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会改变这条结论。首先，它在严格意义上适用于正在经历标准的自行扩大过程的个别资本。社会中的总流通是由数不清的这类个别过程所构成的，它们的起点和终点也都在不同的时刻。因此出现了一种机会：不同的时间过程在空间中有无数相互替代的机会。个别资本家可以在账上收取货币，尽管生产过程尚未完成、商品尚未出售。一个产业区域的资本家可以将他们在前半年赚到的货币借给另一个区域的农民，这些农民则在收获的时节过后偿还这些货币。空间迁移所受的一些约束在个人层面上显得非常紧迫，但在流通过程被看作一个整体时，紧迫性就大大降低了。信用体系尤其为长距离的转移和高度多样的时间过程之间的替代提供了方便。但是替代的重要性也有助于解释聚合。个别资本家和劳动者越是聚集在一起，找到种类合适的劳动力、原材料、置换零件等物品的可能性就越会提升一—替代使个别资本家的流通过程出现破碎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这里有一种张力：信用体系使分散成为可能，聚合则在过渡的其他时刻显得较为可取。

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资本在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或者仅仅考察一下价值在其中的流通），空间迁移的时间纪律（temporal discipline）就会受到更深的干扰。这些流通形式具有双重影响。第一，由于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许多方面在空间中都是固定的，所以地理上的机动性问题就转变成了对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其他形式的资本要在这些环境中流通—加以转化的问题。鉴于漫长的周转时间和这项任务的复杂性，这种转化过程必定是缓慢的。第二，相关周转时间的长度让替代得以在长得多的期限内存在。让我们从货币资本的立场来考察这个问题。流通有多种可能的路线。依照标准的路线，资本要在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严格纪律之下投入生产过程、转变为商品并在市场上出售。但是货币也可以流入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形成过程，其中包括物质基础设施的形成过程。它还可以流入科学和技术、行政的改善；或者诸多社会基础设施的创造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会改善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这几条路线上的时间纪律要宽松得多，因为周转时间要长得多。这解释了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供应如何可以在需要时远远走在其他机动性的前面—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力有大量时间可以用来追赶。可是长期来看，所有这些不同的流通形式都必须相互关联。为了建立虚拟的关系，可以借助信用体系，并按照利率来对所有周转时间进行标准化（见第9章）。这正是货币本身，它试图在自己可以采取的不同路线上实行共同的纪律。但与虚拟的价值运动相反，实际的价值创造依赖于一切流动在实际生产面前的连续性。因此，各种流通过程必须以图12.1所描绘的方式直接流入对方。每条路线对时间都有不同的要求；由此可以推测，它们也为空间迁移提供了极端不同的机会。可是生产与实现在根本上的统一必须得到维持，必要的话就通过危机来强行维持。我们可以总结说，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其中的流动在时间上是脱节的—归根到底正是这种统一才能使差别巨大的地理上的机动性服从共同的纪律。

资本的限度

马克思的措辞—“用时间去消灭空间”34—现在具有了以成倍的力量击中要害的意义。资本流通对时间的要求限制了在每个状态中可以用于空间迁移的时间。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的统一把资本在地理上的迁移保持在了严格限定的约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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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补性

一旦把流通过程拆分成许多看似独立的体系，就会在生产与实现的统一体内部制造张力。但这种拆分也会令人赞叹地使资本主义适应于一项任务：即按照长期的、总体的要求来塑造空间组织和流动。不同种类的资本可以通过迁移来相互补充，以便寻求一种新的空间秩序。倘若以一种面貌出现的资本无法穿透空间壁垒，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的资本或许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在这一处开拓道路的也许是货币资本的运动，在那一处也许就是携带商品的商人。就连在某个边境追寻自由的劳动者也有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空间格局的转化是通过不同种类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不断“蛙跳”来进行的，因为这些资本和劳动力被赋予了非常不同的机动能力。只要互补是在不可或缺的期限内完成的，这里面就不会有危险。

然而随着条件的改变，不同种类的资本倾向于先后承担主导角色。商品和黄金的迁移尽管曾经是资本国际化的利刃，却在19世纪晚期逐步被作为信用的货币资本的运动所取代了这场转变见证了日益精巧的信用安排，也见证了作为经济帝国主义的“救护天使”（ministering angel）的（不论哪种）“金融资本”的兴起。虚拟资本和国家的干预还越来越倾向于把生产资本从它先前经验到的比较紧迫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直接投资变得更加可行了，与之伴随的当然是跨国公司等新的组织形式的兴起，目的是确保货币、商品、生产和劳动可以通过迁移来互补。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商人、金融家、产业家与劳动者在空间格局的转化中的相对意义一直在变动。

关于对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我们需要做一些专门的考察。由于免去了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严格约束，长得多的提前和滞后在这里就成为了可能。至于这些可能性是否会实现、会有何种影响，那要取决于一定的条件。必须要有剩余资本和能够集中这些剩余资本的组织形式—通常是国家，但是有时是一群强有力的金融家—才能运用这些剩余资本来创造一定的使用价值，然后等待若干年，再收取某种回报。这也意味着必须自觉地认识并预测资本主义的未来需要。反过来，这些投资也有可能被看作未来资本流动的利刃，从而被看作用来对地理加以转化的首要工具—未来劳动的结构也是由此形成的。然而，这把利刃有特别的风险：它是未来资本流动的地理格局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生产、劳动力和商业未必会追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所开辟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投资实际上当然会丧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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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我们带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理论性见解和历史上的论战的边缘。商业资本家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他们想要的方式来交易——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易货贸易—资本主义生产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则要苛刻得多。地理扩张意味着首先必须建立所有权、法律、行政和基本的物质基础设施，比如交通。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的商品性质必须得到确保。国家这个代理人对于这一切是至关重要的。它肯定必须走在生产的前面。但这类国家开支的生产率是无法保证的。倘若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也许就能把其他形式的资本引诱到互补的投资格局当中，因为投资的回报在偿还了最初的支出之后还能有盈余。或者国家可能会试图迫使资本的其他要素和劳动服从自己，以便保证自己的投资的生产率。但是价值丧失的风险始终是挥之不去的。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史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实例。国家的控制是通过军事征服来建立的。勘测者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由此就可以用租金来把劳动者排除在土地之外)，运输和通信的联系被建立起来了，法律体系得到了确立（当然是有益于交换的)，前资本主义的民众也变成了无产阶级并受到了规训（在必要时靠的是强力和压迫，但也可以通过法律、教育、传教活动等等)。这一切要花费数额巨大的货币。因此，在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辩护背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政治相当于一种巨大的、长期的、投机性的投资，它也许是有成效的，也许不是。资本家通过帝国主义得到了多少利益？这场辩论真正说来关系到这种投资是有成效的，还是实际上丧失了价值。对前资本主义的民众造成的毁灭和资本家所达到的较高的剥削率并不能保证殖民的冒险是合算的买卖。这些冒险的失败也不能证明发动它们是出于某种仁爱的企图，即给世界上的“落后”区域送来启蒙和发展。它们只是被资本主义的活力资本积累和价值丧失——卷进去了。简言之，这些投资对于积累的延续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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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活力并非没有模式。我们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越来越被还原成了利率的一种表现，而利率本身反映了资本积累的状况。过度积累通常会压低利率，从而延伸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于是，资本家就有能力探索地理边境，或者设法生产一些在越来越遥远的未来才会有成效的使用价值—他们实际上不得不这样做。这样一来，资本最终会遇到它本身的性质中的限制，从而招致危机危机往往以飙升的利率为特征，而这再一次限制了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由于一切形式的资本对于利率都十分敏感，所以它们倾向于在共同的纪律之下运行。这一点足以解释资本主义在空间中的发展所具有的搏动的节奏。①这种过程中的下行趋势和矛盾是以生产与实现的统一被打破为标志的，同时又是以互补性高度差异化的资本原本可以通过迁移来互补被干扰为标志的。我们现在要考察这些干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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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个方面还有一场非常有教益的辩论：铁路在19世纪的美国和英国是引领了发展，还是延缓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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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矛盾和冲突

高度差异化的流通形式和空间中的机动性或许可以让资本主义能够按照资本积累的规定来塑造自己的历史地理。但它们也无可估量地提高了形成危机的可能性。让我们回想一下，出售与购买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离为马克思对萨伊法则的攻击提供了基础（见第3章）。在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中，空间和时间中的分离必定会减轻许多。由于不同的流通过程之间的互补是更加难以确保的，所以形成危机的可能性会大增。为了理解危机形成过程的空间方面，我们在这里要寻找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基础。

我们在第3章看到，价值丧失是流通正常的一面。我们真正关注的是无法通过资本流通的恢复来完全回收的损失。诚然，无数“偶然的”和个别的价值丧失之所以会发生，只是因为资本和劳动力没有以不可或缺的形式和数量在合适的时间处在恰好合适的地点。这些价值丧失背后的原因一般是计算错误、远见的缺乏、糟糕的信息、不可靠的运输系统等等。它们未必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中某种更为宏大的过程的一部分，而是从事商业、探索新的空间格局、界定新的地理上的机会所需要的正常成本的一部分。然而，使这些风险最小化的努力并非只有微不足道的效果。聚合、运输的改进和其他种类的地理组织都可以大大降低这些正常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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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Thomas)(1973）关于19世纪大西洋经济的研究很好地描述了这些现象，沃克（Walker）（1977）关于郊区化的研究也是如此。

即使价值丧失的前景十分微小，相关的张力也会引发强烈的相互竞争的潮流，这些潮流可能会发生溢出，有时还会导致派系冲突。只要不同种类的资本是分别由不同的人所有的，就会滋生对抗。货币资本家也许同商人互不相让，双方也许都同生产者有冲突，而另一些人的赌注是把沉没在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价值维持下去，因而对他们造成威胁的是信用货币流变的运动、工厂外逃（runaway shops）等等。一种资本的机动性可能会对另一种资本的价值构成威胁。当价值丧失的全面危机爆发时，每个派系都会力争把价值丧失的代价硬塞到另一个派系头上，而这经常意味着资本家会把迁移当作威胁提出来，甚至真的会迁移。就资本流通的总体统一中的差异而言，马克思相关分析的社会意义现在变得更为明显了。在由此设立的舞台上，我们可以解剖不同种类的机动性之间的矛盾和互补性。我们将在第13章考察这一切可能会如何具体表现为领土之间的较量。

迁移由于可以被当作威胁和反威胁，所以也成了资本与劳动的斗争中的一件重要武器。我们几乎不需要详尽地阐述这里所运用的诸多策略和方法它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揭示。但关于这种斗争的结果，我们还要注意到某种有趣的东西。倘若工人在雇佣劳动体系的范围内卷入了无限制的个别迁徙，他们所能期望获得的东西至多就是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在各个地点的平均化，而这种平均水平是与资本积累的延续相一致的。他们倘若留在原地、共同斗争，或许在这片领土上就可以过得更好。资本并不总是可以轻易地用迁移来回应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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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本不受约束的机动性与工人不受约束的机动性并不会产生相同的结果。资本家对于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率（由利润率来代表）十分敏感。利润率的平均化未必会给劳动者带来物质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的平均化。实际上一般来讲，倘若有差异的劳动力价值和工作条件可以得到保持，资本家就很有可能获利。因此，资本不受约束的机动性比劳动不受约束的机动性更加适合于资本积累——这或许可以说明20世纪的一种趋势：限制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机动性。

在马克思对资本流通的危机所做的解剖中，关于价值在生产与实现中的统一和矛盾的观点是根本性的。我们在这一章看到了在分析地理上的机动性所具有的高度差异化的形式之间的交错时，我们可以如何延续上述观点。在这样一个框架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资本的不同派系要寻求更有利润的空间秩序时，它们可能会如何经常阻挡对方的道路，又同样经常相互补充；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资本和劳动可以如何在阶级斗争中把空间作为一件武器来使用。这一切把自身的印记留在了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关系的演化上面—这种增长和演化是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具体地理环境中发生的。因此，导致危机的力量正是从这种地理环境具体的物质性中产生的。

译注

资本的限度

尽管信用货币的机动性和工厂外逃都是很难对付的武器，但是资本的另一些派系已经把一些价值内嵌到了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当中，而运用这些武器并不总是可以避免毁灭这些价值。

1.《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278页。

2.《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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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141页。

1. 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

34.《全集》第30卷，1995版，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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