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所有三种形式的创新都可以通过第四章中互联网的讨论来说明。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信息空间(cyberspace)—将熟悉的价值和实践传递到一个新的设置中。恰如脸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像透明度这样的价值观呈现出了新的重要性。在网络论坛中，群体的实践经验得到交叉借鉴，其中很多论坛代表了医疗病患或某方面的业余爱好者之类的人群，而他们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形成面对面群体。在从酒吧这样的面对面的社交场所转换到交友网站、网络论坛和网络政治评论等数字场所的过程中，诸如匿名交往之类的边缘实践得到了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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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arles Spinosa, Fernando Flores, and Hubert L Dreyfus, Disclosing New Worlds: Entrepreneurship, Democratic Ac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olidarity (Cambridge, MA：MIT Press，1997)，chap.1. 对此有进一步兴趣的可参见 Feenberg，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148- 149.

在这些例子中，对未曾探索的潜在性的识别引起了对客体的重新概念化，以便更好地为新的用法服务。溯因概念的应用也可以延伸到包括“令人惊讶的特征C”作为威胁而不是前提的案例中。在这种情况下，溯因的论证将被推翻：关键是停止设计/执行A，以消除C。这可以描述许多环境抗议的逻辑。

概言之，溯因确切地包含了所有进步所依赖的创新思想，无论是认知还是历史。社会通过意想不到的主动性用户、工人或潜在的受害者的溯因而进化。一旦一个人造物或体系得以运用，其现有的功能就会通过这些社会群体的行动而被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其过程往往以抗争为特征。卢卡奇的去物化(dereification)的概念描述了这种斗争的初始前提，即从与给定的技术体系相关的日常用法中解放出来，并涌现出一个变革的集体主体。①

预测，规范/秩序、效率、福祉。设计取决于能否或多或少地成功预测用户的行为。为了预见特定的设计是否符合其目的，预测是必要的。市场、行政管理和技术(即等价性、普遍性和效率)的合理性基础描述了技术体系最一般的技术目的。它们决定了现有机构的实际设计和这些机构应该运作的规范。市场上的等价交换合理地分配货物，同时也是公平的例证。普遍规则使主管部门能够运作，同时也使得正义、秩序和可预测的价值得以实现。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利用有助于福祉。对公平、正义和福祉的诉求，赋予既有的社会和改变它的行动以合法性。

第七章 抗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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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德格尔将本真行动界定为从“常人”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如果他将此应用于“存在与时间”的技术世界，而不是使历史行动神话化，便可能会有一个相似的方面。马尔库塞早期的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和他后来的著作走向了一个技术的本真概念，尽管他在1933年之后不再使用这个术语。参见Feenberg，HeideggerandMarcuse, Chapter 7.

技术体系的修辞术

公众在技术体系的公开辩论中所运用的范畴对福柯所称的“压制的知识”进行了编码。回想起来，福柯所使用的这个术语旨在理解现代社会体制下的下属群体。他们的知识是非正式的、基于经验的和具有明确规范性的，与官方的形式化的“科学”形成鲜明对照，这些“科学”阐明了体制的治理原则。

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将官方机构的“战略”与机构内部下属的“策略”作了相应的区分。战略的目标是预测和控制。它们在一个体制化的“位置”上得到阐述，并且得到了某个既定的权力的支持。策略是瞬时的、无组织的、分散的，它们既没有自己的位置，也没有任何机构的支持。他们在体系的间隙向不同的目标前进，但不一定非要与强大的战略相抵触。

德·塞杜认为“修辞术的规训为区分不同类型的策略提供了模型”。正如诡辩家所说，修辞违背了战略知识的逻辑，使“弱势地位看起来更强大”。在现代域境下，“弱势地位”不仅仅是一个论据，而且是一个从属的社会位置。修辞术是一种规训，它最有力地体现了与以压制知识为基础的策略相反的逻辑。它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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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德·塞杜并没有从他的“技术修辞术”中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但他的论点补充了我的观点他呼吁人们关注不同的逻辑共存于技术体系创造的世界。②上一节描述的很多不同范畴是用于论辩的比喻和描述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论题(topoi)。

例如，抽象对应于提喻，转译对应于隐喻。抽象是使部分服从整体，转译(翻译)是确定用不同语言表达的术语的同一性。因此，技术可提供的性能的发现剥离或提取自客体没必要的特征，而且精简后的客体被赋予新的美学后伦理属性，由具有影响力的行动者授权的人造物的话语意涵(源语言)由此得以规定(目标语言)。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标题为“示范性一般论题”的部分，列举了大量论证一致性的例子。这些属于“省略推理”，即不完全或仅仅是可能成立的三段论。③朗西埃对纺织工人的平等需求的解释就是一个例子。密歇根市民的水源被铅污染了，他们依法提出了对洁净水的需求。其论证可以被重新表述为以下“省略推理”：“如果法律是所有人都要服从的，那么，在弗林特(Flint)，你必须服从斯奈德州长。”④而“黑人的生命是重要的”表达了对一致性的高度浓缩的需求。暗含的省略推理是：“所有的生命在原则上都是重要的，而实际上黑人的生命不及其他人重要，因此，这是不公平的”。(保守派以“所有生命都是重要的”反对“黑人的生命是重要的”的口号，令其自身蓄意钝化争论的态度暴露无遗。)

第七章 抗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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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描述类型，用于日常行为方式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在理论上被排除在科学话语之外。①

①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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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1980年，德·塞杜和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斯分校与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开过两次“技术修辞术”会议。

③Aristotle, Rhetoric, chap. 2. 22.

④ Ibid., chap. 2.23.

反馈在形式上对应于“交错”(chiasmus)和“回环”(antimetabole)修辞构式，即使短语或句子以相反的顺序重复单词或句法结构。这种修辞构式曾令青年马克思痴迷，这无疑受到费尔巴哈的人与上帝关系的逆转的启发。例如，马克思写道：“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①这一构式在生态学中的运用则采用了“牛顿式”的因果反转形式：污染环境反过来困扰污染者。“人类对自然做了什么，自然就对人类做什么。”

德·塞杜总结道：“现实的秩序恰恰是流行的策略转向其自身的目的，不要抱有它将很快改变的任何幻想。尽管在其他地方秩序为一种主导性的力量所利用，或被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所简单地否认，但在此秩序却为一种技艺所戏弄。因此，社会交换、技术发明或道德抵制以迂回方式潜入体制而为其服务，即礼物”经济(预期的慷慨回报)、审美的诡计(艺术家的各种操作)和坚韧的道德(无数拒绝依照由法律、意义或宿命的状态所建立起的秩序的方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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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rl Marx,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 Early Writings, ed. and trans. T. B. Bottomore (London: C. A. Watts and Co. , 1963), 43, 52.

②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26.

结论

工具化理论旨在开启对工业社会可能转变的想象。它通过展示技术体系的因果决定性如何由文化上对人类福祉的特别界定所偶然决定，来实现其目标。这一理论通过展示公共介入技术体系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替代技术统治论式的理性主义的方案。它超越了理论批判，展示了社会斗争和政治能动性在社会技术发展中的作用。

工具化理论之所以在政治上意义重大，不是因为它提倡或支持任何特定政策，而在于它使政治在技术体系的世界中成为可以思考的。一旦缺乏对技术体系的社会理解的理论支撑，技术统治可能成为现实。在制造世界的过程中，立足技术与社会的共同产生的观点，技术哲学被召唤来挑战这一结局。超越技术体系的斗争是现代性结构中的格式转换。

第七章 抗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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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进步的问题

引言

批判理论，无论怎样表达，也不管如何令人失望，往往都是建立在乌托邦式的希望之基础上。它暗含着可将历史理解为进步的，或至少有可能会如此。启蒙运动通常被视为一个转折点。相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对批判理论的这种理解提出了挑战，使之陷入了两难境地。

对启蒙运动以来进步的肯定，就意味着，指责世界上不受这种特定历史经验影响的那些地方，缺少启蒙。对这一两难境地的诟病的一个方面是欧洲中心主义。然而，否认进步就意味着解除批判和抗议的武装，并由此含蓄地给予压迫性的制度以慰藉。对此困境的指责的另一方面是因循守旧。有办法走出这一困境吗？

摆脱这一困境有赖于局部的进步(localprogress)概念。对于技术体系而言，必须打破政治障碍，同时开启公众需求与专家执行之间的对话。这种进步并非历史趋势使然，而是反对不公正抗争的成果。此抗争的规范性基础并不局限于我们从启蒙中归结出的那些常见的基于西方理念的构想。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已在世界每一个角落追随科技，每个地方的人对进步的愿望之间应该可以相互转换，不论其如何构想，也不论其因文化与地域而有何差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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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大叙事到局部叙事

在尼克松1972年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被问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的回答是：“现在说为时尚早。”②想到这位睿智的政治家，作为5000年中国历史的继承人，对我们西方经历的短暂的进步所表达的保留意见，是令人愉快的。考虑到20世纪发生的那些意外的恐怖事件，他的回答可能适用于整个现代性。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总结出整个20世纪的增长趋势，从而将进步的观念消解为一种幻象。③他强调，尽管在知识和自由上的进步这一“宏大叙事”曾使19世纪备受鼓舞，但它已被对社会组织和科学的“后现代”理解所拒斥。与沃尔特·本杰明(WalterBenjamin)对进步的信仰的控诉相比，这一批评是温和的。在本杰明看来，对进步的信仰已将历史的恐怖粉饰成虚假的荣耀，或类似于阿多诺与马尔库塞对进步的愤怒谴责他们将进步看成为现代技术的毁灭性寻找托辞。然而，所有这些思想家至少原则上都对变革抱有希望。他们的批评意在使进步的概念免于意识形态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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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这种翻译的例子，参见 Adam Branch and Zachariah Mampilly， A frica Uprising: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Zed Books, 2015)。

② Dean Nicholas, "Zhou Enlai's Famous Saying Debunked,"History Today, June 15,2011,http://www.historytoday.com/blog/news-blog/dean-nicholas/zhou-enlais-famous-saying-debunked。这篇文章解释说，实际上参考文献可能是关于1968年5月的事件，但是最初讲述的故事太好了以至于不能被忽视。

③Jean 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 Bennington and B. Massumi (Minneapolis: \_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根据埃米·艾伦(AmyAllen)的书名不无煽动性的书《进步的结束》，可以看出，这种滥用继续困扰着批判理论本身。艾伦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控诉颇为在意：欧洲对于其规范性理想与殖民统治和种族灭绝的相互纠缠视而不见。必须拒斥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优越性的主张。同时，艾伦拒绝了浪漫主义的反现代主义。她依然追求阿多诺所承诺的“合理的理性批判”(rationalcritique of reason)。①这使她的论辩变得复杂，她则仰赖阿多诺和福柯穿越启蒙与非理性主义之间的狭窄通道。

这使她与当代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观点相左。在规范由历史中的历史过程所涌现的意义上，她认同他们有关规范是“域境的”看法。这种域境主义的论辩往往为相对主义辩护，但哈贝马斯指出，在一个能获得普遍有效结果的学习过程中，历史的偶然性会被超越。

艾伦认为，与哈贝马斯相反，没有一个整体的历史学习过程能够证实西方的政治规范。她的域境主义更为激进。她写道：

结论：进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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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