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海德格尔断言，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技术性的。它给出的“基础图景”是由遵从定律的事实组成的存在，它划出了可以被科学说明并被技术控制的对象域。在将经验还原为科学对象的过程中，量化是个重要的特征。在量化的基础上，科学建构了对世界的表征，并进行了预测以指导技术对存在进行改造。技术因此与《存在与时间》中的世界对立，世界是由与此在相关的所有上手事物组成。与此相对，技术是在一个在手事物的认知主体面前用机械的方式所实现的表征。技术是超然的表征以及如此表征的主体，对海德格尔早期著作中所描述的、处于涉入状态中的行动主体的胜出。

技术不再以早期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方式建构世界，而是把对象从世界中抽离出来，并将之在预先计划好的过程中还原为可得出预期结果的原始材料。现代技术“框住”(enframe)了人与自然，它“挑战”自然，并向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事物不再实现其潜能，而被剥光其性质即其自身的事物性(thinghood)后，被安置在技术体系之中。它们不再是与我们相对(Gegenstand)意义上的事物；它们已变成单纯的资源，一种“持存”(Bestand)。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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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式的技术理论将功能性看作是实质性实在的丧失。事物从它们的环境中抽离、被分解、被储藏、被移动、被转变后，去做各种非自然的事情。用海德格尔早期分析的方式来看，这意味着失去复杂的系统性以及使对象得以安置在世界中的中介一换言之，即失去支持技术实践进行操纵的意义与规范。所留下的只是事物与能量，最低限度的可被控制的东西。②“现代技术的特点是它不再仅是一种手段’，也不再仅为了服务’于他者，而是它自己发展了一种对自己的支配。”③

技术采用的理论对与功能归属相关的“信念”提供了更具体的刻画。前面曾提到，这些信念只是关于在技术环境中运作的对象的性质。海德格尔的后期研究对这个界限加入了遵从定律因而可被预测的性质。相关的信念必须包括定律的观念，在这个观念下对象可用来为某一计划服务。这说明了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与功能性相关的信念中因果性占据重要地位。海德格尔早期研究中描述的文化意义与重要性在现代社会被隐含的自然主义本体论掩盖了。技术采用理论也提供了一个现代技术主观性理论的梗概，强调了计划者超然性的认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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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H, B. Lovit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② Michael E. Zimmerman,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Technology, Politics, Ar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2.

③ Martin Heidegger, Holderlin's Hymn The Ister', trans. W. McNeill and J. Davi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4.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否定性评价预设了一个隐含的批评标准，即在他早期理论中对自然的目的论观点。但他在后期的工作中并没有去辩护早期观点。他从来没有为生产材料的目的论概念做过辩护，即使在他批判现代技术时。如果要这样做，就要回到前现代的“制作”(poiesis)，而海德格尔并不认为我们有可能回到他所称的“存在的历史”(history of being)。①然而，前进的道路也是迷茫的。

海德格尔的后期理论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困难。我们不太清楚他是否认为功能化改变了对象的本质，还是由于对象和人的关系在进入功能领域时所遭遇的物质转化而引起了变化。他举的例子是莱茵河上水力发电厂将河流转化为资源。②然而，这只是对具有发电功效的河流简单的功能归属，还是发电站所表征的实际上的物质干预？

受到海德格尔影响的当代技术哲学家一般来说仍然保持上述的含混性，却给出了更多具体说明。技术的采用是功能性的基本特征运作的结果。与功能视角相关的认知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削减了值得保留和尊重的对象和人的维度，然而，现代文化却将人造物的因果特征置于高于其他一切的地位。博格曼(AlbertBorgmann)举了家庭晚餐的例子，这个仪式性的场合已经被微波炉或快餐的影响而碎片化，只能保有晚饭最低限度的功能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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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136.

③ Albert Borgmann,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of Contemporar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105.

这些论据意味着超出纯粹技术限制的功能立场是一种精神上的灾难。理论家为功能域的局限性辩护，①该辩护回应了建构技术对象过程中的极端简单化，这种简单化无法相容于对象的诸多关系，这些关系支持对象拥有物质性并在世界中拥有的其特征。因此，这一立场的问题不在于功能的存在，而是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帝国主义倾向。

这类批评依赖对从中抽象出技术功能的人类域境的目的论解释。因此，焦点从技术本身转向了重整受技术影响的人类关系。这些批评提出改革建议，以保护人类关系不受到技术采用的抹杀。在这种方式下，对现代社会中尝试一般化功能性的批评，因被动性和反潮流的怀旧而获得保护，而这种被动与怀旧有时会威胁海德格尔自己的讨论。然而，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理论可以被社会批判所替代。我们可以很自如地进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领域，来讨论他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的技术哲学

卢卡奇是匈牙利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大多数作品用德语写成，并在早年参加了塑造海德格尔哲学的德语思想界。然而，两位哲学家的政治立场却十分不同。卢卡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在1923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部著作中，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性和黑格尔联系起来，其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的重建，用以批判当代合理化的社会。卢卡奇对法兰克福学派和梅洛-庞蒂称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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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rnot Bohme, Invasive Technification; Critical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rans. C. Shingleton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2) , 194.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预示了后期海德格尔的技术理论。两人都论证了现代性(在卢卡奇那里，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征是将整个世界功能化的倾向。卢卡奇将具体对象和前现代社会的各种关系，与被现代技术抽离后的产品和管理系统的非人性化效果进行了对比。②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更加强调商品化而不是技术，并坚持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在展示了世界大战中技术的绝对威力以及苏联对其承诺的背叛，海德格尔认为所有现代社会都类似。

卢卡奇并不比海德格尔对功能哲学更感兴趣，但是他的反思却为功能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含义。本章开始已经提到，功能性有主观和客观二重特征。海德格尔的世界性理论和技术采用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功能性的客观性层面，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理解主观性层面则更有用。而且，卢卡奇的理论明晰地分析了整个技术体系的技术特征，包括管理和市场。

卢卡奇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就像自然世界的一部分那样遵循定律。这是一种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一样受到技术操纵。他写道：“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很重要。所有人类关系(作为社会行为的对象)越来越多地预设了自然科学概念系统中的抽象成分和自然定律中的抽象基础。同时，这种行动”的主体也越来越多地预设了对人造抽象过程的纯粹观察者的态度，即实验者的态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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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 (Paris: Galli-mard, 1955). 海德格尔与卢卡奇之间的对比，参见Franck Fischbach，Laprivation de monde: Temps, espace et capital (Paris: Vrin, 2011), chap. 3.

②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97, 236.

尽管经济和社会体系与自然科学越来越相似，它们仍有一个原则性区别。在自然的情况下，定律是事实，而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定律的是人类行动的产物，特别是个人为追求其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大量自发性决定的产物。卢卡奇将资本主义经济称为“物化的”，是指它看起来像个客观事物，而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非意识的产物。然而，经济看似客观事物的外表并不是虚幻的。它具有实在的后果，塑造着人们的生活，引发人们去做将之再生产的行为。

经济定律与非意识地产生定律的技术操纵之间的循环关系，同自然中与人类行为无关的定律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②人们可以通过合作性行为改变体系，打破物化循环。去物化的实践与工人阶级革命是同义词。它不是根据定律进行的对经济的技术操纵，而是通过改变人类行为的实践基础去推翻这些定律。③

在卢卡奇看来，功能性主体并未参与到对对象的功能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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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 131.

②然而，难道科学家在发现自然定律的过程中不也是作为实验者参与到技术操纵中吗？当然是。但是，他们的行为无法自由地创造他们所发现的定律，相反，他们的目的制约着他们的行为。即使承认科学对象部分地决定于理论和实验设计，这种准超越性的决定与人们因追求个人或集体利益可以自愿坚持或放弃的行为不同，尽管这种行为的后果可被经验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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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Feenberg,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 Chapter 4.

卢卡奇将这种实践称为“冥想”(contemplative)，因为它并不打算改变对象而只是去操作对象。操纵预设了固定不变的对象定律，为了能够控制定律支配下的对象的表面特征。就像培根说的，“必须遵从被支配的自然”。①

从经济的视角看，这就等于接受了定律决定对象到底是什么的立场。这种立场在股票市场中十分明显。“冥想中”的主体行为在于去购买他认为可以增值的股票。主体将自身置于经济的定律性发展之中，而不是试图去改造这个发展。卢卡奇认为这是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模型”。②在机械生产过程中，工人与自我行动的机械机制的关系也是类似的冥想关系。官僚也是以操纵的方式在规则下行动而不是改变规则。主体在其行动的系统之外假设自己拥有“不可侵犯”的地位。

这是一个与世界的狭隘关系，对应着抽离了个人特性的狭隘主体，而被抽离的个人特性原本会带来成功的操纵。尽管给出了上述批评，卢卡奇并没有在原则上反对技术实践；任何社会无论怎样都需要技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但他相信世界和被狭隘化到技术测量的主观性无法成就人类的潜能。③问题是物化，即将技术的视野和后果的普遍化。

对功能的分析理论停留在个人对自然的技术行为的水准上，因此未能考虑支持行动的社会布置。功能的分析理论大致相应于卢卡奇冥想行动的概念。功能性主体的信念只关心他无法控制的定律，他只能使用而无法改变定律。这一点在物质对象中看起来是自明的，而分析理论中使用的大多数例子都是物质对象。这些例子对一个为了实现有意识的目的而参与一次行动的个人主体来说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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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ancis Bacon, "Aphorism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and the Kingdom of Man,"in The English Philosophers from Bacon to Mill, ed. E. A. Burtt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9), 28.

②Lukacs,History andClass Consciousness,83,98.

③ Ibid. , 6.

但是，功能性的范围远远地超出了分析理论所提供的如厨房用具、吉他和汽车等例子。就像海德格尔和卢卡奇论证的，技术和管理体系规定了人类行动的结构，因而不能被看成是中立的手段。它们尽管服务于人类生活，也塑形和损害了人类生活。卢卡奇把经济行为看成一种功能性关系的做法并没有错。进入商店，购买者遇到的售货员就是一位经济代理人。当然，在顾客和售货员之间也可能会出现超出功能性关系的好感或反感。然而，在正常情况下，交易双方为了各自目的按照相应的意向和相关信念“使用”对方。这一点在本质上并不是坏事，但千万次的重复后便建构了一个融贯的体系，即资本主义经济，它会迫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接受技术立场。

卢卡奇论证，我说的技术体系给生活和行为强行加上物化形式。该形式将社会对象碎片化和分割化，就好像它们是自足的事物，并像自然界的事物那样只具有外在的因果联系。物化形式是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结果，并且很适应对利益的追求。人类在其存在和需求中被迫卷入这种形式，而无暇顾及其后果。这个过程产生了一种潜能，也同时压抑了该潜能。人类会成为什么已经作为潜能而非现实性被安置在物化系统的关系中。革命就是为实现该潜能而斗争。因此，就像在海德格尔那里，潜能的概念再次提供了替代技术支配的可能。卢卡奇认为，当功能性关系是由有意识的集体政治性主体来确定时，这种替代就可能发生。然而，海德格尔的潜能来自古希腊，卢卡奇的潜能则要等待共产主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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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主体的冥想立场决定了他的身份认同。为了避免来自对象的因果反馈，技术实践中的主体将互动转变到意义层次。卢卡奇只提到两个例子，但其他例子很容易想到。他论述了记者和官僚都在他们的工作即被物化的系统中做出人格投资。这些中产阶层的个人拥有自我意识和对世界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中，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变成了个人的性格与理解力的局限。与此相对的是，工人的身份认同并不能由其工作来成就，因为生成过程只要求他们做出机械性行为。①他们在参与技术实践的过程中如果要形成身份认同，是通过认识到自己还可以扮演比所规定的更多的社会角色。因此，他们有能力成为挑战整个体系的发起者。这就是阶级意识的起源。

劳动阶层的发起者的角色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发明，而是根植于释放被阻潜能的去物化的条件中。去物化概念与海德格尔的如下描述有些类似，即从给定的常人参考中释放出原始决策的真正的决心。“这个决心正是揭露过程和对什么在此时是实际上可能的确定。”①的确，在高等技术化的社会里的发起者必须拥有创新性格，去打破枯燥的因循守旧。然而，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卢卡奇，都没能将之运用于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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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Ibid.,99 - 100; 也请参见 Richard Westerman, “The Reification of Consciousness: Husserl's Phenomenology in Lukacs's Identical Subject-Object,"New German Critique 37,no.3(Fall 2010):119。

无论是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还是卢卡奇的功能性主体及其实践的概念，其焦点都特别狭隘。卢卡奇没有理解原初发起者和创造性行动的社会想象的概念。然而，创造性对他所要面对的社会基础变革来说是本质性的。他忽略了想象力的如下作用，通过该想象力，个人可以超越其经济地位的狭隘的限制，并发起未被编入程序的方向，在其中去发现新的功能。无论对于拥有物化意识的中产阶级个人，还是对于能够超越处于不利境况下的自身地位的工人都是如此。尽管常被剥削和压制，原创的发起能力和想象力在资本主义中是强有力的力量，它们的重要性不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退。

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马尔库塞的早期研究为革命性的共产主义探讨了政治原创性的意涵。他对海德格尔和卢卡奇非同一般的综合将本真性概念和革命实践整合在一起。他的晚期研究通过将革命与想象的社会与技术体制联系起来而完成这一图景。就像在第五章所讨论的，技术现在直接进入到作为想象重构对象的理论之中。在其中，设计与引发革命性社会变革的价值相关联而成为课题。这样看来，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和卢卡奇未能发展出来的创造力、想象力和设计等课题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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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