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马克思分析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差别，由此打破了同义反复。一切劳动都是具体的，因为它关系到自然界的物质转化。但是市场交换倾向于抹掉个体的差别，包括生产条件的差别和从事劳动的人的差别。假如我按照商品实际包含的劳动时间来付钱，那么劳动者越是懒惰，我应该付的钱就越多。但是一般而言，我支付的是现行的市场价格。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商品在交换中获得的可通约性使得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具有了同样的可通约性。如果制作一双鞋平均要花费一天，体现在一双鞋中的抽象劳动就是一天，不论个别劳动者花费了两个小时还是五十个小时。因此，抽象劳动被界定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30（《资本论》第1卷，第39页）。

马克思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在李嘉图的理论中—这种理论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标准—插入“社会必要”这个限定。这难以让马克思的版本强大到足以支撑随后的所有分析，而且看起来也不够深刻，没有理由认为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从而也没有理由把它看作一个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的命题。除非我们追问：“社会必要”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社会必要性的谈论应该让我们警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他对资本主义的解剖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马克思到最后会向我们表明—他的话语充满了一种深切的关怀，即为资本主义之下的自由与必然划分边界—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从看似无穷多样的具体劳动活动中提炼出来的，这种提炼只有在非常具体的生产关系当中才能最终完成。我们会发现，只有在一种特定的人类劳动—雇佣劳动—变得普遍之后，抽象劳动才能成为价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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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立刻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特别是李嘉图的理论）区别开来了。马克思把一种非历史的、普遍的陈述转变成了一种仅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运行的价值理论。同时，价值理论也超出了单纯为价值界定标准的问题这种标准只是决定了商品的相对价格。价值理论现在反映并体现了一些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它们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简言之，价值被当成了一种社会关系。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武断地把这种概念作为一种先天的构造丢给我们。毋宁说他试图一步步向我们证明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价值概念，并证明他所说的价值规律的确作为一种指导力量运行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当中。对这一点的证明肯定必须位于他的分析的末尾，而不是开头。①

马克思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对“社会必要”的解释。他告诉我们，它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31。倘若不回过头去分析使用价值，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解释。第一，劳动生产率是从纯粹物质的角度来考察的：它是由“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来确定的3（《资本论》第1卷，第40页）。第二，劳动若不创造社会的使用价值——对他人而言的使用价值——就不能创造价值。马克思在这个阶段并没有阐述“社会的使用价值”是什么意思。他仅仅断定，价值若要保持为价值，就必须在生产中被创造出来，并通过交换和消费来得到实现。这里只是简要地返回了使用价值的领域，让我们预先体验一下—后面还会返回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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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一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① 后面第35页（边码）的附录将考察这个观点与对价值理论的其他解释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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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个地方，马克思决定更加仔细地聚焦于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他考察了价值通过交换所得到的物质形式，由此揭示了如果价值实体——抽象的人类劳动——要调节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价值就必须以某种物质性的方式被代表。我们很快就看到了结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3(《资本论》第1卷，第94页)

我们要注意，马克思再次提到了必然性。我们只要回过头去把这一点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念联系起来，就能得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抽象劳动若要与具体劳动相分离、从具体劳动中被提炼出来，货币的存在就是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交换关系的增长有什么后果，就能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增长依赖于货币形式，同时也产生了货币形式。但它还造成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分：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他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34(《资本论》第1卷，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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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迅速地从一扇窗户移动到另一扇，由此带领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交换的增长、货币形式的兴起与作为价值尺度的抽象劳动的出现这三者的相互联系。但我们对这些相互关系的透视也足以让我们看到，当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向我们显现时，这种显现的方式既有可能揭示它们的社会意义，也有可能掩盖这些意义。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把握了这个观点。

交换的延伸使得生产者进入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但他们是通过他们所交换的产品才相互关联的，而不是直接作为社会存在者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被表达为物的关系。另一方面，物本身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的，而价值是通过抽象劳动来衡量的。抽象劳动则通过一种特定的社会过程才成了价值尺度。在“商品拜物教”所描述的状态中，“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资本论》第1卷，第73页）。

马克思在考察了价值的货币形式的出现之后，立刻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这个一般原则，这并非偶然。①他在这个地

第1章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①鲁宾（1972）关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拜物教这个主题有一些让人着迷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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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36(《资本论》第1卷，第75—76页）

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是非常现实的，可是它将我们的社会关系隐藏到了一种单纯的物的背后—这种物就是货币形式本身。比如说，交换行为没有告诉我们生产者的劳动条件，并使我们对自己的社会关系处于无知的状态，因为社会关系是由市场体系来中介的。我们只会对众多使用价值的价格做出反应。但这还表明，我们在交换东西时“预设了价值的存在……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货币的存在—价值形式的存在——掩盖了价值本身的社会意义。“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37(《资本论》第1卷，第74页)

这里隐含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我们现在要加以考察。如果价格体系使价值得以形成，同时又将价值的社会基础隐藏在视野之外，那么相对价格的数额就未必对应于相对价值的数额。马克思认为，这两个数额的相互偏离“并不是……缺点”，因为这些偏离“很好地让价格形式适应了”我们的社会状况，这种状况似乎是以相互抵消的盲目的无规则性为特征的(《资本论》第1卷，第102页）。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是起伏不定的—这是由无数生产者的自发决定所造成的—而价格体系可以顺应这种起伏，原因恰好在于价格的波动是自由的，严格的价值尺度则不然。价值最终表达了交换比例的均衡点，这时供给与需求都已经在市场上达到了均衡。价格的灵活性让这种均衡过程得以发生，因而对于价值的界定至关重要。

资本的限度

方的分析是想要用“拜物教”的一般原则来解释价值及其货币表达之间的关系具有何种可疑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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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麻烦的是，“货币形式………还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至于“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一些对象尽管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如土地、良知、荣誉等等“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39（《资本论》第1卷，第102页）。因此，由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同“商品形式”区别开来，后者有价格，却没有价值。在《资本论》第3卷之前，马克思都没有严肃地谈论这个话题。我们到那时才会发现，拜物教也可以依附于租金的范畴（租金使土地具有了价格，仿佛货币是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和利息的范畴（利息使货币本身具有了价格）。眼下我们也得将这些棘手的问题放在一边。

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描述鼓励我们更加深入地考察价值的社会意义。在他关于这个主题最早的一个说法中，马克思把价值视为“财产的民事存在的形式”4°[《全集》（与恩格斯合著）第1卷，第229页]。马克思在整部《资本论》中远远不会这么生硬，但这个维度在他的论述中仍然极为重要。

商品交换的前提是私人所有者有权利自由地出卖他们的劳动产品。这种司法关系只是“反映着实际的经济关系”，即交换41（《资本论》第1卷，第84页）。倘若在确立交换比例时要准确地反映社会的需要，生产者就必须将“彼此当作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42。这意味着“司法个体”（juridical individuals）[人格体（person）、公司等等]43必须能够在交换时平等地看待对方，把对方看作商品唯一的、排他的所有者，这个所有者可以自由地从任何人手中购买东西，也可以将东西卖给任何人，只要他乐意就行。这样一种状况若要存在，就不仅要求交换具有坚固的法律基础，而且需要有维护私有财产权并执行契约的权力。这种权力当然存在于“国家”当中。为了确立价值，某种形式的国家是一个必要条件。

第1章一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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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权和契约的执行越是有保证，生产就越是成为“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或群体的劳动”，而且这些生产者通过交换他们的产品表达了他们与社会的关系（《资本论》第1卷，第72—73页）。价格体系—它同样需要国家的调节，否则就不能保证流通的货币的品质（见后面第10章）让无数个人的自发活动更加容易协调了，因而生产获得了“社会的比例尺度”45(《资本论》第1卷，第75页)。在这些状况下，我们就可以研究“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采取了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 4t（《资本论》第1卷，第92—93页）。

这是一个初步的模型，涉及市场社会及其所有政治的和法律的圈套；它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中相当盛行，而且正如麦克弗森（MacPherson）教授极为有力地证明的那样，它至少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洛克。①马克思显然主张价值规律的运行依赖于这些基本的社会条件的存在。进一步讲，他还认为“个性”“平等”“私有财产”和“自由”的观念在市场交换的语境下获得了非常具体的含义—这些含义不能与诸如自由、个性、平等这些更为一般的意识形态混淆起来。一旦这些高度具体的含义在资产阶级的宪政观念中普遍化了，我们就会在思想和实践中制造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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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并不想借此暗示我完全赞同麦克弗森（1962)，因为他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忽视了家庭的父权组织等许多问题，同时也略过了许多现实的复杂情况—见特莱布(Tribe)(1978)和麦克法兰(Macfarlane)(1978)。马克思本人在《大纲》中比较详细地谈论了这些主题（第157—165页）。

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平等的观念，它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提出，“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马克思引用了这条原则并表示了赞同47。这并不是说所有人在一切方面都被认为是平等的，或者应该被认为是平等的。这只是说，我们若要在自由交换的条件下用一个使用价值来交换另一个使用价值，就必定会认为两者至少具有同等的价值。或者从货币的角度讲，一美元就购买力而言与另一美元是相等的，不论它在谁的口袋里。价格体系运行的全部原理都立足于一条原则：“商品的流通过程……要求等价物的交换。”48（《资本论》第1卷，第160页）因此，对价值的界定就立足于这种局限的、相当具体的平等观念，因为在人类劳动的各种具体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各种使用价值都在市场交换的进程中被还原成了同一个标准。它们可以进入一种等价关系。但我们一旦牢固地树立了这种平等观念，就可以用它作为杠杆，将整个关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讨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更有内涵的话语层面。让我们看一下马克思是怎么做的。

(4）剩余价值理论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提出一种资本的概念，其中整合了我们所理解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应该被界定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件东西。这种过程的物质表现是作为一种转化而存在的：先从货币到商品，再回到加上了利润的货币，即M-C-（M+ΔM）。但我们既然已经把货币界定为价值的物质代表，就可以说资本又是一种价值扩大的过程。马克思把这称作剩余价值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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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通的进程中，资本必须在不同的环节分别采取货币形式（交换价值）和商品形式（使用价值）：

但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

然而，我们不应当将我们对这种“价值的自行扩大”过程的理解同价值的物质表达分割开来。出于这个原因，

价值……需要一个独立的形式，把它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来。它只有在货币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因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49(《资本论》第 1卷，第 153—155 页）

对资本的这种界定会产生一些内容广泛的影响。首先，它意味着在社会中运行的资本并不等于货币的总存量，也不等于使用价值的总存量（我们可以将后者界定为社会的总财富）。放在我口袋里的货币倘若是购买我赖以为生的商品所需的一种手段，就没有被用作资本。我居住的房屋的使用价值或者我在花园里挖土所用的铲子的使用价值也没有被用作资本。因此，社会中有许多事情并不直接与资本流通相关，所以我们应该抵制一种诱惑：将所有东西都还原成马克思的这些简单范畴。可见，如果货币的总存量有一部分卷入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流通过程，这个部分就成了货币资本；如果社会的总财富有一部分卷入了这种流通过程，这个部分就成了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由此可见，只要以赚钱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来转变货币和使用价值，并把它们投入流通，就可以形成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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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用“过程”来界定资本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资本家”界定为一种经济主体，他把货币和使用价值投入流通，为的是产生更多的货币。人们未必会享受这个角色，未必会把它人格化并把这样做的理由内化到自己的心理当中。资本家可以是善良的人或邪恶的人。但我们不用关注这一点：我们可以仅仅将“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当作“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50（《资本论》第1卷，第85页）。就眼下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专注于角色，而不是人本身。这让我们得以撇开人的动机的多样性，并在社会必要性的层面进行思考要把握这个层面，就要研究经济主体的角色。

最后，这一点同样很重要：马克思对资本的界定证明了资本主义流通形式与价值的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联是必然的，而不是巧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所以我们应该总结一下它的依据。

我们已经看到，交换的延伸和货币的兴起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还看到，若要解决内化在货币形式当中的矛盾（即它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就必须有作为储备基金的货币，它可以按照商品的交换状况的需要来投人流通或退出流通。货币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开始流通。由于M-C-M并没有使处于过程的起点和终点的商品的本质发生质的变化，所以这种流通形式的唯一系统性动机就是要求量的变化；这意味着流通过程具有如下形式：

$$
M \mathrm { - } C \mathrm { - } \left( \ M \mathrm { + } \Delta M \right)
$$

马克思向我们证明的是，即使人的多种动机（对黄金的渴求、对社会权力的贪婪和对统治的欲望）并不存在，资本主义流通形式也会出现，以便回应货币所受到的相互矛盾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交换的扩大和延伸。但是交换也会将价值确立为交换比例的调节器。我们由此就能推导出一种联系：资本主义流通形式和在交换中作为调节器的价值是一同兴起的，因为两者都是交换的延伸和扩大的产物。

第1章一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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