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可见，在一切资本家的行为中具有支配地位的规则是“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67（《资本论》第1卷，第595页)。这条规则是由竞争推动的，它的运行独立于资本家的个人意志。它是个人行为的共同印记，因而把自身印在了资本家阶级的所有成员身上，成了他们的独有特征。它还将所有资本家结合在了一起，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让累进的资本积累拥有更好的条件。

(2）资本家的积累对劳动者的后果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促使他们至少要按照社会的平均效率来使用劳动力。但是积累得较快的资本家倾向于把积累速度较慢的资本家逐出市场。这意味着个别资本家拥有一种无休止的动力：加大劳动过程中的剥削，使剥削水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以此来增加资本积累的速度。这对劳动者造成了不可胜数的后果。

例如，工作日的最大限度受到生理的和社会的约束，然而它们“都有极大的弹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8（《资本论》第1卷，第232页）。由于竞争或天性，资本家有可能试图延长工作日，以便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劳动者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倘若资本家可以不受限制地对资本积累表示出必然的热情，劳动者显然就会受苦。战斗打响了：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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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

另一方面…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9（《资本论》第1卷，第234—235页）①

我们到这里终于明白，寻找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行得通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一个平等、自由和个性的世界这是交换的舞台掩盖了一个阶级斗争的世界，而这种斗争在生产领域中同时影响了资本和劳动。

个别劳动者可以在无论什么契约条款之下（无论工作日有多长）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只要他们乐意就行—原则上是如此。但他们还必须在劳工市场上相互竞争。这一切意味着“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家的积累驱动面前“是无抵抗地屈服的”70。劳动者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反抗资本的劫掠7（《资本论》第1卷，第299—302页）。劳动者越是采取集体的抵抗形式，资本家就越是被迫把自身建构为一个阶级，以便共同确保累进的资本积累所需的条件可以得到维护。

通过研究与工作日长度相关的阶级斗争，另一个要点也被揭示出来了。如果劳工没有阶级组织，资本家之间不受制约的竞争就有可能摧毁劳动大军，而这恰好是剩余价值本身的来源。资本家必须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自身建构为一个阶级，并对他们自己的竞争程度加以限制。马克思将早期的英国工厂法案解释为试图“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因为这种渴望已经“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7（《资本论》第1卷，第239页)。可见，这类调节有别于——这个区别常常相当模糊—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在要求合理工作日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所确立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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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①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这样的受阶级制约的社会中，力量是两种权利之间仅有的决定方式；这个观点促使他激烈地批判了蒲鲁东等人，后者试图诉诸某些资产阶级的公正观念，以此来打造一种社会性的公正。塔克尔(Tucker)(1970)关于这个话题的那一章是很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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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也可以通过获取相对剩余价值来积累资本。马克思识别出了两种形式。当生产“工资品”劳动者需要的商品—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时，劳动力的价值就会下降。绝对的生活水平这是通过劳动者可以掌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量来衡量的保持不变：只有交换比例（价格）和价值改变了。然而，工资品的系统性降价不是个别资本家力所能及的。他们需要某种阶级策略（针对基本商品的补贴、廉价食品和廉价住房的政策等等)，这种形式的相对剩余价值才能转变成一种系统性地加快积累的手段，而不是零星出现的、不受控制的手段。

第二种形式的相对剩余价值处于个别资本家的掌握之内。个人可以改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他们自己的私人生产成本之间的差距。资本家只要运用更高级的生产工艺，使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因为交易的价格是按照社会平均水平来设定的，而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种形式的相对剩余价值具有转瞬即逝的倾向，因为竞争会迫使其他生产者追赶上来或退出市场。但只要在生产率方面保持领先，个别资本家就可以加快自己的积累，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73（《资本论》第1卷，第320页）。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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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之下的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们会在后面回到这一点（见后面第4章）。眼下我们仅仅想要说明，当个别资本家试图通过协作的扩大、分工和机器体系的运用来追求相对剩余价值时，劳动者会受到哪些影响。

劳动过程中的协作和分工意味着把工作活动和劳动者集中到一处地方，并建立协作的手段和资本家专制权威的控制权。竞争会迫使工作活动越来越集中（多半直到规模经济完全走到尽头为止)，也会迫使工作地点的权威结构和控制机制越来越紧迫。与这些如影随形的是等级组织和一些专业化的形式，它们使工人阶级出现了分层，并创造了管理者和监督者这个社会阶层，后者—以资本的名义——统治了工作地点日复一日的运行。

机器体系的运用和工厂体系的降临对劳动者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对个人技能的要求出现了下降[这种过程现在被相当不优雅地描述为“去技能化”（de-skilling）和“去资格化”（de-qualification)]—工匠成了工厂的操作员。“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得到了强调，前者倾向于转变成一种“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女性和儿童也可以更加方便地加入劳动大军了，因而整个家庭的劳动力代替了个人的劳动。劳动过程的强度增加了，工作的节奏变得更加严格、更加紧迫了。在这一切情况下，资本家手中都有一种新的、强大得多的调节劳动者能动性和生产率的办法—机器。劳动者必须服从机器的指令，而控制机器的是资本家或他的代表。

全部后果正是如此。追求资本积累的竞争要求资本家在工作地点、在工人阶级身上施加日常的暴力。这种暴力的强度是不受个别资本家控制的，特别是在竞争没有得到调节的情况下。对剩余价值不停息的搜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使劳动力遭受了价值丧失和贬值，更不用说工人还丧失了尊严，感到自己无法控制工作过程，无休止地遭到监督者的骚扰，而且无休止地由于必须服从机器的指令而遭到骚扰。作为个人，工人极少有抵抗的资格，尤其是因为生产率的上升一贯会让一定数量的工人获得“自由”，即进入失业的行列。工人若要发展出抵抗的力量，就必须借助某种阶级行动不论是做出自发的暴力行为（破坏机器、焚烧和暴徒动乱不仅存在于较早的时期，至今也绝没有消失)，还是创造能够以集体的方式发动阶级斗争的组织（例如工会）。资本家想要获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但这种强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战斗又一次开始了，阶级斗争的主要阵线也在若干问题的周围形成了：比如机器体系的应用、劳动过程的速度和强度、女性和儿童的就业、劳动条件，以及工人在工作地点的权利。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证实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无所不在的，而这种追求必然蕴含的暴力必定会在工人那里激起某种阶级性的回应。

第1章一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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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阶级、价值和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矛盾

这里对阶级概念的解释还远远不够完整。我们还没有谈论一个“阶级”在给定的历史情境中具有何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建构；我们也还完全没有贸然谈论一些复杂的问题，即阶级意识、意识形态和自我的身份认同阶级行动无可避免地要以这些为前提。我们仅仅提出了阶级概念的一个局限版本，但它足以带来一些反思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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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作为价值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现在必须附带怎样的含义。资本家阶级必须再生产它自身，而且只有通过累进的资本积累才能做到这一点。工人阶级同样必须在与剩余价值的生产相适应的条件下再生产它自身。最重要的是，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也必须被再生产出来。由于所有这些特征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都具有社会必要性，所以它们都进入了价值的概念。因此，价值失去了单纯的技术的、物质的内涵，并逐渐被看作一种社会关系。我们已经洞察了商品交换的拜物教，并识别出了它的社会意义。这样一来，阶级的概念就恰好内嵌于价值的概念了。

但我们现在有资格更加明确地讨论价值规律的本质了。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怎样的。雇佣劳动是历史的产物。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也是如此。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是历史的产物，是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社会所特有的。我们描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目的是要揭示这样一种过渡是如何发生的。首先，货币形式的出现和交换的增长逐步瓦解了人身依附的纽带，把它们替换成了市场体系中非人身的依附。市场体系的成长导致了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流通方式，它的出发点是追求利润。这种流通方式包含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它的前提是自由、平等和个性，而另一方面，利润本身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这个根本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诸多不稳定的形式，这时对利润的追求并不涉及对生产过程的掌控。银行家运用货币来掌控更多的货币，商人通过交换来寻求利润，土地投机商用租金和房地产来做交易，如此等等。不公平的交换、掠夺、抢劫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强制性做法可以暂时维持这些体系。但对生产本身的驾驭最终成了一种必要，否则就无法解决交换所预设的等同性与获取利润所要求的不平等之间的根本矛盾。工业化的诸多阶段—比如种植园体系的尝试—尽管一开始处于弱势，却为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化开辟了道路，这种形式立足于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解决了交换的矛盾。但它是通过转移矛盾来做到这一点的。另一类完全不同的新矛盾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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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一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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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阶级分析是为了揭示这些新矛盾的结构而设计的，因为它们占据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推而广之，我们就能看到价值理论包含并内化了一些强有力的矛盾，它们构成了社会变革的根源。

让我们首先回想一下竞争如何把交换的平等、个性和自由转化成了一个胁迫和强制的世界，从而迫使所有个别资本家都要为积累而积累，不论他们是否愿意。然而，平等、个性和自由的领域从来没有被完全废除。实际上它也无法被完全废除，因为交换仍旧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交换规律也仍然完好无损。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按照交换规律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的。只有在生产中，社会关系的阶级性质才变得清晰了。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这造成了交换所预设的个性与组织生产所必需的阶级行动之间的矛盾。这之所以会产生问题，是因为生产与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中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有机地相互关联的。

马克思分析了与工作日的长度相关的斗争，我们从中可以生动地看到上述矛盾。我们发现，由于个别资本家全都是按照自己的私利来行动的，而且被封锁在相互竞争的斗争中，所以他们加起来所造成的后果可能会与他们从整体来看的阶级利益相冲突。他们的个别行为可能会危害资本积累的基础。由于积累是资本家阶级再生产它自身的手段，所以他们可能危害他们自身再生产的基础。于是，他们被迫把自身建构为一个阶级——往往会借助国家这个代理人——并对他们自己的竞争加以限制。但这样一来，他们就被迫要干预交换过程在这里就是劳工市场—从而要违背交换中的个性和自由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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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阶级内部的个别行为与阶级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从来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预设的规律中得到解决。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资本主义积累形式的许多内在矛盾都植根于这个矛盾。它还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的和政治的两难，这些两难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中都困扰着资本家阶级。他们一直在两种需要之间摇摆：既需要维护自由、平等和个性，又需要采取往往是镇压的、强制的阶级行动。剩余价值的生产之所以解决了资本主义流通方式中的矛盾，只是由于它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设定了一种新的矛盾为了把积累的一般前提再生产出来，个别资本家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会出现矛盾。

其次，让我们考察一下剩余价值的生产所预设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与其他所有商品一样，劳动力是按照正常的交换规则在市场上交换的。但我们看到，资本家和劳动者都不能真正放任劳动力市场不受约束地运行，双方也都会在某些时刻采取阶级行动。工人阶级必须力争不仅在生理方面，而且在社会、道德和文化方面维持并再生产它自身。资本家阶级则肯定必须对工人阶级施加暴力，以便维持资本积累，同时还必须制止它自身的过分行为，并抵制工人阶级的一些使积累受到威胁的要求。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既是共生的，又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是阶级斗争的根源。这也在资本主义积累形式中产生了一些内在矛盾，同时还有助于解释资本主义历史的许多进展。

只有到了《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几章，我们才能最终了解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所做的转化。我们现在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看作价值标准，只是由于资本主义流通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有的社会关系已经出现了。这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转化过程的结果，这种过程创造了雇佣劳动，把它作为对于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范畴。在走向这个根本性的结论的途中，马克思顺道积聚了大量关于资本主义的结构的有价值的见解。我们已经看到，通过所有权和国家对所有权的贯彻来表达的某些司法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提到了某些种类的自由、个性和平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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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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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价值理论内化并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这些矛盾是通过阶级关系来表达的。资本和劳动的再生产以及它们之间阶级关系的再生产都是具有社会必要性的要求。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并且构成了阶级斗争的根源，而资本和劳动的再生产都包含了个性与集体的阶级行动之间的矛盾。价值的概念一旦脱离了阶级斗争就无法得到理解。

李嘉图发表了劳动价值理论，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现在是他做梦也远远想不到的。不论它会将我们带到何处，我们都必须做好追随它的准备，因为我们已经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创造了一种极为有力的手段。

附录：价值理论

如何恰当地解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这是一个重大的辩题。相互争斗的思想流派在近些年里渐行渐远，如今它们的共同根基几乎已经见不到了。有人想要彻底丢弃价值的概念一这种声音越来越喧闹，由此显示了上述分裂有多么严重一因为它对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来研究资本主义是一道“沉重的枷锁”（斯蒂德曼，1977；霍奇森，1980；莱文，1978；森岛，1973；埃尔斯特，1978)。这种要求也许有一点道理，因为有一种解释把价值当作纯粹的会计概念，即一种由作为投入品的劳动来约束的固定不变的测量杆，而且它据说不仅可以解释商品的相对价格，还可以解释分配的份额、剥削等等。在如此宏大的目标面前，这样一种狭隘的观点很快就显得不足了。它很难毫不含糊地描述价值与相对价格的关系，而且固定资本和联合产品似乎也带来了无法克服的问题（见第8章）。价值理论的批判者已经对传统的解释例如由多布（1940）、斯威齐（1968）和米克（1973）所提出的解释——发动了一场相当成功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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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回应时重申，他们所说的是传统的立场向来具有的真正含义：价值是资本主义的量的方面与质的方面的统一表达，这两个方面一旦脱离对方就是没有意义的（斯威齐，1979）。因此，价值所包含的意义“超出了严格经济学的意义”——它所表达的“不只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物质基础，而且是这种剥削的社会形式，后者与前者不可分离”（克拉克，1980，第4页）。尽管一些人——比如德赛（1979）——显然不觉得同时探讨量的方面与质的方面有什么问题，但对价值的更加“激进的”解释实际上拒斥了定量的数学方法的严格性—运用这种数学方法的是一些“模型建筑师”[主要是专业的经济学家，例如森岛（1973）、罗默（1980）等等]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了一种更加尖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时也奚落一下那些模型建筑师）和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更有生气的阐述。这里的危险是“价值”会退化成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观念。道德愤慨的代价是失去科学的连贯性。价值理论假如涵盖了“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的整个宏大范围”，就会受困于琼·罗宾逊（1977）的反对意见：“一个意味着一切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宣称自己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了一种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述指责却让认同这个说法的人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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