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技术幻觉与狭隘的资本主义意图相辅相成，而且，它们共同向我们保证，我们能够对世界采取行动，而不会带来后果。但是，只有上帝才能从世界之外，即从他采取行动的系统之外，作用于对象。所有的人类行动，包括技术行动在内，都向行动者揭示了意义的因果反馈和效果。

比如，考虑一下，漠视消除或推迟因果反馈的技术行动力量所导致的副作用。技术的整个要点是，改变世界超过改变行动者。枪杀死兔子，而不是杀死猎人，榔头改造了一堆木材，而不是改造木匠，这并非偶然。从牛顿的相等而相反的反作用来看，设计工具是为了使力量聚集于外部世界，同时保护工具使用者。

但是，我们不会永远蔑视牛顿。作为自然人，我们终究要体验到技术的所有因果报应，包括它的废品在内。诱人的技术幻觉，掩盖了对技术造成的伤害问题的关注。然而，我对牛顿定律的比喻看法声明，从更宽广或更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初所忽视的反馈在起作用。在污染的案例中，巴瑞·康芒纳（BarryCommoner)对牛顿定律的生态学推论宣称“物有所归”②。确实，所有的工业污染最终都会落在某人的后院里，即使几年后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技术越来越有力，它的负面效应就变得越难以忽视，而且今天已经无法否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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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an-Baptiste Fressoz, L'apocalypse Joyeuse: Une Histoire du Risque Tech-nologiqu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12).

② Barry Commoner, The Closing Circle: Nature, Man,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Knopf, 1971).

我们的行动不仅通过因果性的反馈返回来困扰着我们，而且它们也改变了世界的意义。交通与通信的新技术便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铁路、汽车和飞机极大地缩短了对距离的体验。我们生活的空间坐标：“远”和“近”，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祖先。随着多元文化世界从古老的单一文化中浮现出来，电子通信也产生了同样引人注目的效果。多亏了电影、个人的移民和旅游，今天的普通人，比一个世纪之前除少数冒险家和殖民地官员之外的所有人，知道更多国外的风土人情。此外，新技术把办公带回家庭生活，并把创新行为和私人的想象推向公共领域，颠覆了公与私、工作与家庭的熟悉区分。

甚至自然的意义也受技术改造的支配。例如，在怀孕早期，就能利用超声波辨别出胎儿的性别。在美国，由于性别而流产胎儿的父母相对较少，但这是可能的事实，把上帝的行为转变为人类的选择。从前是机遇的问题，现在可以得到计划。甚至不寻求或不运用信息的选择成为有利于“自然”的一种选择，而在此之前，根本无法参与选择。我们的社会已经使生育技术化，因而改变了技术对每个人的意义，包括绝育技术在内。①

行动悖论在身份认同的情况下也成立。猎人用枪打死一只兔子，只是稍微感到猎枪的反冲。但是，这种行动确实对他也有影响：就他的打猎而言，他被定义为猎人。这种技术对身份的反作用，刻画了每个人的生产活动。总而言之，你就是你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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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这种变革的最大限度归功于技术，但是，人类总是有兴趣战胜自然的某些方面，即使运用简单的手段。对于身体而言，这特别真实。

消费社会对身份问题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工具不只是有用，它们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哪种类型的人。我们现在“穿戴”汽车、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作为呈现自我的一种形式，正如我们穿戴衣服和首饰一样。今天，你不仅是你之所为，而且肯定更是你之所买。这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幸的。例如，拥有汽车不只是为了交通方便，也象征着拥有者的地位，而且，霸占了公共交通应该发挥的作用。这在贫穷的国家，比在富裕的国家，甚至具有更大的象征性，意指现代性的成就及其对富足的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必定是在空气无法呼吸的昏暗天空下才有生命，一场从洛杉矶和伦敦到圣保罗和北京遍及全球各地的灾难。

在这些案例中，手段与目的相分离。在身份危机的地方，拥有手段早已是目的本身。确实，假设一种新的身份通常是技术变革的最重要的效果，比表面上平淡无奇的目的更重要。

这些事例表明，我们与我们创造的技术的关联是多么的密切。在20世纪，那些更加有力的技术达到了米歇尔·塞尔(MichelSerres)所谓“世界对象”的地位—也就是说，影响作为整体的世界而不只是世界的一个小角落的对象。①第一个这样的世界对象是原子弹。然而，当原子弹夸大了人类的力量时，化石燃料却悄然间改变了气候。控制这些世界对象已经证明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用技术控制世界，但我们能控制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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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Serres, Le Contrat Naturel (Paris: Francois Bourin, 1994), 34.

认识论的有限性

认识的有限性必定与人类知识的局限性相关。我们关于客观性的理想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观点：我们想象科学提供的这种上帝之眼的宇宙观。但是，时间、地点、身体、文化和偏见，以及在寻求真理时起作用的所有其他意外情况，既使认识成为可能，也限制了认识。在不否认知识的可能性之前提下，承认这些局限性的哲学学说称之为可错论(fallibilism)。

可错论如同适用于知识的其他形式一样也适用于技术。技术规训深受传统和利益的影响，因而不可避免地含有错误。这些局限性在技术设计的缺陷中体现出来，技术设计可能偏袒特定社会群体的特权利益，或者，可能含有对用户的潜在危险。

第一章讨论技术的偏向。它通常在传统的盲点中无伤大雅地体现出来。好像是中性的技术设计，实际上却可能体现了一种无意识的偏好。右手使用的工具提供了一个好的事例。方便右手使用的剪刀，左手使用起来就笨拙。剪刀的早期制造者很可能是右手使用，而且，无疑没有意识到会有问题。同样，在交叉路口有路沿的人行道妨碍了轮椅的移动。在承认残疾人的权利时，北美的每一个地方都采用人行道坡道。再说一遍，传统人行道的设计者几乎不会因他们的疏忽而受到责备。常见的高路沿对一般行人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而是质问，残疾是私人关心的问题，还是公众关心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偏向隐藏在助长偏见或自我利益的无可怀疑的技术规范中。可是，表面上无辜的规范是有偏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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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包含有利益时，情况会更加复杂。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阶级利益与机器设计相互作用。在这里，对于劳动的去技能化和机械化而言，意向在起作用，被转化到代表所有者和管理者需求的有偏向的规范之中。我将在第一章回到这个案例。

专家把这些偏向一代代地传下去。只要这些问题被编码到脱离公共舆论的技术规训中，批判就会有困难。即使这样，进步可能来自受传统束缚的技术领域之外。抗议、论战、抵制和黑客行为对偏向提出了挑战并使之引人注目。

像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事例中一样，技术事故也是起作用的。在技术可行性的范围内，核电站是一种例外情况。但是，这使得可错性在技术文化中的重要性明确起来。

福岛的灾难表明，有些技术问题简直是难以解决的。当然，我们有可能找到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但我们需要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复杂系统时，只通过对一系列无法预料的问题和事故的经验、分析和回应，得到这些永久性的解决方案。这是飞机制造业随着时间的变迁所做的事情，因此，现在飞行是相当安全的。①核电站的这些一连串事故的后果，实在是损失惨重的和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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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ain Gras, Grandeur et dependance: Sociologie des macro-systemes techn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3), 182, 189– 191.

技术的有限性在1992年里约峰会上确立的预防原则中得到了认可：“为了保护环境，各个国家将根据其能力广泛地应用预防的进路。在有严重威胁或不可挽回的损害之情况下，完全缺乏科学的确定性，不得用作延缓成本效益措施来防止环境恶化的一种理由。”①预防原则是一种治疗狂妄的良方，但到底如何应用依然备受争议。它并不是有意阻止所有的创新，而不明确如何把可忍受的风险与不可忍受的风险区分开来。

对技术的真实世界的检验是公众可接受的。必须通过工人、用户和在某些情况下的意外受害者的日常经验，对技术专家的工作进行“现地检查”。从偏向和风险来看，这是最根本的牛顿式的反馈。随着技术越来越强大和普及，技术就变得越来越难以与公众隔离开来。反馈制约发展，但却重新定向技术途径。在现代社会中，抗议者一旦动员起来，就企图把他们的经验教训强加给创建工作方法的技术专家。这种互动令人回想起技艺的发展动态，但现代制度现在造成了沟通障碍。从表面上看，技术知识(technical knowledge)好像与日常经验相矛盾。技术专家根据他们关于自然的纯客观知识，谴责所谓意识形态的干涉，论辩说，他们一定不会允许价值和愿望搅混事实与真理之水。另一方面，抗议者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技术，但一般说来，谴责专家，也可能犯下类似的错误。

事实上，技术知识和体验是当代的。技术知识，如果没有来自体验的信息，就是不完备的。公众的抗议可能揭示出，由专家忽视的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造成的混乱。抗议明确表达了价值和优先性。对诸如健康和安全、技能性工作、娱乐资源或美化城市等的需求都证实了，现有技术缺少重要价值。终于有一天，这些价值会引导先进的技术设计，然后，冲突得到平息。确实，在未来几年内，专家将会忘记这些变革背后的政治，并把它们辩护为是客观探究的产物！第七章表明，抗议如何表达其洞见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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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2), http//www. unesco. org/education/pdf/RIO\_E. PDF.

有时，问题不是伤害技术，而是，只有重构技术，技术才会奏效。互联网例证了这一点。这是第四章的话题。美国军方开创互联网，来检验网络计算机中的一种新型的分时方式。注意，最初的网络化意指把计算机联结起来，而不是把人联结起来。设计团体中一位初级工程师提出了通过电子邮件，不仅把计算机联网，而且把计算机用户也联网的想法。自此之后，一代又一代人发展出在线社会互动的新想法。公告栏和主页之后，是网络论坛，然后是致力于共享音乐和照片的社交网站。这些网站被纳入到博客中，现在，脸书(Facebook)汇集了广泛的社会资源。在每个阶段，程序员设计出相应的技术解决方案来适应用户的新需求。这个过程是作为发展过程的无止境重复的一个范例。各种价值，如果没有被转化成技术语言，就无法进入技术当中。只凭主观愿望，消除不便的技术控制，是行不通的。这样一种唯意志进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就像中国人在文化革命中发现的那样。专家靠边站，鼓励工人超出所推荐的限度范围来提高发动机的速度。生产力短暂地提高了，直到发动机烧坏为止。为了从公众干预中得到某些有用的东西，专家必须弄明白，如何重新把价值阐述为可行的技术规范。再考虑一下人行道斜坡的案例。当工程师指定了斜坡的位置、宽度和斜度时，流通的权限只是用水泥浇铸。这是对有争议的技术如何回应其域境的一种新的看法。因此，各种价值被转化到技术事实中，而且，技术能够更好地占有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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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救过程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日常经验的技术发展的结果。但是，尽管有这些障碍，体验却越来越影响设计。今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正在形成“世界”的新群体，在响应技术变革时，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些互动正在成为常规。这种整体的活力结束了行动域境中所描述的循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总而言之，价值是未来的事实。价值既不是事实的反面，也不只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主观愿望。我们的世界是由统率其创造物的各种价值塑造的。用价值语言阐述的抗议表达了还没有被融入技术环境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向前看，这些新的价值开启了对确定设计的修改。第二章探讨科学技术研究对理解这个过程做出的贡献。

技术与民主

技术政治学来自技术的调节，这些技术调节是构成社会的许多社会群体的基础。工厂的工人、医院的护士、开货车的司机—所有这些人都是通过他们采用的技术而存在的社会群体中的成员。消费者和技术副作用的牺牲者形成了各种潜在的群体，当他们开始觉察到其共同经历时，这些群体就浮出水面。个人和连接他们的技术之间的对抗激增，带来了无数的后果。社会认同和世界同时涌现出来，形成了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用科学技术研究的术语来说，它们彼此“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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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有一个悖论的结构，埃舍尔(M.C.Escher)的著名版画《画手》(DrawingHands)很好地举例说明了这个悖论结构。道格拉斯·郝夫斯台特(DouglasHofstadter)在他的《哥德尔、埃舍尔、巴赫》(Godel，Escher，Bach)一书中把埃舍尔的互绘的双手描述成是一个“奇怪的循环”和一个“纠缠的层次结构”。①这些术语意指一种非同寻常的逻辑关系类型，在这种关系中，上端和下端互换位置。艺术家和绘画位于一个等级结构中，积极面在上端，消极面在下端。在这个版画中，双手发挥着双重作用，这个层次结构被一个奇怪的无限循环纠缠着。

著名的说谎者悖论同样也是纠缠在一起的。像所有的声明陈述一样，“这个句子是假的”泛指一个对象。这个陈述本身是层次结构顶端的行动者。但泛指的这个对象也是自身，而且，在把自身描述为是假的时，它反转了行动的方向。现在，这个句子是真的，如果它是假的，那么，它就是真的。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循环！像这些奇怪循环的事例一样，社会和技术也是混杂难分的。社会群体通过把其成员绑定在一起的技术而存在。在此，它们类似于埃舍尔的牵手版画。但是，一旦绑定在一起，这些成员就获得了一种控制绑定他们的技术的权力。他们替代了画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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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uglas R. Hofstadter, Go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10.

受技术调节的群体，随着对他们的身份的塑造和意识，通过他们的选择和抗议，影响了技术设计。在这么做时，他们重申了最初的民主悖论：自治(self-rule)是一个纠缠的层次结构。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圣茹斯特(Saint-Just)在1791年指出的那样：“人民是顺从的君主和自由的主体。”①

自从民主悖论第一次出现之后的几个世纪以来，其范围已经从对诸如市民秩序、道路和防御等的基本关注，扩展到诸如移民和教育，以及现在的技术体系等所包括的社会议题。关于技术供给制的斗争开始于劳工运动。工人对工作的健康和安全的需求，就是对生产技术的公共干预。社会主义者概括了这些挑战，呼吁重视民主意识和工厂暴行之间的矛盾。这是技术政治的一个早期事例，当时，现代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单一的社会部门。后来，像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之类的议题，扩大到公众关注的范围内。今天，关于互联网上隐私和自由通信的争论延续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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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 UEsprit de La Revolution (Paris: UGE, 1963)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