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关系。①

结局是：劳工如果无法完全逃脱资本的掌握，就要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他们可以逃到别处，寻找美好的生活，也可以留在原地进行战斗。这个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季节性的、周期性的乃至相对长期的迁徙（加上为了照顾留守的家人而寄出的汇款）是一些折中的解决方案。选择权归根到底是属于劳工的，不论资本具有怎样的影响。但是讽刺依然存在。劳工所走的道路不论是哪一条，都具有一种潜力，即转变为某种对资本有利的东西。我们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只要一项根本条件—它界定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保持完好，这种潜力就必然会实现（尽管会有许多巧合和疑惑)。劳动者如果必须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就没有逃脱的办法。这当然是马克思一直试图着重强调的政治观点。资本主义的矛盾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它的要求是废除雇佣劳动。

既然不存在这样一种戏剧性的解决办法，资本与劳动就被迫要围绕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进行斗争和妥协，而这些斗争和妥协具有千奇百怪的模式。资本与劳动都有迁移的权利，而在两种权利之间，决定性的就是力量。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并不容易解释。工人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斗争要么移到别处，要么留在原地，为了改善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而战斗但若这些目的始终只是有限的，他们可能就会帮助资本主义保持稳定，而不是削弱它或推翻它。另一方面，资本的胡乱迁移可能会扰乱劳动再生产的条件，从而恰好威胁到对劳动力的进一步剥削所需的基础。于是，资本可能会被迫重新进入为家庭和共同体提供支持的模式，而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工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基础。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从双方的立场来看都不是一桩毫不含糊的事务。这种状况对于理解劳动的机动性是根本性的。这种状况将始终存在，直到工人不再必须为了生存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出售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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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所有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都……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2(《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236—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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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货币资本的机动性

不同形式的货币金条、铸币、钞票、信用等等就它们在迁移时可能具有的方便性和安全性而言是十分不同的。金币它单位重量的价值很高在物理上的迁移并不那么昂贵，但是花费的时间、连带的风险造成了明显的局限。在现代的条件下，信用货币是一切货币中最机动的。它们在全世界的迁移可以同与它们的使用相关的信息和指令所能达到的速度一样快。它们所面临的唯一的物理障碍是通信系统，因为要通过它才能传送信息。

因此，信息传输技术的改进对于资本积累是根本性的，就像交通的革命一样—后者加强了商品的机动性（《大纲》，第161页）。①我们有邮政、电报、电话、无线电、电传、电子转账等等它们都能帮助信用货币在“转瞬之间”穿越空间。这种货币资本明显可以在基本不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在世界上游荡；它可以整合并协调生产与交换，却几乎不用理会物

第12章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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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德拉艾(de la Haye)(1979)，他在介绍马克思关于这个话题的作品时强调了通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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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立刻遇到了某些悖论和矛盾，它们以社会性的方式妨碍了哪怕是信用货币的自由的机动性。信用货币只能运行在某些牢固的制度安排的语境下，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所提供的制度安排。马克思坚持认为，一切“观念性”26的货币形式都拥有“地方性和政治性”27；他的《资本论》关于“货币”的一章也充满了对民族国家的影射：只要货币被用作纯粹的流通手段，他就会把民族国家的货币作为基本的货币单位。于是，各个民族国家的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和各个货币集团之间的关系就进入了我们的图景。在货币的迁移面前出现了社会壁垒，因为货币体系的后盾是不同的法律安排、制度安排和政治安排。因此，虽然人们在创造信用体系时想要使它尽量免于物质性的空间约束，但是悖谬的是，这种驱动立足于领土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在某些状况下可能会阻碍货币的迁移。我们在前面遇到过这种矛盾。商品在空间中的机动性取决于运输网络的创造，而运输网络在空间中是不动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克服空间壁垒的唯一办法都是创造特殊的空间结构。当后者也变成壁垒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必定会如此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28（《大纲》，第410页）。

信用货币假如是直接由一种货币商品—比如黄金来约束的，当然就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上游荡。但是信用货币从这样的根基中解放出来了，而这是它首要的优点。例如，它肯定必须在上行区间从货币紧缩中解放出来，否则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组织就无法获得新的格局。出于同样的原因，它在危机期间很可能会在“高品质的”货币面前丧失价值。于是，这种高品质货币所在的区位和它作为社会劳动的尺度所具有的实力就变得重要了。当黄金仍然发挥了唯一的价值尺度的职能时，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就构成了货币基础。当以国家为后盾的不可兑换的纸币在一国之内发挥了唯一的价值尺度的职能时，能在国内算得上是信用货币的后盾的就只有中央银行货币的供给和品质了。于是，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确立了汇率，国际汇兑则会按照不断波动的汇率来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劳动的价值它要么显现为黄金储备，要么显现为民族国家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一都成了信用体系的根本支撑。中央银行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越强，它在为信用体系提供坚实的货币基础时就越是游刃有余。马克思完全明白这些关系的重要性，他关于危机的形成和“金属流出”29所写的东西（《资本论》第3卷，第35章）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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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的空间壁垒。由于马克思认为（见前面第1章)，只有在一个整合良好的交换体系演化出来之后，价值才会变成商品交换的调节器，所以信用货币的迁移越是自由，交换关系就越是完美地反映了价值关系，把货币商品称作一般等价物也会变得越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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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是这样的：信用体系尽管能以信息的迁移可以达到的速度在世界上游荡，却同样会遇到由不同国家品质各异的货币的存在所带来的社会障碍（货币的品质取决于该国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黄金储备、中央银行的政策等等）。①在危机期间，信用货币被迫要重新与具有地理差异的货币基础关联起来。每个民族国家都力求保护自己的货币基础，否则就无法确保信用体系的生存能力。这意味着它要在自己的边界之内加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或者占有其他地方生产出来的价值（通过殖民的或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动）。与资本的流动（无论以何种形式）相关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自然就出现了。因此，每个民族国家或许都会觉得有必要通过限制资本的迁移（借助保护关税、生产补贴、外汇控制等等）来保护自己的货币基础。劳动力的迁移或许也会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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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① 曼德尔（Mandel)在《第二次低潮》(The Second Slump)中的分析以很有教益的方式研究了这些过程是如何在一个特殊的局势下走到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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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整个逻辑现在回过头来在自己身上倒塌了。货币基础构成了信用货币的基础—信用货币是最机动的资本形式—但为了保护货币基础，也许有必要限制一般资本在空间中的机动性！这样一种情境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矛盾。不稳定性滋养了不确定性，因而各个民族国家的货币管理局进一步采取了守势。于是，我们就顺利地推进了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如果没有任何超国家的协定（比如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商定的那种协定)，那么当危机以地理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展开时，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如何瓦解为一片混乱。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个主题。

1. 生产过程的区位

剩余价值起源于具体的劳动过程，后者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当中组织起来的。对自然界的物质转化即社会性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必然是在特殊的地点发生的。在劳动过程的期限内，商品的生产要被束缚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唯一的例外是运输业（它所生产的产品是位置的变化）。只有在劳动过程已经走完了自身的进程之后，位置的变化才可以不用引发所运用的资本的价值丧失。每种劳动过程的期限都是由所运用的资本的实际周转时间来规定的。这些周转时间越长，改变位置就越困难，除非相关的资本的各个部分机器和库存—可以在迁移时仅仅产生微不足道的成本。倘若要依靠周转时间较长的、内嵌在土地本身当中的固定资本，生产者就会在较长的时期内牢固地扎下根来。如果国家或资本的另一个派系（如地产所有者、金融家）掌握了固定资本的这些要素，并在短期内把它们出租给使用者，那么生产者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上述局限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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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之下，生产所在的位置是一桩非常错综复杂的事务，要服从众多决定因素。对个别资本家来说，一个特殊位置的优势取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成本、从这个位置到市场的交通成本——市场上要有充足的有效需求—生息资本的成本、各种各样辅助服务的成本和可用性，以及土地的价格。这些成本会由于许多原因而变化：自然界的慷慨（所谓的“自然”资源禀赋）、对劳动力的价值有影响的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中间投入品的成本、有效需求的水平等等。生产者还会参与空间竞争也就是说，他们会为了有利的场所和位置、为了支配特殊的市场范围等目的而相互竞争。这些因素当然在资产阶级的区位理论中得到了讨论。①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解释它们。

“竞争的强制规律”30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倾向于忽略空间方面。马克思在对租金的分析中（见第11章）简短地暗示了这些方面，偶尔也会在其他地方提到它们。实际上马克思经常宣称，竞争的实际运作方式可以合理地留到后面再详细讨论。他所感兴趣的是一些根本性的关系，而这些关系要在竞争、供给和需求、价格的波动，以及市场特有的其他所有表面现象都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工作之后才会占据主导地位。就他的目的而言，一种粗略的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就足够了。那么，如果我们更加明确地在论述中加入了竞争的空间方面，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第12章一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① 伊萨德（Isard）（1956）所做的概述仍然是最好的，勒施（1967）关于这整个主题的著作也仍然是最引人入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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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中，相对的区位优势会转换为超额利润。与使用了更好的技术的资本家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一样，这种超额利润可以被看作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个别资本家若要获得它，就要既按照社会平均水平来出售商品，却又按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本地成本来进行生产。它必须与相对剩余价值的永久形式区别开来—后者会通过劳动力价值的下跌来影响整个资本家阶级。为了保持清晰的区分，我将沿用超额利润这个术语来表示个别资本家可以通过技术优势或区位优势来获取的相对剩余价值。由于生产者可以任意搬迁，所以较好的区位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就像较好的技术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一样是转瞬即逝的。另一方面，倘若人们发现超额利润是相对永久的，它就会作为土地的租金（区位租金）被收走（见第11章）。由于对租金的占有，或者由于生产资本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的利润率倾向于在各个区位之间平均化。

然而，我们在这里的焦点是空间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由此在地理上具有的机动性。为了对论述的行进方向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开始。让我们假定，所有资本家都会以年度为基准来周转资本的全部要素，而且他们每到年末都可以自由地改变区位，而不会引发任何价值丧失。让我们再想象一个封闭的平面，相互竞争的资本家在这上面会凭借相同的技术、通过生产并交换同一种产品来积累资本。最后让我们假定，所有资本家关于这个平面上的获利机会都拥有完备的信息。每到年末，资本家都可以按照使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区位来改变空间格局。但他们随后会用自己积累的资本来做什么呢？倘若一个资本家扩大了产出、改变了区位，以便使价值实现的前景最大化（包括生产和交换中的实现），那么其他资本家就要被迫跟进，以便捍卫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①在一个封闭的平面上，总的长期后果是：对个别的、由区位带来的超额利润的追求会迫使平均利润率越来越接近于零。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结果。它意味着在一个封闭的平面上，追求相对的区位优势的竞争在积累的条件下倾向于产生一种与进一步的积累背道而驰的生产景观。个别资本家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并力图在强制性的竞争压力下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倾向于扩大生产、改变区位，直到进一步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消失为止。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点看起来有了一个空间版本。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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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型并不是特别现实，但是的确有助于识别出一些有用的初步假设。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应该认为导致“空间均衡”的过程资产阶级的区位理论大致说明了这些过程与将资本积累导向危机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反过来，一些起反作用的力量（包括在危机的进程中释放出来的力量）会把生产的空间经济推到某种似乎是慢性而长期的不均衡状态，因而有可能起到一种重要作用，即拖延、限制或解决积累在空间中的全面危机。这些假设的大致意义是确认如下几点：区位在总的资本流通和资本积累中是一个活跃的环节，我们后面所说的“不平均的地理发展”连同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彻底的结构转换都在危机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甚至有可能得到一种“空间修复”（这是我们的称呼）。接下来我将力求使这些干瘪的观点变得有血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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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不同形式的空间竞争而言，关于区位理论的资产阶级文献充满了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讨论。为了便于论述，我在这里采用了一个高度简化的版本。这里的问题不是描述竞争的过程，而是找出竞争的结果背后的社会关系。

第12章一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②我们由此应该看到，勒施在《区位经济学》(Economics ofLocation)中提出的空间均衡—它包含了市场范围整齐的六边形网络和中心地带的等级制—是一种没有积累的景观，而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不一致的。这些景观并没有得到评论，而且勒施本人在把动态注入自己的论述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这并不令人惊讶。技术变革被当成了从外部给定的、未经解释的现象，尽管我们真正必须说明的是竞争压力如何在一个区位体系内部引起了技术变革，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对这个观点更加仔细的研究表明，出于深层的结构性原因，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空间均衡”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是一种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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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技术抑或区位

资本家作为个人可以期望为自己获取相对剩余价值一即通过采用更好的技术或找到更好的区位来获取超额利润。因此，在追求超额利润的竞争中存在一种直接的权衡：是改变技术，还是改变位置。例如，区位不利的生产者可以通过采用更好的技术来补偿这个劣势，反之亦然。可见，超额利润的这两种潜在来源之间的关系值得仔细考察。

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个别资本家在这两种情况下获得的超额利润在原则上都是暂时的。一旦其他资本家采用了同样的技术，或者挪到了同等有利的位置，那么超额利润就会消失。假如搬迁可以即刻完成，而且没有成本，那么由区位造成的超额利润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可以忽略—例外的情况是垄断性的、特别的资源，这类资源会导致对租金的占有。由于搬迁会遇到障碍（如成本、完成给定的劳动过程所花的时间等等）所以拥有相对区位优势的“岛屿”就可以通过资本的行为被生产出来。我们可以准确地把这种现象与第二种级差租金的情况（见第11章）进行类比。超额租金相对永久的空间格局会消磨资本家在有利的区位推行技术变革的动力，除非超额利润作为土地的租金被收走。我们在这里再次肯定了第11章探讨的论点，即对租金的占有起到了一种重要作用：它会使各个区位的生产者的利润率平均化，由此迫使个别资本家回到一条狭窄的直路，即通过技术变革来寻求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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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个情境：在一个有边界的平面上——其中劳动力的供给是有限的—生产资本的机动性和对租金的占有已经使所有区位的利润率变得平均了。随着对剩余劳动的吸收，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将被迫采用新技术来追逐超额利润。这些新技术会干扰并改变先前达到空间均衡所需的条件（均衡是用利润率的平均化来界定的)。空间竞争以诸多方式被重新激活了：

第一，技术更好的生产者也许会以其他生产者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因而后者被迫要通过改变位置或采用新技术来进行回应。倘若新技术可以造成规模经济，而且在劳动力的价值面前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它不会产生相对剩余价值的永久形式)，那么在这个平面上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就会保持不变。它只是得到了再分配。倘若新技术要求增加预付资本，平均利润率就会下降，尽管有优势的个别资本家仍然很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我们在这里再次生动地看到了利润率下降的空间方面。如果利润率要保持稳定，一些竞争者就必须被逐出市场而这意味着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

第二，如果生产者提高了他们所运用的资本的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就会导致三个相互关联的结果：

1.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与创新者相邻的地区可能会降低，从而触发失业、工资的下降和额外的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机会，条件是本地劳工市场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扩大（我们暂且假定劳动不具有机动性)。

第12章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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