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但一旦一个区域向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开放了自己的边界，这个区域内的价值关系就会逐渐反映“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24。价值的革命同样完全可以是从外部强加的。整个区域在竞争中的地位之所以有可能受到侵蚀，是因为别的区域经历了对自己的生产用具、社会关系、分配安排等等进行内在的结构转换所造成的不安和悲剧。这个区域不仅远远不能通过创造外部的关系来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或许还会被迫由于外部的压力而面临更为残酷的价值丧失。区域之间的竞争成了当今的风尚。各个基于领土的联盟的相对实力也成了一项重要的因素。

问题的混乱程度现在变得非同一般了。相互区分的“内在转化”与“外在转化”变得难以分离了。区域的“边界”很容易被资本和劳动的迁移所渗透，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本地的联盟在某些问题上是靠不住的—这一点恶名昭著；运行在诸多级别上的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又会为协调给出不同的可能性。在一个地点出现的过度积累问题有可能通过另一个地点的进一步发展或价值丧失来缓解，而缓解的程度取决于各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的交错。

但是结局是：一些区域兴旺了，另一些区域则衰落了。然而，这未必是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预兆。不同区域的资本积累的节奏也许只是得到了松散的协调，因为协调立足于各种形式的资本和劳动所具有的五花八门的、往往相互冲突的机动性。①由此，积累周期中的回升和下滑的时机有可能随着区域的不同而不同，而这会造成有趣的相互作用。先前几个版本的危机理论所预设的积累过程的统一性被打碎了，变成了不同的、区域性的节奏；它们既可以轻易地相互补偿，又可以同样轻易地发展为某种庞大的、全球性的暴跌。存在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全球积累的步伐可以通过各个部分之间相互补偿的振荡来维持。发展程度并不平均的地理环境有助于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转变为由迅速的积累和价值丧失所构成的相互补偿的区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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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换危机

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平稳的调换尽管在整体中创造了一种补偿性的振荡模式，却会遇到强大的障碍。边界可能会被关闭，前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会抗拒原始积累，革命运动可能会涌现，如此等等。但是障碍也会从资本积累整个自相矛盾的逻辑本身当中产生。现在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这些障碍。

世界越是向地理上的结构转换开放，过度积累的问题就越有可能很容易找到临时的解决办法。与人口的增长一样（见前面第7章)，地理扩张也为持续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危机被还原成了微小的转换危机（switching crises)，只有当资本和劳动的流动从一个区域调换到另一个区域时才会发生；危机甚至可以将自身保留下来，仅仅引发区域性的价值丧失（有时可能会十分猛烈）和为了促进空间中的流动而设计的对空间结构（如运输系统）的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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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卡尼（Carniey）、赫德森（Hudson)与刘易斯（Lewis)(1979)和《激进政治经济学联合会学报》(Journal of the 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的特刊（第10卷第3期，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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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当然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快，就越倾向于在导致地理惯性的力量面前屈服。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马克思描述过的那个矛盾的一个版本，这个矛盾就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资本流通越来越被监禁在不动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当中—打造这些设施是为了支持某些种类的生产、某些种类的劳动过程、分配安排、消费模式等等。固定资本的数量的增加和生产中周转时间的延长制约了不受抑制的机动性。简言之，正如生产力的增长将过去的投资这个沉重的负担强加给资本，从而阻碍了未来的资本积累的活力一样，它也恰好以同样的方式在地理上迅速的结构转换面前充当了一道障碍。为了在一个区域内保护并提升已经投入的资本的价值，领土性的联盟就出现了；它们往往变得越来越强大，根基也更深了。

所有这些力量以联动的方式加强了地理惯性的趋势，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经济发生迅速的结构转换。更糟糕的是，惯性的力量在价值丧失的压力面前也许会加强而非放松它们的掌握，从而使问题恶化本地的联盟也许会采取行动来保障已经赢得的特权，维持已经做出的投资，使本地的妥协保持完好，并在空间竞争的寒风中通过对进出口的控制、外汇控制和移民法来保护自己。新的空间格局无法建立，因为区域性的价值丧失没有办法走完自己的进程。可见，资本主义不平均的地理发展采取了一种与区域内的或全球级别的持续的资本积累都完全不一致的形式。

地理惯性的力量越是具有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就越是深重，转换危机也必须更加残酷，以便恢复被扰乱的均衡。本地的联盟必定会遭到戏剧性的重组（最恐怖的例子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技术搭配必定会遭到突然的改变（从而引起旧工厂惨重的价值丧失)，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必定会得到完全的重建（这往往会给国家开支带来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空间经济也必定会得到彻底的转化。个别的资本家和劳动者为价值丧失付出了实质性的代价。资本主义则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中收获了残酷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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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这些转换危机有可能十分残酷，但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经济在全球级别上彻底的结构转换仍然带来了恢复均衡的前景，因为它重组了各个区域性的部分。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被限制在不平均的地理发展的全球结构当中。

(4）建立新的安排来协调空间整合与不平均的地理发展

并非一切形式的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和空间扩张都能减轻过度积累的问题。实际上，空间格局既有可能助长问题，也有可能解决问题。这将我们的注意力聚集到了对空间格局和资本流动加以塑造的协调机制上面。例如，我们在第12章证明了货币、商品、生产资本和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取决于固定的、不动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创造。如何能改变后者，以便顺应运动中的资本扩大的体量？

我们在第8章看到，新的运输系统和通信系统可以用过度积累的资本来建造，尽管代价是过去体现在商品中的资本会以某种方式丧失价值。新的投资很可能不会丧失价值，除非期望中的扩张在预期的空间格局中未能变成现实，或者更多的竞争性投资过于迅速地累积在了对方头上。运输系统和通信系统转化的步伐被这些因素限制了。它们扩张的速度未必足以顺应不断把大量商品向新的区域加速迁移的需要。对空间本身的克服需要固定的空间结构，而这些结构却成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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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克服的空间壁垒。

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另一些社会基础设施和组织基础设施的安排：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些安排倾向于展现出一种以各种各样杂乱的重合和不连续为特征的层叠的等级结构，却又可以将劳动在资本主义之下的本地的和特殊的方面同全球的和普遍的方面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些安排的许多表面上的杂乱反映了一个事实：它们处于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例如，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体量有了戏剧性的增加，而这使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人们在这个等级制中创造了全新的层面（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机构），各个层面之间也出现了新的权力关系。跨国公司也要以类似的方式摸索新的组织形式，以便应付不断变化的形势。政治体系和行政体系同样一直处在适应的压力之下。

然而，这些等级结构不能即刻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首先，每组制度既是按照运营它们的人的特殊利益来调整的，又是随着外部的压力来调整的。跨国公司会采取行动来保卫自己获得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的机会；它们会试图遍布在空间中，并排除竞争；它们还对垄断非常感兴趣，对协调特殊的要求与全球性的要求也非常感兴趣。它们一旦有资格管理稀缺性，也许就会仅仅按照自己的利益——对这种利益的界定是很狭隘的来组织国际贸易，以至组织不平均的地理发展的整个模式。它们很可能会用自己的权力来从别人那里偷窃、强占和骗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对于银行家（不论处于等级制中的哪个层面）、政治家、行政人员等等同样可以成立。这类强占会扰乱协调，或许还会使人们有必要在这个等级制中不断创造新的层面，以便规训其他层面。

就算这个等级体系中的管理者并没有向纯粹的唯利是图屈服，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也往往足以影响地理扩张的步伐和方向。这对于庞大的企业和主要的金融机构尤其可以成立，对于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它在名义上有权力按照处于统治地位的领土性联盟的利益来控制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国家（或别的单位）之间的竞争或等级制的各个层面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不平均发展的模式具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讲，这些等级结构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例如，跨国公司的演化依赖于新的国际货币协议和国家干预的新形式。这些整合意味着在决定由谁来履行哪种协调职能时，相关的权力斗争是地方性的。这些权力斗争在开战时也往往完全不顾资本主义的总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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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没有这些滥用，固定性与机动性的根本张力它从一开始就孕育了等级安排—也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无休止的和不连贯的活力面前，起协调作用的安排所具有的稳定性终究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属性。两者之间的张力必定会在某个时刻断裂。

在这样的时刻，协调机制就会出现危机。必须对层叠的等级结构进行重组、合理化和改革。必须形成新的货币体系、新的政治结构、新的组织资本的形式。分娩的阵痛往往十分难熬。但只有按照这种方式，已经变得挥霍而臃肿的制度安排与资本积累的根本要求之间才有可能产生较为紧密的关系。倘若改革的结果是好的，至少看起来就有协调的可能性，即通过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来吸收过度积累的可能性。倘若改革失败了，由此导致的不平均发展就会加深困难，而不是解决困难。全球危机会随之发生。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的关系—包括起协调作用的等级安排—进行彻底的结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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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全球危机发展

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和扩张决不可能纠正资本主义所承受的内在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的问题无法在一瞬间通过某种“空间修复”的魔术来解决。不过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更加全面的危机是从本地的、特殊的事件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中产生出来的。在具体的、个别的劳动过程和市场交换的基础上，这些事件进一步发展成了抽象劳动质量的全球危机：危机以价值的形式出现。周转时间所受到的时间约束和空间约束确保了诸多区域差异会随之产生。因此，危机是通过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来造就的，这种发展则是通过等级制的组织形式来协调的。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价值丧失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总是在特殊的地点和时间被感受到的，而且会发展出特有的区域格局、部门格局和组织格局。由于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可以在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调换（这两种调换往往是同时发生的)，或者调换到对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彻底的重新建设当中，所以上述影响可以扩散开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和。尽管转换危机不太具有创伤性，但是全球危机是通过它们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

可见，全球危机是由于“互相分离、彼此对立、但又互相联系的各因素的通过暴力的结合”25(《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20页）而形成的。为了更加具体地探讨这种结合的过程，我们要采用一些实在是极度简化的假定。让我们假定全球被划分为“彼此对立、但又互相联系的”区域性的经济体。各个区域是由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联系起来的，而这些流动处在具有等级结构的组织安排的庇护下—这些安排对于这些流动的结果是中立的。资本积累的节奏会随着区域的变化而变化。然而，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倾向普遍存在于一切区域。因此，每个区域都被迫要周期性地试图使自己与外部的关系发生某种转化，以便减轻自身内部的价值丧失危机所带来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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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完全认识到了这些情境的存在。例如他提到，英国人在过度积累的状况下“为了开辟市场，不得不把他们自己的资本贷到国外去”；资本必须“飞速”生产，冲破空间壁垒，由此“达到——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在自己的界限内只能非常缓慢地达到的水平”26（《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22页；《大纲》，第416页)。危机是在这些机制中消散，还是从中发展起来？这成了有待解决的问题。答案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当一个区域的资本家要在另一个区域处理自己过度积累的资本时，可用的手段有很多。我们将依次讨论每种可能性。

（1）外部市场和消费不足

如果在英国过度积累的资本被作为支付手段借给阿根廷，让后者将英国生产的过多的商品全部买下来，那么这给过度积累带来的缓解至多只是昙花一现，在总体上避免价值丧失的希望也是可以忽略的。若要奉行这样一种战略，就要假定资本主义的危机可以完全归结为消费不足—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明显地表现为有效需求的缺乏。马克思不仅坚决地拒斥了这个论点的原始版本，而且同样坚决地拒斥了上述区域间版本（interregional version）。他提出，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外是在由信用助长的上行阶段中，过度积累的影响在空间中扩大了，而且显现为区域间的贸易差额和收支差额日益增长的缺口。当信用体系回过头来倒塌在自己的货币基础上面时马克思坚持认为这是必然的—事件的顺序就会被区域间的这些差额所改写。他以如下方式描述了一种典型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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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也许首先是在英国，在这个提供信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少的国家爆发，因为支付差额，即必须立即结清的……差额，对它来说是逆差，尽管总的贸易差额对它来说是顺差……在英国以金的流出作为开端并且伴随这种流出而发生的崩溃，使英国的支付差额……得到结清……现在轮到另一个国家了……

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像排炮一样……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崩溃。27

于是，价值丧失的代价会回过头来被强加到的区域头上：

首先是输出贵金属；然后是抛售委托销售的商品；输出商品，以便抛售这些商品，或凭这些商品在国内取得贷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废止信用，使有价证券跌价，抛售外国有价证券，吸收外国资本投到这些已经贬值的有价证券上，最后是宣告破产，以清偿大量债权。28（《资本论》第3卷，第491—492、517 页）

令人丧气的是，这个顺序听上去很熟悉。对资本主义的矛盾进行“空间修复”在这里似乎是没有前途的。可是显而易见，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场所，因而就连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可能性，让无可避免的危机至少可以得到延缓。例如，倘若阿根廷有大量黄金储备，英国却没有，那么后一个国家生产的过多的商品就可以用金币来支付。平衡可以通过金币在区域之间的转移来保持。这可以抑制危机的形成过程。但它在长期无非只有一个结果：即祈求黄金的生产者成为资本流通整个过程宏大的稳定器（见前面第9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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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主义变得高度依赖于同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贸易时，还会出现一种更加耐人寻味的可能性。马克思承认，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些情况，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在它的发展阶段以外的生产方式的制约”29（《资本论》第2卷，第110页)。由此带来的缓解程度取决于这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以及它通过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来把自己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能力。但要抑制危机的形成，这些非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3°（《资本论》第3卷，第257页）。倘若没有卷入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做到了，也有一些相关的矛盾会使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变成权宜之计。“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向你销售一些它的产品，那是不行的。”因此，“英国工业界越是依靠印度市场，他们就越是感到在他们摧毁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31（《论殖民主义》，与恩格斯合著，第52页)。问题不再是通过贸易来寻找外在的解脱了，而是要在新的区域以新的社会关系为基础来打造新的生产体系。我们现在要直接讨论这种前景。

（2)为生产而输出资本

作为购买手段（而非支付手段）借给外国的剩余资本可以促使新的生产力在别的区域形成。这类对外的举动与过度积累的总过程之间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它符合马克思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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