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判断可以对之前认为是绝对的东西去物化，并且展示它们不过是自我和世界构成的过程。这意味着技术回到其起源，并在目的和技术所起源的生活世界之间建立联系。原初的域境留下了确立手段的痕迹，我把这些痕迹称为设计代码(design code)，判断可以把它们解释清楚，但它们无法通过任何形式化的科学和技术专业建立其合法性。实际上，它们是本书前几章中对科学和技术的经验研究的对象。

结论：价值与事实

我们已经论证了格式塔变换概念和合理性的主观形式与客观形式之分的连续性论题的后果，这引导我们到达建立技术体系的新政策理论的入口。第七章将详细讨论这个理论，在此可先做一简单介绍。

对技术体系进行成功的公共干涉在占主流的实证主义对合理性的理解中是个谜。然而，这些干涉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频繁，并已产生建设性后果。主观合理性分裂价值与事实的要求在实践中被否定。价值与事实只是在理论中才能被严格地区分。在日常生活中，它们就像在昔日亚里士多德那里一样是混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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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 139.

在生活世界中，所有事实都与价值相关。其中有些价值具有道德内容：友谊、民主、健康、童年。与此类似，负面价值也会附属于一件简单事实之上，如供应水中的铅。功能性对象同时既是它们是什么也是它们为了什么。就像下一章要讨论的，功能性穿越于价值与事实分界线的两边。每个描述性范畴都携带着规定性的意涵，意味着一个可能的义务范围。只要给出这样的描述，我们就记录下相应的价值意涵。这个双重特征事实的和规范性的—运作于技术领域就像运作于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样。规范性维度并不像我们从政治哲学家的研究中读到的那样，可以在理论的天堂中从技术体系和从日常经验中切除。

阿多诺曾得出悲观的结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后期经验会被商品化彻底腐蚀，而大众媒介也不再能够为任何替代性价值提供试金石。尽管有大量的证据支持经验的确被腐蚀了，但其结果并不是那么绝对。我们已有通过基于经验证据之上的民主干预而获得进步性变化的重要例子。阶级冲突持续存在，尽管其范围和强调有所减少，但远未获得解决。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很多种类的公众干预：计算机系统中的黑客行为，法律诉讼，听证和论坛—特别是围绕着环境问题，在科学实验与技术设计中也有非专家的公众参与。

尽管它们的规模和效果还相当有限，这些对技术合理体系的干涉扩大了公众范围并引导了技术发展。然而，它们被政治理论家系统性地忽略了。而在它们被注意到的地方，抵抗并没有被辩证地看待，而是从占主导的行动者单方面的视角来看。从这个视角看，合理性代表着对无知和无序的反抗。大众经常出错的事实并不比科学实验经常失败更加稀奇。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成功的部分。

第五章 技术体系时代的理性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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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说明成功的理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对设计和再设计的社会性说明，就像本书第一部分展示的那类说明那样；对公共争论参与者的一般性利益的说明；以及对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的日常合理性之间对话的描述。

参与者的利益现在常常被重塑为吸收更多公众参与的正义性问题。我在前面几章中曾讨论过人行道斜坡的例子。所有技术体系的争论都经历了类似的轨迹：从利益到权力。关于合理性形式的对话改变为由对设计的政治抗争所引起的实践性对话。这种抗争并没有让技术体系坍缩为生活世界，或让生活世界坍缩为技术体系。这种抗争引发了超越合理性各类形式区分的调解过程。对技术体系合理性理论的研究最终会对专家知识与非专家知识之间互动的逻辑关系形成新的理解。

对于技术政治的一般性理解上的变化要求改变技术概念本身。技术不再能局限于狭隘的功能主义，仅被看成是装置与系统的无中介参与的运作。从批判建构主义的观点看，设计中社会性的角色十分关键。设计牵扯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但它也牵扯了在未决定的各种因果选择中做出选择的社会意义。这两方面的组合决定了设计代码和特定特征，并为设计结果带来了特定的形式化偏向。

在前现代社会中，因果特征与意义在工艺传统中被无缝地组合在一起。在现代社会中，技术行业中物化过的形式化合理性与对技术的经验之间存在着论述层面上的局部分离，然而，在人造物和系统的物质实在中，它们相互渗透。技术体系的政治依赖如下事实，即技术圈子里的规范性特征要求某种技术心智的独立性。在公共争论中，规范性断言的形成常常是为了反对已有技术手段下做出的设计，以要求在相应的因果层面上予以修正。这种断言并是基于技术规训，而是基于对技术体系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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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说明了科学对日常合理性的精致化，但在民主的干预过程中精致化的方向倒转了，因为生活世界试图对科学-技术规训予以再定义。第二章曾论证，这种倒转是可能的，也不会失去有效性，因为合理性在它的社会技术展开中总是依赖域境。①

判断理论在这里得以介入，合理性标准具有二重性。对于一个技术专家来说，一致性标准具有一个单纯的技术意义，但在生活世界中，同样的概念扮演了规范性角色比如，要求对所有公民予以一致的待遇。这种要求在公共场合被提出，将个人问题重新定义为有关正义的事务，同时，这种要求也提醒了专家，因为它所提出的辩护自己的概念也具有技术性的一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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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非常清楚的是，这是合理性的社会性、而非认识论概念。韦伯，而不是弗雷格。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判断是以社会性方式安置的。“一个事物自身不会是非理性的，除非从某个特定的合理性观点来看。”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of Capitalism, trans. 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s, 1958), 194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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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发展技术体系中进步性变化的道德基础的理论则超出了本书所涉及的范围。关于正义的诸多理论与诸多世界观一样，在公共领域中竞争话语权时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尽管它们努力摆脱如此的命运。经验展示了在“善”的层次上不存在超越所有争执的“不可侵犯”的“权力”层次。

专家和非专家行动者都没有垄断合理性的权利。合理性被分配在专家与非专家、事实与价值的分界线两边。这并不意味着分界线是不实在的，它们很显然是实在的：没有它们就没有现代性。但是，它们可被渗透，并在实践中允许转化，尽管目前我们还未形成对于转化的充足理论。想要发展这个理论，可以从分析技术体系的形式化合理性与规范性的双重特征入手。

下一章对功能概念的分析提供了发展该理论的起点。我要对功能的分析理论与隐含在海德格尔和卢卡奇的研究中的现象学理论之间的不同做出批评性讨论。我在第六章中提出工具化理论，并在第七章中详细地解释它，以便用当代的判断理论来说明技术政治的本质特征。第七章也会将安格斯在阿伦特那里找到的判断理论具体化。通过应用技术政治这一具体例子，我的论据会展示科学技术的经验研究对批判理论的相关性。

(黄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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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批判建构主义中的功能概念

引言

现代性理论一般来说会对围绕着工具合理性来组织现代社会感到遗憾。无论将其称为集置(Gestell)、物化还是技术合理性，批判的对象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这个进路隐含着关于功能性的特性与局限的预设。功能和功能对象在社会生活中自然有其位置，然而，这些批判指出，现代社会把所有事物都看作为功能。功能性理解变成了一种普遍性视角，一个对象构成的先验原则，并常常招致灾难性后果。

引起现代性危机或病态的功能性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功能的特性。这项工作最近几年已由分析哲学家着手进行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们未能涉及社会域境及其后果。在本章中，我要简短地检查他们的立场，作为导论来引入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隐含的功能理论及其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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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关于功能的诸理论

什么是技术对象？当人们用岩石来砸裂贝壳时，岩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人们摇动一根树枝，来使树上的水果掉下来时，该树枝会发生什么转变？很明显，这些简单对象的客观性质在它们的技术使用中并未发生改变。它们所获得的功能纯粹是关系性的换言之，如果人类不在实践中赋予这些对象相应的角色，它们的功能就不存在。技术功能的赋予并非随意的；这一点与语言意义的赋予并不类似。对象的性质也是重要的：它们部分地引发了对相应对象的选择。树枝正是因为其重量与长度才获取了其采集水果的功能，岩石也是因为其硬度才有打开贝壳的功能。技术对象用一只脚踩了两个世界，它们的功能汇合了一个人类的意向世界和一个客观性质的世界。

对技术功能的诸多分析理论尝试着分解出这个关系的精确特性，有时强调客观性质，有时强调人的意向性，而最具说服力的理论则在这个关系的两边获得平衡。这些理论的目的是要说明工程师们如何使用“功能”一词，或日常言说如何使用该词，或在上述两种域境中理论家如何可以识别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一进路为了获得精确的概念分析而将功能中的许多社会和文化特征抽离出去。

威伯·豪克斯(Wybo Houkes)和彼得·弗尔玛斯(PieterVermaas)提出了“使用-计划”或ICE功能理论，试图综合诸多分析研究成果，将之归入他们称为“二重性”(dualnatures)的图景中。①在他们的理论中，功能性的主观一面是指构成使用-计划的信念与目的，而客观一面则由特定的物理性质组成。合理的使用计划预设了关于性质的信念，这些信念建立在直接经验或由专家提供的信息之上。“总之，我们分析人造物，将之看成拥有两层特性的对象：它们是具有意向性特性和物理特性的对象，同时又是可被使用的、人造的对象。功能性描述与前者即意向-物理二重性是相关的，因为这些描述允许使用者和工程师联结或分离对人造物的目的性和结构性描述。因此，技术功能是个有用的概念，可以作为对人造物的两种特性的概念联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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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理论中的计划概念不应取其字面上的意义，而是应该理解为跟随事实的重建人造物的方式。弗尔玛斯和豪克斯允许非形式化和不完全的意向，因为它们比对详细计划的事先斟酌还要常见。这个理论经受了出于不同考虑的检验，比如它是否能区分“合适的使用”与不常见的、突发性的使用，以及它是否能够说明有用对象的功能故障。

尽管我同意功能的归属无须预设信念，我想更好地理解当以技术意向面对世界时我们如何行为。在这种特殊的信念下，主体在面对对象时会产生怎样的倾向？它与科学、商业和游戏域境中所追求的信念有什么不同？我要展示的是，回答这些问题牵扯到对特定种类对象的理解，而这些对象是功能归属以及相应的主观性形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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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ICE”指组合意向、因果和演化(intentional，causal，and evolutionary)的功能理论。 Wybo Houkes and Pieter E. Vermaas, Technical Functions : On the Use and Design of Artefacts,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vol. 1 (New York: Springer, 2010); M. Franssen, P. Vermaas, P. Kroes, and A. W. M. Meijers, eds. ,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fter the Empirical Turn (Berlin: Springer Verlag, 2016)。另一个综合了大量功能研究成果的重要例子可参看BethPreston，“WhyIs a Wing Like a Spoon? A Pluralist Theory of Func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95, no.5(1998):21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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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Houkes and Vermaas, Technical Functions, 11 - 12

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二重性理论有平行的地方。我自己的“二重性理论”研究计划起始于1975年，应弗雷隆(FredericFleron)之邀参加在塞尔贝罗尼(Villa Serbelloni)举行的“技术与共产主义文化”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开始严肃思考技术的本质。那时在社会科学领域，技术决定论是主流论题，决定论者坚持对经济的民主控制与技术“指令”(imperatives)相冲突。我反对这个结论，也反对技术手段是价值中立的概念。

会议报告中的一个注脚总结了我从那时开始发展起来的论据：“我倾向于保留技术方法’(technique)一词来指称技术元素如杠杆、轮子、电流等。所有这些都是对自然的客观知识的中立应用。这些元素就像语言中的词汇；它们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具有不同意思和目的的句子’。技术’一词被定义为发展起来的技术元素的整合体(ensemble)，其整体要大于组成部分的合集。技术在选择和组合构成自身的中立单位时满足对目的的社会性标准。这些社会性标准被理解为体现于技术之中，而不是对中立工具的一种外在使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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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drew Feenberg, “Transition or Convergence: Communism and the Paradox of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and Communist Culture: The SocioCultural Impact of Technology under Socialism, ed. F. Fleron (New York: Praeger, 1977) , 114.

批判建构主义是对这一早期洞见的发展，我将之称为技术的双面理论(double aspect theory of technology)，并隐含地指称身心关系的双面理论。当笛卡尔把心灵与身体分开时，他把身体交给了机械领域。对技术的纯机械说明导致了朴素工具主义或技术决定论。我试图推翻在理解机械化自我领域中的笛卡尔二元论。①

因果性与文化在功能性中相互交叉。我意识到在日常定义中文化包含了因果关系的知识，以及其他各种信念。我在此直接采用对这些词汇的日常理解，而不再停下来去梳理这些概念。从日常理解的观点出发，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信念的形式与来源：因果性涉及了“如果……那么……”关系，在其成熟的应用比如技术之中，该关系可以被技术规训所识别或说明。文化描述了意义系统以及社会或社会团体最具特色的实践。因果性与文化之间的区分已固定在现代社会的技术规训的分化中，这一社会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常识的区分具有某种有效性。

分析讨论强调了因果性与文化之间互动的认知特征：功能的归属建立在主体的如下信念之上，即相应的材料拥有可被使用的自然性质。批判建构主义关注相同现象的社会特征。一个理论是行动-理论性的(action-theoretic)，不仅因为它关注了行动者的信念与意向性，也在于它能够把功能性的主观与客观条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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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78, 83; Feenberg,"Subversive Rationalization: Technology, Power, and Democracy,"Inquiry35, nos. 3/4(1992): 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