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552024104" library_document_id: "231a69de-8526-4d34-8fa7-231b09af93a8" source_sha256: "b3907d58ce1323394bd3f6265ed13a5ce7786078c79ed691117126f6a60b3081"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328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30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31a69de-8526-4d34-8fa7-231b09af93a8?start=30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31a69de-8526-4d34-8fa7-231b09af93a8.md?start=30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31a69de-8526-4d34-8fa7-231b09af93a8.md?start=29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31a69de-8526-4d34-8fa7-231b09af93a8.md?start=310&limit=10" --- #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0 | PRINTED_PAGE=284 得有效。① 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简单对立，不再是当代世界的一股积极力量。作为现代性的开创者，西方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比那些刚刚开始效仿的国家更为“先进”。但鉴于西方现代性面临诸多严重的问题，西方并没有任何理由傲慢自大。非西方国家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创性办法将使西方受到教益。在理解种族和人权方面，人们已能将西方所取得的道德进步归功于反殖民主义的抗争。 欧洲中心主义主要通过资本主义和技术侵入非欧洲社会的生活世界。这些力量使世界各地的生活发生嬗变，却往往很少顾及人民的需要和权利。显然，民主之类的规范理念也是强加给非西方社会的，但到目前为止，民主准则似乎被非欧国家有效地“新陈代谢”了，转而成为传统权力关系表达的渠道，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发展合法化。 在二战前日本的案例中，我研究过这个过程。②这个例子特别有趣，因为日本在现代化的同时，设法避免殖民化，结果就成为哈贝马斯希望构造而艾伦拒斥的“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测试案例。一些著名的日本哲学家预见了后殖民主义的论点。他们反对西方现代性观念中依据进步和落后提出的时间结构，转而主张现代性带来了多种文明的共存。但到目前为止，日本的案例出现了两种明显相互矛盾的倾向一则回顾，一则前瞻，但都不是解放。 284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如参见, Ana Paula de Moura Varanda and Pedro Claudio Cunca Bo-cayuva, Tecnologia Social, Autogestao e Economia Solidaria(Rio de Janeiro: FASE, 2009); Ron Eglash, Jennifer Croissant, Giovanna de Chiro, and Rayvon Fouche, eds. , Appropriating Techn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pt. 3。 ② Feenberg,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chap. 6; \_Feenberg, Alternative Modernity, chaps. 8-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1 | PRINTED_PAGE=285 一方面，从过去继承的权力结构，在受西方宪政和民主运动压制的表象下，作出了调适，民主准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技术合理性的形式已经通过传统文化域境化而变得“差异化”，使其可以独立地繁荣发展。在日本前现代中如此重要的技术合理性的价值调节过程受到了阻碍。虽然日本保留了许多原初的文化特征，但结果是，它与其所模仿的西方的相似性比差异性更多。这与其说证明了西方现代性的普遍性，毋宁说证实了日本面对西方时模仿的热情。 这种模式并非唯一。它证实了艾伦所引证的萨米尔·阿明(SamirAmin)的论点，即对西方合理性的选择性吸收与民主准则毫无关系。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对启蒙规范的后殖民批判是否会寻找该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涉及技术合理性，而不是那些主要服务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法律或道德准则。 这一点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它与我在此所关心问题的关系更为直接。西方社会的生活世界本身就是被“西方”合理性所殖民化的。欧洲中心主义始于其内部。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和技术的整个社会世界的重建是艾伦对非西方国家提出的问题的原初版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这一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对基于技术合理性的新型压迫的抵制，正是马克思和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灵感所在。今天，它是全球性的。尽管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整个地球面临着共同的命运。 结论：进步的问题 285 19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2 | PRINTED_PAGE=197 / 286 批判建构主义的视角 迄今为止的讨论已经表明，规范性和技术性问题相互重叠。它们不能明确地加以区分，而这对哲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影响。批判建构主义试图跨越这些学科的界限，以便在新的现代生活条件下获得对进步抗争本质的具体认识。在本节中，我将放下与艾伦的争论，总结她所介绍的局部性进步概念的批判的建构主义进路。 技术体系的广泛发展和全球影响证实了批判理论对普遍技术化的早期批判。技术体系取决于在现代社会特有的技术合理性的霸权。对进步的批判认识到，技术合理性在履行启蒙运动以来承诺的道德进步是失败的，但并无倒退的可能。任何对进步观念的校正都必须面对这个难题。 现代性的历史困境在于政治自由的实现并无任何公认的一般原则，诸如宗教世界观，可用于规范技术在人与自然中的应用。结果，合理性被降格为无足轻重的工具性。实际上，这意味着工业发展几乎完全是由控制问题和市场需求驱动的。 这种合理性形式的运作特征是以科学和数学为模型的。量化是一个常见的例子。行政部门无法抗拒地将其作为有效性的最可靠的证据。其他类似的操作，如在通用规则下的精确测量和分类，会通过组织它的技术规训扩展到整个技术体系。社会技术的合理性，通过有效排列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来控制自然的普遍概念，被合法化为进步的源头。但是这个概念不能像早期的世界观一样一统社会。对社会技术合理性的神化，具有将功能性从某些特定人造物的特定属性归于本体论原理的作用。尽管从表象来看，这种合理性并不是中立的，即有利于提出任何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而是在它的设计中总是体现出一个特定的概念。工具化理论揭示了文化规范在设计过程中的意义。功能归属反映了主导文化，即从经验的视角指导如何选择有用的属性。社会的功能转型通过组织社会生活的手段赋予特权，而这些手段则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 197 286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3 | PRINTED_PAGE=287 / 198 规范与“事实”不可分，因为它们必须由现有的社会技术安排来证实其有效性。的确，我们只是在技术转变中学习它们的具体含义。事实也不能与规范分开，因为它们是按照规范构建的。黑格尔会将这称为实现了的“合理性”，即伦理性(Sittlichkeit)的特定的现代形式。对黑格尔用以克服康德的伦理形式主义的策略而言，这个概念是根本性的。艾伦和其他对哈贝马斯不满的批判理论家试图克服他在社会世界中没有类似具体基础的伦理形式主义。① 大卫·英格拉姆(DavidIngram)在对哈贝马斯的研究中解释了这种准康德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英格拉姆反复谈到哈贝马斯遇到的问题，即将主导合理对话的程序化形式应用于实质的规范性议题。在堕胎、物质生存权或工作场所民主权利等案例中，证明这些形式本身不足以对伦理内涵作出判断。例如，哈贝马斯排斥了工作场所的民主权利，理由是它与劳动分工不相容。民主规范的应用受到一种可疑的“系统逻辑”的限制。在每种情况中，类似的实质性假设必须用以补充规范性框架。英格拉姆总结道：“哈贝马斯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技术领域(基因工程)、宗教与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和移民等领域仅列举几个例子，他认为，哲学家只需要(而且只能)为批判性推理程序辩护，除了实质性的价值承诺之外，好像这些程序能够以某种方式被理解和应用。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所有的思想都是调节。”① 结论：进步的问题 287 198 ①还可以参看此书案例：Seyla Benhabib，Critique,Norm， and Utopia:A Study of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4 | PRINTED_PAGE=288 政治理论中的形式主义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今天的伦理“质料”是基于技术的。如果没有对技术体系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的理解，就不可能恰当地把握伦理问题。由此造成的一个风险是信息不健全的断言，诸如哈贝马斯关于什么是和不符合劳动分工的主张。或者像霍耐特在讨论社会记忆与物化时那样，将技术体系与复杂的规范性相关的方面约化为心理学。②相比之下，批判建构主义在技术体系的转变中追随的是“理性的足迹”。 进一步推进这些转变的动力并非来自外部，来自精神运动或传统政治，而是来自内部，涌现于技术体系自身之中。为了适应一个物化的世界，经验被重新塑造，但却超出了它被约化成的功能性要素。随着更多有效工具被开发并拓展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有些人对指挥他们作出选择的这些前提假设并不认同，他们对设计工具所服务的目的提出了质疑。生活世界与技术体系之间内在张力引发了以寻求取代市场需求和对劳动的控制为进步标准的社会运动。 199 288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Ingram，Habermas，324。其中对于哈贝马斯的形式主义的几个方面的彻底的批判，可参见175-191，253-265。 ②Andrew Feenberg, “Why Student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Will Have to Read Lukacs," in Handbook for Critical Theory, ed. M. Thompson(New York: Palgrave, 201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5 | PRINTED_PAGE=289 这种内在的抵抗首先是无产阶级运动，它对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劳动条件作出了回应。在社会主义的消长中，其目标并没有退缩到早期的社会形态或将道德价值观强加于资本主义，而是推翻工业发展的控制结构。今天，我们看到，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不仅仅是工厂，都涌现出对合理性的人造物和体系的抵制。这一抗争揭示了技术合理性在社会世界中得以实现时的规范性。 建构主义的不确定性概念解释了在技术体系的设计中成功地施加公共干预的可能性条件。这个概念描述了技术发展的偶然性，并从技术统治论的假设中释放出了对设计过程的分析。建构主义的观点主张，针对不同的社会影响，技术体系通常存在技术上可行的替代性设计；因此，凭借纯粹的技术考量并不能对成功的设计作出详尽的说明。非充分决定性意味着，技术的轨道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反过来将规范性的抉择从技术决定中解放了出来。这具有解放性的政治影响：不存在“一条最好的道路”，但有很多域境依赖的道路可以从中选择。现存体系的轨道并不必然决定未来。公众的行动可能将社会置于符合不同价值观的不同的轨道之上。 历史经验表明，包容性、人的能力发展和对健康等合理的自我利益的关切激发了对变革的进步性要求。技术安排稳定地围绕特定的技术代码，以多样化的方式实现了闭环。建构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对我们理解这些价值观的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规范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隐性的。有关技术争议的案例研究应该承认这些规范性问题及其后果的存在，并认识到一种进步性的闭环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对进步概念的界定对于公共干预必不可少。如果人们不相信他的抗争是进步的，就没有人会为变革而奋斗。 结论：进步的问题 28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6 | PRINTED_PAGE=290 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的社会解释说明了如何将进步性的价值观融入到案例分析中。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西蒙栋引入了一个与批判理论相兼容的特定技术的进步概念。①西蒙顿意义上的具体化是由技术对象的结构所运行的多重功能。技术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有限数量的组件(西蒙栋的“结构”)中发现功能组合的优雅方式，以避免冗余和浪费。 在西蒙栋的原初表述中，具体化是在纯粹的技术层面上进行的，但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功能与社会行动者的要求是一致的。具体化使得技术体系设计所服务的行动者和关注点倍增。现在进步已经根据设计和创新来定义，它们或纳入了以前为形式偏向的设计所排斥的人群，或实现了那些迄今被排除在外的人类潜能，或成功地将技术需求与人类和环境的限制相协调。这些进步性的发展，对我们所继承的资本主义的工业主义方式所造成的排斥和危害，作出了回应。 200 290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233 - 23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7 | PRINTED_PAGE=291 / 201 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化可以支持一种进步的观念，即将进步视为局部的、域境约束下的技术与规范相结合的现象。与技术进步密不可分的是，民主地扩大接近技术进步的获益面，同时保护人们免受其危害。在一个几乎所有意义重大的活动都是由技术体系调节的社会中，这种技术进步涵盖了社会伦理的很大一部分。就像医学伦理学领域的学生所发现的那样，即使看起来与技术相去甚远的问题，结果也会在某种技术问题上受到影响。 不确定性、形式偏向和具体化等概念说明了对技术体系的公共干预何以能够是民主的、技术上成功的和进步性的。民主诉求和技术合理性在公共领域中相遇。这种文化际的交会像任何国家和宗教之间的相遇一样复杂。它揭示了在“理性的空间”中日常的合理性与其在技术规训中的精细表达之间的鸿沟。 这一鸿沟逐渐颠覆了有关社会技术合理性的共识。既然功能形式与活生生的人的内涵之间的冲突所揭示的现实，不能以传统的有效的世界观来表征，就必须找到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其他方法。在十九世纪，技术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专家的无可辩驳的干预而免于公开的讨论。以产权和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之名压制异见人士，在一个多世纪的工业发展中取得了共识。 20世纪出现了影响公众角色的相互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大众传媒通过有效地将问题框架化和推行官方政策所喜好的观念颠覆了传统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专家权威受到挑战，技术体系问题进入了公共领域，在那里它们经受了公众辩论的惊人复苏。互联网上的公共讨论的涌现削弱了大众媒体，从而在技术网络中，特别是在其外行和专家成员之间开拓了民主对话的新的可能性。 结论：进步的问题 291 20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8 | PRINTED_PAGE=292 这个对话的沟通过程取决于跨越理性空间的观念桥梁。哲学家们已经显示了弥合鸿沟在原则上的可能性，而未预计其今天所采取的形式。 在不同但互补的方式中，卢卡奇和胡塞尔都对科学技术合理性与生活世界的分离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精炼的语言(政治经济学或自然科学的）植根于普通可以获知的生活化(vernacular)的概念和实践。形式合理性源于日常生活的非正式合理性，并与之相互作用。两种形式的合理性都表现出认知性与规范性双重面向。在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中，规范性面向在很大程度上隐而不显；但在公共理性中规范性则是明确的，这也迫使专家浮出水面。 批判建构主义将这些多重而相互冲突的合理性类型和主张置于特定的域境中，而不是肯定其中一个或另一个的普遍有效性。多元合理性的概念在以合理性制度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中具有政治意涵。要理解这些意涵，就必须认识到专家和外行行动者所实践的合理性的双重面向。①在技术体系的抗争中，当各种范畴在生活世界中的原初形式与其在技术规训中的精细形式进行对话时，两种形式的合理性进行了合乎理性的沟通。进步性的变革在将公众需求转化为新的设计以回应体系的经验之时达到 202 292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阿佩尔(CarlOttoApel)提出的诠释与说明的“互补性”的概念可以通过其赋予社会内涵而涵盖此多重理性的概念。参见Feenberg，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211-21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9 | PRINTED_PAGE=293 顶峰。 批判建构主义将建构主义的不确定性概念列入发端于启蒙、为马克思主义所推进并在当前旨在变革技术体系的社会运动中得以更新的政治论争之中。这一进路把早期批判理论与当代理论及其实践联系了起来。在由资本主义的绝对命令决定技术发展标准受到民主干预的挑战这一更为广阔的域境中，它将对技术体系的抗争情境化了。崛起于网络资本主义的屈从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s)和参与的兴趣，创建和激励了针对技术体系设计的抗争。内在于技术体系的经验假定了一种能与技术专家互动的合理性形式。 由此，批判建构主义通过修改批判理论自身，满足了艾伦所要求的对进步观念的修正。 抗争的合理性 针对保守主义对已经建成体系所作的辩护—因其代表了生命不可逾越的事实，早在建构主义之前很久，批判理论就断言，“事实是通过主体性的调节制造出来的”。①问题是谁制造了它们，而他们又服务于谁的利益？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理性的批判运用的一种操练。这就是康德称之为“启蒙”的一个例子，即“人从自己所加于自身的不成熟中涌现出来”。①在康德的时代，宗教领袖是使人们处于无知的“监护人”。如今，康德式的挑战拓展到技术统治论。批判建构主义将技术体系的政治理解为官方合理性与非正式日常抗争的合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启蒙意味着在辩证法中占有一席之地。 结论：进步的问题 293 ① Herbert Marcu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hange in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in Herbert Marcuse —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_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ed. D. Kellner, vol. 2 (London: \_Routledge, 2001) ,55.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31a69de-8526-4d34-8fa7-231b09af93a8.md?start=31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