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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还原论的。她假定，随着她对脸书的解释，她已经掌握了互联网的本质和政治控制的机制，但她忽略了其他类型的在线互动。在互联网上有许多严肃的讨论，包括在政治上有意义的讨论。

互联网取代了真正的政治行动，这一想法激发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和迪恩。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他对比了在南方坐在便餐柜台前的(sat in at lunch counters intheSouth)黑人活动家的勇气与那些签署网上请愿书的人们的微不足道的约定(trivial engagement)。①他的论证可以充当迪恩的归谬法(reductio)。格拉德威尔既将一种协助政治行动的通信手段和它所协助的行动混淆起来，还声称互联网的用户通常会造成这样的混淆。但是，在没有居家不在场证明的情况下，签署互联网请愿书的人走上街头的证据又在哪里呢?我既不相信网络通信与“真实”行动之间的不恰当对比，也不相信任何人实际上都蠢到足以会混淆两者。

这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互联网并没有使其用户非政治化，但它确实降低了他们的自由表达的证明价值(testimonialvalue)。那些在网上签署请愿书的人完全意识到，他们的意见不会产生与如果它们是在充分显示其承诺程度的域境下被表达出来所具有的那种影响。因此，他们几乎不指望对网上请愿书做出响应的根本性变化，就像他们可能会从街头示威中所得到的那样。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理由怀疑其中一个取代了另一个。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ifanything)，那就是反对的意见去接触公众的能力，无论是多么假想的，都会鼓励其他人挺身而出。所涉及的是玩弄孤立和大众性(play with isolation andpopularity)而不是对政治行动的幻想。互联网减少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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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alcolm Gladwell,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Tweeted", The New Yorker, October 4,2010, http://www. newyorker. com/magazine/2010/10/04/ small-change-3.

迪恩的批判取决于一种观念，那就是我们已经从德波和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资本主义社会类型，转向了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不是以自上而下的等级控制和心理内向投射(psychological introjection)为基础的，而是，说起来有点矛盾，以自由通信和参与为基础，以一种能够再生产系统的方式来构造的。她的进路是从福柯拒绝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阶级权力来解释资本主义所开启的一种趋势的顶点，他用他自己的权力概念来代替，即作为在受规则支配的系统中的一种规训和抵抗的游戏。

向这一新范式的转变激发了大量最近的讨论，如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概念，以及最近的波尔坦斯基(Boltanski)和夏佩罗(Chiapello)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①虽然早期批评家的反乌托邦理论集中于技术官僚和消费品的诱惑力，但这些新的批评家认为，我们现在正面临着通过通信的互动和参与而使民众自我征服(self-subjugation)的局面。

这些理论，就像迪恩的理论一样，是基于发达经济部门正在发生的转变，在这些领域中，灵活的职业路径、个人品牌、后福特主义参与式管理，以及现在的博客和社会网络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技术官僚控制和消费主义的旧理论仍然令人信服。大多数人生活在它们所描述的世界里，不是由无形的协议，而是由有形的等级上级(visible hierarchical superiors)所统治，由于所有权和技术能力的要求而合法化。人们主要通过物质奖励而不是网络协议来依附于系统。迪恩声称，今天有些奖励表现为对通信的享受的形式，没有意义或回报(signifacance orreciprocation)的希望，他可能是对的。但这几乎不能取代汽车和家用电器、房屋和体育，成为基本的一体化机制。此外，尽管互联网存在认知混乱，大多数人仍然接受医生、科学家、教师和传教士的权威，并且许多人仍然跟随着政治领袖和大众媒体中的意见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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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lles Deleuze,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59(1992) : 3- 7;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G. Elliott (London: Verso, 2007); see also Alexander R. Galloway,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 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大量的通信可以被吸收到消费社会的仪式中，这一发现是重要的洞察力，但事实仍然是，真正自由的、互惠的、自下而上的通信具有解放的潜力，并且这种通信确实发生在互联网上。事实上，今天的每一个激进运动都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政治上意义重大的通信可能不像迪恩批评的那样普遍，但它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严肃的讨论和辩论并没有从互联网上消失。①

迪恩的批评依赖于互联网技术特有的一种幻觉它能够记录屏幕上发生的一切。再一次，我可以通过人行道的比喻来最好地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由于我们没有人行道上的谈话记录就像我们在互联网上做的那样，我们无法根据其激进的政治或综合效应将各种对话进行比较。每件事都是在人行道上讨论的，但毫无疑问，正如喋喋不休的迪恩所分析那样，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无聊和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是短暂的，没有人批评人行道是一种媒介。在那里言论自由的民主意义不能简化为一个比例的问题(a question of propor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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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详细分析在几个网站上的辩论，参见：G. Glass，“CommentSpac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15), http://summit. sfu. ca/item/16120.

尽管少数受欢迎的网站的影响过大，但对于不合主流(nonconformity)的事物来说仍然存在大量的多样性和空间①。德波希望大众媒体的替代方式能带来改变，这并没有完全让人失望。诚然，确实没有什么有效的政治阻力，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互联网对此负有责任。不能因为它没有解决让美国人加入激进政治组织的难题，就加以简单的驳回。美国劳工运动的弱化、极端右翼和右翼媒体的崛起无疑是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我相信像富克斯和迪恩这样的评论家在当代知识分子内部陷入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斗争，这会分散他们对问题重要方面的注意力。互联网最初受到如此广泛的称颂，以至于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做出批评反应。它并没有产生所承诺的革命性影响，但是它能产生这样影响的期望总是不切实际的。建立在对幻想失望的基础上的批评，由于它依赖它的对象而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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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言过其实的主张的批评是有用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及时超越对它们的专一关注。据我们所知，互联网正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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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互联网上各种抵抗的例子，参见：Leah A.Lievrouw，Alternative andActivist NewMedia(Cambridge: Polity, 2011).

危险敌人的攻击。它对民主政治的重要贡献，如果是有限的，也很可能在未来几年由于管制和技术变化而消失。

互联网的层次

在本节中，我将提出对互联网的另一种解释。富克斯和迪恩提出了基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理论的批评，他们很少关注互联网的技术。就技术出现在他们的解释中的程度，它已经表现为完成了的和完满的，具有单一的主导性社会影响。

互联网首先是一个技术体系。它的社会意义与它的技术特征紧密交织在一起。在主张关注技术的同时，我并没有回到过时的技术决定论。我们需要一种认识到社会的本质技术特征和技术的社会特征的方法。就像社会中有分歧，技术领域也有分歧，反映在技术体系的矛盾心理上；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所剥夺(foreclosed)的潜能会引起抵抗。

批判的建构主义不同于我们在阿多诺和麦克卢汉的著作以至卡斯特(Castells)和最近的后现代理论中所熟悉的普遍影响或“强大效应(powerful-effects)”研究。①虽然无疑是有用的，但像政治经济学一样，“影响研究”诱使一些评论员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e)。然后，他们得出乌托邦式或反乌托邦式的结论：我们要么走向一个普遍的精神(universal mind)，要么走向一个公司矩阵(corporatematrix)。在这里，我不能与这些选择进行辩论，只需指出它们与人们经常指责马克思的那种技术决定论有关。在前几章中，我借鉴了马克思著作和STS的其他方面，将社会斗争重新概念化为在技术上的斗争，并且特别是，正如我现在将要展示的，在互联网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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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drew Feenberg and Maria Bakardjieva,“Virtual Community:No Killer Implic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6, no. 1(2004): 37- 43, doi: 10. 1177/ 1461444804039904.

技术(Technologies)以技术的形式实现了功能和意义的不同层次，与塑造它们的行动者的需求相对应。技术所经历的转换，因为其技术代码是有争议的，采取不同的形式。一些技术争议是零和游戏，在其中胜利者拿走了一切，但技术固有的灵活性往往使妥协成为可能。相互冲突的利益可能会通过具体化的创新在最终的设计中找到权宜之计或和解。因此，设计通常由多个功能层次组成，代表各自相关的行动者，而不是形成明确的和紧密统一的具有单一目的的整体。

我们能把这种进路应用到互联网上吗？因为富克斯和迪恩用经济学和主流社会网络文化来定义互联网，它的政治用途以异常形式出现。他们的分析赋予了一个单一的功能层特权。像他们这样的判断假定了，考虑到内容和举措(content and initiatives)的极大多样性，商业为了达到目的而将互联网封锁起来的成功程度远远超过了合理的程度。但是反驳论证(counterargument)可能比这种定量的比较更深入。对互联网的认真研究必须考虑到其技术的演变，而这一进程仍未完成。许多竞争的力量作用于它的设计，有时是为了相互冲突的目的，有时是为了互补的目的。迪恩引用了加洛韦(Galloway)和萨哈克(Thacker)的话，他们批评“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网络的诡异的、非人类的意向性”。①这就是她想要解释的，但是关于互联网形成一个“整体”的假设是值得怀疑的。对互联网更为全面的理解将会在多重“意向性”和功能的复杂矩阵中找到其政治方面的位置。建构主义进路考虑了这种复杂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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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行动者在技术特征中将他们的需求对象化(objectify)，没有简单的定义可以解释它。互联网并不统一，本质上是分裂和冲突的。分析性问题(analyticproblem)在于解开这种复杂性，并将技术的各个方面分配给它背后的社会力量。这里我会集中讨论其中两种力量商业利益，例如主要的服务供应商正试图将互联网转变为娱乐媒体，以及利用互联网参与社会生活的公共行动者。我把他们对互联网的目标分别称为“消费模式”和“社区模式”。在其目前的多重稳态条件(multistable condition)下，它们都利用互联网上现有的资源，但它们强调了在不同组合中的不同特征。

在争夺网络控制权中的两种主要选择中的每一种都代表了一种技术代码，有一天它可能决定其总体设计和发展。消费模式遵循消费社会的逻辑，在商品中将人的能力对象化(objectifying)。它赋予某些特征以特权，从而支持娱乐、商业交易和广告，而社区模式依赖支持在线团体活动和公共生活的其他特征。社区模式支持新的社交性形式，个人通过这种形式进行通信，并侵占他们生活中被异化的方面(appropriate alienated aspects of their lives)。旧的社区模式与新的消费模式的并存，创建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和未来的混合系统。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和斗争在许多通常不被认为是“政治的”但确实具有政治意义的场所展开。互联网的意义以及在互联网社会中个体是什么，这两者都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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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Quoted in Dean, Blog Theory, 114.

②例如，参见 Andrew Feenberg and Norm Friesen, eds.，(Re) inventing the Internet; Critical Case Studies (Boston; Sense, 2012)。

在意识形态层面，每一种模式都诉诸得到广泛认可的价值消费模式诉诸市场自由及其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的作用，社区模式则诉诸言论自由和社区在公共生活和个人成长中的作用。在技术层面，具体特征构成了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互联网协议旨在进行点对点通信。正如克里斯蒂安·桑德威格(ChristianSandvig)所言，互联网最初被认为是一种“反电视”，很好地适应于社区模式，但无法支持大规模的广播。①例如阿卡迈(Akamai)发明的“边缘缓存”系统，这样的创新导致了“内容分发网络”的推广，这使得网络成为一个更有效的媒体内容分发者。这些特殊的网络是互联网上的有偿覆盖(apaid overlay)。在不直接违反网络中立性原则的情况下，他们给予传媒公司的大众广播的特权，要胜过互联网的创造者所设想的最初的点对点关系。②

互联网的未来取决于哪些行动者决定了它的技术代码，这两种模式今天共存在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体系中。每个模型背后的行动者们都在争夺互联网未来的控制权，即它的终极技术代码，但到目前为止，两者都没有得逞。①因此，互联网是一个斗争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具有奇异本质的确定的“事物”。在上面所考察的批判性文本中，富克斯强调了消费模式的重要特征，而忽略了那个不符合他模式的竞争的社区模型。但是，不一致是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技术的特点，直到它围绕着目标的明确定义而结束。对互联网的批评应该集中在斗争上，而不是假设它已经结束了并完成了商业的独占优势。接下来我将试图将复杂性分解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这两个部分描述了当今关于互联网的大部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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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ristian Sandvig, "The Internet as the Anti-Television: Distribution Infrastructure as Culture and Power", in Signal Traf 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In frastructures, ed. L. Parks and N. Starosielski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 , 225 - 245. ②Ibid.，234-236.

互联网有许多特征，如搜索、复制和链接，所有行动者都以类似的方式使用这些特征。这里我将聚焦于这些行动者为了他们不同的目的通过独特的实践或软件而擅用的那些特征。其中每一个特征都支持多个功能层。围绕一种或另一种技术代码的闭包(closure)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发生，即通过对特征的简化，或者通过一种新的结构，它重新组合并重新配置功能，使所有有影响力的行动者满意或至少被动地接受。在许多情况下，行动者共享这些特性，允许对同一资源进行不同的使用。正如西蒙栋用他的具体化理论所解释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单一的结构可以提供多种功能。②这一理论的批判的建构主义版本展示了技术是如何将各种有影响力的行动者聚集在结构周围，这些结构具体化了他们各自所需要的功能。互联网是这个概念的一个惊人的例证。我将展示每个特征如何具体化这两个模型所专用的功能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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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eenberg and Bakardjieva,"Virtual Community."

② 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 AubierMontaigne，1958)，chap.1。正如第三章所解释的，西蒙栋的“具体化”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他并不是说要将具体与概念上的抽象进行对比。他将“具体化”定义为单一结构中多种功能的融合。这可能具有渐进的性质，包括新的行动者，但并非所有具体化都是渐进的。支持互联网商业开发的具体化并不是渐进的。

由此产生的混合物目前看来运行良好。但是，为了适应商业利益，以新的方式对这些特征与功能进行改变或者联合的压力，威胁要改变互联网的特性。这是一个斗争的场景，必须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以了解技术的现状。我主张，我们此时此刻不知道也确实不可能知道如何解决这一歧义。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就是绘制出冲突层和汇聚层，并确定它们背后的行动者。在下面我将列出五个特征，并说明它们支持的功能是如何在这两个模式之间分布的。

非层级结构

互联网协议创建了一个弥散性的网络（disseminatednetwork)，而不是像广播网络那样的集中式系统。它的非层级结构直接源自传输协议TCP/IP，使商业应用复杂化，但同时有利于公共使用。没有人掌舵，没有能够扼杀他不喜欢的故事的鲁珀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也没有能主宰新闻的美国广播公司(ABC)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也没有能够主宰口味和趋势的公司。这并不是要否认明显的影响力不对称，但这与可预测、管理良好的、中央控制企业所喜欢的类型相去甚远。

互联网并不是考虑到商业而构想的，而且仍然没有完全适应它的需要。军方为了可靠的计算中心系统创建了互联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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