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论述的那样，技术体系只能通过格式塔转换从内部改变。第六章在功能性逻辑的双重方面展示了切换的基础。技术专家在任何技术变革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并不是孤军奋战。用户和受害者根据其经验和参与者的兴趣对他们涉入的技术体系做出评判。这些就是“定向”的反思性判断，可以经由两个方面得以分享：一是一般公众诉诸警示和权利主张等普遍化程序，二是专家将它们转化为技术上合理的语言与设计。①

决定性判断和反思性判断是理性的不同表现，适合不同的域境，但能够在公共领域进行交流。这种沟通是关于技术体系的政治的公共论辩的基础。在这一章中，我拟运用工具化理论来探讨在此政治的修辞结构中反思性判断的作用。我将展示技术公民如何将他们的利益转化为获得他人认可的理性主张，以跟随阿伦特与康德并参照西蒙栋，实现我们所称的拓展的技术精神。

双向理论

新的技术公共理性是什么？它不能被归结为社会技术合理性和理解为对手段适应目的的因果洞察。适应预设了功能性的先验构成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正是工具化理论在更基本的本体论层面所解释的。在这个层面上，操作和类型所扮演的角色既是技术性的，也是规范性的。实践中的社会技术合理性西蒙栋的技术精神—明确地表达了设计的因果关系方面，同时隐含地涵盖了规范方面。技术操作和类型意味着以更好或更糟的方式来执行技术操作，在他们所属的社会世界中设计人造物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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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errara, TheForce of the Example, 72-75.

工具化理论认为，因果关系和文化的功能化通过合理的操作在设计过程中汇集在一起。与功能化相关的合理操作是技术思想和行动常见的类型。例如，有用的可供性的去域境化取决于一种解释行为。解释的具体种类所涉及的是抽象，它允许将对象的各个方面从整体上隔离开来。一个类似的故事可以(且将会)用来谈论每种工具化。

抽象等操作不能脱离文化域境。必须有指导操作的指导原则，它们是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风格中提取的。其中有些指导原则是明确规定的，如区域划分的规则。而很多其他指导原则隐含在“实践背景”中。阿兹马诺瓦将这些称为“阐明和意义范式”。它们为实践中的合理操作所预设，隐含着对相关参照观点的阐明和对有意义的概念区分的描述。①

连接因果关系和文化水平的合理运作具有技术关联性和规范性的双重作用。例如，砍伐木材的技术合理操作在于通过将木材从自然环境中移除而释放其资源潜力，这是物质形式的抽象。根据木材在林业与建筑中的法律和文化意涵，树木得以构建为木材，而成为一种功能性人造物；而如果根据木材更适合或更不适合某项特定工作来评判的话，木材便被赋予了有用的品质。操作的结果兼具技术性和规范性两个方面，它们是对象本身固有的东西，而非与事物的外部关联像笛卡尔式的心灵与身体那样，通过某种技术松果体神奇地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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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zmanova，The Scandal of Reason，167.在私人交流中，亚历桑德罗·费拉拉在他的“面向反思性的判断”概念(Ferrara，ForceoftheExample，75)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对这一概念的阐述涉及到规范性原则，例如平等权利，可以在不确定反思性判断的情况下定位。也许这个概念可以概括为更少的道德范畴，比如我在这里提到的那些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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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的文化方面可能是约定俗成的，但是文化和技术之间的交会并不是任意的。合理性在设计中扮演着显见的技术角色。对于操控渗透在产品中的资源的专家来说，这似乎耗尽了它的重要性。其结果以纯技术术语编入手册和条例中。尽管参照这些合理性的规则汇编给现存技术及其社会安排提供了合法性，但其情况却更为复杂。

技术人造物和体系处于生活世界，它们在其中被普通人拥有或损害。当它们引发问题或困扰时，就成为明确的规范性判断的对象。这些判断激活了与原本主导技术功能构成相同或类似的合理操作和范畴。每个人，不只是专家，都有能力进行抽象等操作。在技术体系的生存斗争中，往往通过专家的反对者所表达的基于经验的判断，它们原初的生活世界形式中的理性原则被重新应用到技术体系中。①设计过程通过基于生活世界中出现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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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环境正义斗争的例子。参见GwenOttinger and Benjamin R. Cohen，eds.， Techno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Expert Cultures in a Grassroots Move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作的干预而重新激活。

这些原则的地方性版本不同于充满了明确规范性内容的精致的专家版本。它们属于福柯所谓的“被征服的知识”，可以批判地引用，以实现健康和正义之类的潜在可能性。因此，理性是矛盾的，不仅是技术工作的基础，还可以为规范性批判提供依据。这些非科学的判断有助于理解我所称的“合理的”技术体系，这个术语的常识性含义就是通过某种谨慎的思考，而不是在学科传统中展开系统的阐述。

例如，一致性等标准跨越了专家和参与者之间的界线，即使对它们的调用各不相同。技术人造物或体系建设中的资源关联依赖于从技术意义上寻求一致性，但在用户或受害者眼中，其结果可能具有缺陷。对技术专家而言，一致性具有纯技术含义，但在生活世界中，同样的概念也起着规范作用。例如，要求一律平等地对待男和女、同性恋、黑人和白人。在生活世界与现有技术不一致的地方，社会理性的双重方面促使技术发生变革。①

这种配置类似于雅克·朗西埃从1833年巴黎纺织工人运动的例子中得出的解放性斗争的概念。②工人和他们的工厂主之间的不平等是有目共睹的，但工人并没有把平等斥为幻想，而是要求予以实现。朗西埃以三段论的形式提出了这一要求—大前提：《1830年宪章》保证平等；小前提：工厂主对我们没有平等相待；结论：因此，工厂主违反了《宪章》。①这种推理不会导致玩世不恭，而是要求使结论符合大前提。这种情况被视为一个物质化的错误，而不是一个给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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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行动的一致性之类的逻辑范畴之间的关系，参见Roy Edgley，Reasonin Theoryand Practice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69) , 112 - 113。

② Jacques Ranciere, Aux Bords du Politique (Paris: Gallimard, 1998) ,84 - 95.

在提出要求时，工人们把自己置于与现行制度中的工厂主和其他官方参与者相同的话语平面上，从而摆脱了那些被剥夺理智和言论的人的全盘服从。但像“技术推理”这样的术语一样，“平等”这个词对处于从属地位的行动者的意义，当然不同于那些权威的官方运用。在这些用法之间建立起一致是一种政治行动。

通过协调具有文化意义的因果连接来配置设计的解释行为，可以在技术人造成物或体系发展的任何阶段重复进行，并且不存在确定哪些参与者可以参与的先验规则。对技术体系变革的反思揭示了其进步遵循的操作规范。这个过程借鉴了技术领域的基本理性操作，也构成了按照正义或人的潜能重构技术体系以寻求进步的斗争。这一斗争一旦成功，就会导致技术人造物或体系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个体的需要或承认其权利。

共同的世界

技术合理性的双重方面使与技术体系具有不同关系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事实上的和规范性的主张可以在辩论过程中得到协调。我将借鉴亚里桑德罗·费拉拉和阿兹马诺瓦的政治判断理论来解释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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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所读的文章是“Les Francaissontegauxdevant la loi, quels que soientd'ailleursleurstitres et leursrangs."http://www. conseil-constitutionnel. fr/conseil-constitutionnel/francais/ la-constitution/les-constitutions-de-la-france/charte-constitutionnelle-du-14-aout-1830. 5104. html.

阿兹马诺瓦反对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将政治哲学建立在一个独立于域境的正义概念之上的尝试。她批评了这种观念：在形式权利层面上的理性共识能够弥补在实质性世界观中普遍信念的瓦解。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对于评判社会安排的政治争论而言，没有一种不容侵犯的姿态可以凌驾其上，即便哲学家的权利所赋予的姿态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是放弃正义概念的理由。相反，作为一项针对压迫和歧视的公共辩论所涌现出的成果，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世界中。这就需要转换焦点，即从由特定的社会身份抽象出的积极的正义理论，转向反对不公正地对待身份低下的个体的抗争理论。“因此，批评的规范性目标并非就正义原则表达或产生社会共识，而在于揭示和消除不公正的社会历史模式。批判及其所引导的政治行动的恰当的目的是解放，而不是正义。”①

在这里，阿兹马诺瓦将自己与哈贝马斯、霍耐特(Honneth)及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之类的批评者联系在一起，他们试图恢复对社会与经济的支配和剥削的结构性根源的关注。这使得她不仅要消除普遍化的主张，而且要摒弃社群主义和社会心理的规范性概念。不公正无法通过承认共同体或个人具有特定身份而得以克服。相反，就其作为对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内结构性地位的刻画而言，身份与不公正是相关的。用以承认这些地位的标准来自由社会实践而非传统所形成的修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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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bena Azmanova, " Social Harm, Political Judgment, and the Pragmatics ofJustification," in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of Human Rights, ed. C. Corra-detti(Dordrecht，Netherlands:Springer，2012)，117。我意识到这些都是有争议的命题，当然，阿兹马诺瓦在她的文章和书中也为它们作了详细辩护。然而，不管她发起的辩论的结果如何，她的立场对我来说是有用的。要重申的是，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正义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技术统治论的教条主义面前，自下论证抗争的合法性在方法论是重要的。如果反科学的观念普遍发展到有损于大多数公共干预，这可能会发生改变，但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因此，阿兹马诺瓦对亚里桑德罗·费拉拉的观点—在公共领域中，论辩的规范性维度涉及呼吁对方加入一个拓展的社群—提出了批评。通过面向反思性的批评，一种共享的“高阶身份”(superordinate identity)将超越视角的差异。这种“自我一致性”的概念主张，应该始终坚持一个总体的社群标准或自我形象。①虽然费拉拉顾及到了变化，但在许多社群主义理论中，类似的概念导致了对现有社群不切实际的具体化。真实的社群并不是围绕着共同的价值观团结起来的，而被他们对许多共有事情的不同理解区分开来。因此，共同体不能被设定为共识的来源，而应是冲突和辩论不断更新的结果。

然而，虽然我同意对社群主义的批判，但在对技术体系的理解中，共同体认同的概念是有一定地位的。在技术发达的社会里，并非每个人都通过压迫和不公发现自己身份。通过行政和技术活动，很多人专业地服务于所谓的公共利益。这些活动将共同体正式界定的需求转换到工作体系和人造物之中。对技术体系的能动者(agents)来说，公共利益的定义表征了共同体对可操作的有效道德的自我理解。它为专业身份提供了规范性的基础，在动机和执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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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Ibid., 116.

类似地，现行制度的受害者将“人民”作为仲裁者，诉诸一般公众即“社群”，以迫使那些胜任者有所改变。在此域境中，对于挑战既有公共利益的定义而言，技术体系的抗争尤为重要，因而对共同体本质的界定以及为之服务的人的专业身份而言亦然重要。正义由变革而发挥其作用，但有更多因素参与其中：同样利益攸关的是社会及其成员的自我形象。我们是谁？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通过显著的变革，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得到了回应。

尽管它们可能是误导性的，但是身份和社群的概念在技术体系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同意费拉拉对技术体系的争论常常导致公共利益的重新定义，并因此改变了“高阶身份”，这种“高阶身份”贯穿整个社群，使不同意见的界限得以明了。专业人士必须依赖的新身份不仅包含态度和意见的改变，而且涵盖技术学科与物质世界的变化。在多重理性对话中，专家与外行之分所带来的分裂的理性相互遭遇。而当外行与专家的界线相互交叉时，话语与物质实在的分界线也就被跨越了。

在第二章中讨论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例子对这些考量有所阐明，但如同当代非政治化环境中的许多抗争一样，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并未得到明确聚焦。人们可能会倾向于把护理人员视为“特殊利益”，而NHS工作人员则是一种单纯地传播科学知识的中立媒介。我们从批判理论和STS中学到的东西都与这种印象相矛盾。科学技术知识在社会技术应用中表现出形式偏向。特殊利益通常被他们的拥护者重新解释为权利或一般福利的问题，并为之向公众呼吁。而且，正如STS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社会需求向专门化的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该过程对专门化的结果具有独立贡献。葛兰西(Gramsci)很久以前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道：“知识和道德的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程序相联系，而且，经济改革程序恰恰是每一个智力和道德改革所表现出的具体方式。”①这句话对于整个技术体系而言是有效的，而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为了更好地把握此过程的真实本质，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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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公众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专业技术代表发生冲突时，技术政治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在美国，“极端的专业精神”影响了技术体系的许多部门，因为少量但并非无关紧要的少数科学家、医生、城市规划者等人试图改变他们与公众的关系，反对由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来定义他们的角色。②

最激烈的反抗发生在法国1968年5月的事件中，在其过程中，大多数政府管理部门和很多商界人士加入了一场使整个经济瘫痪的总罢工。数以百万计的抗议者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及其对公共利益的官方定义，后者被视为资本利益的偏向。那些使其能力服务于此定义而具有专业身份的人，突然被拔锚解缆，转而怀疑其工作的意义和合法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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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tonio Gramsci, The Modern Prince, trans. L. Ma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9),40.

② Lily Hoffma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ctivist Movements in Medicine and Plann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例如，法国住房部的综合集会上的一个传单写到：“在公务员为社群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各种繁文缛节也违背了我们的意愿。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角色的错误概念以及在决策和执行中缺乏协商的结果之一是，我们非但没有成为城市事务和住房发展的动力，反倒成为每个人都乐见其消失的发展障碍。”①作者继续呼吁人们改弦更张以使其活动更富成效。显然，在这类例子中，技术体系的抗争使整个社会纠缠于规范性的自我反省之中。

即便不是那么显著，STS本身起源于与官方科学政策相类似的幻想。韦博·比耶克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他和许多其他学习科学和工程的学生被吸引到当时的“科学-技术-社会运动”之中，该运动对核电、军备竞赛和环境污染发出了质疑。STS由“走进学院”所唤起，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对科学和技术更精致的理解。因此，至少对于比耶克和他所说的同事们而言，STS打上了早先激进的专业精神的烙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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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 Andrew Feenberg and Jim Freedman, When Poetry Ruled the Streets: The French May Events of 1968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 96 – 97, 我的翻译，原文参见 http://edocs. lib. sfu. ca/cgi-bin/Mai68？ Display=971，image 13-14。

②Bijker，OfBicycles，Bakelites，and Bulbs，4-5。有关抗争的早期传统，参见David King and Les Levidow, “Introduction: Contes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1970s to the Present,"Science as Culture 25, no. 3(2016):367– 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