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资本的一些派系比另一些派系更加致力于不动的投资。土地和房地产的所有者、开发商和建筑商、本地政府和持有地产抵押债务的人可以打造一个本地联盟，以便保护并促进本地的利益，防止本地化的、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所带来的威胁他们会因此而收获颇丰。无法轻易迁移的生产资本有可能支持这个联盟，还有可能受到一种诱惑，即通过与工资和工作条件相关的妥协来收买本地的劳工，使他们保持和平，并购买他们的技能——由此获得的利益是劳工的合作和本地市场上对工资品的有效需求的上升。由于斗争或历史的意外，劳工的一些派系也设法在剥削的海洋中创造了享有特权的岛屿，因而或许也会集结到这个联盟的事业当中。进一步讲，资本与劳动在本地的妥协如果有助于本地的资本积累，整个资产阶级也许就会予以支持。在由此打下的基础上，一个基于领土的联盟就兴起了；它包含了资本的诸多派系、本地的政府乃至整个阶级，以便在特殊的领土上捍卫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包括积累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必须强调的是，这个联盟的基础立足于一种需要：把一定比例的资本变成不动的资本，以便使余下的资本获得迁移的自由。

这个联盟一般会参与积极拥护共同体的活动，而且会为了共同体或国家的团结而努力，因为这种团结是捍卫诸多派系利益和阶级利益的手段。各个地点、城市、区域和国家之间的空间竞争具备了新的意义，因为每个联盟都试图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的领土来夺取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所带来的利益，并把这些利益限制在自己手中。当更加全面的危机出现时，价值丧失肯定必须到来；至于首当其冲的是哪个地点，则会爆发尖锐的斗争。这些客观的物质条件为共同体的和谐和国家的团结等观念提供了大量养料。这些观念对于劳工的派系和资本的派系都是有意义的，双方也都经常可以方便地追逐基于领土的利益。由此，资本可以期望通过与工人阶级妥协—工人阶级在地理上是碎片化的来占据主导地位，但这样一来，它也分裂并削弱了自己。劳工有可能强化自己在本地的地位，但是代价是丢掉更有革命性的要求，并在自己的行列中呈现出领土性的分野。于是，全球性的阶级斗争瓦解成了诸多基于领土的冲突，它们会支持、维护，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重建各式各样的本地偏见和闭关自守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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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通过程在一定的期限内约束在一定的领土上，以此来保卫这些投资所预期的未来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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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每个基于领土的联盟的稳定性和连贯性都会受到强大的干扰力量的威胁。资本的一些派系—特别是货币资本家更加容易受到高额利润的诱惑；对生产资本来说，倘若迁移到更好的区位可以使它收获相对剩余价值，它也几乎不可能视而不见。资本的一些派系会挣脱本地的联盟，在别的地方寻求更高的回报。虽然资本与劳动在某些问题上（比如给廉价的进口货物设立关税壁垒）或许会结盟，在另一些问题上或许会妥协，但它们之间的对抗永远不会消失。一旦阶级斗争加剧了，资本的一些派系就有可能受到一种越来越大的诱惑：逃离这片领土，或者通过开放的移民政策等手段来回击有组织的劳动力。本地联盟的连贯性总是面临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资本和劳动力的不同派系在一片领土上有不同的赌注，这取决于它们所拥有的资产的本质和它们所掌控的特权。有些人在本地联盟中是比另一些人更加坚实的伙伴。但在对本地承诺的美德与迁移的诱惑之间，所有派系都觉察到了某种意义上张力。例如，鉴于土地所有者所持有的资产，他们也许看起来在任何本地的联盟中都是“自然的”支柱。但若土地被当作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土地公司的投机行为就有可能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扰乱本地联盟。在光谱的另一端，我们发现货币资本家也受困于类似的两难，尽管他们所控制的资产是高度机动的。倘若一家强大的银行持有一片领土上的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的地产抵押债务，却抽走了所有剩余的货币资本，把它们送到了利润率最高的无论什么地方，那么它就损害了自己债务的品质。为了实现它已经持有的债务的价值，这家银行或许被迫要在一片领土上以较低的利润率来追加一些投资，尽管它在别的地方可以收取更多的利润。从事生产的资本家同样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通过参加本地联盟来支持本地基础设施的改进，由此改善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或者他们可以迁移到据说条件更好的另一个地点。他们还可以用迁移来威胁比较脆弱的伙伴，胁迫后者做出让步（例如税收减免）。劳工在这些压力面前也不能置身事外。他们或许会避免将自己的要求推向革命的方向，因为他们害怕引发资本外逃—那会损害他们已经赢得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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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一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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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不会因此就被废除。它们只是具备了领土性的一面，这一面会与其他形式的斗争一同运行。正如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寻求会同时诉诸技术和区位一样，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也必定会以恰好相同的方式在空间和时间中展开。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是一种以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演化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而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是作为特殊的空间格局而存在的。在这里运作的相互抗衡的力量把资本和劳动力在空间中的机动性放进了充满张力的、容易出现矛盾的地理环境。于是，当围绕资本积累及其矛盾而发生的阶级斗争要为积累找到新的基础，或者要找到替代积累的方案时，基于领土的冲突就成了斗争手段的一部分。领土性的联盟和领土之间的冲突应该被解释为阶级斗争的总体历史中的活跃环节，而不是反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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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级安排和资本的国际化

资本流通时的固定与运动之间、积聚与分散之间、对本地的承诺与对全球的关注之间的张力使资本主义的组织能力受到了极为沉重的压力。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以不断探索并修改组织安排为标志的—这些组织安排要能缓解并限制这些张力。于是，组织上层叠的等级结构就被创造出来了，这些结构可以将本地的和特殊的东西同抽象劳动在世界舞台上的成就联系起来。危机被接合（articulated）起来了，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也要在这些组织形式中展开；不过，这些形式本身在资本积累的危机面前往往需要发生戏剧性的转化。

我们已经遇到了这样一种层叠的等级结构的一个例子。我们在第9章证明，不同品质的货币所形成的等级制对于资本积累的进展是必要的。本地对流通手段的需要只有以这种方式才有可能与作为价值尺度的一般等价物关联起来。本地的和特殊的事件—比如在特殊的地点和时间通过信用交易来创造货币可以借助货币体系中机构的等级制来整合到世界性的货币协议当中。我们还论证了这个等级体系中存在矛盾，而且在一个层面发生的事情未必能与另一个层面应当发生的事情相一致。例如，危机的最终表达正是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的矛盾。由于一些国际机构占据了指挥整个等级制的高地，所以它们命中注定的一项任务就是维护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品质。由此，危机无一例外地表现为货币协议的这种等级制中诸多层面之间的冲突。

其他等级制的组织形式也到处存在，而且在自身中都展现出了类似的张力。例如，跨国公司拥有全球视角，却必须在诸多地点同当地的情况相整合。①它们或许极度依赖于在本地分包生产的模式，因而或许会在有限的程度上参与对本地的领土性联盟的支持。它们把资本集中到了自己的组织当中，但这无一例外地会与空间中的分散相伴随（见第5章)；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对本地的承诺和责任，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有能力在本地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来行使巨大的权力。跨国公司与本地的整合使得在一个特殊的地点保留或关闭一家分厂的决定成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在跨国公司的等级制内部，在一个层面有道理的东西未必在另一个层面有道理。跨国的商人资本也要面对同样的两难。对本地的承诺与在可以获得剩余价值的无论什么地方占有剩余价值的努力是有张力的，需要全球性的战略来弥合。尽管权力看起来仿佛总是位于这些等级结构的顶端，但这种权力的最终来源总是在特殊的地点进行的生产。跨国公司内化了固定与迁移之间、对本地的承诺与对全球的关注之间的张力。它们唯一的优势在于，它们可以按照有意识的计划来组织自己对空间的占有和自己的地理环境的历史。唯一的问题是：这些计划是在资本积累的环境中设想的，但是积累受困于不确定性，而且充斥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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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类似的原因，政治体系也是按照类似的等级制的思路来组织的。②尽管民族国家在这个等级制中占据了一个关键地位，但是超国家的组织也反映了对全球协调的需要，区域的、城市的和社区的政府安排则将普遍的关注与纯粹本地的关注联系起来了。在这个等级结构的各个层面之间到处都是冲突，因而任何国家理论倘若把国家作为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现象，就会成为笑柄。尽管位于国家层面的权力可能是很大的，但对任何当局来说，使本地的要求与全球的要求相互整合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倘若某个国家所追求的角色是世界的银行家，这场冲突就会变得特别尖锐。它应该以资本积累在全球的前景的名义来接受乃至策动自己边界内某些本地的经济体的毁灭吗？或者它应该试图保护这些经济体，并奉行狭隘的，乃至孤立主义的政策吗？后一种做法最终意味着自给自足，意味着开放的全球积累模式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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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雷迪斯(Radice)(1975)；帕卢瓦(Palloix)(1973；197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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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法国区域权力的组织，杜隆（Dulong)(1978）的讨论是非常有趣的。

金融、生产、国家等领域中有诸多这样具有等级组织的结构，而且城市为了确保商品迁移的效率，也有一些等级制的结构；这一切以尴尬的方式相互吻合，由此界定了多个级别本地的、区域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级别（这里只是用常见的范畴来大致反映我们的意思)。基于领土的联盟可以在这当中的任何一个级别上形成。但这种联盟的本质和政治活动倾向于从一个级别向另一个级别转换，而且这种转换有时相当戏剧性。阶级斗争、派系斗争和领土之间的竞争的模式同样会变动。在一个级别上显得十分根本的问题到了另一个级别就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了；一些派系在一个级别上是活跃的参与者，到了另一个级别可能就会从场上淡出，甚至会变化。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有一大团凌乱的组织安排，它们为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资本流动的动态提供了中介，还提供了众多不同的讲坛，使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可以借此展开。

这些安排是凌乱的、错综复杂的，而这往往会掩盖它们作为传送手段所具有的重要性：它们把特殊的、具体的行为与抽象劳动在全球的影响关联起来了，由此确认了政治经济学可以将个人整合到市民社会的复杂总体当中。例如，工人倘若要在特殊的地点和时间购买房屋，就有可能在地产抵押协议的基础上做到这一点—这种协议是契约传统所准许的，是政府政策所支持的，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他们每月向银行的支付反映了一种摊销时间和一种利率，而这两者以经过中介的方式反映了资本积累在全球的状况，这种中介则是金融体系中的各个特殊机构的实力和安全性以及国民经济在世界贸易面前的实力。所有这些中介归根到底都是由每月向银行（或平行的金融机构）的支付来把握的，都要还原为这种支付。在另一个极端，倘若世界经济看起来处于混乱的边缘，而国际上的银行家力求为它带来稳定，那么他们的这种行动所处的语境既包含了无数个别的决定，又包含了区域之间的斗争、阶级联盟、派系联盟等现象的混乱交错。他们一旦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或许就会着手创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用它们所拥有的权力来规训和哄骗民族国家，从而强行推动一些政策，这些政策会以至关重要的、有时是创伤性的方式来影响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在必须考察这类中介会如何影响危机在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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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三块”危机理论：地理的方面

不论在什么地方，资本家都会表现得像资本家一样。他们所追逐的是通过剥削来扩大价值，但他们不考虑社会后果。他们积累了过多的资本，但他们最终创造的条件会导致价值丧失个别的资本和劳动力都会在危机中丧失价值。然而，这是在一个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框架中发生的，产生这个框架的是多种多样的资本和劳动力在机动性方面的差异，而所有这些机动性都在资本的流通过程本身所施加的时间约束中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机动性把个性化的、具体的劳动过程塑造成了“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23，抽象劳动也由此被界定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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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是构造一种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第三块”理论，它特别承认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当中界定的社会空间所具有的物质特性。让我们回想一下，“第一块”危机理论讨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根本来源。“第二块”危机理论则考察了一些时间动态，而塑造它们并为它们提供中介的是金融的和货币的安排。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第三块”危机理论，它必须把发展程度并不平均的地理环境整合到危机理论当中。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讨论众多同时出现的、相互关联的决定因素。例如，由区位优势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与由技术优势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权衡往往会让资本家在面对竞争者时拥有相当大的余地。由于缺乏独一无二的决定因素，理论思考就变得困难了。因此，接下来我们将采用一些极度简化的假定，以便把握危机在发展程度并不平均的地理环境中的形成过程的本质。

(1）特定的、个别的和具体地点的价值丧失

资本和劳动力—不论前者以什么面目出现，也不论后者是什么类型—倘若不论出于什么原因碰巧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处在合适的地点，就很有可能遭受价值丧失。数不清的投机操作使得空间和时间中的恰到好处的协调成了一种偶然情况，除非金融体系或国家有意识地行使了计划的权力。在事件的正常进程中，一些个人将遭受资本或劳动力的价值丧失，另一些个人则将获得可观的利润或找到报酬很好的职位。由此造成的无数特殊的、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未必会在某种更为宏大的模式中结合起来。它们不外是通过竞争来进行的资本积累所造成的正常的人道成本或社会损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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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具有双重意义。第一，价值丧失是一种社会性的规定。它不是说一种特殊的劳动过程绝对无法在一个特殊的地点运作，而是说这种劳动过程不能至少产生平均利润率。价值丧失始终会把特殊性和个别性（即具体劳动）同普遍性和社会性（即抽象劳动）融合起来。价值丧失也始终会指定特殊的地点和时间。第二，更加全面的危机形式立足于由本地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事件所构成的这种混合，而且是从这种混合中产生出来的。正如马克思（通过考察出售与购买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分离）攻破了萨伊法则所预设的同一性、把它变成了危机的众多可能性一样，无数特殊的、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也以同样的方式制造了一些裂口，而它们的溃烂可能会使危机具有更加全面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必须说明溃烂的伤疤如何会在资本主义独有的社会过程中转变为开裂的伤口。

资本家只要通过技术变革或区位的变动来追寻相对剩余价值，就会引发价值的革命。于是，以较差的技术来运用的资本或在较差的区位上运用的资本就会丧失价值。这种过程十分复杂，因为通过运输和通信的改善来加快周转时间的驱动会改变相对空间，从而把较好的区位转化为较差的区位，或者相反。个别劳动者为了追寻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迁移加重了这里的混乱资本原本有机会获得廉价的剩余劳动资源，但由于劳工的迁徙，这个优势也许就被削弱了。总体效果是：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变得不只是一桩随机的、偶然的事务了。空间竞争在这一处导致了工厂的关闭，在那一处则导致了铁路联络的丧失。与此相关的工作的丧失和本地对工资品或不变资本有效需求的减少会引起空间经济中的调整，而这又会造成进一步的价值丧失。通过阶级冲突所具有的合理化的力量以及与剩余价值的绝对形式和相对形式相关的竞争，价值丧失被系统化了，变成了一定的空间格局。然而，空间格局由于价值的革命而不断发生的结构转换必须再次被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正常特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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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机在区域内的形成

过度积累源于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在资本流通过程中的矛盾。这些矛盾打破了资本渴望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建立的统一。这种统一只能强行通过价值丧失的危机来恢复。然而，生产和实现必须在给定的周转时间内完成，我们之前还证明了这在某些状况下会转换为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总的效果是很难描述的，因为所有个别资本都是在特殊的区位经营的，都有自己特定的生产条件、交换条件（包括交通）和实现条件。

简单地讲，我们最初假定了所有相互依赖的资本的生产和实现都是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发生的。资本积累在这个区域内进展的速度取决于本地无产阶级的扩大、阶级斗争的状况、创新的步伐、总的有效需求的增长等等。但由于资本家总是资本家，所以过度积累必定会出现。惨重的价值丧失的威胁挥之不去，市民社会也似乎注定要经历社会性的危难、扰乱和动荡，而这些现象是与有利于积累的条件的强行恢复相伴随的。

当然，恰好是这种“内在的辩证法”迫使社会通过某种“空间修复”来寻求解脱。区域的边境可能会后退；通过输出资本、商品或生产能力，或者通过从别的区域输入新鲜的劳动力，一个区域也可以获得解脱。区域内过度积累的倾向仍然是不受抑制的，但由于连续的、愈发宏大的“外在转化”，价值丧失就得到了避免。这种过程多半可以一直持续，直到耗尽了所有外在的可能性，或者其他地区由于不愿意仅仅被当作便利的附属物而进行了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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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西（1981）从英国的电子产业和电气工程产业出发深入地探讨了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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