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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张，知识的生产力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富克斯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信息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知识对于资本的再生产至关重要。作为一种集体产品，知识是社会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被私人占有。就像在资本主义起源上被分割和没收的公共土地一样，知识属于先进资本(advanced capital)开发利用的理想的公共领域(ideal commons)。富克斯总结道：“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公共领域的开发已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过程。”①

如果资本主义是一个信息社会，那么知识生产者就构成了被剥削的阶级。他们包括工业和政府中的许多工人、大学生和研究人员，以及那些其“非物质劳动”有助于社会再生产的人，如家务和服务工人。由于商品是通过通信和共享在公共领域(公域)生产的，资本占有了它们，将社会中日益重要的领域变成“殖民地”。

公域包括了那些互联网网站，在其中个体间进行通信从而为知识总体做出贡献。用户生成的内容成为那些提供流行网络平台的公司进行营利活动的机会，但用户的努力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互联网独特的结构使这种新的知识生产形式成为可能，同时也支持对生产者自由劳动的剥削。由于剥削是作为工资与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之间的比率来衡量的，剥削率实际上是无限的！

富克斯利用达拉斯·斯米斯(Dallas Smythe)的受众商品理论来解释企业在互联网上如何从自由劳动中获得利润。斯米斯研究了电视，这是他写作时的主导媒体。他声称，在销售广告时间，媒体公司实际上是营销商品化受众。脸书等社会网络平台也以类似的方式运作，积累用户，并将其作为受众出售给广告商。就像电视让早期的希望落空，即希望它能为教育和政治启蒙做出贡献一样，互联网也辜负了人们对它寄予的希望。在这里考察的文本中，富克斯得出结论认为，互联网用户的活动“并不意味着媒体走向参与式的或民主系统的民主化进程，而是人类创造力的彻底商品化。”①而且进一步，“在web2.0平台上用户生成的内容并没有带来一个参与式的互联网，而是在互联网上对人类创造力的全面商品化和剥削。”②再说一遍，“商业社交媒体并不构成公共领域和参与式网络…社交媒体主要是商业和世俗的空间政治是规则的例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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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Christian Fuchs,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 no. 3 (April 30, 2010): 179 - 196, 190, doi: 10. 1080/ 01972241003712215.

富克斯依靠哈特(Hardt)和内格里(Negri)所提出的对被剥削阶级的广泛再定义，来设想一种可能的反霸权主义。无论被剥削群体的本质如何，它都有助于产生外来财富(alienwealth)。被剥削的“群众”有可能聚集在一起，抵抗公域的殖民，其成员可以像早期无产阶级那样抵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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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 192.

②Christian Fuchs,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 form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311.

③Christian Fuchs,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Social Media", in Critique, Social Media and the In formation Society, ed. ChristianFuchs and M. Sandoval(New York;Routledge，2014),60-61.当然，政治是互联网上的例外，因为除了政党会议外，它们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即使在那里……

虽然我同意富克斯已经识别出互联网的重要方面，但接下来我将批评他的论证过于宽泛。正如他所展示的，互联网确实是生产和剥削的新形式场所，但他对互联网的评估却出人意料地简化了。在这些文本中，他通过对自由劳动的剥削和对其产品的商品化来定义互联网。无论通信的内容是什么，企业从中获利这一简单的事实决定了它们的本质。用户活动对公司是有利可图的，这是很明显的，但如果说这是人们关于它可以说的最重要的事情，那就不那么明显了。更重要的是，把这种活动定性为严格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富克斯自己似乎在文章和著作中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辩护了他所谓的“辩证地”理解互联网，即作为阶级冲突的空间，而不仅仅是阶级结构的空间。①他声称，即使在他关于互联网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他也持这种辩证的观点，尽管在那些著作中他把重点放在了企业方面。但他在这些著作中对互联网的谴责是毫不含糊的。因此，他似乎持有对互联网的简约解读。无论如何，富克斯的辩证解释是有用的。在本章的后面，我将分析互联网辩证法的技术基础。

在这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富克斯对资本主义和互联网上用户生产之间的比较被极大地简化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仅包括获取利润，它还为这样做创造新的条件。劳动过程是围绕新的形式进行重组的，可以量化和控制这些形式。由于他们的生产发生变化，产品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称之为“实质吸纳”。①因此资本主义占有不仅涉及商品化，而且涉及劳动转化和商品化产品，资本主义形式渗透到了生产的实际内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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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富克斯承认互联网在其他著作中的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参见：ChristianFuchs,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Research19, no. 1(2006) : 101-137; Fuchs, Occupy Media! The Occupy Movementand Social Media in Crisis Capitalism (Winchester, UK; Zero Books, 2014). 因此上述我所记载的不合格的谴责是令人困惑的。重点不是攻击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做出宝贵贡献的富克斯，而是批判性地考虑一种他特别清楚地表述了的被广泛接受的互联网观点。

大众传媒的受众商品理论与马克思的商品化理论大致一致，因为不仅是受众的注意力被出售，“内容”，即它所指向的对象，也被资本控制和合理化。但是脸书或谷歌(Google)只进行销售。企业将知识公域商品化，但它们并没有像早期的土地和劳动力那样彻底地改变其内容。强加的标准化并不意味着实质吸纳。在线通信即使在商品化之后本质上仍保留原来的样子，不同于为养羊而清理和围地，也不同于被剥夺技能的劳动。当然，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界面的设计来塑造的，并由诸如数据挖掘过程所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原始的数据流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尽管富克斯声称用户的通信遭受了“彻底商品化”，但事实上商品化是非常有限的，并给用户留下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资本主义是在一种独立内容上的寄生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一方面，用户之间交换未经转换的内容；另一方面，通过诸如数据挖掘等程序所强加的商品形式，从而改变了内容。内容的这种双重特征意味着一个不同于劳动的类比。相比工厂而言，社会网络实际上更像是电话。互联网公司对用户内容的传输类似于电话公司的电话会话传输。电话公司和社交网站都没有像由工厂所有者控制劳动那样的来控制用户的交谈。电话公司通过简单地测量交谈的持续时间来使交谈商品化。社会网络内容的商品化更为复杂，但是就像测量持续时间一样，它使通信本身不受干扰地发展。工厂劳动和社会网络“劳动”之间的类比是误入歧途的，更好的类比将是一个共同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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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61- 63, Part 3) Relative Surplus Value: i) Formal and RealSubsumption of Labour under Capital. Transitional Forms" http:// www. marxistsfr. org/archive/marx/works/1861/economic/ch37. htm.

这带来了由亚当·阿维德逊(Adam Arvidsson)和埃兰诺·科莱奥尼(Elanor Colleoni)对富克斯的批评所提出的进一步的后果。①对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改造，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将劳动还原到统一努力的支出(reducing labor to the expenditure ofuniform effort)的效果。这种抽象的劳动是以其持续时间来衡量的—因此有了在《资本论》中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的讨论。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是按其生产成本估价的。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生产成本是日复一日地再生产它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这一成本与工人在工作日内可以生产的产品数量无关。差额构成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它的占有是剥削。这并没有描述用户通信是如何产生利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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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dam Arvidsson and Elanor Colleoni, “Value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8, no. 3(2012): 135-150.

尽管生产无疑会在社交网站上进行，但经济学并不是资本主义下的劳动经济。我们只在通常的常识意义上利用用户和他们的贡献这个术语，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并不一致。用户的“劳动”不是抽象的，而是完全具体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取决于个性和风格。它并非始终如一，不是用花费在努力上的时间来衡量的，并且它不能分成一个专门用于再生产的部分和另一个作为剩余价值被剥夺的部分。它的量化只是记录了用户活动的副产品。通过大数据和广告，它的商品化的精密性和复杂性是必要的，正因为用户的活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还原到简单的努力支出，如同工厂中真正的劳动吸纳(subsumption of labor)那样。

将资本家从中获取利润的每一项活动都描述为劳动，并将其还原为其经济功能，这是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从许多活动中获利，这些活动不是劳动，也不是准确按照马克思意图的剥削。如前所述，电话公司从他们的电话交谈中获益，虽然打电话的人很活跃，有时甚至很有创意，他们的交谈不能被描述为劳动。餐馆得益于邻近的旅游场所，但游客在海滩上晒日光浴并不效力于餐馆老板。绅士化伴随着艺术家进入破旧的街区，但艺术家在阁楼上的绘画并不效力于开发商。婴儿为尿布制造商提供了一个商业机会，而不需要为尿布公司做免费劳动。与上述每一种情况相关联的营利活动所具有的附带性质，显示了这些活动还原为其经济功能是不真实的。同样，用户提供的信息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作。在一种非常广泛的用法中，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例子称为“剥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夺来说，它们既没有什么损害，也不具有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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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网络的剥削，一个更相关的类比不是电视，而是人行道。就像人行道一样，社交网站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互动。正如人行道上的活动为沿途商店老板创造了商机一样，互联网也为在其中人们相遇和交谈的网站的所有者创造了机会。脸书上的广告商就像商店老板，他们在商场里租了个好地方。数据挖掘用户对目标广告的贡献提高了“出租物业”的价值。因此，被商品化的是实际上被租用的网页上的空间。就像在购物中心一样，在这些网站上进行的商品化涉及获得受众关注，而不是对交谈及其副产品的所有权和销售，如照片和视频。虽然人行道和购物中心通常与公众讨论无关，但确实偶尔也会发生。当它发生的时候，这是在民主社会中集会自由的重要表现。

总之，虽然很明确的是，脸书和类似网站的许多用户都在努力工作以生成内容，并且虽然商品化和剥削也同样很明确地发生在这些网站上，但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并不适用这里。这一概念在富克斯的论证中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系统的意义和内涵。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实际上是相当狭隘的，并且在资本家或其管理代表的控制下，与凭借去技能化劳动的商品生产捆绑在一起。这意味着一种不适用于社交网站的合理化概念。

由于其经济功能，富克斯对互联网的民主含义不屑一顾，但网络互动的人类意义依然存在，尽管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互联网用户的贡献不能比在人行道上交谈更能还原为它们的经济功能。这些贡献是否具有民主价值，需要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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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其域境中的实际内容。

这就是乔迪·迪恩在她对互联网的文化批判中所尝试的。①让我们考察一下她对盖伊·德波(GuyDebord)观点的反驳，即对等通信(reciprocal communication)具有解放的潜力，而大众传播缺乏。②德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反乌托邦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立场相似。粗略地总结一下，他们认为技术官僚资本主义精英支配着被大众媒体和消费主义所束缚的从属人口。系统需求的内向投射(introjection)使得强制抑制变得不必要，因为被操纵的个体会自发地再生产系统。

根据德波的说法，要想摆脱这种综合征，需要少数能解构束缚大众的虚拟链的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戏剧性的示范行动。他引入了一个策略，他称之为“异轨(détournement)”，对典型大众文化产品进行改造，以揭示其拜物教特征。他希望，来自边缘的挑衅将成为系统崩溃的催化剂。1968发生的法国“五月风暴”可以被解释为对这一进路的确认，而且事实上，对大众社会的情境主义批判在这场运动中确实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迪恩抱怨说，在强调晚期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性质时，以大众媒体为例，德波理想化了自下而上活动破坏系统的潜力。但事实上，她认为，我们现在有德波所梦想的针对大众媒体的自下而上的替代品。它被称为互联网，它非但没有破坏晚期资本主义，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地再生产了它。互联网上的自由通信并没有像德波这样的批评大众传媒的集中的、单向结构的人所预见的解放效果。她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通信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capitalism)”的新阶段，这使得诸如德波的理论已经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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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di Dean,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Circulation andthe Foreclosureof Politics", Cultural Politic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 no. 1(2005) : 51 – 74, doi: 10. 2752/ 174321905778054845; Dean, Blog Theory: Feedback and Capturein the Circuits of Drive(Cambridge:Polity, 2010).

② Dean, Blog Theory.

迪恩认为符号与事物、幻想与事实之间的区别，对于真理和抵抗的可能性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互联网上它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意义的权威也瓦解了。互联网的颠覆性特征是，用户可以轻松地将自己的话语公开表达(externalize)以及增加可供选择的信息来源。不再承诺任何事情，他们对自己是不真实的。不再被任何东西所说服，他们不能离开去现实感的自我的(thederealized self)茧。反身性，即启蒙运动将其等同于个体自治的反身性，在此使个体在体系的力量面前处于无助状态。事实上，这就是反身性的歇斯底里，深思熟虑的无底洞(a bottomless pit ofsecondthoughts)，它摧毁了信仰和行动所必需的“象征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

迪恩将网络空间生活的这些方面与网络社会早期预言家无法预见的一种奇怪现象联系起来。这就是互联网用户发出的大量无用贡献，他们既没有期望也没有收到来自他们所提到的假想公众的任何有意义的回应。这实在令人费解。严肃的内容和响应性(serious content and responsiveness)的系统性缺乏与通信自由的解放承诺相违背。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迪恩利用了斯拉沃吉·齐泽克(Slav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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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zek)的拉康精神分析的范畴。这种解释取决于在对人所缺乏的东西的欲望和对缺乏自身的欲望之间的差别(thedifferencebetween desiring what one lacks and desiring the lack itself)。后种欲望的形式涉及在追求一些难以捉摸的东西时的强迫性的重复，这种东西是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尽可能获得的。追求本身成为自己的客体，并产生一种不断吸引主体的愉快。任何玩过电子游戏的人都会认识到这种综合征。总之，迪恩用强迫性神经症模型描述了互联网上的通信。

但其影响并不仅仅是个人的。网络中的参与形成了一种无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相抗衡的主体类型。陷入一个没有内容的通信网络，主体以争论代替行动并且错将参与当作权力。每当他们发表意见或签署网上请愿书时，他们都有关于政治效力的错觉，但实际上，他们是技术拜物教的受害者。互联网不会自动放大观点的重要性，而只是将它们登记为现实政治行动的空白占位符。迪恩写道：“我们的参与不会破坏交往资本主义。是驱动了它。”①因此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使人们非政治化，并将其与通信资本主义相结合。迪恩承认，互联网可能存在有效的政治用途，但她认为与其整体的非政治化效应相比，这些用途相对微不足道。

我发现迪恩对互联网上的通信失败的大部分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以至于她得出了这些政治结论。基于什么原因，她认为她关注的活动是互联网最重要的影响，能够真正重塑用户的主体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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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