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马尔库塞在1964年最终出版了《单向度的人》一书。其中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对海德格尔著名的技术的追问一文的隐含回应。与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历史相反，马尔库塞在区分客观理由与主观理由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性的历史。

我们不妨简单地看一看他的结论。古希腊时代的合理性面对的是一个由独立事物组成的世界。希腊人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是具有本质形式与目的的“实体”。“是”与“应该”在潜在的本质中并无冲突。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就是用该物种的最高潜能来表达人的本质。具有生成特性的合理性在古希腊被理解为以实践的方式得以实现的“技术”(techne)，即与工艺和艺术创作有关的知识。这种知识包含着通过“技术”在物质中得以现实化的本质。

“技术”在近代被经验与理解世界的科学方式所替代。新科学的先验预设有三个本质性特征形式化、量化和工具化。科学并不直接处理经验，而是把经验获取的所有内容都转化为遵从形式化定律的量化内容。事物不具有本质，而是由等待着转化和重组的功能性单位组成的。这一立场消除了目的，因而也消除了世界的潜能。在关心真的同时并不关心善与美，这是价值中立的科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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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世界已失去了任何价值特征并已分裂，完全暴露于无制约的工具控制之下，在实验室内部隐藏着科学与技术的内在联系。马尔库塞写道：“自然科学在技术先验性的预设下得以发展，而技术先验性把潜在的工具施加于自然，使之能够被控制被组织。”①这种工具主义在科学研究的框架下看起来是无害的；科学通过操纵实验对象而学会更多东西。但当工具性控制的可能性被开拓到更广阔的技术领域，其无害性就消失了。

为了支持这个观点，马尔库塞引述了几段后期海德格尔对科学和技术的几段话。比如，海德格尔解释说机械化展现了“技术的本质”——即马尔库塞的先验性。“现代人把存在整体当成生产的原材料，而且把整个对象世界隶属于生产的节奏与秩序中。”②然而，马尔库塞抛弃了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他赞同卢卡奇的看法，即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同步最终根植于资本主义及其所形成的世界的社会要求。因此，科学和技术无法超越这样的世界，而是因自身的特征注定只能繁殖这样的世界。科学和技术注定是保守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因为它们是错误的。马尔库塞从来没有质疑科学和技术的认知价值。科学和技术是保守的，是因为它们服务于把存在看作是支配对象的社会秩序。因此，“技术已成为物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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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153.

②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153 - 154.

要工具”。①

在这样的解释中，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系统，它是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特定社会主体的历史规划。它仅是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种。这个世界的主体，即资本主义，可以被其他主体替代。因此，未来的问题就产生了。在《单向度的人》中，超越资本主义也是超越它的合理性形式。马尔库塞写道：

如果对技术规划的完善会引发对普遍接受的技术合理性的突破，这个突破就必须依靠一直存在着的自身的技术基础。正是这个基础提供了满足需求和减少劳累的可能它为人类自由的所有形式提供了基础。质变来自于对这个基础的重构—即来自于该基础因改变目的而形成的发展。

我曾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复兴精神“价值”或其他那些可以为改造人类和自然的科学技术作补充的价值。相反，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将价值翻译为技术任务的可能性，这种翻译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因素。作为技术目的的新目的应该在机械化的规划和建构中起到作用，而不仅仅是机械化的运用。②

但上述想法如何实现却并不清楚。马尔库塞认为将想象加入到合理性的运作中会整合霍克海默的零散想法。工具合理性必须考虑一个可想象的未来，在其中固有的潜能可得以实现。换言之，合理性必须通过想象认识到被识别出的潜能。阿多诺对此有一个穿越于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类似悖论的表达：“精确想象”(exact imagination)。①它的基本意思是某种隐含于实在的纯工具化关系中的东西潜能只能通过想象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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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 108.

②Ibid.， 231-232.

康普雷迪斯(Nikolas Kompridis)认为这种接纳性想象的概念展示了一种在批评理论和海德格尔之间未被注意到的相似性。他写道：“对接纳性的强调应该在与转化实践的非工具性关系下被解释，并且非工具性可能性要成为具有揭示性的观念。”②与卢卡奇的物化概念类似，马尔库塞的认识潜能的概念意味着意义层面上的非工具化转换，这的确与海德格尔的去蔽有相同之处。然而，马克思主义揭示性过程的概念总是牵扯到对工具实践的改造，而不仅仅像海德格尔那样从中退出。

在马尔库塞的后期著作《论解放》中，感受性得到比在《单向度的人》中更多的强调。③从各种一般的经验中可突现出新的理性概念。“从支配的合理性飞跃到自由领域需要超越这种合理性的具体过程，这要求看、听、感觉、触摸事物的新方式，一种符合为自由而奋斗的男人和女人们的需求的新的经验方式。”①新的感受性规约出指向需求而非支配的美感生活世界。这是一种现代并因此是技术的方式，但对于作为人或自然的对象的潜能来说，这是一种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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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odor Adorno, "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 in The Adorno Reader, ed. BrianO'Connor(Oxford:Blackwell，2000)，37。我使用的是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对“exacte Phantasie”一词的翻译，参见 Exact Imagination，Late Work：On Adorno'sAesthe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4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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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Nikolas Kompridis,Critique and Disclosure: Critical Theory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Cambridge，MA:MIT Press，2006),203;也请参见Andrew Feenberg，“Luka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Rethinking Marxism 27, no.4(October 2015):490- 507.

③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批判理论面对着格式塔转换的阻碍时，提出了实现转换的不同方式。然而，无论是霍克海默还是海德格尔，即便他们最好的努力也难以避免价值与事实的二元对立。从废除现代性的权威观点出发，这种“理性的新观念”持有一个它无法兑现的承诺。它是一个和谐的理想化状态，而非一个具体的替代品。霍克海默认为它是个还未满足也无法满足的急切需求，马尔库塞将之描述为一种假设的革命可能性。在这两种形态中，价值都处于矛盾的位置上。我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进路，我要论证的是，合理性具有两种特性，穿越于价值与事实的分界两边。也许法兰克福学派根本无法建立新的理性概念，因为它未能完全理解旧的理性概念。

技术与启蒙

伊恩·安格斯在《技术与启蒙》一书中对上述理论做出了综合。②他用胡塞尔关于现代性危机的现象学理论来讨论霍克海默对合理性形式的区分。安格斯论证说，在前现代社会中，统一的世界观组织着人类的知觉。生活世界是一个融贯的整体，在其中涌现出目的。宇宙秩序使农民和贵族的劳动神圣化，并赋予人们要为之服务的目的。前现代技术—工艺将这些目的当成起始点来制作有用的人造物。正是因为世界观是组织并排序各种目的的基础，工艺总是处于社会控制之下。客观理性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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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rbert Marcuse, "Beyond One-Dimensional Man,"in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117-118.

② Ian H. Angus, Technique and Enlightenment: Limits of Instrumental Reaso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America, 1984).

启蒙运动因抛弃世界观而改变了上述安排。形式化的技术规训成为可能，并将技术从旧有的组织和排序中解放出来。主观理性取得胜利并导向普遍性，追求技术目的的科学合法性替代了前现代的合法性。就像卢卡奇和马尔库塞所说，能够阻止技术发展失控的唯一方式是回到生活世界，去寻找建立在经验之上的新视角。本节余下部分将更为详细地说明这个论证。

安格斯将现代理性定义为形式化知识与工具实践的组合。①对形式化的强调使得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更为清晰，物化来自于马克思理论中的商品形式，这个形式的根本性部分就是抽象出隐含于价值的货币度量中的所有内容。形式化抽象与一般性不同，一般性概念仍然保留着从知觉个体对象的基础中得来的物质内容。一般性概念“衬衫”与个体衬衫中的共同性质相关。与此类似，“衬衫”从属于更具一般性的概念“衣服”，而“衣服”概念作为一般化的类也保持着与示例该类的个别例子的关系。形式化打破了与个体的关系，代之以可以指称任何对象的变量。因此，商品只是一个在无限可能多的等式中的“x”：多少件衬衫=多少个香蕉、多少吨钢、多少节钢琴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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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11.

形式化与工具实践共有对生活世界的异化，并导致胡塞尔所说的“危机”。通过人造化隔绝的实验环境，自然科学只保持了与生活世界的域境之间微薄的联系。现代技术也类似地与其域境相隔绝，尽管不像自然科学那么完全，而且，现代技术所保留的对生活世界的联系也是不可预测和无法控制的。一种对技术的技术治理式的普遍化取代了对传统世界观的形式化工具理性。

这标志着技术的社会角色的根本性变化。在所有社会中，技术知识都将生活世界中的原始复杂性减少为被安格斯称为“类”(types)的可供使用的抽象。人们在追求各种常见目的时，便将类从生活世界的背景中分辨出来。生活世界自身被忽略，受重视的是前景中的类。在传统世界观认为神圣的地方，类形成了一种不被怀疑的融贯整体，在本体论层面上被当成是必然的和实在的。

当现代理性将形式化介入于手段/目的关系中时，手段和目的相互之间以及手段和目的与各自生活世界的来源就被分隔开来，以便它们可以在任何情景中得以展开。这与科学形式化的平行关系十分明显：“技术是生活世界中的形式逻辑的运作。”①常规的类被分化为零碎而无法形成融贯的整体。与融贯的整体相反，各零碎之间的关系相互冲突而难以和谐。背景的不可视性以及对常规的本体论处理都变得问题重重，因为技术既不被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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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 54.

组织，又无法整合为全体。

启蒙运动的原初计划建立在如下的预设上，即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物质上的进步，最终也会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在传统世界观和目的占据主流的域境中，形式化和工具主义的确在物质和道德这两个意义上都是进步的，但是，一旦传统世界观被击败，科学和技术无法超越其批判性角色而去替代传统。当它们想去替代时，会给予任何具有一般性的目的以合法性，同时将选择和完善的功能交给不负责任的技术治理。这标志着工具理性在对神话-宗教世界观祛除神秘中扮演进步角色这一阶段的终结。“20世纪人类整体进步的信念正逐渐式微，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推动手段进步的思想方式处于相互冲突和自我毁灭的状态中，难以拯救技术目的(即使在手段层面上的真正进步的确发生过)。”①安格斯将此称为工具理性对启蒙运动的贡献的“逆转”。更高层面上的原则本可以克服逆转，但这种原则在科学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性地被抛弃了。

然而，形式化不仅引发了危机，也提供了解决危机的可能性。肯定传统世界观与技术的普遍化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摧毁传统世界观打开了对生活世界的多重视角，使得知识的独立范围得到发展。在传统域境中，只有一种观点被接受，因此，它所选择的目的具有普遍性。但是，现代社会认识到目的只是对可以合法地持有哪些不同意见的约定。因此，随着工具理性的胜出，生活世界中的实践域境变得可被思考，对之可进行批判性判断，这就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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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13.

诺了一种解决方式。

对域境的认可，并不是简单地回归直接性。现代的理想知识状态遵从形式规则，但是工具合理性无法提供合适地选择规则的标准，这是危机的来源。只有非形式化知识，一种展示理性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对理性修正后的理解，才能克服这个危机。由于形式化用变量来替代所有可能的对象，它只能非直接地、通过对不完整性和预设的批判，来与生活世界相关联。批判判断在形式化知识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中找到基础性的偶然因素，它展示了形式化的局限，取消了形式化通过遮蔽其他认知方式而获得的普遍性。

在这一点上安格斯本可以引述卢卡奇的资源。他的进路与对资本主义方式予以实践批判的去物化概念暗合。他所引述的是阿伦特的反省判断。这使他可以进入首先由卢卡奇探索的领域而无需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预设。使用阿伦特的资源可以看到，转向共享经验是一种寻找主观合理性替代物的尝试。①

我将在第七章更为详细地讨论阿伦特的理论。简单地说，阿伦特试图对康德的判断概念予以创新地发展。康德区分了具有从属性质的“决定性判断”(determinantjudgment)与被他称为“反省”(reflective)的判断，即从殊相推导共相的判断。后者涉及了对象与概念之间关系的想象性重构。个别经验因此在反省判断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个别经验示例了判断想要获得的共相。阿伦特将此概念运用于政治性知识和争论中，她认为在其中发生了类似的从殊相到共相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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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阿伦特与批评理论的关系，参见 Lars Rensmann and Samir Gandesha，eds.，Arendt and Adorno: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特别是第一章。

安格斯在自己的论据中使用了阿伦特的反省判断的概念。“技术忽略了它在其中运作的实践世界的意义。新启蒙需要认识到个体例子以及被定义的目的未被阐述的域境，都是很重要的。”①反省判断可以处理工具理性的局限。然而，要达成此目的必须要摆脱阿伦特对技术(techne)与实践(praxis)的传统区分。这个区分将技术从伦理政治圈子中分开。然而，启蒙运动与科学和技术的兴起完全纠缠在一起。阿伦特的区分使得其中的关系难以获得理解。②

而且，阿伦特将公共圈子当成事实。她把民主争论看作是独立于争论内容的理所当然。与此相反，安格斯认为，公共圈子不能被当作先于其历史的本体论预设而被引入。公共圈子由启蒙与前现代世界观之间的批判性关系构成。它并不是批判的预设，而是在批判过程中形成的。现代性的危机只有通过在批判工具理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公共圈子来解决。

作为这种批判基础的判断并不会抹杀工具理性的成就。事实上，安格斯坚持“工具理性意味着也依赖一个未被阐述过的判断概念”。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代性中的手段/目的复合体的形成是可识别生活世界中的潜能的隐含判断的结果，即使判断行为未被有意识地理解为如此或诉诸公共讨论。隐含判断的概念可通过解释灵活性的建构主义概念获得更清晰的理解。目的不仅是给定的，也是从行动者对他们所认定的问题的参与过程中涌现的。启蒙在今日要求给出工具理性的“完整概念”，在其中包括判断——解释——即它在技术中的运作。①作为工具理性的隐含判断现在应该更为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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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gus, Technique and Enlightenment, 100.

②Ibid.，120.

③ Ibid.,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