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由于空间关系会随着对运输的投资而改变，所以不同区位上的资本家的相对财富也是如此。一些资本家遭受了劳动力、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住房等等）的价值丧失，另一些资本家则至少暂时享受到了超额利润以及可用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升值。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的结论，这条结论必然要修改第7章提出的关于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一般概念：价值丧失—不论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始终属于特殊的地点，始终要指定自己的位置。

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条原则所具有的深远后果。在这里，让我们把注意力局限于它在运输业本身当中的影响。由于区位的变化是在同一时刻被生产并被消费的，所以直接的生产过剩和价值丧失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固定资本才有可能丧失价值。但是运输业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十分广泛，而且其中有许多都内嵌到了建成环境当中，成了公路、铁路、终点站等等。这类固定资本在价值丧失的寒风中尤其脆弱。但是价值丧失始终处在特殊的路线上，或者处在特殊的地点这一处的终点站不再有贸易了，那一处铁路线上的交通被新的高速公路所取代了。运输业中生产力的革命始终是在指定的区位发生影响的。因此，这个产业内部的竞争就取得了一些独特的性质。之所以会这样，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旦固定资本内嵌到了土地当中，竞争的各方就成了亚当·斯密所说的空间中的“自然垄断者”。这种“自然垄断”的性质意味着两座城市之间的几条相互竞争的铁路线基本上是毫无道理的，几家运输公司则有更强的理由在共同的路线上竞争（比如在公路货运当中）。由于修建铁路线、船坞和港口、机场等等往往需要数量巨大的资本，所以资本家倘若不能在风险面前保护自己—指定区位的价值丧失会由于竞争而产生风险可能就会不愿意投资。这意味着需要限制竞争，还需要创造由国家调节的乃至国有的垄断。这里有一个两难。竞争为这个产业中生产力的革命化所带来的刺激被淡化了。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一般又要求无休止地减少迁移的成本和时间，要求消除一切空间壁垒、“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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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把运输业中的资本分割开来就行：其一是在建成环境中流通的一种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其二是在空间中自由迁移的其他种类的资本（卡车、船舶等等)。价值丧失受地点约束的性质在后一个部门降到了最低，开放的竞争和投资所面临的障碍也相应减少了。于是，对由交通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而言，真正严重的问题就仅限于在建成环境中独立流通的固定资本。

只有借助信用体系和国家的参与，这样一种分割才能发生(《大纲》，第523—533页)。由此，“自然垄断”的要素可能会服从共同的调节和控制，价值丧失的影响也在相应的程度上社会化了。进一步讲，正如我们在第7章和第8章看到的那样，这类投资可以按照仅仅产生利润的方式来组织，从而可以降低资本的价值构成在总体上受到的上行压力。坏处在于，运输业的这个部分中技术变革的步伐要服从相关的资本家（例如由金融家组成的强大的阴谋集团）或国家官僚的经济权力和政策，有时还要服从他们的胡思乱想。于是，运输业中的投资战略对新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形成过程所进行的协调就变得成问题了。土地价格的变动（即第11章讨论的那种变动）现在进入了我们的图景，因为在对用于运输的、不动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时，这些设施所服务的地区的土地价值会上涨，而组织这些投资的人往往可以占有相关的利益（这对于国家和相关的资本家都是成立的)。这意味着放任土地投机、放任对租金和土地税的占有是有利的（从一般资本的立场来看)，因为它们是拉动、推进并引导投资的手段。我们在这里给第11章提出的一般论点对租金的占有在资本主义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协调职能—找到了又一个确证。然而结果是：用于运输的基础设施的创造依赖于投机的和政治的机制，而不是较为寻常的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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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包含了一些重大的矛盾。资本积累的要求是越来越多的资本都应该转向交通运输工具的生产（《资本论》第2卷，第251页)。但是运输业一般在自身的范围内具有较高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以及较弱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力量。因此，这个弱点必须通过补偿性的预付款来抵消—这些预付款来自运输业所服务的部门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否则总的利润率就得不到维持。

但最糟糕的是，我们看到了虽然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创造物质基础设施来克服空间壁垒，但这些基础设施在空间中是不动的，在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面前也是高度脆弱的。公路、铁路、运河、机场等等一旦移动了，就会失去自己体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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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建立空间整合、消除资本流通所面临的空间壁垒，价值必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固定在土地中。由于运输系统是生产出来的空间，所以它所体现的价值迟早也会变成有待克服的壁垒。若要维护运输网络内部的特殊价值，就意味着制约一般价值的进一步扩大。于是，运输系统内部的强烈的价值丧失和结构转换就变得无可避免了，而这会对空间格局的塑造和各个层面的空间整合造成各种后果。这是一个核心矛盾，它改变并限定了商品形式的资本所具有的机动性。

1. 可变资本和劳动力的机动性

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但它的机动性是由一些非常特殊的条件来支配的。它是唯一一种可以凭借自身的动力把自己送到市场上的商品。因此，“劳动的机动性”这个术语在经济话语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它在资产阶级理论中，而且经常在日常用语中指的是劳动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于任何目的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只要他乐意就行。这种契约自由对于资产阶级的人权概念和公民自由概念是十分关键的。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这些积极自由的意义，却坚持认为应该把它们联系到事情更加黑暗的另一面来看待。劳动者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15（《资本论》第1卷，第169页）。原始积累的过程使大多数劳动者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包括获得土地的机会）中获得了“自由”；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向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活。

这种自由所具有的两重性会转换为两种极端不同关于它在地理上的机动性的看法。①作为创造性的主体（见前面第111一119页)，劳动者无休止地在世界上游荡，试图逃脱资本的劫掠，躲开剥削最坏的方面，并始终力争改善自己的处境，往往还能取得一些成功。资本肯定必须顺应这种过程；就此而言，劳动者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地理。然而，劳动者倘若被看作一个在本质上由资本统治的对象，就无非是可变资本，即资本本身的一个方面。在可变资本的运动中具有支配地位的规律是内嵌在对一般资本的机动性和积累加以调节的规律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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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第二种观点。这样一来，他就要抵抗处于主导地位的、与劳动者的所谓自由相关的资产阶级神话。鉴于雇佣劳动的一般状况，劳动者在迁移时的自由恰好转变成了它的反面。为了寻求就业和一份基本的生活工资，劳动者不得不跟随资本，不论后者流动到何处。这意味着资本“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而且消除了“阻碍[资本家]任意占有这种或那种劳动的一切法律限制或传统限制”17（《资本论》第3卷，第196页；《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1013页)。它同样导致了原始积累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谋生方式的干扰和毁灭—马克思用了许多篇幅来考察这种过程。它还促使资本家采用对垄断性的传统技能并无依赖的劳动过程。这对劳动者造成了不可胜数的后果。对资本来说，劳动过程的特殊形式是“无所谓”1的，而这种态度直接延伸到了工人身上：“自由工人”必须承认，“他们的劳动始终是[为自己]提供同样的产品或货币”19。他们必须认为，“自己劳动活动的预示着较好工资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20。于是，工资的差异为资本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以按照资本的需要来协调工人的脚步。劳动力的通用性、它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和工人对工作内容“无所谓”的态度对于“资本的流动性”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的意见是：这些条件“在任何地方也不比在北美合众国表现得更突出”21(《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1014、1034页)。在这些条件下，“劳动者的自由”实际上被还原成了“资本的自由”(《资本论》第1卷，第671页)。劳动者越具有机动性，资本就越可以轻易地采用新的劳动过程，并凭借更佳的位置来获利。劳动力在地理上的自由的机动性表现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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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列宁和卢森堡对劳工在资本主义之下的迁徙的看法，德戈德马尔(deGaudemar)(1976)有一番出色的讨论，而且做了很好的概述。

这个命题并不是没有矛盾。如果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应该满足资本的需要，劳动者在迁移时的绝对自由就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定。例如，由失业者组成的后备军—他们由于技术变革而极其不堪地从自己的生活资料中获得了“自由”只有在仍然可以为资本所用时，才能创造对进一步的资本积累有利的条件。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必须留在原地。法律的规定或其他社会机制必须堵住逃脱的路线例如，土地所有制和租金可以阻止劳动者回到土地，从而可以阻止他们逃脱资本的掌握。资本也不能容许产业后备军相继死去，除非它可以“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或者将潜在的后备军而非活跃的后备军发动起来23（《资本论》第1卷，第269、642页）。若非如此，资本就必须想办法通过失业救济金、社会保障、福利方案等等来维持后备军的生存，并使它停留在原地。个别资本家无法轻易地承担这些重负，所以它们一般被移交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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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诸多两难就出现了。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一种社会支持体系—例如工厂法的制定和对工作日的调节—就其自身而言就值得为之斗争。后备军的状况是阶级斗争的焦点—问题变成了谁来承受社会支持体系的成本，以及资本如何才能维持自己获得劳工储备的机会。不同的政府或许会为了这个问题而争吵；但从当前论述的立场来看，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自由的”机动性被资本家的欲望所抑制了他们想要把劳工储备保持在原地。当劳动者拥有技能时，或者当资本家对教育、岗位培训、医保等等进行投资时，这条原则就会变得尤为明显。劳动力的质由此就变得重要了。例如马克思注意到，在19世纪60年代兰开夏郡的棉荒时期，“工厂主在政府的默契下，竭力阻止工人外迁，一方面是为了经常准备好他们的存在于工人血肉中的资本”24（《资本论》第3卷，第134页)。资本家有丰富的策略可以将自己看中的工人束缚在特定的公司里和特定的区位上。关于迁出和迁入的政策可以按照特殊资本家的吩咐来操纵，公司本身则有可能仅仅授予不可转移的年资权利和退休金协定，而它们会给工人的迁移充当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大公司甚至还可以在内部的劳工市场上通过晋升和奖励方案来控制地理上的机动性。由此，劳动力在社会和地理两个方面的机动性就可以按照特殊的需要来布置了。但是特殊的需要未必能与资本积累的总体要求相容。个别资本家或资本的个别派系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制约了劳动力总的机动性，而这可能会损害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出于这些原因，劳工“自由的”机动性瓦解成了一团相互矛盾的要求，即使纯粹从资本的立场来看也是如此。

由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由一些过程所支配的，所以它的机动性也必须在这些过程的语境下来理解。养育一名劳动者要花很多年，而且根深蒂固的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一旦取得就很难改变。此外，劳动力是唯一一种在直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生产出来的商品。工人养育了自己的子女；不论他们周围的资产阶级制度有多么精巧，劳动力的再生产都始终处于直接的资本主义控制之外。不过，为了促进一定数量和一定性质的劳动力的生产，还需要经久耐用的、往往不动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物质基础设施它们很难建造，也同样难以拆除或转化。①这些基础设施也有可能吸收相当数量的资本（主要是以政府债务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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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劳动力的供给也必然会展现出内在的差异。首先，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总是具有“联合产品”的一面—男人、女人和儿童、老年和青年、弱者和强者统统可以被用于剥削。其次，有助于把一种类型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社会基础设施也许会抑制另一种类型的创造。这里出现了当代都市中住宅差异化的逻辑，因为为了专业人士的再生产而组织的社区必定不同于专为蓝领工人的再生产所用的社区。如果与历史、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叠加在一起，社会再生产的这种地理上的专业化倾向可能就会具有尤为突出的形式。可见，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本地的、区域之间的乃至国际性的专业领域所形成的相对永久的拼装。这种拼装随后也有可能与劳动力价值的显著差异和劳动力的价值生产率的显著差异联系起来。

资本家有可能，也的确会抓住这些差异，并主动使用它们来对工人阶级分而治之—所以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民族主义、宗教的和族群的偏见对于资本流通都十分重要。然而这样一来，在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的机动性面前的障碍就在资本家的支持下得到了延续，而这种机动性长期来看对于资本积累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如果一些社会政策可以消除劳工市场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宗教歧视等等，资本家可能就会在支持与反对之间来回摇摆—他们的立场要视情况而定。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社会再生产的适当机制若要得到维持，可能就会与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的机动性不一致。马克思注意到，这种机动性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一般是毁灭性的，而且必定会打碎并损害家庭和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从资本的立场来看，某些消极后果会从中涌现出来。倘若劳动力的一些性质是与社会再生产的一种特殊体系相联系的，而且甚至对于资本家的一个派系也很重要，那么后者出于纯粹的自利可能就会试图通过私人的慈善或国家来使家庭和共同体的制度稳定下来。出于这些原因，一部分资产阶级或许会支持改善市民生活（civic improvement）、教育改革和城市改良、住房措施和医保措施等等。①但这样一来，资本家所支持的差异化就必然会在个人的机动性面前充当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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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泽洛（Donzelot)(1979）和他的批判者提供了有趣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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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再次识别出资本在根本上的张力和两面性。劳动者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的机动性是一项重要的属性，需要加以发扬。但是资本家也需要把劳工储备保持在原地，细分劳工市场——这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并支持一定品质的劳动力适当的社会再生产。这些相互矛盾的冲动源自一般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且会对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产生相互抗衡的影响，不论工人自己的意志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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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工人阶级的福利所做的投入可以是道德的和物质的改良，19世纪大西洋两岸的城市改良运动为此提供了壮观的例子。

但是工人绝不只是资本的对象。地理上的机动性对他们来说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它代表了逃脱暴政和压迫的可能性包括资本对劳动实行的暴政和压迫。它代表了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争取，尽管在工人回应资本所给出的物质奖励（工资的提高和工作条件的改善）时，这种争取也会给资本以可乘之机。这里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一般资本要依靠工人对美好生活的这种无休止的追求—这种生活是从物质的和货币的角度来界定的—并把它作为手段，以便既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布置劳动的机动性，又按照阶级的需要来规训个别资本家。例如，劳动者在地理上的“自由的”机动性有助于使工资率按照劳动力的平均价值来达到均衡，从而使资本积累保持平衡（见第2章)。

但是地理上的机动性也给劳动者施加了一些负担。传统的支持机制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干扰，而这可能是难以承受的。我们虽然可以将机动性作为一种逃脱手段来提倡，却在这里遇到了相反的一面。家庭和共同体中有个人交往的网络、支持系统和细致的应对机制，此外还有制度的保护，更不用说政治动员的机制了—这些都可以在工人及其家人创造性的努力之下被建立起来，并在阶级斗争的海洋中成为有实力、有特权的岛屿。对这些“岛屿”的保护往往在工人的生活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家庭、共同体、地方和文化环境强烈的忠诚在地理上的机动性面前充当了障碍。工人还可能会以为，对别的工人的排斥一一出于经济、社会、宗教、族群、种族等方面的理由—对于保护已经建立的有实力的“岛屿”是十分关键的。马克思在探索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英国和爱尔兰的工人在19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当中具有复杂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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