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资本家与地主的斗争最为明显地发生在三个方面：（1）契约的条款如何调节土地的使用；（2）租金有多高：（3）租期有多长，以及如何对改良加以补偿。不过，还有一些更加一般的因素也会影响分配安排。地主的收益租金构成了资产阶级总体收益的一部分。这些收益既可以被贮藏起来，又可以被重新投入流通。在前一种情况下，一般的资本流通很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干扰。在后一种情况下，收益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奢侈品等等来继续流通，或者可以转变为货币资本，并通过信用体系来流入生产和消费。收益的使用方式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购买奢侈品而回流的收益可以在刺激有效需求时起到重要作用，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这无法为资本解决“实现”的问题（第3章）。在这种情况下，地主也是作为社会的“消费阶级”之一来运行的，他们的活动被整合到了资本流通的总体动态当中。但鉴于他们在这个体系中的定位，我们不难看到他们的活动扰乱了农业与工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以及基本的工资品的生产（特别是食物的生产）与奢侈项目的生产之间的必要的比例关系。

地主将收益用作货币资本的情况推敲起来更加有趣。它显示了土地所有权与银行强有力的潜在联系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这种联系很容易观察到，而且极为重要。它还意味着一种强大的潜力：一边发动剩余产品离开土地（方法是迫使生产者进入商品交换)，一边通过从无数小生产者身上占有租金来集中资本尽管是集中在土地所有者手中。地主只要以生产性的方式来使用他们所集中的资本，而不是进行炫目的消费、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就会在资本积累的历史中起到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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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非常核心的作用。

实际上，资本主义所赢得的胜利之一正是迫使土地所有者发挥这样一种积极作用，并把这作为他们存活的条件。但这里有一条尤为普遍的阶级斗争的阵线，因为土地利益集团肯定未必愿意把自己掌控的土地当作纯粹的金融资产，也未必愿意把自己集中的货币权力仅仅用作需要投入流通并成为资本的货币。但是货币的社会权力最终注定要支配土地的社会权力。使用土地来获取货币长久以来就是土地利益集团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所追求的目标，而这在长期意味着土地所有权会融合到所有类型的食利者当中—这一点是简单明了的。①土地利益集团失去了自主的、独立的作用，而且必然会转化为资本本身的一个派系。土地利益与工业利益的斗争在19世纪的英国是历史性的，性质相似的斗争也一直在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国家进行；但是土地利益与工业利益会在生息资本流通的框架中同化—这是一种必然的转化，上述斗争也都必须被放到这样的背景下。在这个过程中，租金在生产出来的总的剩余价值中的份额只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是两个准独立的社会阶级公开的阶级冲突的产物，却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内化到了对生息资本的流通加以规定的逻辑当中，而生息资本是在诸多形式的虚拟资本—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产生的——中间流通的。这促使我们更加直接地研究生息资本是如何逐渐通过土地本身来流通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1. 土地市场和虚拟资本

第11章一租金理论

① 斯普林（Spring)(1963）和汤普森（1963）记录了英国的土地贵族是如何作为资本家、金融家等等被逐渐吸收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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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并没有对土地市场展开任何详细的分析。在他看来，构造地租理论具有优先性，因为他认为真正的理论挑战是在这个地方。但当我们认为货币的起源植根于体现在商品中的不同价值形式时，我们并没有面面俱到地说明货币和信用的作用；同样，用资本化”的地租来约束土地价格的起源也没有穷尽关于资本主义之下的土地市场可以说出的全部重要内容。土地市场展现出了独特的性质，也发挥了重要的职能。它们值得从它们本身出发来加以分析。

地租理论所解决的问题是土地—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如何可能具有价格，如何可能作为商品来交换。地租构成了土地的“价值”；通过资本化，它成了某种想象中的资本的利息。人们购买和出售的不是土地，而是它所带来的地租所有权证书。所花费的货币相当于一种生息投资。买方取得了对预期的未来收益的债权，即对未来劳动果实的债权。简言之，土地的所有权证书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见前面第266一270页)。“如果资本作为货币、土地、房屋等等出租，那么它作为资本就变成商品；换句话说，在这种场合，投入流通的商品就是作为资本的资本。”2（《大纲》，第724页）我们已经确立了这些观点。①

对土地及其附属物的价格加以调节的基本力量是利率和对未来租金收益的预期。利率的变动会在一个总体框架中—界定这个框架的是资本积累同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见第9章和第10章）施加强有力的时间节奏，并引起土地价格的变动。利率下降的长期倾向或货币资本的暂时过剩一般会导致土地价值的提升（租金则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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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土地的持有而言，社会动力威望、象征性的重要地位、传统等等在实践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在这里将它们从考察中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们在纯粹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中并没有直接的根基。

对未来租金的预期是不断变化的—它是由未来的资本流动和未来的劳动所约束的—而这同样会影响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出于这个原因，就连未曾使用的土地也可以获得一个价格（《资本论》第3卷，第669页）。土地的交易中始终存在投机的要素。我们现在必须确立这一点的重要性，尽管马克思大体上把投机从他的眼界中排除出去了。然而，他的确谈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提到，就迅速发展的城市中的住房建设而言，建筑业的利润是极少的，而“主要利润，是通过提高地租……而取得的””3，因而“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9（《资本论》第3卷，第774—776页；第2卷，第234页)。土地持有者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采取被动的立场。他们起到了主动的作用：他们所创造的条件让未来的租金得以成为占有的对象。当前资本的预付和劳动的应用确保了未来租金的增加。

这种情况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而马克思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意义。土地持有者可以主动追求对价值的占有，由此将土地上的生产强行推入新的格局，甚至把剩余价值生产的规模和强度推到原本也许达不到的水平。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当然要以土地本身的名义来强迫未来的劳动承受不断提高的剥削水平。运行在土地上的虚拟资本不仅起到了积极主动的作用，而且产生了矛盾，值得加以仔细地审视。它发挥了某些重要的协调职能，从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逻辑中使对租金的占有既得到了合法化，又得到了辩护。

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生息资本一般有助于在不同的生产线之间协调劳动力的配置，并使利润率平均化；它在土地市场中的流通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协调了土地的使用。土地的独特性给这个过程添加了一些新的疑惑。在实践中，资本家极少会被迫放弃自己在一块特殊的土地上享有的相对永久的优势（即肥力或区位)，因而极少会推进另外的使用土地的方式，尽管后者可以产生更高的租金；特别是如果对这样一种变化进行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会立刻以更高的租金的形式被收走，他们就更加不会那样做了。一旦生息资本在土地市场中的流通是为了无休止地寻求未来地租的提升，并对土地的价格做出相应的规定，那么局面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生息资本的流通在土地上推进的业务是与尽善尽美的使用方式相符的——这些使用方式不仅从当前来看，而且从对未来的剩余价值生产的预期来看都是尽善尽美的。土地所有者如果将土地当作纯粹的金融资产，就恰好执行了这样一项任务。他们对资本进行强制（例如通过抬高租金），或者与资本合作，以便确保提升的地租可以被创造出来。在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积极主动地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前者承担了开发商的角色，试图获取提升的租金，资本家则获取利润。①于是，马克思所提到的那类情境就实在太容易出现了：提升的租金远远超过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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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无休止地争取将土地投入“尽善尽美的使用方式”，地主创造了一种排序的手法，可以用来筛选土地的用途、强行配置资本和劳动，而这些配置原本也许是不会出现的。通过对未来的展望，他们也将一种流变性和活力注入了土地的使用，而这种流变性和活力原本是很难产生的。土地所有者在这个方面越是活泼，土地市场就越是活跃，土地的使用也就越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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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开发商的角色所进行的最好的理论研究之一出自拉马什（Lamarche)(1976)。

就资本主义之下的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和对租金的占有而言，我们现在可以圆满地完成我们的论述了。不仅对租金的占有具有社会必要性，而且土地所有者肯定必须在追求租金的提升时起到主动的作用。这种行为并没有任何前后矛盾，条件当然是土地仅仅被当作一种金融资产，一种向所有投资者开放的虚拟资本的形式。生息资本越是自由地在土地上游荡，寻找可以占有的未来地租的所有权证书，就越是可以良好地完成它的协调作用。

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土地市场越是开放，剩余的货币资本就越会不顾一切地筑起堆积如山的债权，并试图通过对土地上的生产本身进行掠夺和毁灭来实现自己过多的期望。对占有的投资—这对于上述协调职能的发挥是极为必要的—在这里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和可能十分严重的扭曲的根源。对土地的投机对于资本主义也许是必要的，但是投机泛滥会周期性地成为毁灭资本本身的泥沼。

如果我们研究空间组织的问题—马克思倾向于把这个话题也从他的理论眼界中排除出去，仅仅把它作为一项外围的关注—这些协调的力量连同它们的消极后果所具有的意义就特别明显了。土地市场塑造了资本在土地上的配置，从而塑造了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地理结构、空间中的技术分工、再生产的社会经济空间等等。诸多经济主体都可以回应由土地的价格所形成的信号。土地市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联系到竞争推动了地理结构的合理化。

进一步讲，土地所有者在地理结构的形成和转换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动的作用—条件当然是他们要将土地当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让我们考察一下交通的联络。使这些联络革命化的刺激源自一种需要：减少商品的流通时间，在地理上对市场加以延伸，以便制造一种可能性，即让原材料的投入变得廉价，使实现的基础得到扩大，并同时加快资本的周转时间。如果租金取决于相对区位，而且相对区位很可能由于交通的改善而发生转化，那么对运输的投资很可能就会提升相邻地区的土地的价值。土地所有者很可能会因此而获利（或亏损）。他们对交通的投资所在的地点和时间拥有相当保险的利益。他们甚至也许会愿意在蒙受损失的情况下推进这种投资（但是最好还是使用别人的货币，或者借助国家这个代理人)，以便从地租的提升中获益。这个诡计在相对较早的时候就被英国的土地利益集团学会了，而且自那以来就一直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侧面。

联系到社会要求来调整—在当前的情形中，社会要求就是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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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者一般会卷人一种竞争：哪一种特殊的开发模式、哪一组特殊的投资和业务在提升未来的租金方面拥有最佳的前景。在按照竞争来塑造使用土地的地理模式时，提升的租金在土地持有者中间造成的竞争是决定性的。土地市场的存在使协调成为可能，而且价格信号就此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但这种竞争所具有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消极后果。剩余资本可能会以挥霍的方式被投入运作；个别的土地持有者由于会按照自己的直接利益来行动，并试图使自己可以占有的地租最大化，所以或许会用一些从资本积累的总体要求的立场来看毫无道理的方式在土地上强行配置资本。在资本主义之下从总体上制造不均衡的力量（见第7章）由此具有了土地所有权的版本；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把DR-1与DR-2复杂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特殊问题补充进来。这些相互作用确保了没有哪个土地所有者可以限制生产方案的成本和利益，尽管这些方案是他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推行的。总的来看，通过土地市场的运行来对资本主义的地理加以塑造的力量处于持续不断的危险当中：它们可能会瓦解为不连贯的恶劣处境和周期性的投机泛滥。未来的劳动会被强行推入不可持续的格局（不论是从劳动、从资本还是从双方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于防止这样一种瓦解，并同时维护作为一种基本的协调手法的土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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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情境中，资本只有两道防御阵线：垄断或国家的控制。两种解决方案都不能免于内在的矛盾。通过土地所有权的大规模集中，土地的开发过程被垄断了，而这让土地的开发得以成为一个连贯的过程，因而投资的诸多协同效应就可以按照有利的方式来布置。很凑巧，这里有一种诱惑：土地所有制可以与高额金融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所以“金融资本主义”的土地版本在历史上要早于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产业资本的版本（第10章）。①这种垄断所带来的麻烦当然是开启了占有垄断租金的可能性—这种占有形式一般是对资本积累有害的。金融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掌管自己的账户来抵消这种倾向。为了维护整个生息资本的流通，信用体系规定了土地市场的结构。于是，通过使各种形式的生息资本流通相互联动，一种双重协调就出现了。这种解决方案的麻烦在于，土地市场尽管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协调，却逐渐更为直接地暴露在了信用体系本身的全部内在问题面前。

最后一道防御阵线是国家；为了抵抗土地市场周期性地承受的不连贯和投机狂热，国家可以动用诸多权力：调节土地的使用、没收土地、规划土地的使用，最后还有实际的投资。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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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认为，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所打造的寡头统治是由“新土地贵族”“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大手工工场主”所构成的“自然盟友”（《资本论》第1卷，第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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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土地配置到各种用途当中，土地的价格和土地市场是基本的协调手法，资本主义离不开它们。它只能争取限制它们的运行，由此使它们变得不那么不连贯，在投机的无序面前不那么脆弱。我们可以进而从这条一般结论中推导出两个后果。

第一，倘若脱离了土地私有制的垄断权力，也脱离了这种权力所赋予的占有租金的能力，那么土地的价格就无法存在。租金和土地私有制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都具有社会必要性。土地所有权的社会再生产和对租金的占有这两种必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界定。我们在这一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我要为这番论述加上一个重要的告诫。土地所有制只有将土地当作纯粹的金融资产，才是行得通的。其他所有形式的土地所有权都必须让位。土地必须成为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必须被当作可供生息资本流通的开放场地。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已经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向前走了多远，那是历史研究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的价值规律导致了这样一种转化过程这是无可争议的。

第二，土地的价格既把握了资本积累的时间性（显现为利率的变动)，同时又把握了物质性的使用价值在空间中的具体分配，因而把时间与空间的因素统一在了由价值规律界定的单一框架中。但它不是以被动的或中立的方式来做到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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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国家无疑可以将自己的印记留在地理结构上面，但它的这种做法未必能有效地用竞争来约束土地的使用，或者用资本积累来约束地理结构的转换过程。倘若国家的参与程度过高，就同样会逐渐使所有权的整个有效性—包括对一般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土地的所有权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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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价格必须通过对未来租金的占有来实现，而这种租金又立足于未来的劳动。因此，资本既然支付了土地的价格，就会强迫劳工在由利率规定的期限内在特殊的区位从事非常特定的活动—如果在购买土地时预付的资本没有丧失价值的话。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价值规律的运行是如何束缚活劳动的。我们将在第12章讨论这个后果进一步的影响。

生息资本在土地的所有权证书中的流通与一般的虚拟资本的流通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从区位的方面给未来的资本积累指出了道路，并充当了一种强行催化的角色，按照积累的根本性命令重组了积累的空间格局。它有时过于强硬了（超出了资本或劳动的承受能力)，有时又走错了方向（因为当货币资本的流通遇见并利用土地私有制所附带的垄断特权时，出现扭曲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个事实不过是证实了土地市场必然会内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根深蒂固的矛盾。由此，它恰好把这些矛盾强加到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物理景观上面。可是与此同时，为了力争在组织土地的使用时可以有利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它又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协调手法。

译注

2.《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8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全集》第 46 卷，2003版，第 702 页。最后半句的原文是“es als überflüssig und schüdlich erscheint / it appears superfluous and harmful"，中译本译作“土地所有权也 是多余而且有害的”，并没有“看起来”（erscheint/appears）一词。

4.《全集》第34卷，2008版，第167页。

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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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98页。

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940—941页。

8.《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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