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解决由西蒙栋和建构主义所构成的难题在于取消这两个悬置，并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技术与社会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找到这两条进路独立聚焦的两个对象之间的联系。这就要求对显然不相容的理论功能的(隐喻的)具体化—因此，本章的标题表明了我的论点的递归性质。我的目标是在一个单一的概念框架中“具体化”，在功能上与在西蒙栋和STS的行动者中不同的具体化概念。将行动者概念和具体化理论相联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更有力的理论，它既考虑到发展的内部技术层面，也考虑到有影响力的行动者在塑造设计方面的作用。

行动者处于设计的背后，这种想法意味着技术发展的进程是非充分决定的。如果多个可能的具体化可以回应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的话，这与西蒙栋的理论是一致的。然后，技术设计将取决于行动者之间冲突的结果，无论最终谁获胜，都可以实现具体化。在这种建构主义的表述中，具体化的潜在多样化(variety)与社会的多样性(diversity)相对应。它不仅指技术改进，也指技术在多重立场和愿望的交汇点上的定位。通过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中将许多功能结合在一起，具体化的创新提供的远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进；它们把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聚集在人造物或人造物的系统周围。

具体化建立起了在单个对象中实现各种需求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盟。这一对象跨越不同社会群体的界限，每个群体根据自己对自身需求的概念对其进行解释，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世界。在环保主义者和工业界代表之间的斗争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这种实现了的“边界对象”。①它们使工业界有可能找到一条满足环保主义者要求的新的发展轨迹。具体化的进步(concretizingadvances)在实践中反驳了所谓的事实和价值的对抗—理性成就与意识形态的对抗这种对抗证明了技术官僚抵制变革的正当性。对这些进步的确认验证了民主的技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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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在官方政策讨论中不断提到的成本-利益分析和权衡(tradeoffs)倾向于阻止这种政治。因为我们的技术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到较弱行动者所支持的价值观，他们新提出的要求显示为是在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必要性(imperatives)，它们实施起来代价高昂，而不是作为等待实现的潜能。反对改革的反复出现的争论认为，通过技术附加，设计将变得更加复杂和昂贵。按照西蒙栋的说法，它们会变得更抽象。理性的个人应该选择繁荣而不是意识形态。②

例如，为了满足新的环境要求，在汽车排气系统中增加了一个催化转换器，从而极大地增加了成本。每一项功能运输和保持空气质量都由其各自独立的结构提供；汽车变得更加“抽象”。当在现实中，日益增加的抽象及其相关成本是某个特定设计过程的副作用，而当这个过程已经忽略了几代人所处的环境时，这似乎代表了铭刻在汽车技术本质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权衡。最终通过新的燃油喷射系统找到了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并且这除了减少污染之外还有其他好处，例如改进性能和油耗。

第三章 具体化西蒙栋和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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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chole Dusyk, "Constructing andContesting Clean Energy in British Columbia: The Role of Local Engagement"(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2), sec. 2. 2. 2; S. L. Star and J. R. Griesemer,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 1907 – 39",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 no.3(August 1,1989): 387-420, doi:10. 1177/030631289019003001. See also Geoffrey C. Bowker, Stefan Timmermans, Adele E. Clarke, and Ellen Balka, eds. , Boundary Objects and Beyond: Working with Leigh St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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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我意识到，在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的会议上，这样的说法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只要看报纸或听电视上的政治辩论，就能看出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仍然是霸主。

具体化消除了合理性相对意识形态的虚假困境。它支持一种批判的概念，这种概念验证了社会对技术变革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看起来是一种必要的权衡，其中一些团体的利益成为其他人的优势地位的牺牲品，结果却变成了建立新联盟的场所。因此，具体化具有政治含义。进步并不完全由技术考察来决定，而是对社会约束做出反应，伴随着具体的进步为多个行动者服务。

具体化理论解释了我们如何将被理解为关联的环境(associated milieux)的人类和环境域境(environmental contexts)融合到设计中而且不丧失效能。这不是由技术要务(technologicalimperatives)所规定的结果，但是具体化设计原则上可以考虑到这些域境，就像它们所做的许多其他事那样。因此，技术可以与自然和人性相整合。争取环境无害的技术，在互联网上自由表达，以及人道、民主、安全的工作不是在纯粹的技术本质上的外部强加，而是顺应技术发展的趋势，引入自然、人和技术维度新的协同。它们揭示了等待实现的潜能。

因此，重新概念化了的具体化为技术政治理论带来了希望。然而，西蒙栋并没有分析在技术领域中利益和权力冲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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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建构主义失去了问题的另一面，即技术采用作为主导文化范式的政治影响。

马尔库塞接近于一种综合，但他的技术合理性概念仍然与建构主义如此详细描述的经验世界相距甚远。尽管他的理论有局限性，但是引入了潜能的概念，为发展提供了方向。西蒙栋通过他的具体化和个体化理论为潜能观念带来了技术上的特异性。因此，西蒙栋的进路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理性的理性批判(rationalcritiqueof reason)”的必要补充，其顶峰是马尔库塞对一种新的理性概念的思考。①

这些观察表明了一种将批判性观点纳入到渐进的技术发展理论中的方法。西蒙栋赞同行动者网络理论，即人与技术是不能分离的，但他认识到了在现代社会中人对技术的异化。并且他还承诺要围绕技术进步达成和解，而不是技术、人性和自然之间的固定和僵化的对立。西蒙栋引入了规范的方面，在STS中是缺乏的，但对批判理论至关重要。

马尔库塞对一种新的理性概念的论证是建立在对潜能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在理解反对专家主张进行民主干预的技术争议时，这具有方法论意义。当技术理解、效率和控制被等同于合理性本身时，彻底转变的可能性就被有效地抑制了。消除了潜能的观念，拓宽了操纵的空间。今天，潜能不再像在前现代社会那样由习俗和宗教来定义，而是由抵抗、黑客、艺术实验，以及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来定义，它们显示出存在着未满足的需求和被压抑的能力。在这种新的形式中，潜能概念仍然是任何激进的政治理论的基本基础。在我的建构主义解释中，它在西蒙栋对技术发展的分析中寻找到了支持。

第三章 具体化西蒙栋和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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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85;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chap. 8.

这种解释确定了一种在技术上和规范上都是渐进的发展类型。这种发展的规范标准是从技术引起的抵抗中内在地衍生出来的。通过社会成员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技术中介之间的张力，社会的持续“个体化”得以发生。反映狭隘利益范围的具体化(reified)形式体现在设备和系统中，这些设备和系统遇到了来自它们视野之外的阻力，它们是不合理的、效率低下的。实际上，这些阻力是对压制自然和社会生活特征的技术设计的反应，受影响的个人动员起来捍卫或纳入到改进的设计中。

(戴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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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第二部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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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作为一种公共信息事业，是一项日新月异的技术。它支持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尚未完全适应其中的任何一种活动。因此，其发展的特点就是张力和不确定。说客和偶尔发生的网上抗议会争夺对其未来的控制权。商业或通信使用将支配它的未来。它的“合理化”可以采取非常不同的形式。因此，互联网是批判的建构主义应用的理想人选。

这一部分认为，某些商业团体和公众在系统设计上的斗争将塑造互联网的未来。消除网络中立性和保护知识产权，同时使用户数据得到开发利用，是许多希望更好地访问和控制的企业所关注的问题。通信、社会网络、政治讨论和动员是构成具有不同优先次序的另一个发展极：不是控制而是自由。市场合理性能否在网络上与通信合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和平共处?

在这里我们根据建构主义的方法，并辅之以西蒙栋的具体化概念，来探讨这一问题。今天，互联网的许多特征对商业和普通用户都是有用的，他们都享有通信使用的特权。这些都是具体化，其中一个单一的特征服务多个功能，对应于不同行动者的要求。

这种进路与当今主导互联网讨论的炒作与反炒作都是矛盾的。对资本主义“新精神”的普遍赞扬，就像反乌托邦式的批判一样，给出了关于一种模糊现象的不切实际的图景。互联网的重叠特征和功能支持对其未来的相反设想。在技术体系的斗争中也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歧义的例子。解释这些歧义是批判的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创新。

(戴潘译)

第二部分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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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讨论中的互联网

两个批评

在当代批判理论的域境中，互联网日益成为民主危机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之道。这标志着与早期乐观评估相比所发生的变化，早期乐观评估仍激励着越来越少的评论员。但是主流的学术观点已经转向反对现在被认为是“炒作”的东西，即对互联网将有助于社会民主化的言过其实的期望。本章的目的是重申互联网的民主潜能。

在这个导论部分，我将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理论的角度来考虑对互联网的批评。我选择在这里回应口齿伶俐的反炒作拥护者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和乔迪·迪恩，他们巧妙地粉碎了互联网的神话。我将论证他们的批评是片面的。

让我从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对互联网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开始，他将自由非物质劳动理论、“大众”与受众商品理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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