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创建和使用技术的那些人所设计和控制的社会主义技术的梦想从来没有完全实现。但今天类似这样的梦想正以新的形式复兴。要求环境与生产相兼容的那些人，能满足病人需求的医疗体系，免费的公共互联网，以及对技术的许多其他民主改革，追随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脚步，不管他们知道与否。他们正在把民主扩大到包括被技术体系涵盖的整个社会领域。

民主承认有限性。市民放弃知道和控制一切的诉求。他们在听从讨论的过程中，接受其知识的有限性。有必要提出根据民主选择的技术狂妄的问题。但这证明，这个奇怪的循环概念还不足以产生悖论。我们必须把一个悖论引入到这个悖论中。

郝夫斯台特把其著作的最后几部分之一取名为“在每个纠缠的层次结构背后，都存在一个不可侵犯的层次”。①这个奇怪的循环并不是终极的，而总是以正常的方式所引起，在这里，上就是上，下就是下。这个奇怪循环的创造者占有一个“不可侵犯”的层次，也就是说，没有与他或她创造的奇怪的循环纠缠在一起。说“这个句子是假的”的那个人没有与这个悖论纠缠在一起。埃舍尔是在不画自己的前提下画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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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fstadter, Godel, Escher, Bach, 686.

不可侵犯的层次概念，在逻辑学中，而不是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这个概念恰好定义了技术的幻觉。它产生这样的流行信念：我们通过技术“征服”自然。但是，人类是自然人，因此，征服工程是自相矛盾的。正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另一个域境中所评论的那样：“掠夺物属于胜利者。”①自然的征服者被他自己的暴力攻击所剥夺。这个悖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当“人类”征服自然时，这只是用更有效的手段武装某些人来剥削和压迫另一些人：这些人作为自然人属于被征服的对象。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损害自然环境的行动，以从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属于的系统反馈的形式，反过来困扰着作恶者。总而言之，我们对自然界所做的事，也是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

这种没有能力站在我们的创造物的上面和外面，在一个漫画中得到了阐明，这个漫画意味着对埃舍尔的似是而非的回答。②正如漫画所表明的那样，根本没有不可侵犯的层次，在共建的真实世界中没有“埃舍尔”的对等物，没有高高在上的创造技术和社会的上帝般的能动者。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是在活动创造的世界中发生的。因此，人们总是会要求对技术的行动者在这个案例中，埃舍尔进行问责。他对他的创造物负有责任。在技术领域内，责任心(responsibility)是民主的可问责性(democraticaccountability)。只有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才能超越技术和经验的怪圈。在真实的世界中，根本无法逃脱有限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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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F. Scott Fitzgerald,The Beautiful and the Damne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pigraph.

② Robert Leighton, "Escher! GetYour AssUp Here!," The New Yorker, February 4,2013,70.

两种自然

在这种流行的想象中，科学作为对存在的绝对观察者，似乎占有不可侵犯的层次。相比之下，日常经验牵涉到活跃在事件和观念的可能趋势中的那些人。科学所发展的自然界对人类漠不关心，而我们体验的这种自然界充满了拟人化的品质。我们现代人相信科学。相比之下，我们认为，我们对自然界的普通理解是主观的。作为自然科学理解的自然界，并不是我们发现花的美丽的港湾；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美丽是“在观看者的眼睛里”。如果科学知识只是为真，那么，所体验的世界就没有本体论意义或认识论意义。正如笛卡尔(Descartes)在很久以前所说明的那样，这只是一个实践细节，方便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但本身是错误的。那么，在回应比如环境主义者的社会运动时，如何对技术的民主化进行问责呢?科学应该告知和引导经验，而不是相反。这个怪圈在环境主义所发动的科学专长的危机中起作用。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这是对有限性的最引人注目的证明。在公众的抗议使科学注意到自身局限性的情况下，知识的层次结构就被搞乱了。这使我们超越了狂妄的道德问题，面对现代生活的存在主义困境。什么是终极实在科学的对象或经验的世界吗?原则上，这不再可能是在我们与自然界的两种关系之间做决定，我们的生活经验，如此充满了错误，但却有时能在科学技术的失败中和我们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的失败中指导我们，而科学通过其技术应用塑造了我们全部的物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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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批判和超越生活经验。它通过严格的批判，把自身与我们的经验分离开来。它的发现不只是对自然界的一种先进表征，在性质上，类似于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现那些表征。我们在体验世界时遭遇的自然界，作为文化的或心理的残留物，留存下来。科学的自然观包括对经验的系统否定；现象和现实恰好相反。

现代科学知识要求是普遍的，而且确实，它能够替代无处不在的传统知识，技术的成功确证了它的有效性。但是，科学家全是可错主义者；他们不相信绝对真理。从认识论意义上来理解，科学方法被用于发现“真理”，或者起码，在科学家持续发现期间，用于真理的东西。但用本体论的术语来理解，会涉及非常不同的东西，不是构成或多或少为真的表征，而是构成被祛魅的对象，我们称之为“自然界”。这种对象的特性不随每个新理论的提出而发生改变，不过，这是现代科学本身的基本条件。例如，物理学理论变来变去，但它们的对象是可以不断地被量化的。科学的最终力量在于这种本体的建构，不在于任何一个特殊的真理或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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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的过程不是全部都能成功。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持有与身体无关的科学立场，并且，作用于其祛魅的自然界，它们削弱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基础。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一直追随着这条道路。科学主义，即只有科学才为真的断言，在伴随着全球“发展”的危害中达到其极限。科学技术影响着我们对经验的理解，但反之亦然。现代技术造成了相反的趋势，遭到坚持认为其生活经验是有效的技术公民的抗议。突破民主与技术的关系取决于重新评价这种经验。就激发环境保护运动、宜居城市运动，或者安全而有趣的工作运动的价值而言，这种重新评价并不比科学技术知识更会出错，而是也会主张一种普遍性。这些是全人类都认为是有效的价值。它们符合科学还不可能理解的现实，实际上，是绝不可能理解的现实，不过这肯定是真实的。

环境政治学正在改变继承工业化的技术，而且，这些改变是有意义的。它们包括保护空气、水和食品，以及最近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创新。进步是参差不齐的，无疑，今后将被判断为是不充分的。然而，它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舆论和态度。不断变化的技术的循环及其效果已经开始拓宽。这是把自身与体验分离开来的科学所实践的否定之否定。它把我们导向回到对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我们自己的理解，像我们的对象一样受到限制，并依赖于这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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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解是辩证的，而不是层次结构的。日常经验和自然科学都没有最后决定权。这种执着的二元论违背了我们对终极原理的强烈愿望。我们要是能够确定这样一个原理，我将分享上帝的智慧，如果不是上帝的权力的话。然而，这是对我们的有限性的最终度量：我们不能在我们的文明和文化中起作用的两个本体论原理科学和经验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必须学会带着歧义性来生活。真理总是有些细微地偏离真实性。

(成素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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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方法

构成这一部分的三章内容介绍批判的建构主义，并说明其研究技术系统的进路。这几章评论福克和马克思的贡献，阿多诺、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马尔库塞、西蒙栋的批判理论，以及两种主流的STS:社会建构主义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对于马克思、福克和批判理论家而言，我们接受这样的观念：现代社会是围绕合理的机构和人造物组织起来的。这些思想家对合理性是唯一的和纯粹的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并使它的各种形式位于确立他们的力量和限制的社会语境中。这为重新评价在诸如环境主义之类的社会运动的进程中公众对技术体系的干预，提供了一个开端。可以证明，这些运动体现出在最初设计技术体系时被排除，而现在为包容而奋斗的那些域境。

追随这些较早的批判理论，STS已经向我们表明如何研究技术，这是受域境约束的合理性的一种实现。STS认为，技术设计不可能通过它实现的技术原理得到充分的说明，而是社会势力在定义、选择和应用这些原理时起作用。这种断言从经验上证实了合理性的批判理论的主要直觉之一。这个论证能够被推广到整个技术体系。于是，这表明了理解关于设计现代生活的社会斗争的各种方法论进路。

但是，建构主义是相对论的，而且，批判和斗争预设了一个它们力图做出贡献的规范的发展过程。西蒙栋的技术哲学是以技术发展的固有趋势为基础的。从经验上看，他的“具体化”概念是理解技术进步的明知方法。具体化在于人造物的结构所提供的功能的倍增，以通向更高层次的整合和效能。在功能被看成是代表了社会行动者的需求，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和需要的情况下，这个概念适合建构主义的再解释。因此，西蒙栋的概念被用来研究关于技术体系的进一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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