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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至今仍以这一起源为标志。作为收入来源的广告在互联网上起步相当晚，并且是一种应急方案(work-around)。不确定的是，通过社会网络的数据挖掘使之成为可能的目标定位(targeting)它的优势弥补了协议所规定的限制。

从对备选方案的考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问题。由商业所控制的媒体比如电视，保护知识产权并将用户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组受限的产品(offerings)和广告上。互联网以其目前的形式，还不能接近这个理想。法国的迷你网(Minitel)系统，作为国内计算机网络，类似于互联网，但它基于不同的协议，支持更高效的商业模式。①该系统跟踪特定服务的使用情况，并根据用户电话账单上的时间向他们收费。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只能梦想对他们的客户进行这种控制。

互联网对娱乐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理想的情况是，娱乐公司希望在发行上加强安全性和更好的控制，以保护知识产权。强大的商业利益呼吁结束网络中立性，以牺牲公共使用和个人通信为代价，确保商业服务获得更大的带宽。如果他们更喜欢的解决方案取得优势，互联网就会变成类似于个性化电视的东西，由一些网络和有线电视公司控制的广播系统，而不是我们目前享有的去中心化的、非层级的构造。

匿名

除了非层级结构的这些与商业相关的麻烦之外，互联网还支持匿名。匿名保护任何形式的污名化或反社会活动。这种活动的大部分具有商业性质例如，有偿发行色情制品。但匿名也为社区服务。当个人担心通过别的方式表达不受欢迎的意见的后果时，他可以在论坛上自由地这样做，在这些论坛上，他们辩论当今的问题，或与其他人聚在一起，澄清他们的观点并组织起来。虽然有可能以某种代价打破匿名的面纱，但它已经被有效地用于建立政治反对派。匿名在独裁统治下的国家产生了爆炸性的后果。①由于在民主社会中的商业行动者和在线活动家都受益于匿名，所以只有少数主要网站要求实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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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eenberg,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chap. 5.

刺穿匿名的面纱主要是政府关心的，它是第三个相关的社会团体。但到目前为止，至少在民主社会中，政府的监察并没有阻碍公众的辩论。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是否会改变现状，这仍有待观察。

广播

广播是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可以将相同的内容发送到数百万听众那里，这有时是由接收者而不是发送者选择。这标志着比电视更方便。在消费模式中，互联网起了电视、CD和DVD的替代品的作用。由于只是处于这一发展的起点，我们不可能说它将如何彻底重塑互联网，因为媒体公司正在努力确保尽可能最好地交付他们的产品，并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社区模式还依赖广播来进行公共干预、抗议、资金筹措和其他政治任务。当与匿名相结合时，广播将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它被用于大规模动员公民参加示威和选举。只要互联网上的通信是免费和匿名的，广播就将同时服务于商业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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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Jean-Marc Salmon, 29Jours de Revolution. Histoire du soulevementtunisien : 17decembre 2010-14 janvier 20H (Paris, editions Les Petits matins,2016)。An extract is available at http://www. lenouveleconomiste. fr/a-las-une/29-jours-derevolution-29388。

数据存储

互联网上所存储的数据具有多种功能。消费模式赋予商业目的以特权。数据由社交网站所有者收集，通过分析并且销售以提高广告的表现。用户在互联网上搜索商品，这创造了巨大的新市场，将全球买家和卖家联系在一起。储存的数据也被提供给政府进行监测。有时候，持不同意见的人会掌握一些令政府和企业尴尬的数据，并将其发布到互联网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在社区模型中，为了保护隐私，某些类型的数据访问受到限制。这影响了商业对数据的使用。诸如脸书和谷歌这样的公司承诺将它们的侵入限制在数据挖掘上。这些数据只有每个在线社区的成员(和政府间谍)才能完全获得。然后，个人可以利用它来重建他们过去的声明和承诺，非常像集体日记或议程(collectivediary oragenda)。

如果在线社区迁离专有平台，例如，通过对等选择(peer-to-peeralternative)，或者如果将隐私权解释为禁止数据挖掘，那么数据存储将仅限于社区使用。出于同样的原因，当专有网络在侵犯隐私方面走得太远时，它们会威胁到在线社区。现在已经实现了一种粗略的平衡，在其中数据存储对商业和普通用户都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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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对多通信

互联网通过一个独特的特性，即让用户能够共享一个共同文件的能力，来支持在线社区，让志同道合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发送到文件的消息将被所有人看到，相比之下，邮件和电子邮件则是投递给个人的而不是群体的。①对文件的访问是对所有具有类似访问权限的人的访问。多到多的通信是一种典型的具体化它数字式建模的两个独立结构，传输和归档，在这里聚集到一个单一的结构中，这就是社会网络的技术基础。

在线社区是一个重要的创新。它为小团体活动提供了首个电子中介。大多数社会生活都是以小团体形式进行的，还有教育、商务会议和政治讨论。由于在线社区不考虑地理距离就将团体聚集起来，分散的个体可以围绕一个讨论或斗争的主题聚集在一起，否则就会在公共生活中没有代表。个人在这些群体活动中显露了他们的品味和偏好，这个事实已经使得利用多到多通信来实现商业目的成为可能。因此，社会网络网站在为社区服务时服务于商业：基于数据挖掘的定向广告是脸书的主要收入来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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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然存在电子邮件列表，但和在线社区相比它们有很大的缺点。人们无法想象基于电子邮件列表的像脸书这样的社会网络！

② Dal Young Jin and Andrew Feenberg, “Commodity and Community in Social Networking: Marx and the Monetization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 The InformationSociety Journal, 31:52–60,2015.

在商业计算机网络和互联网的早期，多对多通信支持了令人兴奋的新社交形式的发明。这就是人们期望计算机网络将带来革命性社会变革的背景。毫无疑问，网络预言家夸大了它的变革力量，但批评者则夸大了它未能支持民主促进（democraticinitiatives)。

有歧义的体系

这五个特征的歧义性解释了它们如何能够服务于非常不同的行动者的不同战略。流行电影、色情制品的传播以及革命的号召，都利用了广播。匿名保护罪犯和持不同意见者，在线社区既聚集了摇滚歌迷也聚集了革命者，等等。功能层的不同组合支持了消费或社区。以其目前的形式，互联网与两者都是兼容的，但它只会对在线社区和公众的政治参与保持热情友好，只要接近信息自由流动的东西被保存下来。

社区模式的本质是互惠。每个参与者不仅是读者，而且也是观众和出版者。为了维持这一结构，社区模式要求网络继续保持中立，这样就使非专业的、无利益的和政治上有争议的通信不会被边缘化。必须有可能为新的社团形式引进创新设计，而不必经过官僚或商业守门人。开放源代码开发人员和其他无偿志愿者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会让商业接管网络空间。在体系的技术中嵌入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与自由的通信互动是不相容的。

社区的条件既有社会性的，也有技术性的。这些条件是互联网军事起源的意外后果，与最雄心勃勃的商业计划是不相容的，但为了互联网它们必须受到保护，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所知道的互联网才能生存下来。如果社区模式占据了优势，商业、娱乐和信息应用肯定会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它们不能以其特殊的技术和法律要求来主导该体系的演变。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商业似乎正在适应社区的要求：社区网站的商业化运作把它们变成广告平台，而不干预其通信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商业日益侵蚀了互联网，但它仍然具有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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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模式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互联网尚未完全适应广播。我们可以预期，当每一种有记录的娱乐活动都可以随时获得时，消费用途将大幅增加。但要想最有效地充当娱乐媒体，互联网需要“合理化”。正如安德鲁·尤尔(AndrewUre)在谈到生产时所写的那样，必须防止“任性和顽固不化”的互联网用户“对整体造成损害”。①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娱乐占据了互联网，它将排挤或边缘化大多数通信用途。因此，在这个版本中，“互联网”这个词就意味着像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介。幸运的是，互联网还没有完全被商业所主宰。在网络空间中仍然有社区的自由空间。

作为公共空间的互联网

民主的公共领域是民主的一个基本方面。如果公民不参与对政策和政府的广泛和持续地讨论，选举就没有什么意义。公共领域就是这些讨论的“空间”。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它都被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人口所占据。在危机或不确定时期，它会膨胀。当一切顺利时，它可能会收缩。但无论如何，民主涉及公众参与对思想、政策和代表的创造和批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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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drew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London: Charles Knight, 1835), 18.

互联网是公众讨论的重要场所。它所支持的进步政治活动的名单每年都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令人印象深刻从墨西哥的扎帕蒂斯塔运动到反对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活动，或者世界范围内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活动。在引发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空前抗议活动中，脸书和Twitter补充了更传统的讨论和动员手段。互联网也影响选举政治，霍华德·迪恩(HowardDean)的竞选活动首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的选举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通过让活动人士直接与数百万的在线通信者交谈，互联网已经打破了商业和政府主导的官方媒体和电视网络几乎垄断的局面。

美国最近的选举结果证实了互联网的政治意义，如果还不算作它的进步贡献的话。是的，右翼也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模拟反抗，它也可以传播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但是，互联网通过建立个人从不与持不同意见者相接触的回音室，使公共生活两极分化，这种主张遭到了在政治辩论的其他活动场所，对报纸文章的争论性评论的驳斥。互联网可能对使粗暴言行公开化负一些责任，并且通过削弱“官方”媒体的权威，助长了党派分歧。但与强大的共和党及其亿万富翁支持者的政治战略相比，这些影响微不足道。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劳工运动的弱化、不公正的改划选区和保守的大众媒体是寻找两极分化解释的明显场所。然而，选举确实显示出一种不祥的趋势，其重要性仍然难以衡量：利用社交机器人进行宣传的新技术展现了对公共领域的旧威胁的一种新版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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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T. Burg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Lee Salter, “Democracy,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Internet: A Habermasian Analysis", in Cyberactivism:Online Activism inTheory and Practice, ed. Martha McCaughey andMichael D. Ayers (New York:Routledge, 2003),117-144.

在我看来，互联网的进步用途的例子似乎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互联网对民主做出了贡献，但对富克斯和迪恩而言这还不够，对达林·巴尼(DarinBarney)来说也是如此，他认为：“这些替代和抵制的实践仍然代表了在与广泛的数字技术及其文化的霸权遭遇的咸海中的一滴眼泪。为了衡量目前的事态，我们需要认真地工作，证明甚至促进这些技术的战术政治用途，但我们也需要将这些用途放在更广泛的域境之中，即仍然是一组非常强大的技术，配置这些技术用于推进和保障雅克·朗西埃所描述的“财富的无限力量”。”②

为了回答这种异议，理论框架必须赋予政治互联网实质。毕竟，正如富克斯、迪恩和巴尼所言，政治上的用途可能是例外的，而互联网是通过自恋的自我宣扬和商业来定义的。我主要关心的是发展出对这种关键的评估的一种连贯一致的替代方案。预期一下，我认为互联网上的政治是冰山一角，它是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在线社区中的能动性的更为广泛的复兴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新的能动性形式重新定义和扩大了公共领域。我们通常认同的互联网上的政治就是这种更广泛现象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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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 Gehl and Maria Bakardjieva, eds. , Socialbots and Their Friends: Digital Media andthe Automation of Soci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②Darin Barney, interview by Laureano Ralon, Figure/Ground, April 12,2011, http:// figureground.org/interview-with-darin-barney/.

社会网络网站可以迅速、廉价地使大量的人注意到不同的意见，并最终动员他们进行抗议。因此，尽管脸书和谷歌有着令人沮丧的商业主义，以及公司和政府监控在剥夺我们最后的隐私痕迹方面所起的作用，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在一个实际上已经消除了公共政治集会和演讲的社会中，言论和集会自由有了一个新的场所。互联网上政治的可见表现是在网络论坛和社交网站讨论的背景下形成的，在这种域境下，用户生成的内容就是政治内容。有大量的文献试图理解互联网上电子中介的公共领域的出现。①

正是互联网的特色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即支持社会网络也就是说，它能够成为小团体活动的中介，这种多对多通信将计算机网络上的交互与其他形式的媒介通信如电话和广播区分开来。团体可以在互联网提供的自由讨论的空间内形成，辩论他们的想法和计划，然后利用其他功能来广播呼吁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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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incoln Dahlberg, "The Interne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ower : Radic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1 (2003) : 47- 64; Peter Dahlgren,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Age: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Li fe in Cyberspace (London: Routledge, 2013).

社会网络对公共领域的影响超出了这些传统的政治考虑。网络不仅支持抗议运动，而且扩大了在公共领域中所讨论的问题的关注范围。在线社区已经开始使用互联网来协调他们对更充分表达参与者利益的要求。这些新形式的在线政治将公共领域的活动扩展到以前被认为是中立的技术问题，并交由专家在不经协商的情况下做出决定。随着公共领域包含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一进程继续展开。

但是，与富克斯相反，围绕这些新问题开展的公共活动，并不是像工人们的斗争那样，由对剩余价值分配的斗争所驱动的。相反，就网络用户与工人的共同点而言，不是他们的经济主张，而是他们联盟的技术中介。工厂是第一批围绕技术聚集群众的现代机构。马克思理解技术在创造群众斗争基础中的重要性，并将合作的工业劳动的政治潜力与单独的农民的被动性作了对比。

今天，技术中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工厂。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全体人民都加入了许多相互重叠的技术网络，每个网络都是根据资本主义管理模式的等级管理方式来组织的。不仅是生产，而且教育、医药、休闲活动和交通都被技术改造了。可观数量的人群参与到这些众多的新功能网络中，但就绝大部分而言，参与者并不像工厂工人一样，它们不是以面对面接触的方式在本地聚集。这限制了这些网络的政治潜力，并使其易于管理，以维护资本利益。社会网络正开始改变这种情况。潜在的社会团体可以在网上虚拟地聚集，与各种技术中介形式并列，这些技术中介可以将个人团结在这样或那样的功能网络中。

医学案例提供了一个通常被认为是非政治性领域中的有效动员的例子。在线病人群体汇集成了数不清的数字。克服了传统的病人隔离，并改变了他们与医疗机构的关系。医疗家长作风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已经在衰落，现在更普遍地受到挑战。病人们出现在医生的办公室，手里拿着关于治疗的打印件。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如何运用他们的社会网络游说研究基金。①这是玛丽亚·巴卡德杰瓦所说的“亚行动主义”的一个例子，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能够挑战行政等级及其政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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