥协的地带”得以存在于它们之间。例如，在预付资本的租金率保持不变乃至减少的同时，土地的租金率却可以继续上升（《资本论》第3卷，第683页）。在某些状况下，地主有强烈的动力保持被动，并将土地所有权在资本的流动面前设下的障碍降到最低。①

资本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被还原为一种永久的和谐。例如，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与作为独立生产者的资本家是不容易区别的；地主也未必足够老练，在碰到资本时未必能看到转换策略、调整眼光的好处—他们原本的策略是最大化地从农民身上榨取租金。再者，社会劳动的发展导致了“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88，因而土地所有权变得“越来越能够攫取”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了89（《资本论》第3卷，第637—639页）。哪个地主在赢得了这样一种能力之后会忍住不用呢？地主陷入了无休止的困境：要么拿得太少，而这是明显的愚蠢；要么拿得太多，而这会招致惩罚。

同样的张力盘旋在与永久的改良相关的契约条款上面。改良虽然也许是由资本家实行的，但是“契约规定的租期一满”就会“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例如，建筑物所带来的利益“在租约有效期间，属于产业资本家即建筑投机家或租地人”，但之后就“和土地一起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并且……最终使他的地租上涨”。这是“土地所有者日益富裕，他们的地租不断上涨，他们土地的货币价值不断增大的秘密之一”。但这也是“合理农业的最大障碍之一”，同时还是对建成环境其他所有形式的投资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租地人会“避免进行一切不能期望在自己的租期内完全收回的改良和支出”0（《资本论》第3卷，第619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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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可以立即看到，这意味着地主应该把从农民身上榨取的租金最大化，并压低从农业资本家身上占有的租金。波斯特尔-维奈（Postel-Vinay）(1974）提供了大量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但是雷伊误解了这些发现的意义，从而以为它们不符合马克思的租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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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佃的期限和条款以及对资本投资的公正补偿—资本投资带来了永久的改良会引发斗争，这种斗争不出意外地在资本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中成了订立契约时的核心问题。与关于工作日的契约一样（这实在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核心)，这种斗争最终也是由国家通过法律或判例来调节的。

这种斗争的结果对资本积累有重要影响。如果资本对于它自身所创造的永久改良取得了永恒权利，超额利润在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竞争中就会成为一种永久的而非暂时的特征。原本将土地的开发与竞争拴在一起的力量淡化了。社会劳动在各种活动中的配置会遭到扭曲，无法符合平衡的积累。各种活动在空间中的过度积聚几乎肯定会发生。诸多严重的不平衡会在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中出现。

地租理论表明，若要避免这些结果，土地所有权就必须无情地占有任何一种永久的优势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不论这种优势是否由人的能动性所创造。但若地主的占有过于快速或过于残酷，最初对投资的刺激也就会淡化。在这两个相反的要求之间是否有可能识别出一个均衡点？最显而易见的均衡点是在投资全部摊销的时候。但这个均衡点是很难识别的，甚至也许不可能识别出来，因为这些投资在物理上的使用期限是极长的，而它们在经济上的使用期限受制于一般的固定资本流通所面临的一切含混（见第8章）。由于固定资本的使用期限是按照利率来标准化的，而且由于租金类似于一种形式的虚拟资本所产生的利息，所以这种冲突至少是由某种社会过程调节的（尽管利率并不完全是一种连贯的或没有矛盾的调节器，正如我们在第9章和第10章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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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切涉及了明显的张力，但这些张力有诸多可能的解决方案。从资本主义社会史的立场来看，最有趣的解决方案也许是由所有者占据的家庭农场。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生产者既是资本家，又是土地所有者，因而这两个角色的冲突仿佛就消失了。马克思把这样一种情境视为一种例外和巧合（《资本论》第3卷，第751—752页）。他的理由很难否认。作为所有者的占据者要偿付购买土地的价格；即使土地是终身保有的、已经留传了许多代，也不能漫不经心地把被放弃的收入丢到一边—这种放弃是由于虚拟资本被土地的“价值”封锁住了。在许多情形中，所有者在名义上的占据掩盖了一种地产抵押关系（这等同于租金）和一种信用关系（这等同于在当前的生产中使用的借贷资本的利息)，只将企业利润留给了作为所有者的占据者。由于土地所有制保证了生息资本的流通，所以农业中自有产业（owner-occupancy）的现代形式不过是完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可以期望的一切。实际上，这里有可能出现一些怪异的流通形式，值得加以更充分的研究。倘若生产者依附于契约，亲自从事大多数劳动，而且欠了金融机构一大笔债务——原因是地产抵押支付和在当前的经营中欠下的信用—那么这位名义上的“作为所有者的占据者”或许就更应该被看作一名管理者乃至劳动者，他收取的是生产出来的总的剩余价值中的一种“计件工作”的份额。我们有必要一如既往地穿透表面现象，确定实际的、主导性的社会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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