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关于规范有效性的元规范域境主义或域境主义包括两方面的主张：首先，对道德原则或规范性的理念的论证总是与一套域境中凸显的价值观、美好生活的观念以及规范的视野有关大抵而言，涉及生活形式或生活世界。其次，不存在超级域境、域境无关或超越的观点使我们能据此判定哪个域境在根本上是正确的。”①正是文明学习这个概念暗示了西方超越的优越性。她批判了她所称的将“回顾”(backward looking)当作过去“事实”的进步的理念，并继而为局部的、域境相关的未来进步观背书。因此，她拒斥了相对主义进步确实发生了且没有提出超越的观点，即使历史上出现过。

规范的域境本质是合理性的一般域境本质的一个例子。福柯声称：“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东西。”②如果不存在域境无关的普遍性，域境无关就不能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有效标准，因此，不能达到这一标准，并非暗示走向相对主义，而是意味着以实用主义的开放原则进行修正以及同域境不同者展开对话。

我无法在此评论艾伦的全部论点。尽管其竭力提出第三种立场，依然可以有效地显现批判理论陷入相对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双重危险。而在阅读第一章时，令我感到诧异的是，她有意无视科技进步的问题。③她简要地提及布鲁诺·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的说法，以证明了这一省略是合理的。①但如果不提及科学技术，又如何讨论进步呢？规范性的进步观本身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的类比之上。只有在后者由艾伦认可的局部的面向未来的概念得以解释时，前者方能用这些概念有效地重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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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my Allen, The End of Progr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131.

②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131.

③Allen, The End of Progress, 10 – 11.

尽管艾伦对哈贝马斯的纲领作出了批判，但对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留着忠诚：她预先假定了规范性和技术合理性的明确分离。这一假设将批判理论带入主流政治理论的轨道，分享了社会契约论令人难以置信的遗产，即政治源于人们之间的无中介关系。由于政治理论将其技术基础当作外生变量，这就使得不参考技术合理性而讨论规范成为可能。有一种默认的共识是，在制度界定的限度内，无论强加于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制度的技术逻辑都能起作用。由于政治理论将界限的界定留给了专家，最终得出了保守的结论。对于由不断受到公众质疑的技术体系所构成的现代社会而言，这是毫无意义的。

被忽视的事实是，进步的障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障碍，而是已经被嵌入到技术体系的设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进步主要是通过技术体系的变迁，而不是民主理论所关注的法律和政策的变革来实现的。把进步的技术条件当作外在的“事实”，掩盖了民主抗争对变革技术基础本身的作用。②

例如，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就考虑到了“黑人生活重要”(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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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②David Ingram, Habermas: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262-264.

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的开展。很少有人怀疑美国存在种族主义的警察，这是问题的根源之一。而且对警方超越执法权限处决的黑人受害者的权利也没有任何争议。但鉴于改变种族态度的种种困难，种族主义不能成为变革的首要焦点。可以考虑的是采取相应的技术和行政手段，诸如随身相机、致命武器的使用训练以及有效的纪律程序。不论公职人员个人的态度如何，这些体系必须在公众的压力下重新设计。这是艾伦提出用以替代全局性进步的局部性进步的一个实例，它与技术体系相互纠缠而密不可分。

尽管艾伦同意可能需要通过对社会技术问题的考量来完善她的论点，但她并没有执行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此，我将借助社会技术合理性的思想，澄清艾伦提出的几个观点。首先，我会聚焦于她对规范性进展的不可逆性以及“理性空间”的构成的讨论。①

福柯式校正

出于分析的目的，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将规范性与参与者的第一人称视角、权力的经验事实与观察者的第三人称视角分别联系起来。作为社会的一员，我对适当的行为准则的回应是，将其作为规范；而作为观察者，我觉察到，规则的规范性地位是通过权力关系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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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此我的目的不是评价艾伦对这些哲学家的批评是否充分，而是通过她的论据来阐述我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在一篇私人通讯中，大卫·英格拉姆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据此哈贝马斯和霍尼思至少在最近几年中提出了一种“正面的批判性反思的解释学循环，可以揭示权力的某些影响，使理论处于不断实现自我修正的过程，而无需达到纯理性的地步。因此，他们强调不把规范和事实分开。”运用这些概念，霍纳斯将规范建立在对伦理的批判性关系之上。而且他的理解“可以很容易地运用技术体系使嵌入式实践理性的解释具体化”。

但并非所有的规范都依赖于权力，也有一些是对合理性在反身性和自主性上的进步的回应。这种进步始于特定的社会域境，它超越了对个人的和普遍的道德承诺的批判。第一人称规范的立场应该能够将这些合理地确证的规范与那些由某个外部资源所施加的规范区分开来。这一重建能够揭示我对规则的服从是否合理，还是仅仅取决于习惯或者是对不遵从规范的后果的内在恐惧。在集体层面上，解除理性与权力的纠缠的学习过程是一种普遍有效的进步性的发展。

这个理论有什么问题？艾伦认为，无论是第一人称立场，还是第三人称立场，都不能准确地描绘这种情况。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福柯式的“参与的观察者”谱系学，即我们自己文化的人种学。①艾伦所描述的福柯式方法，通过揭示促使我们成为提出规范主张的合理主体的权力关系，质疑了我们的自我肯定，鼓励了我们的谦卑之心。主体通过他们参与的权力关系所决定的实践而成其为主体。我认为，这意味着，弱化了合理的来源和外部来源之间的区别，因为现在即使我们所解释的反身性和自主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权力，而不是超越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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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llen，TheEnd of Progress，106。爱伦承认霍耐特引用了一个关于规范重构的环境的谱系学，但她说他认为这种方法完全是消极的，仅与规范实现的实践挫败有关。因此，规范本身似乎仍然独立于社会域境。

这表明在评判其他社会的成员时需要慎重。反身性和自主性会采取可能为我们所忽视的富于变化的文化风格，并归咎于较低的道德发展水平。例如，日本文化是以群体为中心的。日本文化所塑造的主体性倾向于群体和谐而非自我决断，其自主性首先通过对团体归属的原初承诺而得以实现。因为每个人都从群体归属中得到好处，故我们认为是自主性的东西在日本人那里往往显现为自私，即为道德上的劣势而非优越的立场。随着日本传统日益受到西方态度的侵蚀，这导致了严重的紧张局势，若说这是自主的“进步”，而非道德承诺能力的衰退，则尚不清楚。

如果这是理解艾伦的观点的正确方法，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独断地坚持那些对我们而言显而易见的权利主张的有效性。不仅在公共机构方面，而且在反对家庭的问题上，建立一种至关重要的关系，这是一种进步吗？并非每个社会都这么认为，而在没有西方式社会安排的情况下，这种绝对的个人主义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差异可能会在对不同的婚姻策略的评估中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由中我们主张完全规范的合理性表达，但我们真正的主体性则是域境性的，是由一个确保我们作为独立个体得以生存的社会所决定的。因此，若将我们认为是可接受的策略强加于人，那些并未与我们共享使我们成之为自己的域境的人们，则会断定它们并不合理。

我同情艾伦对谦逊的论证，但不知道她以同性婚姻为例证是否显露了她的方法的局限性。①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与非欧洲人的对话中，这些例子难道不是我们如今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吗？如果将技术体系纳入这一论辩，可令谱系学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开展进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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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批评了阿克塞尔·霍耐特的说法，即规范的进步具有不可逆性，因为它作为集体的社会记忆保留下来了。对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来说，具体地解开理性与权力的纠缠，是不能遗忘的。②即便在其他层面上可能出现衰退，这一“学习过程”依然是单向的。但事情果真以这种方式运行吗？譬如，废除奴隶制的规范性力量原本持续存在于社会记忆中吗?我不以为然。这仅仅是福柯所说的至高权力(sovereignpower)的一种效应吗？

再者，这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社会、法律、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一个规范性的彻底而深刻的进步，以至倒退是不可思议的。换一种方式来说，不论是记忆，还是权力，都不可能使规范的进步不可逆转。因此，它必须被嵌入到技术体系中，即进入福柯所称的社会的“毛细血管”中。他强调，这是通过一种独特的分散和非个人化的现代权力形式来实现的。

我们不仅是作为废除奴隶制的世界的主体产品，世界也因这一规范的成就而发生转变。无论是在我们的心理，还是在我们的技术安排上，这一成就都可以从第一和第三人称的立场加以验证。规范与事实的纠缠根深蒂固。福柯对此问题未加详细论述，但是对于艾伦的立场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它至少是通过这些实现使一些变化成为可能的进步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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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不认为商谈伦理学有足够的资源可对它进行彻底研究。颠覆歧视的世界观是重要的，但对同性恋者和“差异”他者的仇恨背后的替罪羊的心理机制并未简单地坚持用退化的信念来解释。

② Allen, The End of Progress, 88.

这一论点加强了艾伦对霍耐特的批判，也有助于解释她所赞同的福斯特的观点的一个方面，即他相信对辩护的需求是内在于人性的。社会生活发生在一个“理性的空间”中，人们在这个空间里，提供和接受辩护。在这个问题上，行使权力将涉及限制能动者(agents)对那些服从者所诉诸的理由。艾伦反对福斯特像霍耐特一样忽视了主体性的构成问题，对此她根据福柯的社会实践理论作出了阐释。①如果进入理性空间的主体为了对权力做出反应而被预先构建，那么理性和权力就不可能被分开。人们甚至可以说，理性只是权力赋予自己的权力补给。这似乎是一个与批判理论不相容的直截了当的相对主义的结论。阿兹马诺瓦的方法提供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替代方法，它关注的是理性的空间对域境的依赖有何意涵。治理规则决定了实践，而实践反过来又改进了实践智慧的背景。这些实践的规范性意涵得到内化，成为公共辩论的域境框架。这一框架确立了理由空间中的相关范畴。②但此框架并不是确定性的；相反，它开启了一个可能性的场域。倘若这些实践导致了足够的痛苦，就可以通过它们使其相关的那些范畴对这些规则展开辩论，使它们受到挑战。这可能会触发作为理性空间基石的实践智慧导向的进一步变化，改变了正当性(validity)的边界。新的一系列正当理由(validreasons)变革了社会实践，反过来也改变了治理规则。①合理性的域境性自身体现在理性的空间所认定的理性中。在现代社会，这一空间的边界由社会的合理秩序中所嵌入的实践来设置。技术体系是这些合理性安排的总和。找到裂缝和裂隙，使替代性方案得以穿越和进入并非易事，而必须沿着不满、病态和激进的社会运动的轨道。正如萨特谈及1968年法国的五月事件时所言，社会运动“扩大了可能的场域”。用弗斯特的话来说，这意味着拓展理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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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 150.

②Azmanova，The Scandal of Reason，224。“批判的建构主义对有关公司之类的技术体系作了类似的论证。“如果一个群体的自我理解阐明了他们的行动，我们就可以将委托理论倒过来用以显示技术的规范性角色，并将其引入到对组织共识的解释中…一旦某个设备成功安装，它所支持的规定就可以提升为意识，作为组织背后的规范性共识的具体内容”(Feenberg，AlternativeModernity，91)。

技术的力量

艾伦所仰赖的福柯式的权力概念在她的论证中引入了一种张力。这一概念与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的非个人力量相对应，与封建主义的“至高”权力形成了鲜明对比。殖民主义包含了两类权力的混合。若将这两种类型混为一谈，带来的风险是将理性归结为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浪漫的非理性主义对技术统治论的理性主义提出挑战，这也是后殖民主义论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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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类似的与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现代性理论相冲突的观点，参见David Kolb，The Critique of Pure Modernity: Hegel, Heidegger, and Af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especially chap. 12。

之一。

作为批判理论家，艾伦必须拒绝这个结论。她要辩护的观念是，通过适应合理性规范的改革，进步可以局部地实现。尽管她只讨论了社会性别这一个问题，我认为，她可以将各种进步运动所实现的有价值的改革纳入其中，诸如环保主义、工人权利运动、残疾人权利、刑事司法改革、保护隐私言论自由、抗议经济和种族不平等等。

在性别抗争的例子中，两种形式的权力都有所牵涉，但在其他许多情况中主要挑战的则是技术体系的非个人力量。从这些运动的立场来看，权力的本质不容混淆。例如，就环保主义而言，这与环境问题的责任有关。假如环境问题被归结为有权势的个人的恶意，或者更糟糕的是消费者的错误决定，那么技术的作用就会降到最低。在现实中，技术是罪魁祸首，在不改变它的前提下，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进步。①由于工程师和其他技术工人按照技术规训行事，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人员或态度的改变。正是这些规训将技术的非个人力量转换成符合支配性(霸权性)社会需求的法则。倘若这些问题不能在这个层次上得到处理，它们便无法得以解决。恰如这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在两种权力形式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关系是困难的，但却是必要的。

导致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技术力量是不可见的。行使技术统治的权力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下，这使其倾向于自然化首先，技术进步总体上是可取的，其次，它只能沿着既定的发展轨迹发生。重要的是，第二个假设倾向于反馈到第一个假设，即从技术的潜力出发界定其进步的规范。近来最恶名昭彰的案例关乎到隐私：由于隐私在社交网络上经常遭到侵犯，我们被告知透明是进步的。这种假定的进步事例令人鼓舞之处，显然是技术发展而非衰退的一种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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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 The Closing Circle(New York:Bantam，1971)结尾的观点。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今天他曾经备受争议的立场现在已成为常识，他的贡献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参见Feenberg，QuestioningTechnology，chap. 3。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有效批评，必须应对这种技术统治论的展望，在全球的传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都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技术优越论。与形式较为陈旧的主权相比，技术的力量及其相关的进步观念在当前更为普遍并更具影响力。可以肯定的是，这不过是一个偶然事实，而不论在认识论上，还是在规范性意义上，它都不是决定性的，但却是事实！技术的力量已经创造了一个世界，其中的跨国公司运用了现代化的科技方法，而其所受到的竞争来自一些流行的运动，即同样的现代科技方法的替代性的应用。抵制工业化的农业和温室气体污染的认知工具是农业生态学和气候科学，而非传统的人种科学，更不是阿赞德巫术。这并不是说，前现代科学和技术不包含有用的知识，而是如今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结合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混合形式时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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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温纳(Langdon Winner)在评论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理论时，称之为“反向适应”。 参见 Langdon Winner,Autonomous Technology: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Theme in PoliticalThought (Cambridge,MA: MIT Press, 1977),23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