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总而言之，《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的第一部分把对合理性的社会理解与建构主义的方法和西蒙栋的技术发展观结合起来。由此产生的技术哲学在承认现代社会合理组织的局限性的意义上是具有批判性的。但是，它这么做，不是根据普遍的概念，比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而是根据由建构主义引入的面向经验的形式。建构主义进路的规范缺陷通过来自西蒙栋和批判理论的理念得到了补充。

(成素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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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第一章福柯之后的马克思

引言:马克思和福柯

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是由现在的事件所塑造和聚焦的。这一点既适用于思想史，也适用于社会和政治史。我们不可能以亚里士多德同时代人的精神来解读他关于妇女和奴隶的观点，而从我们现在的立场来对他做出判断也是不合理的。同样，我们不可能在康德之后还像他以前被解读的那样来阅读柏拉图(Plato)，也不可能在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之后还像以前那样来阅读马克思。但是一个新域境所产生的效应并不总是立即显现的。有时候微妙的转变几乎不被察觉地存在很久，使许多仍然恪守过时假设的理论工作变得无用。

正当马克思主义者在后殖民的世界里努力适应工人阶级的组成和意识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时，人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另一种类型的理论挑战。这种挑战以米歇尔·福柯的工作和结构主义者的STS为代表。他们突出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问题，建议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新的解读。在本章中，我通过对福柯的解读，探讨我们对马克思的认识应该在哪些方面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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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评论以及福柯的著作所激发的长期的反马克思主义争论，初步的澄清是必要的。福柯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与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域境相关的，在他的意识形态域境中，法国共产党起着重要作用。法国共产党的科学自豪感和中央集权野心是批判的合法目标。同时，他对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著作的许多积极评论表明，他认为自己是在由马克思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最初富有成效地开拓的领域里耕耘当然，他有许多保留和独到的贡献。①

我在这里要指出的不是说福柯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要代替马克思作为一名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而是说福柯的工作意味着对马克思理论的再阐释，而这种再阐释转移了所有的重点并且填补了特定的缺陷。这种新的域境化允许我们超越马克思成熟著作的经济学限制来概括马克思的进路。在这一章我围绕五个主题来展开论述：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合理性(irrationality)的批判由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相关批判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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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一评价的进一步讨论，参阅Christian Laval，Luca Paltrinieri，and FerhatTaylan, eds, , Marx &. Foucault: Lectures, Usages, Confrontations (Paris; ÉditionslaDécouverte，2015)中的许多文章。那些作者没有低估这些差别。例如参考Etienne Balibar 的章节“L'Anti-Marx de Michel Foucault”，第 84—102 页。

●马克思关于“具体”对象的观念是多重决定(multipledeterminations)的综合，在技术体系设计的谱系中概括了这一点。

●马克思关于意义和经济功能之间关系的讨论通过使域境多重化而加以发展和概括，在这种多重化域境中对象发挥功能并呈现意义。

●马克思关于“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和无产阶级抵抗之间的辩证法被概括进一种合作生产(co-production)和参与者利益(participant interests)的理论之中。

当与福柯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和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概念相比较时，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和社会主义的观念呈现出新的重要性。

在每一种情况下，福柯的观念都启示着对那些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阐释中并不总是居于中心位置的文本的再阐释。一旦聚焦这些文本，马克思的方法就与下一章讨论的福柯和建构主义的进路在重要方面趋同。

权力/知识

对马克思著作的传统理解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合理性和塑造社会关系与制度的技术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激励苏联在经济计划和强制性工业化基础上实施社会化政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显然，要么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和技术犯了严重的错误，要么马克思被严重误解了。在这一章

第一章 福柯之后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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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为后一种结论进行辩护。

对马克思著作的传统理解并不是没有实质性的文本支持，而是不完全了解马克思最深刻的洞见。这一洞见首先是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明确指出的。他的物化理论揭示出被看作合理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局限。“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结构是以以下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一方面，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①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其受规律支配的“必然性”是其不合理性的基础。这一点在工厂内合理的生产秩序和市场的“无秩序”之间的矛盾中体现得最明显。但在政治经济学的描述中，市场也有一个合理的形式。卢卡奇将马克思对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技术的进路扩展到整个技术体系。他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关于技术体系的物化合理性的危机的理论。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合理性批判发展了卢卡奇的洞见。

作为一种合理性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福柯对构成现代组织基础的科学技术规训(scientific-technical disciplines)的批判有许多共同之处。对福柯而言，现代性的根本创新就是对知识形式的信赖，而这些知识形式同时也是权力的形式。②与马克思和卢卡奇一样，福柯也声称，对这个体系的抵抗，是忍受其施加人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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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Livingstone (Cambridge,MA：MITPress，1971)，102;也参阅第96页、103页。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6页。

②Jacques Bidet, Foucault avec Marx(Paris: La Fabrique editions, 2014), 174.

标的必然结果。

福柯的进路补充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的强调。两位思想家都认为，一种特别类型的物化合理性在自下而来的抵抗中达到其极限。浪漫主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都没有提议用理性取代激情作为存在主义的立场，更不用说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则了。两位思想家都陷入了阿多诺所描述的“对理性的合理批判”(rational critique of reason)。①这是具有悖论的意蕴和富有成果的应用。

在具体讨论这一主题之前，我将简要概括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这是他批判合理统治的关键。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和权力是联合在一起的，并且它们一起都是个人主体性和社会秩序的产物。权力/知识是社会力量和矛盾之网，在其中，每个人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个网在技能、建筑或设备中物质化，并体现在实践、组织和标准化角色中。这些与其说是胁迫和压制个人，不如说是引导他们从事生产活动。

福柯写道：“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对这些权力一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一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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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3),85.

福柯的理论不是通过攻击科学而是通过解构人们在其中既是知识的主体又是客体的科学来强调统治的合理形式。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医学的和管理的科学深深地嵌入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它们获得了毫无疑问的文化体系的权威，但不是以习惯信仰的形式。毋宁说，是通过它们历史的相关的“真理”，在诸如监狱和医院之类的制度中的实际实现，来获得的，而监狱和医院作为一种第二自然被置于批判之外。破坏它们对认知纯洁性的主张既提供了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文化体系的指导线索，也为知识领域新形式的政治抵抗提供了理论支持。

概而言之，“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事情。”②技术规训，例如，犯罪学、精神病学和管理科学，伴随着禁闭和控制的制度出现。它们通过规训的程序再塑造它们的人类对象并由此创造了一个现代社会。后来的治理术理论将这条进路扩展到在现代国家的“生命政治”的域境中激励合作和生产行为的程序。

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像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但福柯是批判韦伯的。福柯认为，合理性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合理性概念必须被分散化和域境化。和许多社会生活领域相对应，合理化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任务是理解合理的程序在每个领域内的运作，以及区分真伪的相关知识领域的构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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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 Sheridan(NewYork：PantheonBooks，1977)，27-28。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30页。

② 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 - 1977, ed. C. Gordon, trans. C. Gordon, L. Marshall, J. Mepham, and K. Sop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福柯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性的社会命令被体验为技术限制而非政治压制。监视、规训的权力和正常化都使得现代生活成为可能，它们将技术和社会的功能“压缩”到日常的人造物和行为的水平。这些限制被嵌入这些体系中，这些体系比通过决定它们的反应能力、技巧和态度而产生的政治权威更有效地决定着个人的行动。

合理性的偏向

福柯宣称他的理论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对权力和知识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将权力理解为“统治权”—即理解为压制。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是反对真理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以前国王与贵族的统治都是这样的。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一样，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理性是有力的武器。在福柯看来，这是一种过时的观点。

尽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于阶级和国家的讨论符合这种统治权的观点，但是马克思原创的贡献是他对市场的非个人控制的批判，将之解释为一种社会合理性的形式。这种进路发展了来源于卢梭(Rousseau)的启蒙批判的激进一翼，卢梭早期关于私有财产的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激发了雅各宾(Jacobins)和巴贝夫(Babeuf)的“为平等而密谋”(conspiracy of equals)。马克思的批判要复杂得多，它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但是他也认为合理的社会安排受到了权力的影响，是有偏向的。①福柯对合理性的直接批判说出了马克思类似的却隐含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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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对福柯的合理性概念有个完整的回顾，参阅：Fabrice de Salies，“L'histoi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par Foucault: Comme remise en cause de la rationalité," Philosophie123，no.3(2014)：68-97，doi:10.3917/philo.123.0068。为了对韦 伯的现代合理化概念有个概观，参阅：Rogers Brubaker，The Limits ofRationality: An Essay on the Social and Moral Thought of Max Weber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我必须首先解释“合理的”社会体系是什么意思，并相应地修正偏向的含义。让我从“社会技术合理性”(sociotechnicalrationality)这个我在之前的书中介绍过的概念入手，我用这个概念来界定许多现代制度的独特特征。②

我们现代的合理性概念是根据科学和数学来形塑的。当然没有制度恰好和这些学科一样合理。制度不是由逻辑来维系的，而是由缺乏实验和方程式的因果关系和符号关系来维系的。不过，与科学和数学具有某些相似性的程序，对现代社会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正如福柯所解释的那样，合理的制度扮演着“真理的游戏……一套导致某种结果的程序集合，根据其原则和程序规则的作用，可视为有效或无效，胜利者或失败者”。①尽管福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拒绝描述适用于跨领域的一般的合理性原则，但我认为，至少有三条这样的原则被组织所应用并在体系中被制度化。这些原则包括等价交换、普遍原则的分类和应用，以及调整手段以适应目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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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充分利用了卢梭对马克思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GiovannidellaVolpe, Rousseau and Marx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J. Fraser (Atlantic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9),86。

② Andrew Feenberg,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Essays in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 chap. 8.

根据我们通常对这些词的理解，这些原则中的每条原则看起来都是“合理的”。市场，就像计算一样，是等价交换。管理在分类和按照规则统一对待对象方面类似科学。和科学一样，为了实现它们的目标，管理会更加仔细地衡量它们的对象。商业，和技术一样，以追求效能为基础。并且，技术规训使每个领域的专业人员的工作活跃起来。这些规训也追求科学性，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因此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似乎映射了科学。福柯已经指出了批判方法的结果，但他绝不是第一个批判合理性的理论家，他的工作启示着对批判传统的再解读。

福柯的论点，即真理的政权依赖于权力关系，是试图在现代制度中克服启蒙批判的缺陷。启蒙教导我们辨认偏向，在偏向中，成见、情绪和伪-事实影响判断，而判断应该基于合理的标准。我将之称为“实质性偏向”，因为它取决于信念的内容，比如，认为有些种族智力低下。启蒙哲学家诉诸没有被成见影响的合理的基础、事实和理论，在此基础上，他们否认封建制度和宗教制度的叙事合法性。毫无疑问，对实质性偏向的批判过去扮演并且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解放角色。然而，它有一个重要的局限。诉诸理性反对封建和宗教偏向，承认那些要求合理基础的制度的中立性和普遍性。例如，市场就是这种情况，它不是由神话、故事或情绪要求来辩护的，而是由干瘪的商品货币等值逻辑来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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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The Ethic of Care for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in The Final Foucault, ed. J. Bernauer and D. Rasmussen, trans, J. D. Gauthi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