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近年来都高度关注这些主题，而研究城市化过程的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把城市看作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工人阶级的家庭、共同体、文化、分层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复杂表现如今得到了大量研究。强有力的女性主义批判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见解和贡献。我们无比需要对这些研究加以综合：实际上，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面对的最为迫切的任务。进一步讲，我们在从事这项任务时必须抱有一种清晰的认识：对分析来说，劳动力在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中的再生产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当不同的维度。它不是为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仅仅做了一点补充，而是构成了一个与给《资本论》的理论提供基础的出发点根本不同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不是商品，而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工人阶级的儿童的出生。随后的过程社会化和教导，学习和规训—可能会把这个人转化成某个拥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而且愿意把这种能力作为商品来出售的人。这些过程值得我们尽量仔细地加以研究。

资本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进行的再生产如何能与劳动者实际生活的再生产相互吻合、相互交织？这成了一个问题。这两个维度在它们的对立中把握了五花八门的文化所具有的丰富性与追求利润的枯燥现实之间的核心张力。在这两者之间必须存在某种类型的统一，否则资本主义社会就无法达到哪怕是外表上的社会稳定，而且这两者之间的重大脱节肯定必须是危机的信号，这种信号的标志是严重的市民纠纷。可是没有哪种过程可以轻易地或直接地统治另一种过程，尽管它们相互之间是彼此依赖的。人们必须找出协调的手段，找出许多相互约束的机制，以便以某种方式使社会在相互分离的各个部分中保持足够的均衡，从而防止任何全面的社会崩溃。这个主题也已经在别的地方得到了探讨，主要的角度是在生活空间中发动的斗争与基于工作的斗争之间的关系—前者涉及住房、卫生、教育等等。所有这些斗争背后显然有某种统一。双方也都知道这一点。工人知道，在共同体中学会的垄断性技能可能就工资率和工作条件而言具有可观的成效。资本家长久以来就明白，他们若要在生产地点统治工人，就必须在再生产的地点对工人施加重大的影响。但这些联系十分疏远，起反作用的影响也具有复杂得不同寻常的运作方式。价值丧失的危机资本和劳动会一起受到打击—必定会在工作地点和共同体中发出回响，从而有可能恰好在根基上震动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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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条件存在于这种生活的正中心。虽然工人很容易由于资产阶级的制度和文化而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最终没有什么可以颠覆他们对自己的再生产中某些非常基本的过程所实行的控制。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儿女是由他们再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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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履行协调和相互约束的职能，首要的可能渠道是通过现代国家五花八门的制度。我在眼前这部著作中之所以没有考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得，若要完整地处理这个有争议的主题，就应当等到仔细地分析了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之后。不过，之前的篇章也没有完全忽视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它是无所不在的：它既为契约和司法个体的自由提供了保证，又是一种压迫性的权力，打造并维持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国家要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制定一条底线，也要调节就业的状况。它可以为资本集中提供方便，但在寻找集中与分散的平衡时以便维护资本价值构成的稳定它可能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会从事一些商品的生产（主要是在建成环境中)，因为个别资本家不能够或不愿意提供这些商品，不论它们作为进一步积累的条件可能有多么紧要。它会用计划的权力来直接塑造资本主义的空间经济，从而甚至可以调节地理上的积聚与分散之间随处可见的张力。通过中央银行的支撑，它在一定品质的货币的供给中扮演了霸权的角色。对国家的财政职能和货币职能所做的考察表明，它在自己管辖的领土上对积累的时间动态和空间动态加以干预的可能性具有宽广的余地。由此，国家体系成了一组具有等级秩序的组织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些组织会把个别劳动与作为抽象劳动来表达的总体联系起来。国家既然占据了这样一个战略地位，而且确实被赋予了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这些终极武器，就会变成阶级联盟在形成时所围绕的核心制度。于是，财政权力和货币权力就被迫要为这样一种联盟服务了。分配安排可以得到改变，对占有的投资可以受到控制，虚拟资本可以被创造出来，价值丧失的倾向也可以由此转变为通货膨胀。国家成了一种核心制度，区域之间的冲突借此才发展起来，每个区域联盟也要以此为基础来为自己寻求“空间修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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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国家在资本再生产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讲，政府若要在众多矛盾面前通过干预来保持资本积累的稳定，就必须内化这些矛盾—这是成功的代价。它接受了一项可疑的任务：针对价值丧失来推行必要的苦药。但至于它要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做到这一点，它却拥有某种选择权。它可以通过严厉的劳动法、财政约束和货币约束来把代价定位在自己的领土上。或者它可以在世界舞台上通过贸易战争、好斗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寻求外在的解脱，并最终以诉诸军事力量为后盾。价值丧失的终极形式是军事对抗和全球战争。

我们在之前的文本中考察了现代国家的所有这些方面。不过，它们并没有为一种全面的国家理论提供足够的基础。被忽略的要素太多了。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知识的生产和使用——知识既是生产中的一种物质力量，又是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武器全都必须被整合到论述当中。当我们力图完成这项任务时，两件事情变得明显了。第一，一些制度（比如中央银行）虽然对于资本的再生产是极其根本的，却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与另一些制度完全分离的后者处理的是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第二，某种统一必须在不同的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某种平衡必须被找出来，否则社会作为一个正在运转的整体就无法得到再生产。这提出了权力的配置、合法性、民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庞大的、论战性的文献中直接面对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注意力由此就必须聚集到为了控制国家机器、控制存在于其中的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上面。阶级斗争从生产地点转移到了政治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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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后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如今逐渐转化成了众多相互冲突的格局。我们已经识别出了这种过程的某些特征：资本和劳动都分割成了不同的派系，有时还会围绕某个区域性的联盟来重新建构它们自身。一旦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生活的其他方面科学和技术精英的形成、管理职能和官僚主义的发展等等单纯的、底层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往往就变得几乎不可能分辨了。就此而言，我认为《资本论》第3卷的最后一章对资本主义之下的阶级问题所做的讨论具有象征意义。这一章的地位十分重要，尽管它的内容不能太过严肃地看待。它提出，资本主义之下实际存在的阶级格局必须被解释为一系列力量的产物，这些力量既可以支持资本积累，又可以支持劳动者的再生产劳动者被当成了劳动力商品的承担者。因此，我们无法对阶级格局做出先天的假定。它们是被主动生产出来的。若要分析资本主义独有的、远远更为复杂的阶级格局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只承认劳动力的购买和出售是资本主义之下的经济生活的核心——就只是一个出发点。动荡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动态中运作——我们在之前的篇章里试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这种动荡由此创造出来的压力导致了新的阶级结构和阶级联盟(包括基于领土的联盟)的形成。但对阶级的效忠、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决不具有即时的可塑性。由此造成的张力值得我们尽量仔细地加以审视。毕竟，若要恰当地理解阶级斗争，就必须理解阶级格局和阶级联盟一开始是如何打造、如何保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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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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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条思路可能有助于建立一座桥梁，把一种往往显得极其严重的脱节联结起来：一方是关于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家，另一方则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实际的历史地理、试图对其中各种高度复杂的内容加以重构的理论家。理论家也许想要用心编织自己的论述，以便“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从而“一步一步地接近”资本“在社会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3（《资本论》第3卷，第25页）。这样一来，“材料的生命”也许就“在观念上反映出来”了4（《资本论》第1卷，第19页)。但是内嵌在这样一种理论重构当中的概念工具绝不是唯心主义的抽象。它是从劳动力、（绝对的和相对的）剩余价值和作为过程的资本这样的范畴和关系中建立起来的，而且是通过实际的历史转化—通过原始积累、货币形式和市场交换的兴起、资本家为了控制生产领域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来锻造的。这些范畴本身诞生于实际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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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运用这些植根于历史的范畴来打造新的解释，理论就开始了。凭借这种手段，我们并不能期望解释所有东西，甚至不能对单个事件获得充分的理解。这些并不是理论应该处理的任务。我们的目标毋宁说是创造理解的框架、细致的概念工具，以此来掌握在社会转化错综复杂的动态中运作的最有意义的关系。我们可以解释一些普遍的命题：为什么技术变革、组织变革和空间分工在地理上的重组对于资本主义的存活具有社会必要性。我们可以理解内嵌在这些过程当中的矛盾，也可以说明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危机倾向的历史地理中是如何表现的。我们可以理解新的阶级格局和阶级联盟是如何形成的，还可以理解它们如何能表达为领土格局，又如何能退化为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理论可以给出的正是这些类型的见解。

但是理论倘若无法说明历史或政治实践，肯定就是多余的。更糟糕的是，错误的理论思考—这绝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特权有可能造成误导和神秘化。没有哪个理论家可以宣称自己是无所不知的。在理论的纬线与历史地理的纬线5之间，可感知的联系必定会在某个时刻出现。《资本论》第1卷的说服力恰好源自理论思考的概念工具对历史证据的支持和后者对前者的支持。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保持并改进的正是这种统一。

不过，这种统一体内部的区别也有自身的地位，只是需要得到恰当的解释。这种区别可以是创造性张力的所在之处，是构造新的见解和理解时的着力点。倘若以不成熟的方式来坚持理论与历史实践的统一，可能就会导致瘫痪和停滞，有时还会导致完全错误的表述。结果，我们要么费力地把难以驯服的历史地理填进了一种由几个简化的范畴来描述的动态当中，要么创造了新的、只在特殊的事件中具有历史根据的范畴，因而它们只能把握表面现象，永远无法把握内在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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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如果接受理论与历史实践的区别，甚至追问它的最终极限，就会有一定的好处，原因无非在于它们的不平均发展会在统一体中开启新的视角，尽管这种统一肯定必须在它们之间占据主导地位。用两条腿跑步要比将两条腿绑在一起、一路跳着走更快。

但是归根到底，重要的还是统一。理论是与历史的和地理的重构协同发展的；它们全都被抛进了政治实践的火焰，形成了一种理智的熔炉，从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策略，借此可以对社会进行理智的重构。这项任务十分紧迫，因为世界受困于各式各样疯狂的危险—包括全面核战争的威胁（这是价值丧失的一种可耻形式）这种紧迫性肯定不需要证明。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到达了这些界限，就要靠我们找出办法，超越资本本身的界限。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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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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