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很明显，总的相互作用是不可胜数的，经济体也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安定下来”，达到某种“空间均衡”，并使利润率再度平均化。

第三，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范畴可以通过技术变革来相互替代，而这也会起到一种作用，即改变区位优势的计算方法：

1. 由于劳动过程的变化导致了从熟练劳动到不熟练劳动的转变（或相反的转变)，所以获得不同种类的劳动供给（包括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的机会所具有的意义就改变了；设计与执行的分离甚至有可能让资本家得以决定把劳动过程的不同阶段在区位上分割开来，尽管这个过程原本是整合起来的。

2.一种原材料对另一种原材料的替代具有直接的区位上的后果，这些后果取决于资本家是如何“在自然界”获得这些材料的。

1. 不断变化的工艺改变了资本对于总的空间约束的敏感程度—水力所容许的区位是小规模的，它们在空间中既受到束缚，却又是分散的；蒸汽机把生产从这些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却又使区位更加紧密地被便利的运输节点所约束了；电力则让生产得以相对不受约束地分散或积聚，只要实际情况需要的话（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377—378页)。

第四，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协作、细致的分工和机器体系的运用全都倾向于促进生产活动在空间中的不断积聚。这种趋势由于规模经济而得到了加强，还有可能由于资本的不断集中而得到促进（见第5章）。分工中相互依赖的增长（它的反面是为了控制在空间中相互区分的市场而进行的竞争）意味着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完全有可能使得生产活动聚合在大型的市中心。马克思经常对这些过程做出暗示，但他也指出：虽然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31，但是社会分工和新的产品线的开辟也刺激了领土分工，还刺激了地理上的分散（《资本论》第1卷，第328—329、388页）。生产在地理上的积聚同领土的专业化和分散之间的张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对它的理解也不能脱离与资本积累相关的技术上的活力。这些地理上的影响又为个别资本家通过位置的迁移来（暂时）获取超额利润创造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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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个相邻地区的工资品市场会衰落，而这对工资品的本地供给者至少暂时是不利的。他们的回应可能是创新或搬迁。

3.本地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会上升，而这对供给者暂时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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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观点可以使我们得出一条一般结论：通过技术变革来追求超额利润与通过搬迁来追求超额利润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倘若从区位中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被消灭了（由于生产的机动性或对租金的占有)，个别资本家就被迫要通过技术变革来寻求超额利润。后者一般又会给从区位中获取超额利润的做法创造新的开端。换句话说，生产越是接近某种空间均衡的状况（例如利润率在各个区位的平均化），个别资本家相互竞争的动力——通过技术变革来扰乱这种均衡的基础——就越大。这一点独立于其他任何同样会对空间均衡的基础加以改变的力量比如劳动的机动性或交通的变化。我们也许可以总结说，竞争同时促进了生产的空间格局的转变、技术搭配的变化、价值关系的结构转换和资本积累的总体活力在时间中的变动。在诸多力量的这种变化无常的混合中，竞争的空间方面是一种活性成分。倘若没有任何起反作用的力量来加以制约，个人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经济保持在一种不连贯的、狂乱的、类似于抢座游戏的状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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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一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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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放宽了最初的假定固定的劳动供给和有边界的平面就要修改上述结论。在劳动过剩（因而剥削率较高）的状况下，竞争的动力它会引起技术变革或搬迁—会大大减少；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平面上，在资本主义的地理边境处于主导地位的状况就变得重要了。此外，还有另一些倾向于使区位模式保持稳定的影响也在运作。我们现在要转向对它们的考察。

(2）资本在生产中的周转时间地理惯性、时间惯性和价值丧失的问题

资本在生产中运用的不同要素会在不同的产业中以不同的速度来周转。这些周转时间越长，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经济中的地理惯性和时间惯性就越大。这种惯性尤其是由价值丧失的威胁所施加的。

只有在一种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即所运用的资本（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固定资本等等）的全部周转时间和工作时间会同时结束—个别资本家才可以在迁移时不用引发价值丧失。缺乏这种同时性则意味着迁移始终会附带某种程度的价值丧失。唯一的问题是：程度有多大，有何种后果？“合理的”搬迁规则不外是要求从迁移中赚取的剩余价值超过所引发的价值丧失。但有什么社会过程能保证资本主义可以趋近于实施这样一条合理的规则？

资一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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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与科普曼斯（Koopmans)和贝克曼(Beckman)首先提出的资产阶级论点是平行的：只要不同位置上的各个设施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的，那么在分散进行的利润最大化的状况下，就没有哪组价格能确保以最佳的方式来把生产活动分派到各个位置上去。在这里，价格体系的失灵使任何区位模式都变得不稳定了。

价值丧失的威胁给技术变革的步伐和调整区位的速度都施加了限制。周转时间越长，生产的空间经济中的地理惯性和时间惯性就越大。由此，生产的景观就稳定下来了与上一节识别出来的狂乱的不稳定性相比，这种起反作用的影响并不是全然不可取的。但另一类问题随之出现了。

大量运用固定资本的产业无法轻易地搬迁。如果一个生产体系的特征是相互依赖和彼此竞争、各个产业在周转时间上的差异、聚合与分散的特定结构等等，那么协调的问题就会到处存在，生产的空间重组所面临的障碍也会在相应的程度上成倍增加。于是，空间和区位对个别资本家而言就表现为剩余价值的活跃来源。出于同样的原因，由空间重组造成的价值丧失也成了愈发挥之不去的威胁。结果，天平也许会从慢性而长期的不稳定性倒向区位上的停滞。我们在这里遇到的矛盾正是给固定资本的流通带来困扰的矛盾，而且是一个更加深入的版本。资本主义越来越依靠固定资本（包括内嵌在特定的生产景观当中的固定资本）来使劳动的价值生产率革命化，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固定性（即特定的地理分配）变成了有待克服的障碍。不稳定性与停滞前者是新近形成的资本所产生的，后者则与过去的投资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地理中是时刻存在的。

若要理解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经济中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基础就在这里。同过去的技术搭配和空间格局告别往往会导致严重的价值丧失。但若未能使技术搭配和空间格局“合理化”，过度积累的危机就会获得最初的根基。在危机的进程中发生惨重的价值丧失“解放”了资本，使它可以同时确立新技术和新的空间结构。①但我们现在必须在这幅已经很复杂的图景中进一步添加一个的褶皱。我们已经证明了价值丧失总是指定地点的。它未必会在整个平面上平均地扩散。实际上，空间竞争的本质恰好确保了资本家在一个地点获取的超额利润是以其他地方的价值丧失为代价的。因此，危机的展开在整个平面的表面上具有差异化的影响。

第12章一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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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成环境的空间格局

生产资本家如果可以用“服务费”来购买内嵌于土地的资本所带有的使用价值，或者以年度为基准来进行购买，就可以更加轻易地改变区位，而不会引发价值丧失的严重惩罚。因此，倘若内嵌于土地的资本是归另一个人所有的，那就对生产资本家有好处。若要实现这种好处它适用于其他所有经济主体（商人、金融家乃至劳动者）那么总资本的一部分就要在建成环境中作为“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来流通（见第8章）。在这里起作用的一般原则是：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在地理上变得更加机动，而代价是把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冻结在原地。

这样一种状况具有内在的冲突。如果说自由的迁移使一部分资本从潜在的机动性中获得了充分的好处，那么另一部分资本就肯定会由于被封锁在原地而遭受各式各样的、不确定的重新估值（包括上涨和下跌）。如果说封锁在建成环境中的资本是归资本的一个单独派系所有的，那还会给派系之间的冲突设立舞台。我们现在要考察这种现象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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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主题在马西（1979）和沃克（Walker）与斯托普尔（Storper)(1981）最近的著作中得到了探讨。

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具有独特的必要性：它意味着生产和实现的体系演化出了一种特别的类型，从而为经济主体界定了新的角色。土地所有者收取租金，开发商在改良的基础上获取租金的增量，建筑商赚取企业利润，金融家提供货币资本，以便换取利息，同时还可以对建成环境在使用中产生的任何形式的收益进行资本化，把它变成虚拟资本（房地产的价格），国家则可以将（当前的或预期的）税收用作一些投资的后盾—这些投资尽管是资本不能或不愿从事的，却可以扩大本地资本流通的基础。不论谁来填补这些角色，它们都是存在的。当资本家购买土地、用自己的货币在上面进行开发和建造时，他们就承担了多重角色。但他们在这种活动中预付的资本越多，他们直接投入生产的资本就越少。出于这个原因，建成环境的生产和维护往往具体表现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体系，它会把经济主体联系起来，而他们会单独地或通过有限的组合来扮演各种角色。①

要理解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诉诸分配的情节——租金、利息和税收。租金（见第11章）是土地价格的基础，起到了在土地上配置资本和劳动的作用，引导了未来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位置，还塑造了地理分工和社会再生产的空间组织。只有当土地成了纯粹的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时，这一点才能成立。土地的所有权证书必须作为纯粹的金融资产来自由交易。由此，租金就被利息同化了，变成了利息的一种专门通过区位的属性来识别的形式：货币资本同样可以转变成物质性的使用价值，并以这种方式出借，以便换取利息支付（见

第12章一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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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种把建成环境生产出来的体系，托帕洛夫(Topalov)(1974)和拉马什（Lamarche)(1976）做了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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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整个体系中，生息资本的流通扮演了霸权的角色。货币资本会在生产和实现的各个侧面持续地施展自己的权力，同时把空间配置也带进了自己的轨道。信用体系影响了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国债的流通。由此，土地所有者、开发商、建筑商、国家和使用者就承担了压力。进一步讲，虚拟资本的形成让生息的货币资本得以在固定的、长寿的、不动的使用价值的日常使用面前以连续的方式流动。这些收益的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尽管这些资产本身是不动的。这种做法有不可胜数的好处。通过租金、利率和税收的波动，生产的需要与实现的可能性之间的缺口可以得到连续的监测；若要在一个地点减少投资、在另一个地点进行投资，土地、房地产和政府债务的市场就可以提供详尽的信号。倘若让某种固定不动的资产可以在使用期限内得到多次微小的价格调整，重大的、一次性的价值丧失就可以得到避免。投资者可以在任何时候投入或撤出货币资本（有时获利，有时亏损）。价值丧失无所不在的风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因为这一处的特殊收获也许可以抵消并盖过另一处的严重损失。即使大规模本地化的价值丧失真的发生了；信用体系或国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吸收。

不同的经济主体占有了不同类型的收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中介可以放进一个共同的框架，即发挥了根本性的协调职能的信用体系（见第9章）。于是，时间和空间被还原成了一种共同的、由社会决定的度量标准，即利率，它本身代表了运动中的价值。资本流动的时间范围和地理范围同时得到了界定。例如，在从大地中取出资源时、在占据边远的土地时，这些活动的速度是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利率来决定的，而不是按照另外某种关于当下的或未来的福祉的概念来决定的。随着利率的波动—利率本身是资本通过剥削劳动力来进行积累的产物（见前面第296—305页）—资本流动的时间范围和地理范围也会膨胀或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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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因此，生息资本可以直接在建成环境中流通，由此产生的收益可以被资本化，所有权证书则可以交易。国家还可以发行以未来的税收为代价的债券，以便促进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这些债券同样可以被资本化，可以转变成虚拟资本的形式。

在这个一般体系中涌现出了多种多样特别的制度安排，以此来处理日常的协调问题—这些问题是由建成环境中的特殊要素的生产、使用、转化和废弃所带来的。①例如，金融机构的“贷款红线”（red-lining）3和城市的更新往往会导致有组织的废弃。国家还会建立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的战略，并相应地引导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法律的和行政的调节也出现了，目的是控制并改进相邻土地不同种类的用途所带来的利益和成本这些利益和成本是相互作用的。这类安排改变了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机制—这些机制是以虚拟资本的交易为基础的。于是，就建成环境的空间格局的生产、改变和转化所用的手段而言，一种等级制由市场的、制度的和国家的手段所构成——就被创造出来了。

这些错综复杂的安排的总体目的是确立独立的流通手段和独立的流通形式，由此就可以按照一般的资本和劳动五花八门的要求来塑造建成环境的空间格局。然而，为了达到这个宏大的目标，代价也是惨重的。例如，对租金的占有培养了一种拜物教的幻觉：土地乃至区位可以直接生产价值。类似的幻觉包围了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债务的流通。虚拟资本毕竟是虚拟的。对未来劳动的债权的所有权证书在流通时具有内在的投机性。信用体系无论如何都容易引起疯狂的投机，而为建成环境中的空间格局的生产提供基础的各种关系所构成的整个体系倾向于给这些状况提供方便，有时还倾向于使这些状况恶化。不仅如此，与分配份额相关的派系斗争—它们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开发商、金融家、建筑商和国家之间—可以轻易地退化为血腥的恶斗，而这些恶斗在物质上的后果往往同对一般的资本和劳动的实际需要不太相关，或者毫无关系。为了尝试创造对资本积累有利的物质条件，地主、开发商、金融家等等得以无拘无束地占有剩余价值（他们并没有组织剩余价值的实际生产，只有建筑商是例外)，而这里面似乎有某种歪曲。它尤其显露出了一个问题：占有多少才是合适的？这个问题并没有清晰的答案，而且就算有答案，也根本无法保证它是在资本主义之下运作的力量可以达到的。由此就出现了一种持久的担忧：过多的资本或许会在“非生产的”土地投机和房地产投机中流通，或者在国债中流通，并以实际的剩余价值生产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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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迪尔(Dear)与斯科特（Scott)(1981)和斯科特（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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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要容忍由不动产投机商、土地经纪人等等组成的大军存在？如今答案应该很清楚了：对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债务的投机是必要的恶。诚然，过多的投机会把资本从实际的生产中挪走，后果则是面临价值丧失的命运。但从资本主义的立场来看，扼制投机同样会产生令人厌恶的结果。建成环境中的空间格局的转化会遭到抑制，未来的资本积累所必需的物理景观也不会有希望变成现实。假如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某种中间路线，那就太妙了。但这是不可能的。猖獗的投机和不受抑制的占有它们对资本而言是昂贵的，对劳动而言则可能是对生命的消磨产生了混乱的躁动，新的空间格局由此才能成长。在信用宽松和扩张的阶段所完成的投机性的结构转换很可能会随后在危机的进程中被合理化。新的空间格局的创造会引起投机的浪潮，而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存活至关重要，就像其他投机形式一样。鉴于我们在这里考察的过程所具有的形式，这些过程毫无疑问可以极其轻易地进一步增强在信用体系内部周期性地表现出来的颠倒错乱。我们可以确凿地总结说，在危机形成和解决的一般过程中，空间格局的创造和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是一个高度活跃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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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基础设施的领土性

在资本主义之下为生活和工作提供支持的社会基础设施并不是一夜之间创造出来的，而是需要有一定的深度和稳定性的，否则就是无效的。它们还具有地理上的差异。至于它们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为什么会成这样，那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但它们之所以一直是这样，是由于有强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中运作。对这些力量做一些阐述是值得的。

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机构既具有难以置信的多样性，又履行了种类繁多的职能。它们会调节契约、交换、货币和信用，还会调节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集中、劳动条件（比如工作日)，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诸多其他方面。它们往往界定了阶级斗争的特殊框架。它们所提供的手段可以用来生产科学技术知识、新的管理技巧以及为信息的收集、存储和交流提供方便的新手段。它们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还促进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卫生服务、教育服务、社会服务等等)，并在一切五花八门的方面促进了文化生活（包括资产阶级的文化生活）。它们提供了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段，也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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