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资 本 的 限 度

论点，即实现的问题只能通过生产的扩大来解决。但它随后不过是把“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两难转移到了别的区域，同时又加重了本国的过度积累。马克思认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3（《资本论》第3卷，第256页）由此，平均利润率就会提高（《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36—437页)，利润在长期下降的倾向也会加快（《资本论》第3卷，第237页）。如果国外的生产的扩大降低了不变资本的要素和工资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那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资本的价值构成暂时降低了，剥削率则提高了。于是，更多的资本被生产出来了。

这意味着若要缓解国内的过度积累，就必须把剩余的货币资本（或与它等价的商品）送到国外，以便在新的区域以不断加速的方式来创造新鲜的生产力。进一步讲，生产力必须按照一定的方式来使用，否则资本就无法得到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社会关系—雇佣劳动必须就位，而且必须能够与生产力并行扩大。因此，生产力的地理扩张意味着无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大。我们再次得出了一个命题（见前面第163页)：在劳动大军迅速增加的条件下—要么通过原始积累，要么通过自然增长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不太剧烈的。我们很快就会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一点的后果。

输出生产力意味着要整个地输出一揽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中包括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这似乎是解决资本主义过度积累问题的唯一办法。它孕育了诸多区域性的影响—这取决于区域之间的关系和在每个区域处于主导地位的条件。

由于机器制成品所带来的竞争（在廉价的运输成本的辅助下)，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和产业形式遭到了毁灭；这“迫使”一些国家“变成”了原材料的供给者。“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33（《资本论》第1卷，第451页）然而，只要领土分工保持不变，资本流通几乎就肯定会给资本和劳动在领土之间的流动造成越来越深重的转换危机。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在新的区域内强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来进一步转化领土分工。按照马克思的期望，这样一种转化会在印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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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它]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34（《论殖民主义》，与恩格斯合著，第 85—87 页)

由于印度内部对资本主义渗透的抗拒，再加上英国人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预期的过渡在印度推迟了很久。然而这里的理论观点是：如果这些过渡被无论什么原因阻挡了，本国对进一步过度积累的资本加以处理的能力就同样会在长期受到阻碍。空间修复被否定了，全球危机也无法避免了。因此，资本主义在新的区域内不受约束的增长对于资本主义的存活是一种绝对的必要性——我们的头脑中立刻会跳出美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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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一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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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些场所，过多的、过度积累的资本才可以最为轻易地得到吸收，并由此创造进一步的市场机遇和进一步的赢利性的投资机会。但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另一类两难。新区域中的新生产力会给基于本国的产业带来竞争的威胁。进一步讲，资本倾向于在新的区域过度积累，因而这个区域被迫要为自己寻求空间修复，借此避免内在的价值丧失。

价值丧失是最后的结果，不论是哪种价值丧失。本国要面临“第22条军规”（catch-22）35。资本输出在新的区域导致了资本主义不受约束的发展，却通过国际竞争给国内带来了价值丧失。国外不受约束的发展限制了国际竞争，却堵住了进一步输出资本的机会，从而引发了由内部产生的价值丧失。于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力量在“门户开放”（open door）、自由贸易与在封闭的帝国内部自给自足这些政策之间犹豫不决这是不足为奇的。①

不过，在这些约束下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可选项。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36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新世界”的“物质条件”37也不能在一天之内创造出来。资本主义的强化和扩散是一种长期持续的革命性转化，需要连续数代才能完成。这种过程是通过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来进展的，而本地的、区域性的和转换危机都是其中的常客；全球危机的推进—人们一开始经验到的全球危机通常是越来越剧烈的转换危机——则依赖于耗尽进一步按照资本主义的思路来进行革命性转化的可能性。这不依赖于新的生产力在地球表面的四处传播，而是依赖于新鲜的劳动力的供给。我们现在要转向这种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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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德纳（Gardner）(1964）关于美国的“新政”外交的研究非常好地把握了这种冲突的本质。

(3)无产阶级和原始积累的壮大

国际分工、技术和组织以及生产力的分配会发生各种微妙的变动；在这一切背后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资本积累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资本论》第1卷，第614页）。这里隐含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等人的分歧：它的核心要点不是说殖民不能给资本主义的矛盾带来暂时的缓解，而是说若要做到这一点，殖民就必须与原始积累相伴随。《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一章现在具有了以成倍的力量击中要害的意义。资本积累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而这意味着某种类型的原始积累。

但是原始积累会以许多面貌出现。货币形式的渗透和商业的渗透“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38（《资本论》第3卷，第331—332页；《大纲》，第224—225页)。但是由此导致的劳动过程的形式和社会生产关系是高度多样的，这要视初始条件而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原始积累给出的“经典”叙述并不适合在别的地方重现，除非我们能遇到大致平行的条件。马克思本人也认识到了一些可能的变种。资本家可以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来运营种植园式的殖民地；它们虽然要为世界市场提供产品，在形式上也整合到了资本主义当中，却没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无论这些国家从它们的奴隶的剩余劳动中榨取的简单形式即子棉或谷物形式的剩余产品量有多大，它们仍然能够保持这种简单的、没有等级差别的劳动，因为对外贸易使它们能够把这种简单的产品变成任何形式的使用价值。39（《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302—303页；第3册，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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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基于农民的社会中的剥削方式也可以转变为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领域，实际上却并不从属于资本。与国家权力向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直接转变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关的整个辩论—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这场辩论—带来了类似的问题。就连马克思所说的“本来意义的殖民地”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地”—也免不了在原始积累的总体框架中表现出一些细致微妙的差别。马克思说：“这里”

从事农耕的大量殖民者，虽然也从宗主国带来或多或少的资本，但并不是资本家阶级，他们的生产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这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自己从事劳动的农民，他们主要是为了保证自身的生活……他们是，并且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依然是那些多少已经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的农场主的竞争者。40（《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02—203 页）

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占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41（《资本论》第1 卷，第 765 页）

劳动者过了许多代才最终得到了“自由”，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在这条道路上有许多中间步骤，社会生产关系也可以采取许多中间形式。每种形式都会至少以剩余产品的形式来向资本支付自己应付的额度。但随着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逐渐增强，这些中间形式就让位于不折不扣的雇佣劳动了。新一轮的原始积累会攻击并侵蚀在前几轮中建立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过程所经历的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是“用血和火的文字”铭刻在人类的编年史上的4²。暴力的、间歇性的游击斗争它们是在极其不同的领地上、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下开展的会周期性地爆发，并变成相互对立的经济体系的代表之间的重大对抗。这正是新世界的社会地理和人文地理一这种创造是与其中设立的新的物质条件相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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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资本主义耗尽了用前资本主义的和中间的社会形态作为代价来进行原始积累的可能性，它就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劳动力的新鲜来源。到头来它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它必须吞食它自己。一些资本家尽管在名义上仍然可以控制自己的生产资料，却逐渐在形式上屈从于别的资本家——主要是通过信用体系，但也可以通过被较大的公司束缚的分包生产模式，或者通过对垄断货源的依赖。另一些资本家由于竞争的加剧和破产而被迫直接加入了无产阶级，有时是以兼职的方式，有时是以全职的方式。资产阶级当中的另一些阶层同样失去了自己曾经的独立性，变成了单纯的雇佣劳动者，尽管是在一种具有精细分层的等级体系中。

马克思当然完全明白资本家很有可能变成无产阶级，但他的注意力主要局限于价值丧失的一些阶段，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以已经存在的资本家为代价的原始积累的阶段（《资本论》第1卷，第626页)。危机在不断的深化和拓展中进入了全球性的格局，把资本主义吞食自身的倾向转化成了多种多样的相互确保毁灭43，后者会周期性地作为价值丧失的终极形式被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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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价值丧失的输出

谁会在残酷的价值丧失时期承担价值丧失的重负？区域间的争斗一般会退化为与此相关的斗争。失业的输出、通货膨胀的输出、闲置的生产能力的输出成了这场比赛的赌注。贸易战、倾销、利率战、对资本流动和外汇交易的限制、移民政策、殖民主义的征服、对附属经济体的压制和统治、在经济帝国中对分工的强行重组，最后是通过战争来给敌国的资本造成物理上的毁灭和强行的价值丧失—这是一些现成的方法。每种方法都要求凶狠地操纵经济权力、金融权力或国家权力某个方面。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涌现到了前沿；它觉得只要某个无所不能的权力可以统治世界，就可以借此纠正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疾病不可能被如此轻易地抑制。可是对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而言，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退化也起到了它的作用，条件是足够多的资本必须在这种过程中被毁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当代世界有许多职能，可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产生；但它们经常会为资本和劳动的价值丧失提供极为方便的掩护。我们很快就会回到问题的这个方面，因为我认为它是无比严重的威胁，不仅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存活（但这无关痛痒），而且威胁到了人类的存活。

1. 帝国主义

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一种帝国主义理论。他大概会在打算讨论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几本书中面对这个主题[《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112—113页]。由于没有这些著作，我们只能推测他会如何把帝国主义的主题一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是有目共睹的与资本积累的理论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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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马克思以来，对帝国主义的各种研究虽然大大促进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却很难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框架中为各自的发现找到根据。于是，它们无法构造一种帝国主义理论，只能给出一大堆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①当它们终于直接植根于马克思的思想时，它们又倾向于仅仅诉诸某个方面——对国外市场的追求、剩余资本的输出、原始积累、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或诸如此类的方面—而不是诉诸整个理论。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则宣称要超出马克思，纠正他的疏漏和所谓的错误。许多这样的文献既是有力的，又是令人信服的。它们在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以人类进步的名义所实行的劫掠面前构成了令人动容的见证。它们也把握了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所具有的巨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为世界上的民族是多样的，它们的历史、文化和生产方式是同等多样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旗帜下被打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压迫性的统一体。

在这些文献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形象把剥削与“空间修复”的主题戏剧性地统一起来了。中心剥削外围，都市剥削偏远地区，第一世界压制并冷酷无情地剥削第三世界，不发达状况是从外部强加的，如此等等。阶级斗争被分解成了外围的社会形态与压迫的中心来源之间的斗争。乡村针对城市进行抗争，外围针对中心进行抗争，第三世界针对第一世界进行抗争。这种空间形象极为有力，因而甚至轻松地流回到了对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结构所做的解释当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区域性的不发达状况被看作一种连贯的剥削过程：处于统治地位的都市剥削了这些区域，而这种都市本身也要维持作为“内在的新殖民地”的贫民区。《资本论》的语言似乎被一种同样扣人心弦的形象—一个地方的人剥削另一个地方的人——所取代了。

第13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辩证法

① 见巴勒特－布朗（Barratt-Brown)(1974)、肯普（Kemp)(1967）和阿明（Amin）（1980）所做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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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挑战是对有时仿佛是相互对抗的思路加以重建，并把它们整合到单一的理论参照系当中。就现状而言，它们的联系要么是通过情绪、通过诉诸剥削的事实来建立的，要么被投射到了一些尽可能高度抽象的层面上帝国主义被抽象地视为资本主义与其他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之间的暴力对抗；这些层面随后在特殊的格局中、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逐渐一层一层地“接合”（articulated）起来，而这种接合取决于所发动的斗争的结果。第三条思路是卢森堡和列宁所共有的：资本主义倾向于系统性地面临一些内在矛盾，而帝国主义被看作这些矛盾的外在表达，它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具有统治地位，而且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庇护下出现的。这类作者直接求助于“空间修复”的观念，却将马克思对这个话题的忽视仅仅解释成了一个历史问题历史使大师过时了。这些思路都不是非常令人满意。帝国主义在马克思本人的时代活得很好，在他的通俗作品中也经常得到评论（见他与恩格斯合著的《论殖民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相互交错、相互冲突的观点在《大纲》中就创立起来了，尽管只是以初步的方式。可见，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仍然有待延伸，以便包含许多人提出的不同理论—他们都试图通过帝国主义来陈述剥削的历史经验。我无法在这里以完全充分的方式应对这个挑战。但我对资本主义空间动态的叙述—正如最后这几章所呈现的那样如果再有几分微妙的不同，可能就有助于在积累理论中为许多可以被当成帝国主义的东西界定一种物质基础。

我在最后两章试图着重强调的核心观点是：空间格局的生产在资本积累的动态中必然是一种活跃的、建构性的环节。正如协作方法的改进、机器体系更加广泛的使用等因素一样，空间格局的形态和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手段对于理解这些动态也十分重要。所有这些特征都必须被吸纳到一种关于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宽广概念当中。由于积累是以这个概念为枢纽来运转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以它为中心并从中涌现出来的，所以这种自相矛盾的活力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表达具有同等的重要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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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空间格局的生产和转化要借助不同种类的资本和劳动力所具有的五花八门的机动性（包括资本在不动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物质基础设施中的运动)。存在于这些机动性的必然统一当中的互补和对抗为生产、交换和消费产生出了一种不平均的、不稳定的、充满张力的地理景观。积聚的力量与分散的力量相抗衡，从而产生了中心与外围，而惯性的力量可以将中心与外围变成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相对永久的特征。分工采取了领土的形式，受空间约束的资本流通也采取了为区域所限制的格局。由此提供的物质基础使得阶级联盟和派系联盟可以捍卫并强化在一个区域内运动的价值。只要阶级斗争可以在一个区域的资本与劳动之间产生一片妥协的地带，有组织的劳工就有可能集结起来支持这样的联盟，以便保护已经赢得的职位和特权。因此，资本流通的区域化是与阶级冲突和派系冲突的区域化相伴随的，而且被后者加强了。

价值规律倾向于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在越来越大的区域差异中包含了自身的否定。于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和不平等交换就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机会。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一个区域内的极度积聚可以变成统治他人、剥削他人的基础。在价值丧失的威胁面前，每个区域性的联盟都企图用他人作为手段来减轻自己内部的问题。与价值丧失相关的斗争转向了区域性的斗争。但是区域差异由此就变得不稳定了。进一步讲，资本和劳动力五花八门的机动性还倾向于损害在它们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区域结构本身。国际竞争和使利润率平均化的冲动（尤其是使货币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成了击沉区域性联盟的礁石。减少周转时间的努力使相对距离具有了新的秩序，又使区域的边界成了无稽之谈—这些边界无论如何都是很容易渗透的(即使有海关和移民局官员的巡逻)。当价值丧失即将来临时，资本和劳动力的个别要素既可以轻易地逃往最安全的避风港，也可以同样轻易地留在原地进行战斗，以便把代价输出到别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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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危机的作品比如赖特（1978）和谢赫（1978）的综述所提到的作品——往往完全忽视了地理的维度，或者将它当作一种附属物；关于帝国主义的作品在思考危机如何在不平均的发展这个框架中形成并扩大时则往往有一种怪异的天真。虽然曼德尔（Mandèl)(1975)的《晚期资本主义》4⁵和阿明（Amin)(1974)的《世界规模的积累》4远远不够完善，但它们的优点是把地理的方面大致保持在了视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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