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工具化的理论

为了说明作为自然现象的功能性，我的早期著作发展出我称作“工具化的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②这个理论说明了不同技术维度如何反映在技术主客体结构中。比如，对功能可供性的辨别，要求对受技术控制的对象的相关方面去域境化，以及对它与其他类似去域境化的对象的联系去域境化，以形成一个技术层面上的融贯体系。如同安格斯指出的，去域境化的特征必须与对象在未以技术视角为媒介的生活世界的域境中的完整实现区分开来。然而，对象无法通过这种过程还原为因果关系。一个意义系统支持着对特定特征的构成性选择，而不是支持同样可能的替代选择。功能只有通过融入到这种意义的参考系中才能获取其特殊性与目的。设计不可避免地反映着技术功能性的二重性。不存在单纯的技术；技术已经是文化的。

工具化的理论引发了对技术二重性的两种相互关联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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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发展。①

① Herbert Marcuse, “Contributions to a Phenomen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eideggerian Marxism, ed. R. Wolin and J. Abromeit, trans. E. Oberl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 , 31 - 32;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 228, 239 - 240; Andrew Feenberg, Heidegger and Marcuse: The Catastrophe and Redemp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chap. 5.

②早期的表述参见Feenberg，Transforming Technology，chap.7。近期的简洁表述作 为例子可见 Sara M. Grimes and Andrew Feenberg,“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search, ed. Sara Price, Carey Jewitt, and Barry Brown (London:Sage,2013),121-129。

首先，在对人造物和体系的设计层面，因果和文化功能性相互补充，并使得特定化成为可能。配置设计的解释性行为协调因果链接并获取社会意义。其次，设计不会一成不变。就像建构主义指出的，新行动者可以打开“黑匣子”，在新的要求下赋予对象以新的意义。拥有新意义的对象通过加入新成分与新体制要求而获得新的技术特征。这就是公共争论引起重新设计技术人造物和技术体系时所发生的。原始设计过程中未能参与的新行动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与理解发起变化。

表6.1总结了本章在讨论海德格尔和卢卡奇时所引入的功能性的各种特征。

对功能性的理解可区分两个轴线，一个是关于因果和文化特征，另一个关于客观性和主观性特征。从海德格尔早期世界性理论的思考中，我推导出如下因果和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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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对象从其自然域境中移走，除去其无用的性质，将之与其他对象关联。

●同时，功能性对象通过解释其新意义，融入一个文化体系，在其中接受它所进入世界的伦理和美学标准。

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中，我辨识出功能主观性的如下特征：

●在因果层面上，主体对技术实践的对象来说是自主的，但是它的角色决定了其身份认同。

●主体根据对象的给定“定律”来安置自己的地位，并有能力发起对定律的物化框架的超越。

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和卢卡奇的综合在主观化的列表中加入了设计一项。

我们不妨对表6.1做出更详细的说明。因果层次涉及的是对作为自然的客体和主体的建构，当然又是在技术实践的意义上换言之，遵从调节其行为的规则与定律。文化层次涉及人造物在其所属的生活世界中所获取的意义。这些意义在因果层次被设置好后得以获取，而且指导着设计所需要的因果链接的选择与配置。文化预设可被普遍地接受，就像在原始社会那样，也可因社会强权的压力而被迫接受。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压力直接由具有影响力的团体或社会建构论所说的“行动者”(actors)给出。

设计过程的因果和文化层面都是可用分析的方式辨别出不同方面。它们在不同视角下是可见的，却不能被分割并被并排地展示，就好像它们是处于外在关系中的不同事物。一个方面涉及了功能归属建立在规则之上的或因果性的基础，另一个方面预设了指导性的文化意义，这些意义决定对象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两个方面一起确定了在设计过程中哪些潜能被选择以及如何组合。两个层面相互渗透，也就是说，一个在人造物或体系中发生的因果关系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它对应了某一文化意义，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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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最简单的人造物，功能性归属牵扯到比主观意向更多的东西；它们决定了对诸多组成部分的选择以及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它们是一种设计。实现一个设计可通过不同路径，不存在一条指导从无数可能性中选择功能的普遍性规则，尽管所有选择都必须遵从因果原则。正是设计的这种偶然性和次决定性打开了技术政治学的道路。

上述对两个层面的区分可用来继续分析设计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语言中，我们会说“对象被展现为…”以及“主体自认为……”我们已经看到，对海德格尔来说对象可“自由地”进入世界。在日常语言中，这意味着对象的某种技术潜能的某种特征被显示，而主体也采用某一技术态度来对待它；换言之，再次使用海德格尔的词汇来表达，主体按照其身份或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所带来的关怀朝向对象行动。

功能归属要求的远比因果适当性的一般性信念要多；它也要求一种特殊类型的认知操作，即一种超出对象当下形式的技术心态，它从特定域境中对象拥有的技术潜能的视角来揭示对象。①功能性最终总是为了服务于社会行动者所选择的功能。在工具化的理论中，对象的功能操作的原始关联要求去域境化、还原与联合。技术潜能的显示需通过将其从自然域境中隔离，将其还原到可使用的性质中，并与其他对象相关联。在资本主义域境中，对象被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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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蒙栋写了一篇关于技术心态的十分重要的文章，但他受到想象出来的纯技术的干扰而在技术人造物的文化层面上犯了错误。参见Gilbert Simondon，“TechnicalMentality," trans. Arne De Boever, Parrhesia 7(2009): 7- 27。

对象必须通过处理才能被合并到一个人造物。处理过程的确侵犯了对象，将其从自然状态改变为生活世界，尽管自然的概念在不同文化域境中会有所不同。我们曾看到，海德格尔分析过这个处理过程，并将自然的概念以两种方式同技术发展的两个阶段相联，或者当作某一潜能的现实化，或者将之还原为原材料。

将一个技术观念实现为一个人造物或体系，需要通过指导去域境化、还原和关联的操作来进行。我把这些操作称为解释、调解和体系化，辨别一个技术潜能是一种特殊的解释行动。技术对象在海德格尔描述为世界的参考系，这个参考系由支持上手的因果关系相对应的意义构成。卢卡奇指出意义之间有其价格，而对象也有使用的价值。在这个层面上，对象属于生活世界，在其中与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其他特征相互关联。因此，对象必须同时拥有意义和因果关联才能进入社会性的世界。

工具化的理论所持有的基本技术态度把世界中的对象看作人造物或元件。这个态度构成的技术主体拥有我所说的三种特征，即自主的、持立场的和能设计的。

主体是自主的是指它能减少或延迟因果回馈，排除同情或认同，即拥有与人类关系相关的态度。技术行动的目的是改变世界，而不是技术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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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卢卡奇指出的，主体并不会努力创造某些新东西，而是根据对象是什么、会成为什么而持有一个立场，该立场打开其有用的潜能。这是个操纵性态度，即通过理解对象的性质、对象运动的“定律”来试图控制它。

主体通过组合在环境中找到的资源来设计人造物和体系。设计工作超越了只定位于这样的创新：只对规定新的行动模式的那些资源进行新的配置。

与这些因果相关的功能性联系的是技术行为的另外三种文化特征：身份认同、发起能力和预感。技术主体通过实践获取其身份认同。比如，他可被描述成为某种特定种类的使用者，就像我们称参与驾驶活动的人为司机。在广泛并长期的技术工作领域中，职业身份会通过不断重复的功能性参与而建立起来。海德格尔和卢卡奇都认为身份认同密切联系着技术主体与对象。

在所有例子里，对职业行为特别重要的是，技术主体受对未来预感的指引，具有某种自由或发起能力，能够发现物质的潜能。发起能力的范围在诸多例子中会有所不同，但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技术关系的特征。最低限度上，发起能力可被设计一个对象所能具有的行动范围来定义。但它可超出普通范围，激发新的设计。这既是设计工作又是使用者对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和再发明的基础。

设计要求指向未来的方向，一种预感姿态。因此技术与时代中的主体通过某种特定关系紧密相连。这个关系在作为未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中是明晰的。但它必须要在社会域境中更为一般化才能涉及技术本身。通过技术行动一些新事物开始存在，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主体将自身投射到未来。①创新性的发起能力概念也在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尔库塞那里出现，尽管该概念局限于与真实性和革命概念的关联上，而该关联具有存在和政治上的而非技术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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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与个案

工具化理论最初的形成是为了理解技术人造物的设计。在此领域中，它的应用是相当清楚的，然而技术体系中其他特征也与此类似。前面曾讨论过技术体系由三个建制性框架组成：市场、管理和技术。每个框架都相应于一种社会合理性形式。这些形式以存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合理性为模型，而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合理性又是合理性的现代观念的典范。市场可用数学来表达，管理将规则与个别事实的科学定律关系模型的案例联系起来，技术通过测量和计算寻找最优化和效能。工具化的理论经过一些改动就可以应用于市场与管理。在这三个领域里，技术控制的可能性按照因果和文化原则的组合被设计到对象和体制中。我在这里简要地展示工具化理论如何应用于技术体系的这些领域中。

先看市场上交易的商品。②商业有其自身逻辑，一般来说可被概括为以下四个原则：可异化性、排他性、形成对手和标准化。这些原则相应于技术的因果功能性。商业牵扯到对象的去域境化，在其中通过定义或设计，对象的形式可与其原初环境相互交换即“被异化”。在市场关系的层面上，商品化意味着对对象的设计会排除他者通达的可能性并阻止替代。标准化涉及了通过移除不同的具体特征而对对象进行简化。其结果即商品通过它在市场中的位置与其他商品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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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斯蒂格勒关于技术与时间的重要著作中的主题。参见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La faute d'Épiméthée (Paris: Galilee/Cite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 1994)。

②我在这里回应汤普森(Paul Thompson)富于启发性的论文“Commodification and Secondary Rationalization" in Democratizing Technology: Andrew Feenberg's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ed. T. Veak. (Albany: SUNY Press, 2006).

把对象当作潜在的可出售品的文化解释开启了商品化过程。接着是系统化和中介步骤，是商业化过程的必要特征。对象如果不通过交换中介与其他对象建立关系就无法被置于市场中。美学和伦理调节也影响着商品的设计，就像影响技术的设计一样。

商品交换的主观一面符合工具化的理论。商品的拥有者是自主的，因为通过将商品放置于市场，他们可以将自己区别于商品。他们可自主安置自己，因为他们可以选择交易的最好时间和地点。组成身份认同的是拥有商品的方式，包括地主、商人、店主，或作为消费者，一些相关因素如款式、性感、能力等。原创发起产生于商品拥有者的选择中—比如，改变商品或改变其生产、使用和设计的条件。

在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以及他的管理理论的应用中，已经在一般性的方向上预期了工具化理论的经济应用。管理意味着按照一般性规律安置和处理个案。去域境化和还原对这个过程十分重要。管理无法涉及具体人事域境中的所有人。无论管理如何“人性化”，它都必须在复杂的生活中抽象出能够从属于相应规则的个案。在这个过程中，个案的域境就被重新安置在由已有文化意义和调节定义的框架中。伦理调节常常由法律来表达，而且在某些个案如城区管理规则(zoning regulation)中，美学调节也会有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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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也有主观性的部分。令人感兴趣的是主观性特征会加倍，因为“个案”也会主动地去“处理”其个案以及相应的管理者。职业管理者的自主性十分明显，因为这就是他们所认同的身份。然而，被管理的人也可能对管理干涉所创造的境况采取超然的态度。这使得立场的持有和原创发起的作用变得更为复杂。管理者试图按某些标准方式来处理个案，或者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来处理一比如，获取某些附带利益，或审慎地改编严格的规则以处理含混性的个案。同时，管理对象也许会试着同体系“玩游戏”，以期能从个例中获取优势。

结论

技术体系是个试图控制自然、经济、管理或其他环境的技术实践领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环境被解释和构造为社会技术性的合理功能的整体。工具化的理论挑战了隔绝于社会性世界的社会技术合理性，并为设计和行为提供了更接近现实的说明。它扩大了功能归属与关系的域境，坚持对功能归属与关系的理解需照顾到技术、商业和个案的人性方面的“二重性”，即它们不仅是个人心理现象，更是社会性现象。功能性不是主观性观念，不是物质事实，也不是两者的组合。在定义现代生活最为重要的例子里，它是个社会性过程，在其中技术心态与文化或政治考量和制约相遇，以设计具体的人造物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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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功能化图景展示了为什么它是现代性批判的焦点。通过原初的抽象来建构功能世界，把生活经验和人类主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抛在脑后。功能性的各种补偿性特征，将价值和意义注入对象，都无法完全克服原初抽象的简单化。被功能化排斥在外的剩余部分转过来骚扰技术成就，因为这些成就未能照顾到对象和域境中最为重要的维度。这种疏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然和人类生活无法被还原为功能性关系。

直到全面功能化在后期现代社会涌现，非功能性关系一直主导着多数人类生活领域。然而，技术体系试图成为全盘性的方案。这个野心带来了三个灾难后果。技术关系聚焦于非个人化的、技术行动中与生活疏远的主体的力量，抵消了多重设置中的动态抗争，而这种多重设置正是个人关系和/或民主合作更为倾向的。功能性难以避免的盲点导致了如环境危机等问题，而对文化意义的技术操作也引发了对意义本身的虚无主义的怀疑论。

普遍性功能化的这些后果并不会简单地因复原技术中介的边界而得到缓解。现代社会已被完全技术化，返回“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技术世界内的格式塔转换可以回应危机以及现代性的病症。这需要对技术领域施以民主干预，去克服技术控制的自主性、进步的盲点以及犬儒主义的社会，在其中文化变成市场的一个分支。

下一章将系统地分析民主干预的合理性。在讨论过程中，我会回到本章所涉及的功能性归属问题，用以建立技术的政治学。

(黄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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