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本章试图给出格式塔变换的一个批判性版本。我从检查卢卡奇、海德格尔、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相关论据开始，最后讨论判断理论并以此来重启启蒙运动的追求。

物化和去物化(dereification)

扬弃与精神重塑之间的对立在卢卡奇和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可以找到例子。他们的技术行动理论是互补的，但他们的结论却十分不同。卢卡奇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看成是对形式化合理性批判的一个模型。在卢卡奇看来，正是工人对强加给他们的资本主义方式的抵制使得马克思的批判成为可能。卢卡奇把这个模型一般化为一种合理化形式与生活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论证了资本主义生活中的日常经验包含了一种支持理论批评的批判性因素。我把这种理由与经验之间的互动概念称为“连续性论题”(continuitythesis)，它以另一种方式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全面解释的现象学共有相同的结论。

胡塞尔把现代性危机理解为意义的整体缺失，他把责任归咎于科学自然主义。为了回应科学自然主义，他坚持应该在生活世界中给科学以现象学的奠基。如果生活世界是科学所预设的意义的来源，那么，科学就并不有悖于经验，而是与某些特定方向如量化的精确性和演绎的严格性一起，构成经验的一种延伸。形式化的知识最终依赖于日常知识的范畴，并为日常知识提供“清楚和明确”(clear and distinct)的科学应用。同样的方式也可以运用于合理的技术规训中。这些技术规训的概念所拥有的意义也依赖于生活世界。尽管技术体系有物化的特征，技术体系的认知基础无法独立于生活世界，而是生活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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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理论关注科学的普遍化和形式化的构成过程，海德格尔的连续性论题的存在版本将客观知识奠基于对行为的生活经验的分解中。与现象学不同，在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中，连续被看成为了改变社会而进行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场所。

卢卡奇论证，无论表面如何，社会并不由遵循科学定律的稳定事物构成。它是关系化的，依赖于参与其中的人们。在互联网的例子中最为明显。它是一个功能总在变化的应用流动，而使应用得以变化的是它的物质和组织构成。可以说当代社会所有建制都是如此，尽管其流动一般来说并不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其变化速度大大慢于互联网。

然而，并非所有都是流动：现代社会建立在市场之上，而市场有其可被政治经济学说明的合理化形式；现代社会也有其管理和技术基础，而从技术专业中得出来的因果框架可以应用于这些技术之上。政治经济学和技术专业预设了与自然事物一样稳定并遵从定律的建制，它们在和平时代是颇为成功的。卢卡奇用“物化”一词来指称构成社会所需要的看似稳定事物的因果逻辑，而我们可以把人们所施加的与此相冲突的干涉相应地称为“去物化”。

物化理论看起来像个悖论。社会“事物”不可避免地牵扯人类行动。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物化的因果定律运作下而形成结构的，而物化的因果定律又不断地被该社会中的人们——即多多少少被允许的公众们的去物化行动削弱。自然主义的因果性和目的论既相汇又冲突。而且，行动者的意向也是不稳定的和相互冲突的。因此，看起来是常规的事物实际上缺乏稳定性与融贯性。根据行动者持续变化着的解释与冲突，它们被不断地设计和重新设计。想要理解它们，我们必须把名称变为动词，把看似实体性的事物变为社会过程，把合理性原则变为争论的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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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的物化和去物化理论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以及超越为另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他的理论符合黑格尔的辩证发展：异化的人类行动回到了其自身。价值与事实汇合成一个单一的历史流动。包含在资本主义(事实)中的潜在的社会主义(价值)被现实化。目的论作为一种历史力量而非形而上的性质而得以回归。卢卡奇将此称为“后乌托邦式的”(post-utopian)社会变化理论。①

对比卢卡奇与海德格尔的立场颇具启发性。海德格尔对技术的类似批判无法给出任何去物化的回应。他呼吁我们采纳对技术的“自由关系”(freerelation)，这是在理论层面上最为精致的一种取代现有技术体系文化的精神替代物。我要论证的是，在今天的公共氛围下，卢卡奇所提供的是挑战技术体系的一种更好的理解进路。

卢卡奇和海德格尔对技术体系的批判隐含地采纳了建构对象域的新康德式概念。在新康德主义看来，艺术、科学、政治、经济和历史领域各自确定了行动或研究的对象。它们把“是什么”(whatis)的一个先验概念强加给这个世界。这个概念是构成社会生活和自然诸多特征的形式。物理学家处理运动问题，经济学家处理商业活动，等等。这种“客观性的形式”（formsofobjectivity)是从无限复杂的实在中抽象出来的。卢卡奇和海德格尔论证，这个形式不只在心灵中，而是像新康德主义认为的那样，也在世界中。它在塑形技术、管理和市场的过程中也塑形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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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Class Consciousness, 78.

卢卡奇和海德格尔指出，形式化的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已经成为理解合理性本身的范式。他们鉴别出与客观性相应的形式化的逻辑，探讨其文化上的普遍性，即不再仅限于科学而是用来塑形整个现代生活世界。卢卡奇写道：“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被看成是社会活动对象的所有人类关系越来越需要预设这样一种客观性的形式，该客观性既来自于自然科学概念体系中的抽象因素，也来自于自然定律的抽象基础。因此，如此的行为’主体也越来越需要预设对人为抽象过程的单纯观察者的态度，即实验者的态度”。①

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把自然当作设计和控制的对象来建构。它可以被精确地测量并用实验来操纵，任何无法被测量和被操纵的都缺乏意义。这个建构定义着实在，而实在就是技术的对象。海德格尔论证这种建构的来源是超个人的，并非像在卢卡奇那里是某一社会阶层或经济体系，而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一个世代。技术时代的范例是机械技术，但它的精神先于工业革命，并在其起始点就开始塑形近代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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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 131.

卢卡奇给出了相似的论证，但他把建构的源起归结为反映在科学和物化后的世界观中的资本主义实践。对于科技合理性，自然和社会的世界都是可被量化的实体，人类主体所面对的世界不会产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可以被技术操纵。他在商品交换、机械技术、管理和法制形式主义中指认出这种世界关系的来源。

通过量化和形式化，商品交换给互不相似的对象赋予了形式化的等值。马克思在他对商品“拜物教”的讨论中分析了这一复杂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具体事物都拥有商品形式并通过价格给出了自己的价值。这样一来，它们就遵循着独立于人们意志的逻辑来进行互动。自然科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可被量化的，卢卡奇猜测科学方法也在某些方面源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①

与此类似，压制个人技能的工业化运作中的主体外在于生产过程，是自我行动的机器下的附属物。人类能动者的现实状况就是遵守机器运作的“定律”。通过马克思所称的“实际吸纳”，人类运作者失去了自己的技能，变成生产公式中可被互换的、可被无限替代的变量。在管理和法律中，以法律和个别事例之间的科技关系为模型的形式主义决定着与资本主义相吻合的工具实践。

现代生活世界是物化的技术体系和传统与生活经验中持续性因素的含混的混合体。当我们强调潜在地抵制的价值时，就开始与现代生活世界有所不同了。海德格尔的例子是传统的，他对非技术的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古老方式予以重视。然而，传统资源的救赎力是有限的，主要提供了某些含混的未来体系的象征。在实践意义上，他的批判取消了要求改变的行动，只能复制已有的体系。因此，他呼吁对现代性危机的精神解脱，即他所说的任其自然(Gelassenh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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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131.

卢卡奇论证物化的资本主义系统充满了矛盾。强加于人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之间，潜存着爆发性的矛盾。通过一些改动，这个去物化的抵抗理论可以被成功地用来理解当代斗争。

去物化满足了格式塔变换的要求，它涉及了意义层面和物质层面上两层社会转变。通过把社会建制在意义系统中放置于不同的地方，可以帮助它们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这种符号学的转变只有在集体行动中才有可能成功，而该行动违背了系统的“定律”并引发不同的物质运作。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价值与事实的鸿沟，在技术体系转变过程中被填平。卢卡奇认为这是一个革命过程，却采用了更为稳健的方式，就像我们在环保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

合理性的形式

卢卡奇对去物化的讨论颇为简短且难以捉摸。去物化与合理性概念的相关性解释得很简略，也未告诉我们去物化所创造的世界是怎样的图景。因此，毫不奇怪他像马克思那样以为社会主义在重建社会的过程中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所遇到的困难。然而，这种试图避免玄想和乌托邦式思维的做法留下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至于一种假设性的革命已迫在眉睫。在本节和下一节中，我将从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入手，试图重构革命失败后所遗留下的问题，并给出原创性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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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工人阶级不再追求替代性的合理性，合理性就必须以哲学的表达来重新概念化。阿多诺写道：“曾经看似被遗忘的哲学却依然生存着，因为实现它的时机已被错过。”①在今天它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已敏锐地意识到十分有必要去回应对公众干预技术体系的保守批评。一种对合理性的独断概念，质疑公众干预是非理性的，而该独断概念完全认同科学技术规训。潜在于这种理性主义独断论中的是对事实与价值的物化对抗，它认为手段可在科学追求功效的基础上被合理地决定，而目的仅是主观偏好，即“意识形态”。因此，无知的公众试图去改变手段的尝试只能损害社会。

哲学家论证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在概念上是合法的，但这并不只是个概念问题。②它有一种社会基础，韦伯将这种社会基础称为“价值圈的分化”(the differentiation of value spheres)，分化描述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家庭、宗教等在建制上的分离。所有社会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分化，现代社会尤其如此。韦伯论证说，在分化中，理性的整体被分裂了。手段与目的各自对应于不同且无法调和的两种合理性形式，霍克海默分别称之为“主观的”和“客观的”合理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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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3.

② Hilary Putnam, 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2004).

③ 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在霍克海默看来，理由的客观形式有其固有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所使用的“客观性”一词与科学客观性无关。理由是“客观的”是指其目的能够有效地指导技术手段的发展。这种理由的例子有前现代工艺，也有今天对公共福利如教育的分配计划。

在传统社会里，客观理由在宗教、伦理和政治的思想中均有其基础，而这些思想获得共有世界观的支持。在现代社会里，所有世界观都受到质疑，而权威的相应形式也不再能够找到或者指导被普遍接受的目的，只有忽视目的领域的科学被看成是普遍有效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霍克海默称为“主观的”理解理性的方法占据了优势，这是仅关注手段的、价值无涉的合理性。目的无法用合理的方式来确定，产生目的的是某些心理原因而非理由。主观理由的概念描述了整个手段系统的工具理性，在其中只考虑了效果和能力，而不牵扯任何主观目的。

启蒙运动曾希望世俗智慧能够指导人们使用科学提供的新力量，然而现代性是一种主观理由占主导的社会秩序，它摧毁了启蒙运动的这个希望。即使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变得更强大和更危险之后，主观目的仍使得个人和民族之间冲突不断。这种情景令人恐惧，今天更甚于霍克海默写作的时代。

霍克海默的结论需要一个新的理由概念，然而，从一个整体中被分裂开来的客观理由和主观理由已难以复合。这个复合隐含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图景中，在其中人类控制着历史。马克思预设了工人们可以调和个人与团结的关系，并以此来解决手段与目的的对立。技术手段必须服务于以民主的方式决定是否采纳特定目的，而不屈从于对利益的盲目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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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认为这种前景在可预见的未来还难以实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中，只有马尔库塞坚持克服物化并重整分裂理性是可能的。他相信在新左派中已突现出一种美学化的经验，预示了新的理性概念。把美学当作对生命的肯定，马尔库塞设计了一种建立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之上的科学与技术。尽管他的设计还未实现，他对经验与技术体系的设计之间的张力的关注仍是富于洞见的。霍克海默过于悲观，对技术体系的抗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马尔库塞的希望。

改造技术体系

马尔库塞的物化概念建立在对世界的现象学概念的元层次的批评之上，而世界的现象学概念则以海德格尔式的版本最为显著。马尔库塞使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资源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理论提供社会内容。196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本体论到技术：论工业社会的趋势的重要文章，①这篇文章后来发展成为他的一部著作《单向度的人》。该篇文章中有一段对《存在与时间》的奇怪的引述。他写道：

作为技术工具的机器可被看成为中立的、纯物质的。然而机器或工具并不外在于技术整体而存在，它只作为技术性的一个成分而存在。技术性的形式是一种“世界的状态”，一种人与自然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强调说，工具性世界的“规划”先于(也应该先于)这些技术的发明，即先于在技师们尝试去创造这些作为技术性整体工具的技术之前。实际上，这种“超越”的知识在社会需求中、在社会无法满足或无法发展技术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一种物质基础。我想强调的事实是，焦虑的消除、生活的平静以及愉悦是基本需求。技术规划在其起始阶段就已经包含了这些需求的必要成分…如果我们去考察技术性的存在特性，我们可以说该特征包括技术的终极起因(final technological cause)，以及在技术的社会发展中对该起因的约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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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rbert Marcuse, “De l'Ontologie à la Technologie: Les Tendances de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Arguments 18(1960): 54–59.

这段文字解释并改造了海德格尔对世界性的超越分析。海德格尔论证我们周围的世界由一个工具系统构成，而这些工具响应着我们对自身未来身份的关注。这个工具系统由把人造物连接在一起的指称构成，连接人造物这一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丰富此在(Dasein)的自我创造。海德格尔所“关注”的就是这一原创性动机，即人对身份认同的追求。

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个工具系统成为了“技术性”，即根植于人类需求中的、以历史方式确立的技术系统。②海德格尔的工具行为的本体论以理论化的方式连接了人与世界，而不涉及特定目的。在西蒙栋的影响下，马尔库塞的技术性概念意味着一种发展动力观，得以在未来调停人与技术。他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说明转变为对技术未能成功地达成其目标(即满足需求)的规范性说明。马尔库塞对比了两种对技术的先验理解，一种是不成功的、以支配为目标的理解，另一种是通过实现人与物的内在潜能而达成技术目的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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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rbert Marcuse, “From Ontologyto Technology," in Philosophy, Psychoanalysis and Emancipation, 136-137.

②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