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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马克思的书里,他极少解决矛盾,却几乎总是转移矛盾。这里的情况也是一样。资本主义流通形式立足于一种不平等,因为资本家在过程的终点比在起点拥有了更多的货币(价值)。但是价值是由交换过程确立的,这种过程立足于等价原则。这造成了一个困境。资本家如何能通过一种以等价为前提的交换过程来实现一种不平等,即ΔM?简言之,利润在公平交换的条件下是从何而来的?
马克思认为,我们无论怎么尝试,都不可能在交换领域中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倘若违背等价原则(通过欺骗、强行交换、抢劫等等),我们就只能让一个人的利润等于另一个人的损失。这可能会导致货币和生产资料积聚在少数人手中,但若一个社会中的无数生产者都理应追求并获取“公平的”利润,却不曾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吞食,那么上述办法就不能为这个社会提供稳定的基础。
因此,我们若要寻找答案,就只能仔细地审视生产领域。我们必须不再把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当作我们观看世界的“窗户”,必须转而考察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从《资本论》第1卷第6章一直到第3卷,马克思大体上都假定—只有少数重要的例外所有商品都是按照价值来交易的,价格与价值并没有区别。于是,利润的问题就与价值扩大的问题等同起来了。在解答这个问题时,也必须完全不诉诸价格与价值相互偏离的观点。从这扇关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新“窗户”出发,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道路会通向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让我们看一下这番论述是如何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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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发生在一定社会关系的语境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支配性的社会关系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资本家控制了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对最终产品的处置权。劳动者将他们的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来出售,以便换取工资。简言之,我们的前提是生产发生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定的阶级关系的语境下。
作为一种商品的劳动力具有两重性:它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按照商品交换的规则,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是由再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设定的这种再生产要依照一定的生活水平,并让劳动者有一定的能力参与到工作过程当中。劳动者舍弃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以便换取它的交换价值。
资本家一旦购买了劳动力,就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运用它。由于资本家购买了一定长度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持有劳动力的使用权,所以他们可以组织生产过程(生产的强度、技术等等),以便确保工人在这段期限内所生产的价值比工人拿到的价值更多。对资本家而言,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仅在于它可以投入工作、生产商品,而且在于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它所生产的价值比它本身具有的价值更多——简言之,它可以生产剩余价值。
马克思的分析立足于一个观点:“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51(《资本论》第1卷,第193页)劳动者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如果与他们自己的再生产所需的价值相比有所剩余,这个剩余就可以衡量劳动在生产中所受的剥削。然而我们要注意,即使生产了剩余价值,交换中的等价规则也完全没有被打破。因此,交换领域中没有剥削。
第1章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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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解答利润的起源既简单又优雅。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好像晴天霹雳”一样击中了要害²(《资本论》第2卷,第14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得出这个解答,因为它混淆了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与在市场上作为一种商品来交易的劳动力。因此,劳动与劳动力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至关重要的差别。马克思断定:“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倘若不这样想,就只能以为我们仿佛可以衡量价值本身的价值。不仅如此,“如果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而且(资本家)确实支付了这一价值,那么资本就不会存在,他的货币也就不会转化为资本”3(《资本论》第1卷,第537—541页)。劳动者向资本家出售的不是劳动(价值实体),而是劳动力—在商品形式中实现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能力。
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将马克思引向了一个相当关键的结论——这个结论让他得以纠正并转化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如果劳动与劳动力是无法区分的(正如在李嘉图的理论中那样),这个社会中的价值规律就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水平上运行。价值规律“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54(《资本论》第1卷,第536页)。这也就预设了与雇佣劳动相关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大纲》,第 704 页)。
这里的意思相当简单:价值是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密不可分的。其中一个若要充分发展,另一个就必须兴盛。由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在某些具体的生产关系当中才会出现,所以我们必须理解这些生产关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必须理解雇佣劳动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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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和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56(《资本论》第1卷,第169页)
现在,马克思已经把一个复杂论述的所有逻辑线索拉到一起了。他的起点这也是我们的起点—是一种简单的商品概念,即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体现。他从交换的扩大推导出了货币的必要性—货币是价值的表达—并证明了资本主义流通形式必然与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规定的交换比例相关。他现在向我们表明,若要解决由此产生的矛盾—交换所预设的等价关系与利润所隐含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识别出一种商品,它的特殊性质就在于它能够生产出的价值比它本身拥有的价值更多。这样一种商品就是劳动力。只要运用劳动力来生产剩余价值,就能解决上述矛盾。但这就意味着存在雇佣劳动。剩下的任务不外是解释雇佣劳动本身的起源。我们现在就要转入这项任务。
第1章一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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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关系和积累的资本主义原则
马克思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语境下考察了使用价值、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一条根本性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植根于一种社会关系,即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价值理论是这种阶级关系的表达。这条结论促使马克思离开了李嘉图,并构成了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核心。但是阶级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是万分谨慎地把阶级概念放到《资本论》的分析中去的。他并没有直接宣告“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类信仰,我们也不会看到他把“阶级”作为某种解围神(deusexmachina)引进来,仿佛它可以解释一切,却不需要被解释。阶级的概念是随着他对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的考察而演化的。一旦得出了一个初始的界定,马克思就可以无可估量地拓宽他的研究范围,把关于阶级关系的一些特定的观点包含进来,并自由地在使用价值、价格、价值和阶级关系之间转移,以便解剖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由此,他才得以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紧身囚衣。
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不同的、对立的角色。追求利润的人扮演了资本家的角色,舍弃了剩余劳动,却滋养了利润的人则扮演了劳动者的角色。在整部《资本论》中,马克思都把资本家当作“人格化的资本”,并把劳动者仅仅当作一种商品的承担者,即劳动力的承担者7(《资本论》第1卷,第85页)。简言之,他们都被当成了“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有时会阐述这些不同的角色在社会、道德、心理和政治方面的影响,有时还会脱离用两个阶级来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观点,这都只是由于他相信这样的阐述和脱离对于分析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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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阶级概念的这种形式化的、相当严谨的讨论却与一些更为丰富、更为混乱的含义并肩存在,后者来源于历史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当代注释者都喜欢区分两种阶级概念,一种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种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①这个区分是有用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式化的分析试图阐明资本主义的严格逻辑,剥掉它身上的所有复杂特征。这里所用的概念仅仅预设了对于这项任务具有严格必要性的东西。但是社会形态—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建立的一个特定的社会——要复杂得多。在讨论实际的历史事件时,马克思就会使用更加宽泛的、数量更多的、更加灵活的阶级范畴。例如我们在《资本论》的历史学段落中发现,资本家阶级(capitalist class)被当成了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一个要素,而资产阶级(bourgoisie)指的又是另一种不同的东西。我们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发现——这通常被看作马克思生动的历史分析的典范—为了分析法国在1848—1851年的事件,马克思讨论了流氓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成产业家和金融家两个派系的资本家阶级、土地贵族以及农民阶级。这一切大大远离了《资本论》大多数篇幅从两个阶级出发所给出的简洁的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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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生产方式”这个术语到处散布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形态”则不然。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在阿尔都塞(Althusser)(1969)、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Balibar)(1970)、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5)等人的著作中成了一个热门的辩题他们所属的传统被称作“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随后的辩论从不必要的晦涩和艰难(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走向了荒谬〔辛迪斯(Hindess)与赫斯特(Hirst)(1975)]并在辛迪斯与赫斯特的著作(1976)和卡特勒(Cutler)、辛迪斯、赫斯特与侯赛因(Hussain)的著作(1978)中达到了自行毁灭的最低谷;亦见哈里斯对后者的评论(1978)。奥尔曼(Ollman)(1971)、戈德利耶(Godelier)(1972)、瑟伯恩(Therborn)(1976)、拉克劳(Laclau)(1977)和最近的科恩(Cohen)(1978)等作者为这场辩论注入了一点理智,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见解。E.P. 汤普森(1978)被这场辩论很大一部分所具有的非历史的和愚昧的性质所激怒这也是有道理的并把它们全部撇在一边,认为它们都是糟糕的、高傲的理论胡说;但在这个过程中,安德森(Anderson)(1980)正确地指责他丢掉了金块,尽管安德森也承认金块外面是一大堆虚浮的糟粕。
马克思本人对“生产方式”这个术语有三种相当不同的用法。例如,他讲过“棉花的生产方式”,意思是指在生产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时所使用的实际的方法和工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经常是指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当中特有的形式(当然包括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这假定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是马克思在整部《资本论》中使用这个概念的主要方式(例如第1卷,第510—511页)。这个概念抽象地表示了一组界定得较为狭窄的关系,这种狭窄性也是有理由的[后面第4章讨论了生产力(转化自然的能力)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是如何在劳动过程中结合起来的,并由此界定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但是马克思有时特别是在《大纲》等预备性的作品中—也以整体主义的方式、以做比较为目的来使用这个概念。于是,这个概念指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再加上制度的、司法的和行政的安排、政治组织与国家机器,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再生产(阶级再生产)的特殊形式。按照这条思路,我们就可以比较“资本主义的”“封建的”“亚细亚的”和其他的生产方式了。这种无所不包,却又高度抽象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有趣的,但也制造了最大的困难。大多数辩论都是由于这个术语的这种用法而爆发的。(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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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我将把“生产方式”的第三种用法当作一个初步的概念,我们还需要通过仔细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才能了解它的内容。有人正确地在马克思本人对这个概念的用法中觉察到了一些含混,而这证明了他本人的表述具有试探性,我们最好在追随他时考虑到这一点。阿尔都塞做法的问题是他认定可以通过某种严格的“理论性的实践”来达到一种完整的理论化。尽管他确实得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但只有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之后—其中肯定必须包括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观念的充分含义才会变得明显。但我们必须在某处开始我们的研究,我们手中的概念在一开始还有待充实。为了这个目的,我将主要诉诸第二种较为局限的生产方式概念,以便一步步走向一种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为全面的理解。我要强调的是,这只是我们探求这个概念完整含义的方式之一。
“社会形态”的观念主要是用来提醒我们,任何社会中多种多样的人类实践都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由支配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经济实践。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提出了两种思考社会形态的方式。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性的实践在社会中都是“相对自主的”。也就是说,在一定限度内,文化的、制度的、政治的、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许多变种在资本主义之下都很可能有存在的机会。第二,在实际的历史情境中,我们肯定会看到几种生产方式相互交织、相互“接合”(articulated),即使其中一种方式也许明显处于支配地位。过往生产方式的残留要素、未来生产方式的萌芽以及从某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中引进的要素都有可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被发现。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纯粹的特色,但为了理解它们,我们所要采用的分析框架会远远比任何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分析框架更为复杂(这里的生产方式是狭义的)。出于这个原因,把“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这两个术语并举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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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充分地解释阶级的概念,关键就在于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概念体系——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只要加以延伸,就成了理解价值本身的性质的关键。但这种联系是很难建立的,而且马克思毫无疑问没有完成这项任务。例如在《资本论》的大多数篇幅中,马克思“在理论上把握着”雇佣劳动这个“事实”,当时的资本家则恰好以同样的方式“在实践中”接受了这个事实(《资本论》第1卷,第169页)。但在这个理论事实背后潜伏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货币所有者究竟如何能找到、为什么能找到一名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没有“自然的”基础它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的结果才出现的。所以在《资本论》第1卷的末尾,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
马克思所讲的故事在细节上是有争议的,但它的基本观点很简单。②资本家阶级的兴起与无产阶级的形成是如影随形的。后者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61(《资本论》第1卷,第271页),因为参与到资本主义流通方式当中的人力求找到一种合适的生产方式,并在这个系统性的基础上产生利润。两个阶级陷入了共生的却又无可抗拒的对立。两者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存在,可是它们之间又有深重的对抗。它们的协同发展采取了诸多中间形式,而且在不同的行业和区域是以不平均的方式前进的。但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最终在社会形态中获得了霸权和支配地位,因为社会发展的整个结构和方向主要是随着它们的步调起舞的。到了这一步,我们就有理由把这样一种社会称为资本主义社会了。但是关键的要点已经出现了。雇佣劳动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范畴。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和这种关系所表达的价值理论都是历史的创造。
①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开始将资本家阶级拆分为独立的“派系”或“阶级”:商人资本家、货币资本家、金融家和地主;他的依据是他们就资本流通而言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还简短地考察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相互分离的后果以及支付给管理层的“监督工资”。可见,他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阶级结构的理论应该是一种最终产物,应该在分析的末尾在详细考察了价值规律如何运行之后才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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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克思所说的英国的“原始积累”已经被历史学家考证了一遍又一遍,而且对马克思版本的“原始积累”的考察不能脱离关于封建主义如何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整个论述。多布(1963)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仍然很值得推荐,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辩论的总体情况则可以在希尔顿(Hilton)(1976)那里看到。围绕在汤普森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Class)60周围的辩论也值得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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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家的阶级角色和积累的命令
让我们回想一下,交换领域的特性是个性、平等和自由。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去寻找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交换领域中(包括劳动力的购买和出售),“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²(《资本论》第1卷,第586页)。那么,我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找到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个性在交换领域中显得比阶级更为优先,这又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证明了在交换关系的外表下“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因为“交换价值……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63(《大纲》,第248页)。这种强制出自一种需要:在为他人提供使用价值时,这种使用价值的价格是由商品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调节的。这种强制背后的机制就是竞争。
我们有必要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诉诸竞争原则的。①他认为,竞争可以解释为什么物品的售价是它们的价值,或者接近它们的价值,却不能揭示价值本身的性质;竞争也丝毫不能说明利润的起源。利润率的平均化可以通过竞争来解释,但是利润的来源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两卷中——只有一处重要的例外并不觉得有必要详细地分析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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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完全竞争的假定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起到的作用与在传统经济学中的作用非常不同。马克思用它证明了资本主义即使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完美方式来运行,仍然会导致把劳动力作为利润的来源加以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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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资本家的行为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善意或恶意”,因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资本论》第1卷,第270页)。个人只要承担了资本家的角色,就会被迫把追求利润的动机内化为他们的主观存在的一部分。渴求、贪婪和守财奴的嗜好都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找到了表达的空间,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这些性格特征上面的—正是竞争把它们强加给了不幸的参与者,不论他们是否情愿。
资本家还会受到另一些影响。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可以用自己占有的剩余来做什么。他们可以选择消费或再投资。这里就出现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65(《资本论》第1卷,第594页)。在一个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的世界上,进行再投资的资本家在把剩余作为收益来享受的资本家面前就会取得竞争优势。资本积累的热情驱走了享受的欲望。资本家并不是由于天性而戒绝享乐的:
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6(《资本论》第1卷,第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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