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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说法。它解释了马克思是如何把对使用价值的研究编织到他的论述当中的,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使用价值是按照现代生产关系来塑造的,也会反过来影响并改变这些关系。对劳动过程的分析、生产的社会组织和技术组织、固定资本的物质特性等等—这些全都是从使用价值的立场来考察的——都以最错综复杂的方式同交换价值和价值交织起来了。例如,就固定资本而言,我们发现马克思反复宣称使用价值在这里“起着经济范畴的作用”1°(《大纲》,第646页)。机器就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它体现了交换价值和价值。它对劳动过程、生产结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等方面的改变也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机器的生产和使用完全落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
当然,我们还没有资格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改变了使用价值,同时后者又如何改变了前者,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对交换价值和价值的解释。但我们可以详细考察一个重要的例子,以此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对使用价值的理解是如何随着分析的进展而演化的这也许会有所帮助。
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的欲求和需要,马克思仿佛在《资本论》的第一页就把它降低为一个单纯的历史问题。到了第一节的末尾,在简要地考察了交换价值和价值之后,马克思修改了他的论述,并坚持认为商品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商品倘若不能满足一种社会欲求或社会需要,就无法具有交换价值或价值(《资本论》第1卷,第41页)。使用价值的范畴现在被理解为社会性的使用价值,同交换价值和价值相联系,因而毫无疑问已经发挥了经济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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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求我们考察资本主义如何改变了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在整部《资本论》第1卷的大部分篇幅里,马克思都假定这些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是已知的。例如就劳动者而言,他们被看作“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产物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12(《资本论》第1卷,第171页)。但之后马克思就转过去考察了资本积累如何影响了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现在就被当成了某种按照资本积累的动态来变化的东西。
在《资本论》第2卷接近结束时,马克思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再生产的物质体系总体被拆分为三个部门,它们各自生产的是生产资料、工资品(必需品)和奢侈品。简单再生产若要存在,或者生产若要有秩序地扩大,这些部门之间的流动就必须达到平衡(包括量的、价值的和货币的平衡)。对劳动者的欲求和需要的认知现在经历了进一步的修改。劳动者必须依靠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商品生产者也需要劳动者花钱消费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资本家所控制的)生产体系既回应了劳动者的欲求和需要,又创造了这些欲求和需要。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将生产新的消费视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必要方面了。这种对消费的生产可以通过诸多方式来实现—“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新的使用价值”13(《大纲》,第408页)。于是,对使用价值的认知就不再内嵌于“人的需要的任一体系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是可以让我们更加具体地理解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得到塑造的[见勒博维茨(Lebowitz),1977—1978]。
第1章-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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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体系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初级的交易更加基本了:在这种交易中,我们购入一定量的使用价值,并付出一定数额的货币。这些交易会产生信息—那种小麦每蒲式耳卖多少钱,那种鞋每双值多少钱,那种钢每吨以多少钱来交易,如此等等;由此给出的信号引导了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决定。生产者知道了一种商品的平均售价,才能决定要生产多少,然后以买人价格来购买一定量的商品,以便进行商品生产。家庭知道了一种商品的价格,再联系到他们的欲求和需要以及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就能决定要购买多少。这些交易它们对于资本主义之下的日常生活极为根本—构成了经济活动的“表面世界”或“现象形式”。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从来不是去解释商品为什么是按照某种价格来交换的。
假如我们不加质疑地接受两个初步的假定,那么由价格体系表达的交换价值就相当容易理解了。第一,有一种商品具有不偏不倚的价值单位(numéraire)的职能—货币的职能—因而其他一切商品的相对价值都可以毫不含糊地表达为价格。第二,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生产的世界中—所有物品都是为了在市场上交换才被生产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假定近乎“自然”它们之所以仿佛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困难,不过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状况。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展到对价格体系的分析了。我们看到,商品是按照相对价格来交换的,而价格是随着供给和需求的状况而变动的。价格体系分明提供了一种高度精巧的分散化的机制,可以协调无数不同经济主体的各种活动。供给和需求的规律看上去足以解释相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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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也承认供给和需求对于市场均衡的重要性,却强烈反对供给和需求可以充分地告诉我们关于商品均衡价格的一切。
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抵消,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对市场价值发生影响,并且使我们更加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来说明。14(《资本论》第3卷,第189页)①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断言,我们必须查看马克思为它做的辩护。我们将在第3章最终澄清这个问题。但他论证的一大关键就在于他对货币的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的论述中把交换价值当成一种仿佛很简单的东西,以便对价值理论做出最初的陈述。但之后他立刻回到了交换的问题,并表明它不仅的确是成问题的,而且通过它与价值的关系来研究它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他的大致思路是说明倘若不分析“货币”的本质—货币让交换价值得以毫不含糊地表达为价格—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无法得到理解。他特别质疑了一种观点任何商品都可以成为不偏不倚的价值单位(num)—并试图反过来证明货币包含了根本的矛盾。
① 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追随了李嘉图。李嘉图把供给和需求视为一种重要的均衡机制,却与马克思一样并不把它视为一种足够有力的对世界的认知,从而不认为它可以构成价值理论的基础。他给马尔萨斯写信说:“你说价值是由需求和供给所调节的,但我认为这是空话。”(转引自米克,1977,第158页)供给和需求处于新古典主义价值理论和边际主义价值理论的核心,但是斯拉法对后者的批判(1960)至少已经把一部分当代的经济理论推回到了马克思和李嘉图—他们至少在这个方面是一致的—所提供的基础。米克(1977,第10章)对这一点做了很好的讨论。
第1章一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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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断定,我们的基本任务“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15(《资本论》第1卷,第92页)。货币形式是一种社会的创造。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汇率或银行家一样”16(《大纲》,第239页)。货币不是任意确立的,也不是单纯由习俗确立的。货币商品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一种特定的社会过程—参与到交换行为当中—才产生的,我们必须理解这种社会过程,才能洞察价格体系的内在逻辑。①
马克思将简单的商品形式当作货币形式的“胚胎”17。对直接的产品交换的分析表明,商品可以取得他所说的“等价”形式和“相对”价值形式。一个共同体在衡量它所购入的物品的价值时,如果参照的是它所卖出的某一种物品的价值,那么后者就具有等价形式的职能。在初始状态中,每个共同体或讨价还价的主体都拥有可以用作等价形式的商品。随着交换的扩大,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或一组)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种基本的货币商品,如黄金。于是,其他所有商品的相对价值都可以通过这种货币商品来表达了。“价值”由此取得了一种清晰可见的、独特的、为社会所接受的尺度。关于交换价值的许多不同的(主观的、往往是偶然的)规定转变成了一种标准的货币尺度,这是由交换关系的扩大所造成的—随着这种扩大,为了交换而生产物品最终成了一种“有规则的社会过程”18。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总的商品交换体系不可能脱离货币,因为货币为它提供了方便。因此,交换的增长和货币商品的出现必定是如影随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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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研究非常少,间隔也很长。罗斯多尔斯基(1977)出色地讨论了马克思如何得出了他最终对货币的认知。德布伦霍夫的《马克思论货币》(Marx on Money)(1976)也很有用,但正如她最后的自我批评所指出的那样,她漏掉了几个要点,但在后来大体上很出色的著作中(1976b和1978),她也试图把那些要点包含进去。哈里斯(1976;1979)和巴雷尔(Barrère)(1977)也汇集了一些有趣的材料。然而令人苦恼的是,对马克思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经常把货币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话题推到一边,而不是把它当作整个分析的核心。唯一的例外是曼德尔(Mandel)(1968),他令人赞赏地把货币和信用整合到了他的文本中。出于同样的原因,现在兴起的一些专门研究—它们认为在讨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时,可以脱离马克思在其他方面的理论也包含了内在的危险。我希望在第9章和第10章可以避开这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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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一旦披上了“货币的外衣”,就与其他一切商品不同了。对它的特殊性质的分析可以肯定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货币的谜就是商品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9(《资本论》第1卷,第93页)。
货币商品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具有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并且反映了生产它的劳动过程的具体社会条件和物理条件。货币商品的这些具体生产条件构成了一条准绳,借此可以衡量其他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这个立场来看,货币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它的交换价值想必也应当反映出这一点。货币的使用价值则在于它为其他一切商品的流通提供了方便。从这个立场来看,它又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然而,在使交换变得润滑的过程中,货币又取得了一种交换价值,它的形式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20(《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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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解释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重性,是因为交换价值虽然最初被看作一种内化到了一切商品当中的属性,现在却被一种外在于商品本身,而且与商品本身完全分离的测量杆所代表了(《大纲》,第145页)。如何代表并衡量价值的问题由此就得到了解决。但这种解决方案也必须付出代价: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性被内化到了货币本身的交换价值当中。简言之,货币“只是通过使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矛盾以及交换价值的矛盾普遍化,来解决这些矛盾”21(《大纲》,第200页)。这一切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后果。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如果在社会中按照给定的速度流通,那么流通的总量必须充足,才能为一定量的商品按照适当的价格来交换提供方便。我们可以将对货币的需求记作P·Q(其中P是价格的矢量,而Q是商品各自的流通量),并将货币的供给记作M·V(其中M是可用的货币量,而V是流通速度)。均衡的情况就是MV=PQ(《资本论》第1卷,第123页)。倘若商品的流通量突然增加了,而M和V都保持不变,那么货币商品的反映价值就会上升,而且可能远远高于它的固有价值。货币供给的增加或流通速度的增加可以纠正这种情况。但是商品交换的体量每天都会持续不断地波动,而一个特定的商品被挑选为货币商品所需的条件(稀缺性等)却妨碍了人们即时调整它的供给。为了走出这个困境,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创立储备基金或货币贮藏,一旦商品交换的体量有可能发生重大波动,就可以灵活地使用这些贮藏。另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利用某种信用体系,在一段给定的期限结束时(一天、一个月或一年)用货币商品来支付账户的余额。这样一来,对货币的需求就会大大减少,而且商品交换的体量即使日复一日地波动,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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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第90页)。于是,货币与它要买的东西就是相抵的。结果是:货币商品取得了两重交换价值—其一是由它自身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这是它“固有的”交换价值),其二是由它要买的东西所决定的(这是它所“反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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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立刻将我们的注意力聚集到了货币的某些额外职能上面,即作为价值的储存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两者的前提都是货币能够作为社会权力的一种独立形式来运行,而这种能力的起源又在于货币是价值本身的社会表达。马克思指出,“个人……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2(《大纲》,第157页)。这种社会权力“是绝对可以让渡的”3,因而可以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24(《资本论》第1卷,第110、132页)。对那种社会权力的贪欲会导致强占、偷窃、贮藏、积累—可能会导致一切。马克思花了大量篇幅—特别是在《大纲》中(尤其参见第145—172页)——来描述货币化如何通过社会权力关系扰乱了传统社会。
但在《资本论》中,他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既然只有将货币用作价值的储存手段或支付手段,才能让内化在货币当中的两种形式的交换价值保持一致,这就要求货币这种社会权力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来使用。倘若贮藏对于交换过程的均衡是必要的(《资本论》第1卷,第134页),那就意味着贮藏的货币要按照某些合理的原则来使用当商品生产减少时,货币就必须退出流通,而当商品生产复苏时,货币就必须重新投入流通。倘若货币被用作支付手段,交换过程的所有主体就同时成了债务人和债权人,而这又意味着债务合同的签订与债务的偿还都必须服从某些一贯的原则。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注意力都聚集在一种特定的流通形式上面。我们理解了货币的流通—它成了一个自在的目的—为什么会成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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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流通的商品形式(商品一货币一商品,简写为C-M-C)界定为使用价值的交换(例如用鞋子的使用价值来交换面包的使用价值),这种交换在本质上取决于所交换的物品的质。货币在这里的职能是一种方便的中介。现在我们遇到了另一种流通形式M-C-M,它的起点和终点恰好是同一种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不过是让货币重复出现,这只可能有一种动机:在流通的终点所得到的货币要多于在起点所拥有的货币。一种量的关系取代了质的交换。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货币,即利润。以这种方式流通的货币就叫作资本。
我们到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般商品交换的条件使流通的资本主义形式具有了社会必要性。这一点有不可胜数的社会后果。为了让交换关系保持稳定,一种社会空间被创造出来了,资本家的经营在这种空间中具有了必要性。但是
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通过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所谋求的无休止的价值增殖,为更加精明的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而实现了。26(《资本论》第1卷,第152—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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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5(《资本论》第1卷,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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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有可能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利润从何而来?但若要向这个问题发起挑战,就只有价值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手段。
(3)价值理论
我们现在要考察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所蕴含的价值理论。与使用价值和价格不同,这里的分析并没有不言而喻的出发点。我们要么从一些关于价值本质的先天假定开始,要么通过唯物地考察社会的运行方式来寻找一种客观的理论。马克思采取了后一条道路。既然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现象世界是由众多使用价值的价格所支配的,这就为建立一种初始版本的价值理论提供了材料。一旦这种初始版本就位了,我们就可以考察价值、价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此来解剖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资本论》开篇的论述简单得异乎寻常。马克思把商品界定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体现,并立刻撇开了前者,直接进入了对交换价值的分析。在交换中将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等同起来(它们本身有质的差别)意味着两种使用价值具有共同之处。一切商品共同拥有的唯一属性就是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27(《资本论》第1卷,第38页)
这番论述与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28中所做的论述几乎一样。马克思仿佛在这个阶段完全追随了李嘉图,认为价值的问题就是找到一种合适的价值标准。①唯一的修改是他引人了“具体的有用劳动”和“抽象的人类劳动”之间的差别,前者被界定为“有目的的、生产使用价值的人类劳动”,后者则“形成商品价值”29(《资本论》第1卷,第41—46页)。但是马克思的论点现在显得纯粹是同义反复—价值的标准就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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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① 关于马克思如何用李嘉图的论述打造了他自己在《资本论》中的概念,伊藤(Itoh)(1976)做了出色的研究,皮林的文章(1972)也相当有趣。亦见艾尔森(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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