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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过程来分析。①
这个过程超越了现代社会中人造物的典范性领域。我在前几章中曾论证,技术人造物所遵循的规则,符合在创造人造物的技术专业中可被识别的因果关系。这些技术专业受到社会利益与文化预设的影响与指导。经济领域也类似地由相应规则指导,这些规则创造了技术操控物资与市场的机会。与技术人造物类似,市场由行动者按文化预设和政治影响来设计。在创建根据形式上类似于自然定律的规则所定义的案例中,管理也类似。支持这些过程的背景中有管理科学,它对管理所起的作用类似于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对技术所起的作用。
批判建构主义坚持对功能性的现象学研究。对功能的分析理论把“二重性”之一等同于自然主义设想的事物的客观特性,批判建构主义则关注从技术规训如何导出客观性特征,其中,技术规训能辨识这些特征以及它们所支持的用户体验。这不是相对主义,这里的要点不是认识论,而是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对刻画技术领域特殊类型的客观性进行社会分析的基础。
社会建构论研究展示了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所处理的问题依赖于行动者的解释和对设计的影响力。解释以及相应的功能依赖文化框架,在其中行动者理解自身的需要以及环境的制约。因此,功能必须被安置于文化和文化所支持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中。它对作为社会的合理性形式的现代性概念,以及对相关的进步概念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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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德·卡万纳格(Ted Cavanagh)研究出一个应用该理论进行建构的有用的例子。当时的理论词汇与今天有些不同。我在早期版本中把因果性和文化称为“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工具化过程。这引起了第二性工具化过程与再发明过程的混淆。再发明过程是个创造性地将原物做出改动的过程,它发生在技术人造物进入公共领域之后。而我的原意是描述所有设计中的互补性特征。参见TedCavanagh,"Diverse Designing:Sorting Out Function and Intention in Artifacts," in Philosophyand Design: From Engineering to Architecture, ed. P. E. Vermaas, Peter Kroes,Andrew Light, and Steven Moore(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9), 3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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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建构主义中,海德格尔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是其中翘楚。两人对技术的研究都体现了功能性隐含的社会概念。正因为如此,他们持有与分析哲学十分不同的本体论。他们使用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词汇来理解功能性对象。对象不在任何常用的意义上成为“实在”,而是与理解和意向相关联。但是,对象也不是主观的;它是知觉中的一种视角,是实在片段的一个有序的横截面。
这种对象不是物理性质的简单叠加,它可被称为“相关性结构”(relevance structure)。这种对象概念与分析哲学家对功能归属中物理性质的关注并不冲突,而是呼吁重视具有倾向性的选择,即倾向于选择这些而不是那些性质。对大陆传统的技术哲学家来说,人造物是这类选择的对象。关于这点,我还要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选择不是由个人意识做出的,而是由建制的、通过技术规训的运作而做出的。
下面我要讨论在海德格尔和卢卡奇那里,建构技术对象与主体的过程。我将把两人的论据人为地分割为功能理论中的构成性元素,这样做会让他们的理论拥有更丰富的内容。尽管海德格尔和卢卡奇已十分接近功能理论,我们的分析展示他们仍遗漏了许多部分。在讨论他们的理论时,我会指出这些遗漏的部分。本章最后一节将把分析结果汇聚起来,形成我所称的“工具化的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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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海德格尔的技术功能和世界
海德格尔发展了两个技术人造物理论,早期理论基于技艺,后期理论关注现代技术。表述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早期理论是对日常技术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研究。海德格尔的“世界”一词意味着一个有意义实体的体系,该体系可追溯到能够解释环境、斟酌目的并且行动的能动者。这种现象学的世界概念应该与日常的、自然主义的概念区分开。这是因为这个概念预设了意义与意向性,“世界”不像日常理解的那样是所有实体的总和,也不是自然科学所理解的宇宙论的研究对象。日常和科学将海德格尔称为“世界”的东西看成是一个主观性质的体系,其中并无本体论意义。然而,海德格尔把他所理解的世界当成是本体论层面上的基础概念,并宣称日常和自然科学的理解都建立在这个基础概念之上。
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是一种“生存论性质”(existentiale),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范畴”,而不是人类存在的一个范畴。这种范畴的普遍性忽略任何特殊的文化界限,以人类与其所是的关系来定义人类。一般被称为文化的东西被当作另一种生存论性质入场,被称为dasMan,即“常人”。该词的语言学游戏的含义很简单:常人说了文化中所有明显的具有确定性的东西,因而无法被归属于任何特殊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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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对世界性的分析试图克服现代哲学传统中的主观客观二分的本体论。世界最终指称了海德格尔重构后的主体此在(Dasein)。在狄尔泰的影响下,海德格尔最初把此在称为“实际生活”(facticallife)。这个名称显示了他的主观性概念与传统概念之间的两点区分。一方面,主体没有被看作是一个精神实体,一个实体化的思想,一个我思(cogito),而是一个生活存在,一个本质上与环境相关的存在。①另一方面,生活应该从内部作为存在方式,而不是从外部作为对象来把握。此在意味着生活与它的世界和自身的生存关系。
《存在与时间》用车间和它的工具为模型来说明世界的概念。②车间的例子展示了他所称为“在世”(being-in-the-world)中的单一主客关系。工具因与工作和使用者的目的而联系在一起,各种工具按照自己的潜能排列形成一个整体,工具的功能性按照它们在整体中的位置而获得。“在设备的生产中,计划在事先就已由设备的服务性(Dienlichkeit)所决定。该服务性事先由对设备部件或整个机器可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来调节。整个设备只有在特定域境中才能认定它是什么、采用哪种方式。这个域境取决于每个案例中所有涉及的因素(Bewandtnisganzheit)。”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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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像在西蒙栋那里,这里很明显受了岳克斯库尔的影响。
②对工具的讨论主要参见 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J. MacQuarrie and E. Robinson (New York:Harper&. Row,1962),pt. 1,sec. Ⅲ。在世界关系 中的区分的深入讨论见 Martin Heidegger,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World, Finitude, Solitude, trans. W. A. MacNeill and N. Walk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t. 2, chap. 3。
③ Heidegger,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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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是一个指称此在世界中实体的系统。常人或文化确定指称的词汇,此在与工具属于共同的整体。构成在世的是技术人造物和人在技术网络中心的作用排序之间的联系。海德格尔称此系统为“意蕴”(Bedeutsamkeit),将它看成一个意义空间,在其中特定的使用与计划得以运作。
海德格尔也把世界定义为“在其可通达性中的存在”(beingsin their accessibility),①“可通达”指可理解、可持有、可引起行动。因此,我正坐的椅子,不仅是一个对象,也是被我当作一把椅子的对象,即坐下意向中的对象。与椅子的这种关系,在我要离开办公室前,在椅子上堆放的纸张中,就不存在。这些纸张由椅子支持,但不是作为可坐的椅子。此在建立的意义关系与事物之间因果关系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是存在情景,而非事物的集聚。也许我们日常谈论与海德格尔的用法最为相似的表达是“作为舞台的世界”“中世纪世界”。这些表达不只是主观的,也不是它们所包含的客观事物的总和。它们与此在本质上相关,尽管并不完全还原到此在。
此在的基本特征与其自身的存在相关,这个相关性表现在此在的环境构成与自然科学所理解的自然不同。科学所理解的自然是知识的对象,其中所包括的许多东西都与生活主体无关。这种不相关性在客观思考中很明显,但并不是原初世界构成关系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拥有功能性指称的网络组成,该网络使得此在、此在的目标及存在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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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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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从此在的行动关系内部分析了此在和它的世界。行动者第一人称立场与观察者第三人称立场成为事物的焦点。行动者关注的是什么把对象连接到指称网络中。海德格尔的车间中的对象是单纯从其功能性性质来理解的。锤子是硬的,有一个合适手拿的重量,以某一特定弧度挥舞可击中钉子,这些是行动者在挥动锤子工作时锤子的“指称”。海德格尔说这就是“上手”(ready-to-hand)。它不是由铁原子组成,也不是工厂于某时制造,也不属于X先生和Y先生。这些客观上的“在手”(present-at-hand)当然对于观察者来说在原则上是可通达的,但是,它们在人造物的运用当中并没有被关注,它们不构成主体“世界”的一部分。
与行动相关的理解也不是明晰的命题知识,而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内隐”(tacit)知识,实践性知识,海德格尔所说的“统观”(Umsicht)。①统观是对象的一种解释性关系,它引发了而不是形成了意义。相应地,统观的主体也不应通过它对技术网络的涉入来理解。它不是一种不同的我思(cogito),一个纯粹心灵,而是一个沉浸于对象世界中能动的存在,并在本质上照管该对象世界。
世界最终的基础是世界的“所由”(for-the-sake-of),此在的同一性。这不是上手的网络中另一个工具性时刻,而是以特定的自我理解为资源去建立网络。此在的同一性是这类或那类存在,以及对其工具所赋予的意义。①比如,海德格尔的车间的例子就可回溯到木匠的同一性。社会角色一般来说是提供身份认同的基础,而身份认同则指定一个相关人造物的范围,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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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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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德格尔没有发展出一个功能理论,他的论据展示了功能现象的重要特征,并邀请后人沿着他开辟的方向去完成他的理论。他的本质性直觉是“涉入”(involvement)概念。他宣称实体必须是自由地通过进入指称系统而获得涉入。实体实现进入需通过那些能够让其获取指称关系的性质,我们今天将之称为对象的“可供性”(affordances)。海德格尔通过不同寻常的对生产的说明来发展这个概念,其研究对理解功能性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暗示。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主要关注的是日常行为而非生产。他对生产的评论因此十分简短,然而这些评论很清楚地将生产的材料与自然科学的对象区分开来。前者在它们为了特定目的被生产成一件特定的技术对象之前就已经从属于世界,②海德格尔并未说明它们是如何从属的。
最接近于形成生产理论的是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动力”(dynamis)概念的分析,③海德格尔把亚里士多德解释成一位现象学的支持者。用现象学词汇来表述,生产的物质即亚里士多德的“事物”(matter),可以自由地、以某种非特定的方式允许各种不同的使用。在这些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便消除了物质的含混性,即在原始未被决定的多重性的背景中,将多重性减少成为在某一特定的使用背景下的有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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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even Galt Crowell, Normativity and Phenomenology in Husserl and Heideg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8- 30.
② Heidegger, Being andTime,100 - 101.
③ Martin Heidegger, Aristotle's Metaphysics 1 - 3: On the Essence andActuality of Force, trans. W. Brogan and P. Warne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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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物质并不在所有意义上都是客观的,它们也不总是已成型的技术对象;它们通过其潜能属于世界换言之,通过它们能够持有或允许的诸多指称关系,而且,在它们进入特定的生产过程之前就可能与这些关系产生联系。在诸多潜能中选择一种的生产过程是通过一个将物质整合进特定指称网络中的潜能瘦身或限定(peras)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生产不仅实现了生产者也实现了物质的最终目的(telos),也许海德格尔也会认同这点。在陶器的例子中,海德格尔写道:“将泥土转化成为碗,泥土就是失去了它的形状,但根本性的是它失去了它的无形式化;它失去了一种缺乏,对此的宽容立刻正面地帮助了更高形态的发展。”①
上述理论的暗示可从树的例子中看出。在生长过程中,树属于有用对象的可能来源的世界,比如电线杆、木材、纸张等。把一棵树减少到单一可能性中的过程开始于将它解释为不同指称方式中的一个,然后将它脱离其自然环境,并把它与其他对象,如锯子、削去枝干、去树皮等联系起来。这些过程都与选择一个特定的参考系有关比如,将树当成盖房子的木料。树的某些有用的性质要比其他性质更重要。这些性质将木料与参考系的木匠、工具、实践和设计等联系起来。建筑计划的细节确定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最终,通过不断地限制树的各种可能性并盖好房子,最终获得一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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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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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功能是对对象所在的多重参考网络的一种简化。将对象还原到它的功能性特征也是将它置入意义世界的过程,这在盖房子的例子中是很明显的。从海德格尔对工具的描述中,我们也许只想到了锤子、钉子和木料,但我们知道房子的参考框架包括的东西远多于海德格尔的最小技术范围内的东西。
在最终设计中,木料会获得其他方式如美学特征、遵从商业规则等无法拥有的特征。企口板在美国建筑体系里是水平开口的,而在斯堪的纳维亚体系里是垂直开口的。商业规则和美学效果都会有所不同。房子也需要遵守法律规则,如地方立法所规定的建筑规则。这些额外的参考是建筑过程中的规范性调节,它们参与到不同阶段,继续缩小可能性的范围。它们抵消简单化,让物质以物质的面目出现。所有这些都可以包括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form)中,而我则将之称为“文化意义”(culturalmeaning)。通过这些调节,最终产品在社会域境即文化体系中获取其合适的位置。我们对功能性的狭义的一般性理解是从当下更为丰富的参考系中的一种抽象。
在日常非现象学语言中,这意味着将对象脱离其自然域境,将其潜能还原到有用的性质中,联系其他技术对象,将对象置之于人类创造的新的意义系统中,并以与对象在自然界所不具备的性质相应的规范来调节对象。但是,海德格尔并不接受这种常识性理解,因为它预设了对象还未参与到世界之前就已经存在。对他来说,首先存在的是实践性的关联,它是本体论上的基础。功能性在世界内运作,而不是在主体对客观自然的关系中运作。两者的区别对海德格尔来说至关重要,但对功能理论来说其重要性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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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理论的功能性概念可从豪克斯和弗尔玛斯的使用-计划概念中的功能归属的观念里表达出来。在他们的框架里,功能归属预设了如下信念,即对象拥有执行功能所必需的因果性质。这些因果性质是什么?很明显,它们并不是从一个对象的客观观点所能展示的总和中选取出来的,也不是无利益影响的客观观察的结果。主体无需考虑对象的相关性质。它只相应于海德格尔的“统观”概念中“信念”部分的一个小的子集合。
比如,将钉钉子的功能归属于锤子的这个人必须相信锤子足够硬。但这个信念对锤子具有偶然性,因为它作为木工的工具局限于车间,区别于在其他域境中对锤子的理解。这个信念使得功能归属把硬度当成锤子的功能性条件,排除了无限的其他潜能。锤子作为技术对象的肯定性性质因此也是一种限制,无论我们把这个限制称为世界的“构成”还是对事物的“信念”,它都是功能的本质性特征。
海德格尔的技术采用
使用-计划理论中对信念的分析概念是含混的。它既涉及了文化视角下对工具的目的论理解,又涉及了支撑现代技术的客观知识。海德格尔的早期工作承认科学的客观性,但并没有明晰地联系科学与技术。而是如我们看到的,他的分析建立在对技艺的存在解释之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出全面的技术理论,这个理论说明了科学如何依赖并支持对自然的控制与支配的实践性意向。就像早期对技艺的分析那样,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与实在的关系解释为一种本体论线索。然而,技术展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实在,在其中客观性作为一种决定性力量进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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