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第七章抗争的逻辑

引言

本章拟从修辞理论的角度论述对技术体系予以公共干预的逻辑。公共辩论的修辞分析在哈贝马斯审议式民主的理性主义理论之外展现了另一种选择，其目的是理解实际抗争的合理性，而非确立有效沟通的理想。类似的关切已使一些批判理论家回归第一代批判理论的主题。在这一章中，我依据的是阿尔贝娜·阿兹马诺瓦(Albena Azmanova)的理论贡献。将她的理论应用于技术体系，使我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获得了崭新的见解。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攻击了工具理性的霸权，并主张另一种形式的理性既可实现启蒙的梦想，又没有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必须承认，他们未能有效地阐明这种替代方式的本质。恰如第五章所讨论的那样，霍克海默只是简单地把主观和客观的理性并置在一起，而未对其加以调和。马尔库塞最接近为理性的新观念提供内容，但却处于一个不能令人信服的革命范式之内。为此，他受到哈贝马斯及其追随者的批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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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马尔库塞遥遥领先于他的时代。在建构主义之前很久，他已经处理了技术中立和决定论的概念。但他的论述是在政治末世论的语境中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技术会打破统治的连续性，彻底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尔库塞的论点不仅缺失研究现存技术的方法，且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技术政治问题。而后者有其充分的理由：直到他生命行将终结，环保主义开始成为抗争某种技术后果的主题之前，这种政治并不存在。但到那时，由于他的论点与无望的革命希望联系太紧密，以至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政治的气候下走向式微。

今天，技术政治已经变得平常，而马尔库塞的理论也可以用不那么夸张的工具化理论的术语加以重新表述。与马尔库塞的“双向度”本体论一样，工具化理论也是基于理性的规范性特征。在此立场下，主体的理性实际上非但不是价值中立的，而且在被迫适应资本主义所确立的“生活事实”的情况下，它一直就充斥着价值。这些“事实”已经体现在技术体系的设计中。客体的理性不再建基于世界观，而基于对逐渐改变的真正可能性的理性反思之上的历史斗争。

马尔库塞非同寻常的预见的确值得关注，但如果它们要在今天令人心悦诚服，还必须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起点加以重构。在本章中，我将建立工具化理论，进而据此提出一种社会技术合理性的动态概念。工具化理论的提出起初是为了从功能性的双重性质出发展开设计分析。在此，我将进一步阐述这个理论，以解释在对人造物和制度的重新设计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公众抗争每每以戏剧性的方式引人注目和令人改变态度，但为了影响设计过程，还必须与专家展开对话。若要产生影响，对话必须在对理性的现代理解的总体框架内进行。由此，抗争的合理性问题可归结为康德所称的“公共理性”在技术体系这一新的域境下的运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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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urgen Habermas,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in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trans. J. J.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技术与技术体系的建构主义进路使得决定论和技治主义的主张不再高深莫测，工具化理论的作用也是如此。但我们现在必须从消除神秘化转向对技术体系社会偶然性的政治意涵进行正面阐述。偶然性意味着技术问题有多个“正确”答案，它们取决于谁被追问，即取决于形成答案的兴趣与信念。公众的基本角色使其对寻求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与科学和数学研究做出了区分，这为我们将不确定性的判断与政治相关联开启了技术空间。

然而，要把技术消解为政治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上一章所论证的，技术的成功有赖于客体的客观属性。我们不能不承认，技术判断的独特性在于其既不是完全主观的，也不是完全客观的。这是对康德在其的第三批判中的反思性判断的概念的写照。反思性判断跨越了个人偏好与共同的基本信仰之间通常的界限，它并不为他者提供证据，而是迎合对方。这是修辞学而不是科学的领域，恰好是技术的政治理论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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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德所指的践行公共理性的人是“学者”，但在我的用法中，公共理性的践行者指涉每一位参与公开辩论的人。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用法不同于罗尔斯对同一术语更严格的定义。Immanuel Kant,“What Is Enlightenment?,”Kant on History， ed. L.W. Beck, trans. L. W. Beck, R. Anchor, and E. Fackenheim (Indianapolis, IN:Bobbs-Merrill, 1963),5。

判断的作用

专家与非专业人士、技术理性与理性能力的互动都发生在公共领域。人们提出要求并做出论证，这就涉及到修辞术了，亚里士多德将其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接受的说服方式的能力”。①他进一步解释说，理性论证“关乎我们所用的一般论题的主题，包括常见的道德、科学和政治问题”。②有趣的是，这一定义突破了现代性中被仔细区分的领域之间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的一般论题清单可谓不拘一格。我的目标则是更具针对性的清单，专门就技术体系设计进行辩论。这些一般论题是在设计和再设计中运用的理性概念和理由，它们基于阿尔贝娜·阿兹马诺瓦说的所有参与辩论者共享的“实践智慧的背景”(phronetic background)。实践智慧的背景往往是隐含的而非明确的，涉及那些明确提出的分歧背后的推论所运用的标准、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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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ristotle, The Art of Rhetoric, trans. H. C. Lawson-Tancred (New York: \_Penguin Books, 1991),74.

② Ibid. , 79.

与范畴。①

康德对他所称的“决定性的”(或“决定的”)和“反思性的”两类判断做出出了区分。他写道：“总的来说，判断就是把对特殊的思考纳入普遍的能力。如果给定普遍的规则、原理和法则，那么包含于其下的特殊之中的判断就是决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是给定的而判断必须为其自身寻找普遍性，那么这种能力仅仅是反思性的。”②

技术专家和雇用他们的机构的代表根据各种决定性的判断做出了许多决定，在这些判断中特殊从属于一般。现代社会世界大体是围绕这样的判断建立的，而不是像过去前现代那样围绕着基于习俗和传统的特殊经验法则展开。以技术规训为基础的合理规则的制定恰是现代治理的基石，无论在通常的政治意义上，还是在诸多日常生活域境中，标准行为都是由制度和人造物预先规定的。③决定性的判断使社会和自然过程的控制成为可能，对于高度复杂和相互依存的制度与技术安排而言，这是必要的先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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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bena Azmanova, The Scandal of Reason : A Cri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Judg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另见Ronald Beiner, PoliticalJudgme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141-143.在早期的在线教育工作中，CindyXin和我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共同立场”概念，即在讨论中，双方的默认假设和信念使他们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CindyXin and Andrew Feenberg,"Pedagogy in Cyberspace: The Dynamics of Online Discourse," Journal of DistanceEducation21, no.2(2007):1-25, doi:10.2304/elea. 2007.4.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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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W. Pluhar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1987),18–19.

③Steve Woolgar and Daniel Neyland, Mundane Governance: Ontology and Account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条件。

然而，公共领域的辩论往往不从原则上的决定性判断出发，而始于具体的伤害或不公正的经验，并将其作为较大的问题的实例。①这种经验的概括和交流涉及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判断。为了寻求对经验在公共领域作用的解释，汉娜·阿伦特运用了反思性判断的概念将政治辩论理论化。这背离了康德将此概念用于鉴赏力问题的初衷。美的判断以关于某个对象的经验为出发点，这些对象显现了一些关于世界的不确定的和非经验性的东西，但不能归入某个既存的概念。康德解释了美的判断特有的客观性，将其与单纯的偏好和对于对象的经验性质的决定性判断区别了开来。阿伦特借用康德的反思性判断的概念以维护政治的自主性，使其免受相对主义和技术统治论(技治主义)的侵淫。公共辩论自身被赋予为特殊类型的推理。

康德提出的多个其他概念也被阿伦特用于政治域境。康德并不期望反思性判断会产生一个如同科学真知一般可证明的结果，相反，他认为美的判断要求他者诉诸自身对事物的反应。这一诉求需要主体超越其私人感受而获得一个客观立场，即康德所称的“扩展的精神”(enlarged mentality)。理想化地认同其他可能的旁观者对美的看法，使主体免于个人倾向的束缚。鉴于思想与想象能力对全体人类而言是共同的，每个人所具备的某种“常识”会引发类似反应。因此，至少在原则上，人们有可能以某种既不同于经验证据也有别于共同偏好的方式，对美的判断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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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zmanova, The Scandal of Reason, 9.

阿伦特认为，如同美的判断一样，政治判断要感染他人就不能依赖经验数据，而必须能够共享常识。

阿伦特对反思性判断这个概念的创造性应用已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在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已重塑理性和正义概念的情况下，阿伦特的创造性应用则在政治理论的“语言转向”中发挥了作用。在此，我只关心理性而不提出正义理论。为此，我将在本章余下部分对阿伦特的创造加以阐述。但其中有很多困难。一些最新的研究重新界定了阿伦特的方法，旨在更好地解释反思性判断在政治应用中的作用。①

除了他自己所构想的例子，康德的反思性判断理论难以应用。通过自我满足的权衡对作品本身所做出的判断，一件艺术作品被纳入一般的美的概念。但当辩论既无法通过诉诸原则也不能通过其内在自足得以解决时，人们用什么来应对政治辩论中出现的这类微妙情况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阿伦特提出了典范(exemplarity)的概念，它具有艺术作品的某些特殊性和规范力量，而不包括那些孤立的单一特征。亚里桑德罗·费拉拉阐述了这一见解，认为基于实例的反思性判断并不完全独立于决定性的标准，而依然由它们所决定。他写道：“一般概念的相关性，似乎充其量只是指导或引向一种比那些可能滞后于既定规则的判断更开放的判断，而不及那些关于艺术作品良好形式的判断开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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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see also Beiner, Political Judgment; Ronald Beiner and Jennifer Nedelsky, Judgment, Imagination, and Politics (Lanham, MD; \_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Alessandro Ferrara, The Force of the Example: Explorations in the Paradigm of Judg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这貌似正确。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与本书所关心的东西有关，即技术体系中公共理性的作用与更常见的政策和法律上的辩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虽然阿伦特既未抓住其含义，也没有促使其政治理论的追随者对此有所认识，但她隐约预见到了这一差别。阿伦特写道：“然而，这个(公共)的世界与地球或自然是不一样的…它与人造物、人类双手的制作以及居于人造世界的人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更为相关。在世上共同生活的基本意涵在于，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它的人与人之间，就像桌子置于那些围坐其旁的人们之间一样。如同每一个在之间(in-between)一样，世界让人们相互关联，同时又将他们相互分开。”②

这段话提出了两个公共判断的领域：人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相互关联和分离”的“物的世界”，但只有前者出现在当代政治判断理论中。这种单向的发展可以从第一章讨论的实质偏见和形式偏向之间的区分来解释。

回想一下，实质偏向涉及偏见，而形式偏向则通过管理“物的世界”的理性程序得以强加。民权运动已经使我们惯于通过道德抗议反对人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中的实质偏向。在这些情况中，抗议的发生显而易见且不假思索。当黑人被要求坐在公共汽车后面或者使用单独的洗手间时，即使在受到普遍谴责之前，没有人会怀疑歧视行为的动机和意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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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essandro Ferrara, Justice and Judgment: The Rise and Prospect of the Judgment Model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 7.

②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52.

形式偏向则对人们受到歧视的主张设置了一个更复杂的障碍，因为它被嵌入到具有技术理由的标准程序中。识别物的世界中的偏向是困难的，而且说服其他人看到它的存在更不容易。面对这样的偏向，个体必须从他或她自己的特定案例出发，进而理性地“反思”其背后的偏向可能具有的普遍性，然后公开地传达这种看法。

例如，底特律的工程师和汽车公司并未首先指出烟雾存在问题，而是洛杉矶的市民率先提出了发展更好的汽车技术的政治诉求。他们得出这一结论，既不是通过工程咨询手册或医学教科书，也不是从原则中推演而来，而源自肮脏的空气带来的不便和危害的直接经历。他们以其自身经验为出发点，得出了技术变革的需求，这与工程师通常所遵循的过程通过应用现有技术知识最终解决问题恰恰相反。

同样，当黑人在按揭贷款中遇到“红线”歧视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服从种族偏见的个体，而是服从贷款分配体系的官僚主义者，该体系所依据的是风险与社区种族构成相关的假定。从个人的失望到对偏向的认识的飞跃是困难的，公众对体系存在缺陷的认识的统一也是缓慢的。在这一案例中，最终也出现了变革，而且在现在看来显然是合理的。但正义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态度的改变，它需要对技术体系进行再造，重新计算风险，重新定义社区总之，改变抵押贷款的整个理论基础。

揭穿形式偏向体系的合法性面纱，不仅对普通公众而且对政治哲学家来说也是困难的。这解释了他们为何偏好从实质偏向案例中得出的例子和问题。但随着技术体系的设计变得越来越有争议，这种偏好越来越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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