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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辩证法

《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一章讨论了“现代殖民理论”。乍一看，它的定位有些奇怪。在整部《资本论》的大多数地方，马克思都明确地排除了对外贸易和殖民贸易的问题，理由是对它们的考察只会导致“把[资本积累的]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马克思在理论中一般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资本论》第1卷，第591页；第2卷，第470页）。那么，既然这部著作在倒数第二章仿佛已经到达了自然的顶点—马克思在那里用宏大而华美的修辞宣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和无可避免的“人民群众对少数掠夺者的剥夺”²为什么又要在末尾将上述问题暴露出来？

马克思在这一章的公开目的是揭露对“原始积累”的资产阶级描述中的矛盾，并借此重申自己分析的连贯性。按照资产阶级的描述，资本在历史上的起源是生产者富有成果地发挥了自己的劳动能力，而劳动力的源头是一种自由签订的社会契约，契约的双方则分别是通过勤奋和节俭来积累财富的人与选择不这样做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个美丽的幻想”在殖民地“破灭了”。在那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被迫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生产条件的真理”4。只要劳动者“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5。资本不是一种物质产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立足于“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也就是说”，它立足于“劳动者的被剥夺”6。这正是资产阶级在推动殖民计划时被迫在新大陆发现的秘密（《资本论》第1卷，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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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是一段简洁的尾声，它所属的主题之前已经谈到了：原始积累决不是“田园诗式的”，而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7（《资本论》第1卷，第714—715页）。资产阶级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才能掌握权力、维持权力；这一点也很容易使人民群众的斗争把局面颠倒过来，“剥夺剥夺者”8合法化。但这一章的定位表明，马克思所想到的是某种更加宽泛的东西。

为了了解马克思的意图，一种怪异的平行关系也许能提供一条线索：他的论述与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识别出来的问题（黑格尔，1967，第149—152页）是平行的。黑格尔考察了人口和产业在市民社会中的内在扩大；与马克思一样，他也找出了一种“内在的辩证法”，它在一极造成了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造成了贫困的逐渐积累。资产阶级社会似乎不能够通过自身的任何内在转化来停止这种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与之伴随的一种创造—即赤贫的贱民。因此，它被迫要寻找外在的解脱。“市民社会的这种内在的辩证法，把它……推出于自身之外，而向外方的其他民族去寻找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存资料，这些民族或者缺乏它所生产过多的物资，或者在工艺等方面落后于它。”，更有甚者，“成熟的”市民社会有建立殖民地的驱动，以便为自己的民众提供新的机会，并为自己“在工业上”提供“新的需要和……新的劳动园地”10。简言之，黑格尔为建立在资本积累之上的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提出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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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丢开了内在转化与外在转化这两种过程之间的确切关系，也未能指明市民社会是否能通过空间扩张来永久地解决它的内在问题——这有些不符合他的特点。①马克思关于殖民的一章正是要处理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他是否有意这样做。虽然“外在转化”可以为产业提供新的市场和新的场地，但是必要的代价是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关系和对他人的剩余劳动加以占有的能力再次创造出来。这不过是把最初引起问题的条件重新复制出来了。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扩大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外贸易的增长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1（《资本论》第2卷，第408页)。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外在的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内在转化”：迫使社会戒绝为积累而积累的做法，并设法发动自然的和人类的能力来追求一种只有超出了“必然王国”才会开始的自由1（《资本论》第3卷，第820页)。

鉴于马克思十分喜欢与黑格尔的幽灵格斗，我们很难相信他在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唯一写完并出版的主要著作时未曾想到这一切。①与往常一样，他的逻辑是无可挑剔的，他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是毁灭性的。可是这一章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它仅仅确认了“外在转化”首先会导致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然后会导致实际上的从属，不论资本迁移到何处。当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卷入了资本的轨道时，这种过程就遇到了外部的界限。在达到这个界限之前，“外在地”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仿佛是完全可行的。当马克思简要地评论对外贸易的一种作用时—对外贸易可以抵消所谓的利润下降规律—他近乎承认了这一观点。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确实有可能以诸多方式提高利润率。但由于这意味着国内“生产规模”的“扩大”，而这种扩大又“加速了积累过程”14，所以到头来只是加剧了最初造成利润率下降的过程。这种做法看起来是一种解决方案，却会在长期变成它的反面。但是马克思也被迫总结说，利润下降的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而且“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资本论》第3卷，第237一239页)。那么，这些“情况”有哪些，长期又是多长？马克思的最后一章—他明显想要把它作为一种针对黑格尔的含蓄回应—最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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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维内里（Avineri)(1972，第7章）概括了黑格尔的总体论述，赫希曼(Hirschman)(1976)则把一种对黑格尔论述的解释与一种略显随意的对马克思的解释相互并列。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总体稳定中发挥的作用——地理扩张和领土统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它一直是激烈的论战和往往很尖锐的辩论的焦点。①黑格尔在这么多年以前如此简洁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却尚未构造出全面的、无可辩驳的答案。那么，资本的问题可以得到“空间修复”吗？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地理环境在危机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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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资本论》的一篇后记（第1卷，第19页）中，马克思声称自己在“将近30年以前”就研究过黑格尔13；他所想到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奥马利(O'Malley)为后一部著作写的“导言”是非常有用的。他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解读在马克思后来的大部分学术生涯中都是与他同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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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平均的地理发展

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马平川的表面上发展起来的——仿佛在这个表面上设有无处不在的原材料、同质的劳动供给和在各个方向上都同等的运输设施。它被插入了千姿百态的地理环境，并在其中成长、扩散；就自然界的慷慨和劳动生产率而言，地理环境包含了巨大的多样性，而且这“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16（《资本论》第1卷，第512—514页)。在资本主义之下释放出来的力量攻击、侵蚀、瓦解并转化了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商品和货币的交换、在原始积累中形成的雇佣劳动、劳工的大规模迁徙、具有鲜明资本主义形式的劳动过程的兴起，最后还有整个资本流通把一切整合起来的运动—它们力图“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并“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主义“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7（《大纲》，第410页）。

但是资本主义也“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18，而这迫使它生产出了地理差异的新形式。第12章描述的不同形式的地理上的机动性会在资本积累的语境下相互作用，由此建造、打碎并创立了生产力分配的空间格局，并在社会关系、制度安排等方面产生了类似的差异。在这样做的时候，资本主义经常会支持以旧的面貌来创造新的区分。前资本主义的偏见、文化和制度发生了革命，但这只是说它们获得了新的职能和意义，而不是说它们被毁灭了。这对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部落主义是成立的，对于教会和法律这样的制度也是成立的。于是，地理差异表现出来的面目经常是不真实的：它们仿佛只是历史的残余，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主动重新建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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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帝国主义有数量庞大的文献。参见巴勒特-布朗（Barratt-Brown）(1974)、肯普（Kemp)（1967）和阿明（Amin)（1980）所做的综述。

可见，我们有必要认识到，领土的和区域的连贯性这在资本主义当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分辨的是资本主义主动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它被动接受的，不是一种对“自然”或“历史”的让步。真正说来，这种连贯性是从资本积累的时间限制向空间限制的转变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被生产出来并得到实现。既然需要用时间来克服空间，剩余价值就同样必须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被生产出来并得到实现。

只要坚持这个观点，资本主义之下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所需的基础立刻就变得更加清晰可见了。如果剩余价值必须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被生产出来，那么生产技术，分配结构，消费的方式和形式，劳动力的价值、数量和性质，以及所有必要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就必须在这个区域内统统相互一致。劳动过程的每次变化都必须与分配、消费等方面的变化相匹配，否则资本积累的稳定基础就无法得到保持。①每个区域都倾向于演化出一种属于自己的价值规律，与这种规律相关的是特殊的物质生活水平、劳动过程的形式、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的安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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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观点强烈地呈现在了艾达洛（Aydalot)(1976)的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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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发展过程完全不符合资本主义始终力求达到的普遍主义。区域的边界无一例外是模糊的，而且会接受无休止的修改，因为随着交通和通信的改进，相对距离也会改变。但是区域性的经济体从来就不是封闭的。长期来看，资本家无法抵抗一种诱惑：参与区域之间的贸易，从不平等的交换中撬出利润，并把剩余资本放到利润率最高的无论什么地方。工人肯定也会受到一种诱惑，即迁移到物质生活水平最高的无论什么地方。此外，过度积累的倾向和价值丧失的威胁也会迫使一个区域内的资本家扩展它的边境，或者干脆把自己的资本迁移到更加青翠的牧场上去。

结局是：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发展受困于相互对峙、相互矛盾的倾向。一方面，空间壁垒和区域性的区分必须被拆毁。可是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手段要求生产出新的地理差异，从而形成了有待克服的新的空间壁垒。资本主义的地理组织把这些矛盾内化到了价值形式当中。这正是资本主义无可避免的不平均地理发展这个概念的含义。

1. 地理上的集中与分散

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相互抗衡的力量之间的对立来表达的—这些力量会造成资本流通在地理上的积聚或分散。马克思对这一点的考察尽管是碎片化的，却也十分有趣。例如，他在《资本论》中主要致力于解释生产力在市中心难以置信的积聚以及生产和生活中的社会关系所发生的相应变化。他所把握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生产在城市中的迅速聚合，因而这些城市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工厂19(《资本论》第1卷，第352页；《大纲》，第587页)。他还说明了促进聚合的力量如何可以一层层相互累积，在已经确立的区位上吸引新的对运输的投资和消费品产业（《资本论》第2卷，第250251页)。这一切要求无产阶级在大型的市中心不断地积聚并扩大，而这要么意味着在市中心彻底改变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条件，要么意味着“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20（《资本论》第1卷，第269、488、581、642页）。进一步讲，在主要的市中心出现“浮动的”产业后备军是持续积累的必要条件。劳动者拥挤在“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²当中—这一切还会由于诸多次级的剥削形式（如房租）而加深—而这成了资本主义形式的产业主义的标志。资本积累与贫困的积累是如影随形的，而且都会在空间中积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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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聚合的倾向明显会遇到物理的和社会的界限。交通拥堵的成本、物质基础设施在使用时越来越大的刚性、租金的上涨和空间的缺乏本身都会抵消并盖过聚合的经济效果。贫困的积聚构成了阶级意识和社会动荡的温床。空间上的分散逐渐显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我们在这里要提到另一些力量：它们在资本主义之下的运作倾向于造成“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2，并把世界整合为以国际性的领土分工为特征的单一体系。若要理解资本流通在整个地球表面上的迅速分散，关键就在于信用货币的机动性和消除空间壁垒的倾向。高额利润的前景引诱资本家在各个方向上进行寻找和探索（《资本论》第3卷，第256页）。资本积累将自己的罗网扩散到了全世界愈发宽广的范围，最终将所有人和所有东西都卷进了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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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分散也会遇到强有力的限制性约束。数量庞大的资本内嵌在土地本身当中，社会基础设施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的劳动过程对资本的束缚也局限了它的机动性—这一切倾向于使资本保持在原地。昂贵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供应对于由积聚带来的规模经济也是高度敏感的。

地理上积聚与分散的倾向相互对立、彼此冲突。它们之间的稳定均衡是无法保证的。促进聚合的力量有可能很容易一层层相互累积，并产生对进一步资本积累有害的过度积聚。促进分散的力量同样有可能很容易失控。技术、通信和运输的手段、资本的集中与分散（包括垂直整合的水平）、货币和信用的安排，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和物质基础设施都会发生革命，而这会实质性地影响正在运作的力量之间的平衡。因此，当资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空间格局进行深化和拓展时，它有时不得不使深化和拓展的阶段同时发生，有时又不得不使它们相继进行。

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理论思考，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生产力在一个地点的加速发展和在另一个地点的相对滞后，社会关系在这一处的迅速转化和在那一处的相对死板。城市化以及区域性的和国际性的发展这样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事情的方案中找到了自然的位置。①但它们是从对立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是仅仅以单边的方式来理解的。城镇与乡村之间、中心与外围之间、发展与不发达状况的发展之间的对抗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外生的强加。它们是由多种相互交错的力量所造成的连贯产物，这些力量运行在资本流通过程的总体统一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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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迪尔(Dear)与斯科特(Scott)(1981)；卡尼(Carney)、赫德森(Hudson)与刘易斯（Lewis)(1979)。

1. 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的区域化

无可否认，阶级斗争和派系冲突在资本主义之下具有空间性的、往往是领土性的一面。为这类现象所做的辩解往往将它们当作根深蒂固的人类情感的产物—对地点、“土地”、共同体和民族的忠诚会孕育出市民的自豪、区域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或者把它们当作人类群体之间的同样根深蒂固的憎恨的产物，这些憎恨的基础是种族、语言、宗教、民族等等。但是先前的分析让我们得以脱离这些情感来解释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的区域化。我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的情感在区域之间的冲突中是不起作用的，也不是说这些冲突不能自主地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我只想主张：在资本的流通过程本身当中存在一种物质基础，它使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可以在区域之间表现出来。①

这种基础立足于一种导致冲突的状况，而这种状况的产生是因为一定比例的社会总资本必须变成不动的资本，以便让余下的资本在迁移时获得更大的灵活性。资本的价值一旦被封锁在不动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中，就必须得到捍卫，否则就会丧失价值。在最低限度上，这意味着要把余下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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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的、区域的、本地的资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会如何行动？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得到清晰的分析，除非是从一种纯粹政治的和战略的立场来分析，而这种立场立足于某种总体上的阶级斗争概念。这个问题十分深刻，而且充斥着矛盾。奈恩（Nairn)(1977)、戴维斯（Davis)(1978)和阿明（Amin)(1980）最近的贡献更加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猛烈的批评。面对这些问题，我不会假装已经识别出了一个完整的答案。我只想揭示由区域的界线来规定的某些种类的派系分化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中所具有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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