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552024104" library_document_id: "231a69de-8526-4d34-8fa7-231b09af93a8" source_sha256: "b3907d58ce1323394bd3f6265ed13a5ce7786078c79ed691117126f6a60b3081"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328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0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31a69de-8526-4d34-8fa7-231b09af93a8?start=10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31a69de-8526-4d34-8fa7-231b09af93a8.md?start=10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31a69de-8526-4d34-8fa7-231b09af93a8.md?start=9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31a69de-8526-4d34-8fa7-231b09af93a8.md?start=110&limit=10" --- #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0 | PRINTED_PAGE=84 技术工作从日常生活中分离是现代化的分化过程的重要方面。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既是社会组织也是专业组织，除了规定价格、培训和质量，它们还有许多其他功能。那些技艺不是建立在现代意义上的技术规训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传统的材料和实践知识、经验规则，以及法国人称作手法(tours demain)等基础之上。他们需要保持这种“秘密”恰好是因为它们可以传授给有经验的消费者(experienced consumers)。事实上，生产的最后阶段经常需要消费者在被称作“夯实”(breakingin)的过程中来完成这件人造物。 现代的技术工作依赖于专门的技术规训。这些规训的语言只能被发起者，即那些受过规训训练的人所理解。行会的社会和宗教关切随着技术工人的独立而被剥夺。今天，大多数的技术工作都在商业企业中进行，这大大地改变了它的特征和目标。 作为商业基础的财产体系也受到了分化过程的影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包含着宽泛的责任。土地所有者有政治、司法和宗教的功能，资本主义为了利润的利益而剥夺了所有这些义务和权利，其他目标诸如提供就业和保护社区也逐渐被抛弃了。①这种新形式的财产解释了工业革命的毁灭性逻辑，对自然和人类的漠不关心塑造了现代技术。贯穿整个发展过程，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没有考虑企业的社会和自然域境。狭隘的专业化和狭隘的经济目标相互补充，因而产生的简化加速了技术进步，但也导致了我们今天才刚刚开始面临的问题。 55 84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Georg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trans. T. Bottomore and D. Frisby (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 1978),331- 35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1 | PRINTED_PAGE=85 / 56 发展的几代受害者都太软弱、无知并且被边缘化而不能有效反抗。但是情况逐渐地改变了，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强大技术的副作用变得明显并且激起了公众反应，①工会和社会运动获得了影响力并且要求工业管制。因此，“反思现代化”的新阶段开始了缓慢的纠正过程，这个过程仍在继续。② 在以前认知成功的地方需要打破技术知识对日常体验，即培根(Bacon)著名的“偶像”的所有依赖，但现在体验衡量技术知识和设计的结果。③在技术规训的盲点和商业视角的局限性中，那些结果不能再被忽略了，并且被追溯到它们的来源。使用者和受害者基于他们对技术体验的理解而自我保护，以反对狭隘理解的技术。④这些民主干预构成了解释诸如STS等新的跨学科倡议的广泛成功的社会背景。 这些战后趋势构成了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原初形式，它们在本质上是进步的而不是退步的。一方面，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s)将科学和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联合，跨越了真和有用之间的既定边界。①另一方面，作为对技性科学的出现及其日益危险的副作用的回应，公众要求政府管制跨越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界线，促使资本主义企业在更宽广的约束下运转。这种新的关系必定发展它自己的制度，将关于技术的有害效果或被忽视的潜力的社会知识翻译为技术规格，以获取更好的设计。从长远来看，随着公众参与的提升，这些翻译过程将变为常规，关闭技术改造社会而它自己又被社会改造的循环。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85 56 ① Commoner, The ClosingCircle. ②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 M. Ritter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2). ③Wynne, Rationality and Ritual. ④这种新的公众参与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公众也犯错误例如，在拒绝接种儿童疾病疫苗这件事情上。但民主的任何推进都赋予“不合格的人”新的权利。只有当个体获得公民权之后，他们才进入学习过程，而这个学习过程使他们有资格练习它。康德已经承认了我在这一部分的结论中所解释的原则。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2 | PRINTED_PAGE=86 层次和行为准则 技术公民身份的出现突出了技术的人造物和体系的内在偶然性和复杂性，而技术解释的一致性掩盖了它们。批判的建构主义提出了一种谱系的进路，这种进路将社会的“事物”，例如人造物、制度和法律看作是由社会角色维系在一起的功能部件的组合。随着社会的变化，这些组成部分被分解和重组。 就技术和技术体系而言，这些结构反映了参与设计的行动者的相对力量。他们的斗争与合作的结果就是“设计行为准则”。该行为准则确定了技术设计的更大的社会意义，以及社会选择与技术的行为准则的稳定交集。设计的行为准则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所说的“授权”将一种行为准则翻译为另一种行为准则。例如，对轮椅通行人行道的社会需求成为建设工程的行为准则。残疾人的权利被翻译为特定的坡度。孤立地看，这个斜坡似乎仅仅是技术的，但在它的域境下，这条行为准则具有政治意义。①这些行为准则不仅包含在设计中，而且塑造着技术规训。 86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Andrew Feenberg, “Technoscience at the Fork," 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 Jay Foster (London: Bloomsbury, 2017); Alfred Nordmann, Hans Radder, and Gregor Schiemann, eds. , Science Trans formed? Debating Claims of an Epochal Break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3 | PRINTED_PAGE=87 设计的行为准则在社会行动者的日常语言和工程师或经理人的技术语言之间翻译世界观和利益，这种翻译将行为准则的社会意义隐藏在技术必然性的幕后。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权威的行为准则构成了技术文化。从马克思至今的批判任务是将翻译的过程反转并揭示行为准则的人类意义。 批判的建构主义区分了两种设计行为准则具体人造物的行为准则和整个技术领域的行为准则。人行道的例子说明的是人造物的行为准则，和整个技术领域相关的行为准则包含在进步的定义中。在19世纪追求工业进步的情况下，这个领域内的行为规范是用机器替代熟练劳动。这个行为准则至今仍具有影响力。在有争议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公共行动在确定技术未来中的持续作用。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领域内的行为准则被翻译为更高层次的意义，如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例如，技术官僚的效能概念将特殊利益翻译为有利于行使管理权力的技术安排。①物化可能被看作资本主义最终领域内的行为准则，描述了所有次要领域都要与之相符合的核心原则。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87 57 ①我发展了我所称的“工具化的理论”以解释技术的“双重方面”。参见第六章和第七章。 ②关于从教育领域抽取出来的当代例子，参见Edward Hamilton and Andrew Feenberg, “Alternative Rationalisations and Ambivalent Futures: A Critical History of Online Education," in 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ed. Andrew L. Feenberg and Norm Friesen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2 ), 43–70; Edward Hamilton,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niversity Reform: The Social Shaping of Online Educa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1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4 | PRINTED_PAGE=88 批判的建构主义通过分析行动者归于人造物的不同意义的设计层次来表达这些复杂性，②增加层次对应于接受更多的社会投入。人造物不是连贯的个体，而是或多或少集成的部分的连接和组合。就像再生羊皮纸卷一样，它们的不同部分体现了意义的层次，而意义的层次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和技术影响。对技术的研究一定要识别出这些层次并解释它们的关系。这就产生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的”解释，正如在第一章中所分析的。它揭示了围绕技术而形成的社会组织的合作生产以及形成它们的技术设计。 通常，在最终的设计中，明显冲突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妥协。结果可能涉及权衡和妥协，导致一个对各方都不算完美的设计。最有意思的当属那些案例，在其中，优美的创新可能满足所有不同的需求却无效能损失。吉尔伯特·西蒙栋将这些创新称为“具体化”，即将不同的功能合并在一个单一结构中。③下一章将具体讨论这个概念，第四章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互联网。 88 58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Alexander,The Mantra of Efficiency, 166 - 170. ②为这种方法提供例证的两种批判的建构主义研究是Feenberg，Between Reason andExperience, chap.6 和 Darryl Cressman, Building Musical CultureinNineteenth-Century Amsterdam: The Concertgebouw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5)。 ③ Gilbert Simondon, Du Moder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58),chap. 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5 | PRINTED_PAGE=89 修正合理性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讲的文化环境，是以对工具合理性前所未有的信仰为特征的。它将能动性的衰落归于现代性的合理性文化。这不仅是一种主观倾向，而且反映在市场、管理和技术的多元化中，其中技术以技术规训为基础有效地组织并控制了大多数的社会生活。普通人的知识日益贬值，他们的能动性下降为对给定的合理体系的技术操控。 这在今天仍然是民主干预挑战技术官僚的条件。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原初无所不包的规划没有为能动性的回归留下空间，除了革命以外的任何事情都被认为只是更多的相同(Immergleiche)而被搁置。为了说明对技术的斗争，批判的建构主义以一种更以经验为导向的形式阐述了合理性的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提出非常一般化的“物化”或“工具合理性”批判的地方，批判的建构主义关注对社会制度和技术偏向更加具体的批判。合理性文化显示出依赖于建立在数学和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方法和概念，数学和自然科学被概括为每个领域的思想和行动的框架。例如，市场关系依赖于价格形式的量化。同样，管理在其形式主义和对普遍性的维护下，也将具体案例归入类似自然规律的精确规则。技术与科学发展息息相关。 批判的建构主义用STS中所开发出来的方法来研究这些领域，并阐释对现代制度的文化和政治批判。STS说明，技术合理性的设计不足以被纯粹的技术考量所决定，因此在社会标准的影响下被偏向地对待。①正如在第一章所解释的，我将技术规训中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及设计称作“形式偏向”。形式偏向的存在表明，技术合理性的人造物和制度，与设计我们日常存在的其他社会现实一样，负载着价值。但是当它们被很好地建构起来之后，它们的特殊偏向似乎变得明显而不可避免。我们根本不再将它看作是偏向，而且认为由于技术的原因，技术或制度必须是我们发现它的那个样子。习惯建立本体论。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8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6 | PRINTED_PAGE=90 形式的偏向具有政治含义，有些人从包围我们的技术中获利比其他人多。我在导论中介绍了人行道坡道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被抑制的利益包含在这个体系中。结果不是公正无偏向的技术，更确切地说，而是翻译了更广泛利益的技术。在这个例子中，被排除在原初设计过程之外的社会群体强行进入，要求修正已有的设计。它的要求是在反对既定制度的情况下随意提出的，或者毋宁说是为了使该系统具有回应新价值的额外职能的利益。新的行动者必须努力打开“黑匣子”以启动新的设计过程的循环，将他们的价值翻译为事实，即技术事实。 技术官僚的技术行为准则在许多像这样的斗争中遭到质疑。 90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59 ①Pinch and Bijker,“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17- 50。这也是 设计领域中的一点。参见 Batya Friedman，PeterH. Kahn，and Alan Borning， "Value Sensitive Design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n The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Ethics, ed. K. E. Himma and H. T. Tavani (Hoboken, NJ: Wiley, 2008) ,69 - 101; Batya Friedman, "Value-Sensitive Design," Interactions 3, no,6 (November-December 1996), https://cseweb. ucsd. edu/\~ goguen/courses/271/ friedman96. pdf。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7 | PRINTED_PAGE=91 技术，作为“合理性的”，具有明显的不可避免性。假设设备和体系是因为它们“是”什么而做它们所做的，这是一个危险的技术同义反复。为能动性创造空间，技术公民就必须为战胜它而奋斗并获得关于技术领域的偶然性的意识。 民主干预被翻译为新的规则、新的设计，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被翻译为抛弃技术。它们增加了特殊类型的人造物和整个技术领域的新的技术行为准则，就像在能源生产和计算的案例中一样。这是当今的一种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行动主义形式，它限制了专家的自主权并强制他们重新设计世界以代表更广泛的利益。只要STS有助于理解这些运动，那么它就具有进步的政治作用。 由技术官僚意识形态所激起的对不合理社会和合理的技术体系的类似反对在这个域境中没有位置。最终在每个技术和制度发展中流行的设计是合理性的且有效率的框架。效能不是绝对的标准，因为它不能在抽象设计中被计算，而只与有偏向设计的特殊的、偶然的需求相关。 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这一部分，我提出将批判的建构主义关于偏向、技术行为准则、分层和社会技术合理性的概念运用于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些关键概念缩小了特殊情况和更广泛的现代性的文化世界之间的差距。我选取的案例阐释了一种常见的技性科学争论，在其中，相同的人造物在不同的行动者世界中起着非常不同的作用。在这些案例中，由不同的目标和认知检验所导致的关于人造物的相冲突的阐释可能最终导致设计变化或一个设计被另一个设计所取代。从批判的建构主义立场看，这个案例阐释了作为决策基础的合理化标准的合法性作用，这些决策规定了共同体对其成员的责任。但是这个案例中的这个规定压制了从属的行动者，他们以自己的认知资源、自己的“征服的知识”来对抗它。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91 6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8 | PRINTED_PAGE=92 医学对STS的运用来说是非常丰富的领域，因为它居于科学、技术和人类生命的交汇点。蒂亚戈·莫雷拉(TiagoMoreira)通过英国国家卫生局(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对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的评估，提出了所谓普遍“合理”标准与个人体验之间的关系问题。① 英国国家卫生局评估了药物并根据准科学措施确定其成本效益比。在我们谈论的案例中，评估是基于认知和住院治疗的措施而不包括生命质量。当发现一种现有的药物不具有成本效益时，它就被撤回了。这代表了决策的物化基础，它与科学和经济体制相一致但忽视了治疗所处的网络的其他方面。对那些方面的堵塞就是物化了的英国国家卫生局进路的形式偏向。 英国国家卫生局评估治疗的纲领以治疗作为目标。它没有测量或关注药物在围绕患者的姑息治疗网络中的作用，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或多或少有效的技术手段孤立起来。病人和护理人员对该机构的决定感到不安，尽管这种药物对减缓认知能力下降或阻止许多住院治疗没有多大作用，但它对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聚焦关怀的替代纲领，这是被英国国家卫生局的科学偏向所忽略的这个网络的一个方面。随后出现了典型的解释冲突，对人造物的定义提出了质疑。① 92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Tiago Moreira, "Health Care Standards and the Politics of Singularities: Shifting In and Out of Context,"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7, no. 4 (2012): 307 – 33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9 | PRINTED_PAGE=93 莫雷拉解释了这个决策的受害者如何通过认识论的转变而提出了他们的观点：讲述关于这种药物如何改变和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和他们自己的关怀体验的故事。这些故事以愤怒、失望和压抑的形式激起了情绪反应。它们就像寓言一样，就像报纸上关于人类利益的故事一样。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富有想象力地分享它所传达的影响，来认同人类利益故事的主题。同样，病人的护理人员所讲述的故事从英国国家卫生局所应用的准科学的“合理的”标准出发，索取认同并基于不同的基础形成了共同体，对药物，其实是对医疗体系本身的定义有不同的结果。最终，英国国家卫生局同意在疾病进展的某一阶段向某些患者提供药物。 在这个例子中，行动者纲领强化了围绕药物、治疗和关怀层次所建构起来的医疗网络的两个层次。药物的化学成分没有因为护理人员的于预而改变，但是它作为药物的意义和使用却被这场争论所决定了。意义和使用也是技术的人造物的现实方面。通过笨拙的妥协解决了这场争论，但不同层次间只达成了部分的一致。 这个例子显示了民主干预在抵制强加的代表居统治地位的行动者的偏向合理性时所起的作用。护理人员运动的有效性部分是因为对英国国家卫生局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普遍关切。这一切与政治有关，但政治在几个不熟悉的领域之一被越来越频繁的公共挑战所困扰。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93 61 ①关于关爱与治疗二分法的进一步讨论，参见Feenberg，Alternative Modernity，chap. 5。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31a69de-8526-4d34-8fa7-231b09af93a8.md?start=11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