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辩论的结构

阿兹马诺瓦提出了一种公众辩论的理论，适用于研究技术体系的政治。她区分了社会规范结构的四个层面，即政治判断的运作方式：

L1.制度规则和程序

L2.价值和利益的多样性

L3.正义原则

L4.用可表达和有意义的范式编码的“实践智慧”①

这四个层次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关联。L1，制度规则和程序，描述了在法律和制度政策所确定的那些领域中的治理形式以及治理对象在日常行为中的相应实践。对于阿兹马诺瓦所提到的领域，我们必须加上技术体系。L2，价值和利益，对应于世界观和美好生活的概念。这一层面反映了社群和个人信仰及价值等其他来源之间的文化差异。技术体系在这里依然扮演着未被认可的角色。L3，正义原则，包含在那些被认为可以恰当地调节公民之间互动的道德规范之中，而不论其在L2层面中的归属、态度和选择。一个共同体如何由其什么是好政策的观念即其政策对所有人的适用性及其规则对行为的约束力做出区分？尽管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由主义理论家预设的那种精致的理性论证达成一致，正义原则L3因为太抽象而难以决定政策。但有分歧的共同体的确通过公共辩论就政策问题达成了共识。正是第四层面使其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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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zmanova, The Scandal of Reason, 184- 185.

L4在诠释学层面区分意义并确定讨论框架。即使在分歧未得以表达之前，它使得公共理性得以预构。由于它基于日常实践，阿兹马诺瓦称之为“实践智慧”。

她小心地把这个层面与文化区分开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术语被置于社群主义理论中。它不是一个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和价值特征的体系，而是对意义和范畴的背景假设以及这些假设的排序。人们在用这些范畴描述问题时的有关信念和价值观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这些范畴本身依然更为根本，而且会支持不同的世界观。因此，实践智慧的背景使政治辩论中的参与者倾向于重大问题，而且试图在分歧尚未解决前使沟通成为可能。“在一种理解的法则中，相互冲突的话语即使在冲突中似乎也是相互通约的。”①

阿兹马诺瓦的模式对解释很多种类的政治斗争是有用的。她拒绝接受社群主义，倾向于社会实践所介入的范畴，这使她成功地超越先验原则和社会相对主义。但是，她不仅对现实的实践触发的实践智慧背景，而且对于其在L2即信念与价值层面的影响，都没有太多可说的。这也许是她以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批判为出发点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影响。两位思想家系统地忽略了技术体系而强调了世界观的多样性，这就造成了所谓关于“善”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的公共辩论概念唯独运作于观念层面，而远离日常社会生活的世俗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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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Ibid.，168。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所称的“文化”，与社群主义式的定义相反。

然而，研究领域一旦转向研究社会实践及其诠释学效应，就会涌现出一幅不同的图景。很多这种实践是由技术体系构成的。这是实践智慧背景即L4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政治话语的诠释学反映了人类行为结构是可以被研究和理解的。

技术体系也与L2层面相关。个人通过与市场、管理和技术的共同关系被吸纳到社会群体中去。例如，工厂里的工人是由调节其劳动的设备聚集起来的。许多潜在的群体围绕这样的中介形成。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意识到形成一个群体，社会服务的客户或医疗系统治疗的病人实质上是由技术体系配置的，而且在某些条件下他们会意识到其共性。群体归属和相关实践塑造了信仰、价值观和“参与者利益”，它们的意涵对群体成员的含义是明确的。

政治话语的实践智慧背景可以表征为一对概念，它们反映了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具有公共相关性的世界的方向性选择。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种族化的范畴“黑”和“白”。这些范畴是在种族讨论的背景下进行的，但它们并不是客观上最重要的人口特征。例如，小孩子发现种族差异并没有什么意思，甚至未注意到它们。他们缺乏这些范畴所提供的“倾向”，不幸的是，这些范畴存在于日常政治话语以及许多以歧视性做法为特征的专业活动中。

种族范畴的例子对于实践智慧范畴的描述性和规范性两个方面的展现也具有重要意义。黑色和白色不是中性的术语，而处于清晰的等级关系中。这就是不公正的根源，由于每个人，包括种族主义者，都能理解实践智慧背景中的问题，对这种不公正的反抗可以被精确地动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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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马诺瓦的例子受到种族和性别抗争以及她在保加利亚的抗争的启发。但她并没有真正解释行动者如何在技术体系中争取自己的目标，无论是通过改变行政法规、市场还是技术。而这是下一节的任务。

技术拓扑学

在本节和下面的几节中，我将论述技术体系的实践智慧的背景。这些话题是公共领域关于技术人造物和体系进行论辩的基础。我关注的是合理操作，它使得因果关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得以调节。诉诸这些操作是为了挑战给定的客体形式。我确定了七项与六个功能相对应的操作：抽象、转译、一致性、反馈、方案/溯因和预测。表7.1对表6.1进行了修改，在将工具化的因果关系和文化维度连接起来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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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接下来的段落将简要评述这些操作，本节的其余部分将对此进行更全面的介绍。客体的去域境化属性适合以其抽象的文化意义对技术职业加以阐释。一个无限的属性，可以通过去域境化形成的前景缩减为流行文化世界中有意义的少量特性。对象的复杂性可以约简为技术的使用，但这种简化可能通过伦理与美学调节转化为客体的技术属性而得到补偿。客体还必须与其他客体相关联以实现技术上的功能。系统化涉及到相关联的人造物或体系必须满足文化一致性的要求，必须适应使其将要整合一体的文化世界得以构成的参照系统。

主体功能化可以做出类似的说明。至少在短期内，技术实践的自动化主体独立于其在因果层面上行事的客体，但其活动的反馈塑造了其身份，最终也可能具有因果影响。设计取决于预测，而预测服务于客体的预期目的。技术主体的自身定位在于通过理解和运用客体的规律来控制其客体。在文化层面上，这产生了两种类型的主动性：首先是技术人造物或体系规定的一系列可能的动作，其次是发现未包含在原始设计中的新的潜力。创新取决于与技术手段的交缠，而技术手段开启的一系列主动性可以通过对客体及其域境的新洞察而拓展。我将在皮尔士(C.S.Peirce)的意义上称之为“溯因”。将变得明晰的是，这是一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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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判断。①

表7.2描述了合理操作的技术和规范性作用，它们可以被概念化为阿兹马诺瓦意义上的实践智慧范畴。没有一个单一的清单可以包含行动者在每种情况下可能调用的所有可能的范畴，在此选择的范畴代表了范围更广的诸多列表，它们来自与技术人造物和体系相交缠的实践。无论是非专业行动者还是专业行动者，都以自己的方式体验着认知和规范意义上的体系，塑造他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在此合理化之下，技术/规范性范畴使实践得以描述，这又使得非专业行动者和专业的行动者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实践之中，却未因其不同而无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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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hn Kaag, "Continuity and Inheritance: Kant's Critiqueof Judgment and the Work of C. S Peirce,"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41, no 3(2005): 515-540.

这些关系可以从三种类型的技术体系市场、管理和技术的示例中得到说明。

抽象，规定/义务。通过抽象的操作，技术上与现实相关的方面得以识别并从其直接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还为其提供各种技术要素并对这些要素的意义予以说明。例如，收集木材生火就将木材与自然环境隔开了，这对应着一种从认知上抽象出某一给定整体的操作。显然，这事实上是一种与认知相关的活动，因为能动者会把他或她所做的事情解释为“收集木材”。这项活动既提供木材，也提供了一种标准来判断其是否足以满足其目的也就是说，它提出了一种我称之为“义务”的规范性框架。“如果木头是湿的，它就不能达到目的，行动者必须重复这一操作。”

在现代社会，专家和非专业行动者都能很好地理解技术的抽象性。设计师从其设计对象中抽象出有用的属性。结果对象(最终产品)的用户对其自身行为的理解由其他方面抽象而来，有赖其在特定技术层面的解读。

这就产生了管理用户实践的战略与规范性义务的混合体。义务关系源于设计，而这决定了这些实践与被恰当的体系功能设计所禁止的错误实践的相互关联。这些相关联的范畴产生了一个专业行动者与非专业行动者之间的分歧可以得到阐明和辩论的场域。

转译，层面/价值。授予技术客体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理性操作称为转译。例如，一个店主收到若干箱货物并销售。我将这个过程称为“调节”，它与这些货物如何被处置而对最终买家具有吸引力相关。通过以特定顺序排列货物，调节将美学价值转译为实践形式。货物并非随意(如“直接地”)地陈列，而是在其商业展示中获得了暂时的审美层面。类似地，所有的技术设计都包括将话语上形式化的伦理和审美需求转译为物质或组织形式。在这些过程中，价值被赋予人造物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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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调节时常始于参与者的旨趣被普遍化为伦理或美学价值。专业行动者有责任寻求使这些价值在技术上可行的实现方式。非专业行动者深受这类实现方式的影响，这使他们生活在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之中。当现有设计远不能满足参与者的旨趣时，他们也可能会要求改变。在此情况下，价值的话语式表达需要寻求技术实现，转译的作用也就变得明确了。在设计过程中，明确的伦理和美学价值投入到技术体系之中，展现为功能层面上的规范。

价值观和与其对立的不道德和不美相关联。作为没有调节和被剥夺了意愿的价值观，公众对一个技术人造物或体系的认知可能导致对变革的需求，或者像驯服某些工业材料(如锻造铁或铬)的情况那样，赤裸的人造物可被赋予美学价值。

一致性，适应/包容。去域境化的对象必须与其他有用的对象相关联，这些关联必须与技术要求和文化意义相一致。一种技术设备必须适应其物质环境才能发挥作用。例如，吹风机的电压要求必须与电插座所传递的电压相兼容，等等。然而，该装置还必须被设计为符合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这一层次上的一致性要求与物质上的适应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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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与不可调和相关，而包容性与排他性相关。对于专业行动者和非专业行动者，这对范畴的视野各异。作为一种局部性标准的一致性，使人们有可能呼吁，将现有技术体系中实现的价值拓展到排他性群体或新的领域之中。在处置技术和社会的运作与安排的过程中，虽然机构和设计者努力将一致性纳入其中，但可能会面临始料未及的包容性要求。当妇女第一次要求同工同酬时，她们将理性的一致性原则延伸到其传统范围之外。如果说技术客体的社会技术适应性使得非专业行动者可以理解和抵抗它们的排他性，西蒙栋意义上的具体化则是一条通过再设计走向更广泛的包容性的特别成功的途径。

反馈，效果/责任。尽管技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隔离，但从行动客体不可避免地会向行动者发出反馈。在文化层面，这种反馈使行动者的身份得以建立，例如木匠、飞行员等，每一个都以其工具命名。就像环境污染的情况那样，也会出现因果反馈。

技术设计和实践的主体是由其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所塑造的。技术主体的实践在世界上有其意欲达到的效果。但凡效果必然伴随着副作用，它可能是人们所期望的，也可能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鉴于技术行动具有有意或无意的效果和副作用，便与责任密切相关。在技术体系中，履行这一责任就是理性的行动指南。与责任相关的是不负责任，根据不同的情况，这或多或少可以得到原谅，或多或少是不道德的。我们有责任将技术体系设计与公共辩论所定义的社群的理想目标和技术行动者联系起来。

方案/溯因，创新/进步。方案/溯因描述了由技术体系所开启的主动性，既包括它所提出的方案，也包括它所带来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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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情形中，创新超越了现有的规范性限制，构成了道德上的进步。在此，我们所说的是完全意义上的“进步”，不仅仅是技术进步，而且是人类状况的改善。创新与稳定性相关，根据具体情况可能会被视为更令人满意或更差强人意。溯因法的跳跃不是形式理性的，但被认为是理性思维的本质。专业和非专业行动者都能够运用溯因改变技术环境。

溯因作为创新变革的关键，需要做出进一步解释。皮尔士介绍了这个术语表示在探究中出现新思想的过程。他以如下方式描绘了溯因逻辑的特征：

观察到令人惊讶的事实C。

但是，如果A是真的，C就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有理由怀疑A是真的。①

总而言之，一个新观点是由一个不符合既定理论的观察所触发的。

描述确定状态与首创性、平常与创新在用法上的关系的实际关联可以形式化表示如下：

观察到令人惊讶的特征 $\mathrm { C } _ { \circ }$

但是，如果A被设计/执行，C将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有理由设计/执行A。

在这个版本的原理中，可以发现技术可提供一种意想不到的能力，它可以激发新的设计或实践，而不是新的想法。在一本具有海德格尔式启示风格的标题为《披露新世界》(DisclosingNewWorlds)的书中，查尔斯·斯宾诺莎(CharlesSpinosa)、费尔南多·福罗雷斯(Fernando Flores)和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对我所称的溯因的实践推理的几种类型进行了描述。他们发展出一种“历史制造”(history-making)的理论，探讨了具有新思想和实践的能动者如何干预世界。这些能动者以三种基本方式行事：“阐明”，寻找传统价值观的新应用领域；“交叉使用”，在一个生活领域采取另一个领域中的实际做法；以及“重新配置”，将边缘性的实践从边缘带到生活方式的中心。作者提供了几个技术示例。他们提到吉列公司推出的可丢弃的剃须刀就是一种边缘性日常实践的重新设计，还论及抛弃型物品的使用，以及肯尼迪决定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决定阐明了美国在一个新领域的先驱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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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ed. C. Hartshorne, P. Weiss, and A. Burk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