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方法论建议

我将这个结论部分称作“建议”，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式的方法论所能提供的最多的东西。最后，洞察力是不可替代的，而洞察力是无法形式化的。但方法的确能对案例提供看法并有助于追求和组织研究。下面是一些来自批判的建构主义进路的方法论建议，它们并不都是原创的，但在此处争论的域境下描述它们可能是有用的。

辩证的进路。合理的标准，例如效能，使政治和经济权力在现代社会合法化，而权力机构依赖技术规训在实践中满足那些标准。这为许多领域的专家和非专业行为者的对抗创造了条件，如上文所述的医学例子。这些对抗并不总是挑战合理性本身，但是却挑战具体案例中的特殊形式。批判的建构主义认为这类事件是关于技术体系的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统一主题。

专家的不同关切和外行行动者经常对设计提出相冲突的需求。这个例子阐释了这一点，在这个例子中出现了关于药物治疗的对象冲突。这些冲突反映了从整个网络中划分出不同子系统的纲领。在这个例子中，网络延伸到了医药公司、英国国家卫生局、医院、医生、病人、护理人员，以及他们使用的所有相关的人造物，包括讨论中的药物。治疗和护理的纲领预见了网络的不同方面一方面强调治疗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则强调病人及其护理人员的生活质量。类似的冲突在环境问题、交通、城市规划、工人健康与安全、食品和水安全，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上都有发现。研究可以围绕这些冲突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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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与不对称。任何一种方法，如果意识不到普遍存在的欺骗和腐败，就都注定是天真的。大众汽车公司有一款车，是为这样的一些人制造的：这些人把对隐藏动机的批评当作是过时的。STS必须能够区分这些案例和真实的分歧，并采用适当的方法来研究每一种情况。不对称的方法，例如旧式揭秘和意识形态批判在能源工业所资助的否认气候变化和卷烟公司的烟草研究这些案例中都是有用的。在真实科学的艰苦工作与宣传的制造之间没有任何对称性。

对称的方法对行动者参与真实的争论等情况也适用。尽管有其他动机，实际知识的援引却是出于各种理由和信念。提出索赔并不仅仅是为了制造人为的争论，也不是为了向公众隐瞒代价高昂的失败。对称的真正问题出现在当争论的一方可以站在物质成就之上而另一方却只能动用语言时，同样典型的例子是，以其既定技术和体系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行动者用设计混乱的反纲领来迎合处于从属地位的挑战者。这是纲领和反纲领的对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地位的案例，它克服了居统治地位的行动者和抗议者之间的明显的不对称。

层次。对设计的多重要求体现在讨论形式、实践和规范中。因此技术可以作为分层的现象来分析，从全面的意识形态的最高点到技术设计的细节。在每个层次上，进一步的层次出现，反映了抽象的不同程度。例如，英国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启发了英国国家卫生局的量化评估手段，这反过来又反映了治疗现代医疗实践的制度偏好。英国国家卫生局的纲领在所有层次都达成了一致，除了一个关键层次，即药物治疗本身，它没有按照其标准有效地执行。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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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的反纲领引进了一种不同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适合关怀伦理并以长期病患者的需要为导向。通过叙述个人案例来呼吁移情，在他们的纲领中与英国国家卫生局的定量方法相对应。在这些条件下，治疗被有效地执行了。这类案例研究可以被自上而下地组织，从欲望的思想表述到其在用法、技术特征和功能上的实现。①

合理性的双重方面。批判的建构主义认为，现代性被居统治地位的合理性文化所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合理性不是普遍的而是像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是被域境所束缚的。批判的建构主义进一步主张，在真诚的公共讨论中，行动者立场的合理性既具有严格的技术方面也具有内在的规范方面。没有必要借助外部价值来获得规范方面的内容，因为它隐含在被行动者所理解的技术或体系的本质中。公共讨论依赖于技术建构的合理规则，这也是规范性主张的基础。社会技术合理性的双面因此超越了“应该”和“是”的假定分歧。并且，社会技术合理性的不同形式可供专家和外行获取。基本的技术范畴例如“效能”和“兼容性”是日常体验中所熟悉的范畴的精炼版本，因此跨越了专家和外行的界限进行交流。从这一进路中得出的方法论建议是“遵循行动者的理性”①。在这里我将再次用医学的例子来阐明这种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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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种自上而下方法的例子，参见我的书，Feenberg，Between Reason andExperience, chap. 5。

技术最根本地依赖于一种解释性的抽象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实体的有用方面是孤立的并有权并入一个装置。抽象提供了技术元素，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由特定实践服务的事物。设计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的化学家不仅仅是简单地从自然界中抽象出事物；他们还创造了一个有意义的对象，具体的实际义务将由此产生。这些义务被那些对这一产品有不同理解的其他行动者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对英国国家卫生局而言，这一药物通过治疗或者至少延缓疾病的进展“起作用”。对护理人员而言，“起作用”有不同的含义：治疗必须减轻护理的负担：治疗的这些规范性方面直接来自被行动者所阐释的它的本质。

这个例子不仅在占主导地位的纲领中，而且在该网络的外行的反纲领中体现了合理性的作用。当然，在纲领和反纲领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专家们必须将外行的观点翻译为技术上合理的规范，才能取得与主导角色已经实现的纲领同等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们会根据不同的流行纲领来理解药物的性质。尽管这并不改变它的化学成分，但它的确在医学体系内重新定义了它。在其他案例中，技术的当前设计可能必须改变，以适应外行的需求。解释的灵活性被理解为合理性的冲突，反映了不同情况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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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ensaude-Vincent, L'Opinion Publique et la Science, 190– 191.

下的行动者的主张。

更多的方法论建议来自对合理性的偏向性实现的作用的强调。批判的建构主义在现代性理论的域境下，在具体的案例中考察这些实现。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我本章讨论的两个“层次”经验研究和一般的社会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赵司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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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具体化西蒙栋和建构主义

引言

在过去的50年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之前关于真理和进步的观念标准被STS的经验研究所推翻。伴随着学术的这些变化，围绕医学和环境问题的社会运动挑战了发明和管理现代社会所依据的技术体系的专家的自主性，并且黑客和业余创新者已经改变了互联网。然而，尽管有这些变化，公共政策领域的话语仍然维持原状。保守主义者仍然以回忆19世纪的术语来指称真理和进步，环境运动等社会运动通常被指控为卢德主义。但是，尽管这些运动与STS有某种亲密关系，这些运动并没有抓住它的方法来反驳保守派的批评。如何解释理论和实践之间这种自相矛盾的分裂？本章在对吉尔伯特·西蒙栋关于技术哲学的经典著作的解释中，找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些要素。

这些著作近年来已成为一个参照点，对布鲁诺·拉图尔、吉勒·德勒兹（GillesDeleuze）和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的作品产生了影响。然而，西蒙栋在英语世界里鲜为人知。《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Techniques，以下简称MEOT)，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没有推出英文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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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作为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研究生时首次接触到西蒙栋的思想，马尔库塞在他的《单向度的人》中引用过他的观点。②这个几乎没人注意的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和法国技术哲学之间的联系，在马尔库塞探索科技进步的解放理论中被激发了出来。尽管马尔库塞对西蒙栋所谓的“技术理性”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但他并非对科技怀有敌意。在西蒙栋那里他发现了一种对技术的反思，承诺能摆脱在不加批判的庆祝和纯粹的负面批评之间的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两难处境。

进步通常是根据效能或生产力、技术对人类福祉贡献的经济计量来定义的。诚然，这些经济标准描述了许多技术发展，但进步有其阴暗面，往往被那些庆祝它的人所忽视。这一黑暗面在技术采用(technification)理论中显得很突出，其中最著名的是海德格尔的理论。通常的表述认为，人类的价值观成为了追求效能和无限发展技术的牺牲品。这一观点常常伴随着呼吁精神救赎，反对以技术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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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 Aubier-Montaigne，1958).西蒙栋的文集已经翻译和出版了。参见：Arne DeBoever，AlexMurray, Jon Roffe, and Ashley Woodward, eds., Gilbert Simondon: Being andTechnolog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还未出版的MEOT的翻译版的 PDF文件可见：https://english. duke. edu/uploads/assets/SimondonMEOT\_part\_1. pdf.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Cecile Malaspina翻译，计划于2017由Univocal Press出版。

②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232- 234.

西蒙栋在界定技术进步方面是不寻常的，不是根据经济标准，而是依据纯粹的技术术语。他指出技术进步的原则在于技术本身的性质，而不是它与社会的关系。这似乎使他与马尔库塞的计划相距甚远，但事实上马尔库塞正需要这样一个进步的概念，才能摆脱海德格尔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事们的极端悲观情绪。与他们不同，他关于技术理性的政治观念为技术发展的更高阶段留出了空间。

西蒙栋反对精神救赎的概念，并认为前进的道路是更好地将技术与人类和自然结合起来。他写道：“在高度工业化的文明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受机器调节的。”他接着定义了一种理想的关系：“在真正的互补关系中，人一定是由机器来完善的一种存在，而机器则是在人身上找到它的统一性、终结性以及它与整个技术世界的联系的一种存在……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交叉(chiasmus)，否则它们就会保持分离。”①

这与马尔库塞对尊重人类和自然的新技术的希望大致相似。他引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中的一段话，呼吁把文化“作为技术问题来对待，终结性问题(question of finality)被错误地认为是伦理的，有时是宗教的”。②马尔库塞认为，这意味着价值必须在技术本身之中、在其设计和运作之中来实现，而不是将其视为与技术现实相对立的理想。因此，他追随西蒙栋的观点，认为解放需要同时在文化和科技理性中进行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他揭示了西蒙栋潜在的激进主义。

第三章 具体化西蒙栋和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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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etCollective (Paris: Aubier, 1989),277-278，myitalics。我对西蒙栋文本的翻译贯穿其中。

②Simondon, Du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151。引自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232。

不幸的是，马尔库塞和西蒙栋在他们的时代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马尔库塞缺乏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而只有这种理解，才能使他对在西蒙栋那里所感受到的替代方案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正如吉尔伯特·热托瓦(GilbertHottois)所指出的那样，西蒙栋本人对他的论点的政治含义仍然含糊不清。①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他的进路是在技术领域出现多种社会运动之前形成的。因此，这些哲学家在呼吁技术变革方面惊人的趋同性，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根据STS的观点，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计划。这门经验学科的许多概念创新，是由诸如西蒙栋之类的技术哲学家们，以猜测性的形式所预见的。相应地，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澄清了西蒙栋的某些观点。网络和行动者的概念，通过表达技术和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弥补了西蒙栋的论证。STS形成了当今必须评估西蒙栋的贡献的背景。

本章的下一节讨论广义的建构主义的局限性，因为它与技术政治有关。接下来的部分聚焦于西蒙栋的关键思想，具体化的概念(the concepts of concretization)、关联的环境(associated mil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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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lbert Hottois, Simondon e^t La Philosophie de La"Culture Technique" (Brussels: Collection Le Point Philosophique, 1993) , 78.

以及个体化。然后，我将考察他与技术决定论之间的模糊关系。在结束语部分，根据三个来源—STS、马尔库塞和西蒙栋的思想的结合，重新概念化围绕技术问题的政治斗争。读者将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严密的解释计划，而是涉及对西蒙栋思想的创造性的使用一些人无疑会说这是滥用。

建构主义与进步问题

在本节中，我打算解决西蒙栋提供了解决方案要素的问题。如上所述，有一种新的技术政治，例子包括围绕妇女健康、艾滋病的运动以及为清洁空气、水源与可再生能源而进行的环境斗争。在互联网上的人际交往是由于用户的创新，而不是政府或企业的赞助。技术公民身份已经成为现实，这些发展对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技术公民身份揭示了技术采用的局限性，比如海德格尔聚焦于将理性形式强加于现代社会。这些理论确定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转型韦伯称之为“合理化”，它扩展了技术合理性的应用，超出了它在前现代社会的通常边界。在大多数这样的理论中，对技术采用的对抗似乎注定要失败，但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则不然。他的版本聚焦于在“技术合理性”之间的对比，即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控制和操纵的对象，也是实现对象自身潜能的合理性和实践的不同形式。

马尔库塞的潜能概念是指对象的内在动态性。人类与自然系统发展壮大。这些都是技术合理性所忽视的目的论属性。马尔库塞设想了一种特定类型的渐进技术变革，能够配合而不是反对这些动态性。他的论证是猜测的和抽象的，但与他自己快到生命尽头时所认识到的环境运动是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末，他是环境保护主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倡导者。①

第三章 具体化西蒙栋和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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