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卢梭是启蒙运动为理性加冕的伟大例外。他在其两本著名的论述(Discourses)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合理性批判。这两种批判预示了后来几个世纪探索的主要替代选择，并仍然被不同的批判形态所表现。他的第一个论述，即《论科学和艺术》(Discourseon the Sciencesand the Arts)谴责了以德性为代价的知识发展。“我们有物理学家、地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我们不再有公民。”①这是对专业化知识和劳动分工的存在论后果的浪漫主义批判。在后来的浪漫主义批判中，激情和爱经常被卢梭归于德性和公民身份。“庸俗”(philistine)理性的选择，而不是激情，证明了对一个安全的、顺从的资产阶级生存的偏好。对那种生活方式的批判是和艺术的、政治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它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但对现代社会组织的直接影响则微乎其微。②

类似的批判在某种后现代的或后殖民的理论中也能找到。但是不论什么时候合理性被压缩为诸如西方的或父权的意识形态，或仅仅是权力关系的非合理性的(nonrational)起源时，它作为合理的特殊特征就被忽略了。①这种批判难以置信地将实质性偏向归于合理的体系，并因此否认合理性本身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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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trans. R. D. Masters and Judith R. Masters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1969),59.

②Michael Löwy and Robert Sayre, Romanticism against the Tide of Modernity, trans. C. Porter(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35.

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的左派身上遇到了这条进路，例如在蒲鲁东(Proudhon)那里，蒲鲁东将他著名的书命名为《财产就是盗窃》(PropertyIs Theft)。但是如果财产真的就是盗窃，那么资本主义的一致性和幸存就是不可理解的。没有社会秩序可以建立在简单的掠夺基础上，像资本主义这么复杂的体系当然不是。对诸如市场、技术和管理这样的合理体系的有效批判要求一条不同的进路。细微的分析一定能在合理形式的具体实现中找出偏向。

卢梭的《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引入了一种批判的策略来批判对合理性的抵制。这个文本探讨了国家的起源和合法性的问题。在一个利益冲突的世界里，国家代表合作和道德的原则；它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公民秩序的框架。但是卢梭认为，创造了国家的社会契约在法律上(dejure)保护了财产的不平等划分，而财产的不平等划分在事实上(defacto)是在引入一种法律体系之前就被强加了的。因此国家的合理形式掩盖了从暴力的过去继承来的不合理的内容。②事实上，卢梭没有断言社会契约就是真实的事件，而毋宁是暗指每个现实存在的国家都继承了非法暴力的成果。为了保存暴力的成果，国家不断地强化其固有的不公正，即便它建立起了一种道德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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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方法暴露在衰退的风险中是非常真实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可以诉诸科学研究来保卫他们在学校教授“智能设计”的权利。

② Rousseau, 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157- 160.

卢梭的论据的新意在于，他证明了合理性和偏向可以共存，而不是作为彼此的替代物互相反对。马克思使用复杂得多的分析手段将类似的批判策略扩大到经济学和技术。他的进路要求一种新“形式的”偏向概念，我用这个概念指对合理秩序的歧视性效果的批判。形式的偏向隐藏在合理体系的方方面面，只有在历史的和域境的分析中才显现出来。这不是以伪-事实或叙事神话为基础的成见的问题；而毋宁是指体系的设计使歧视性原则对象化。例如，执行和安排有文化偏向测试的那些人，不一定要他们自己对它有成见才能产生有偏向的结果。诚然，在实质性偏向的案例中，声称这种测试是公正的，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但是相信这个意识形态并不是歧视的原因；而毋宁说，测试本身是歧视性的。

类似的考虑也包含在马克思对市场的批判中。他承认市场的合理一致性，就像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解释的那样。根据这个学说，平均而言，每件东西都根据其价值出售，包括劳动。但是在1844年他已经引用“一个当前的经济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①这个事实暗示着被隐藏的偏向，马克思将它归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但是如何揭示赋予等价交换原则的偏向呢?哈贝马斯(Habermas)已经简洁地总结了马克思在发展他的批判时所面临的问题：“市场机制承诺，交换关系将是而且正因为是等价的……而存在。互惠原则本身就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组织原则。”①根据数学等价与道德互惠的共存，市场被合法化为自然的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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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rl Marx,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ed. and trans. T. Bottomore (London: C. A. Watts, 1963), 121.

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克服了这个批判的障碍。我在这里重提马克思的观点不是为了复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是将其作为预示了福柯进路的方法论创新的例子。在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推出的理想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商品的价值在于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劳动力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是根据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成本来衡量的。但是由于资本家拥有工厂，所以他有权力不依据他所雇用的劳动力的贡献来设定工作日的长度。在工作日，工人创造了多于他们的工资成本的商品，并因此使拥有他们产品的资本家变得富裕。与此同时，工人自身维持在足以再生产他们的劳动力的水平。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批判中没有参考成见和歧视。剩余价值由这个体系自身的合理的工作所创造。财产不是盗窃，因为劳动力根据其价值被支付了工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反对早期工会要求“公平的”工资。他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工资率的问题，而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问题，它将工作日的长度留给资本家自行决定。然而，马克思的论点在被看成是纯粹的等价交换时，即超出它实际作为剥削机制起作用的域境范围时，的确有效地否定了市场要求的这种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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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ürgen Habermas,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in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trans. J. J. Shapiro (Boston:Beacon Press, 1970),97.

形式的偏向概念说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如何实现了社会统治。这个观点与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统治阶级的统治权为基础的论断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作为对经历了许多代的变化与发展并且遵循合理原则的体系的一般性描述，这当然是错的。

与福柯对社会科学和医学科学的批判一样，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回应了启蒙运动同样的局限。然后，令人费解的是，福柯并没有建立联系。他在1981年的一篇短文中非常接近了，在这篇短文中他认为(归根结底!)是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了“一个社会不是一个行使同一权力的单一机构，而实际上是不同权力的并列、联络、协调，也是等级，这些不同的权力每种都有其特殊性。……社会是由不同权力组成的群岛”。①马克思在具体描述每个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权力技术”的军队、奴隶制、工厂和财产等的不同工作时有了这个发现。

但是，如果像福柯所说的那样，权力和真理是交织在一起的，那么马克思的权力理论必定与真理的批判理论联系在一起。那个理论是什么呢?福柯没有告诉我们，但它一定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什么福柯未能指出这个关联？他的失败与在他的训练期间，在法国认识论中令人注目地完全没有参考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福柯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未能对法国思想产生影响，尽管它的流亡人员经过了巴黎。这些德国思想家在对马克思著作的阐释中发掘了权力/知识的“知识”面。福柯自己对合理性批判的迟到发现来得太迟了，以至于没有激发起对马克思的一种替代性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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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in Dits et Ecrits II: 1976 –1988, ed. D. Defert and F. Ewald (Paris: Quarto-Gallimard, 2001), 1006.

谱系学:对象和意义

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来自尼采。跟尼采一样，福柯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质概念。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物质概念，本质通过偶然的变化而存在。尼采说：“一件事物的起源及其最终用途的实际原因，以及将其纳入一个目的体系的方式，都是天壤之别；无论其起源如何，每种存在物都会被当权者根据自由意图定期地重新解释；有机世界中的所有过程都是超越和克服的过程，反过来，所有超越和克服都意味着重新解释、重新排列，在这一过程中，先前的意义和目的必然被模糊或失去。”①

谱系学的进路可以应用于技术体系。制度和人造物由部件的聚集构成，伴随的是它们在社会中的功能角色而不是其内在的本质。这种技术体系类似羊皮纸：来自不同社会区域并且回应，甚至反对不同逻辑的多层影响题写了共享的对象或制度。正如福柯所说，谱系学“在一片纠缠和混乱的羊皮纸上，在被刮过很多次并且被复写过很多次的文件上操作”。“在事物的背后，”他接着说，“并没有一个永恒而重要的秘密，相反，那个秘密没有本质或只有从异化形式的碎片中捏造出来的本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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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Genealogy ofMorals, trans. F. Golffing (New York: Anchor, 1956), 209.

福柯更进一步指出，构成了社会对象的聚集依赖于实践并且呈现出规则治理形式。当他宣称实践将解释强加给它们的对象时，福柯表现得最尼采主义。他写道：“阐释是对规则体系的暴力或暗中占有，它本身没有本质意义，目的是强加一个方向，使它屈从于一种新的意志，迫使它参与一场不同的游戏，并使它服从次要规则。”②

马克思也对社会对象进行了反本质主义的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写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③

跟尼采和福柯一样，马克思也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质概念。人造物或制度的历史不可能依赖于一个先验的定义而是必须在从“不同要素”的建构中追溯其演变。这是一种去物化的(dereifying)进路，它将社会“物体”，例如将人造物、制度和法律看作部件通过其功能角色而产生的聚集。这些部件就像社会变化一样分散和再组合。马克思在其文本中使用的例子是货币，它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式和含义。它不是由相同的“东西”组成，也没有相同的作用，但它仍然是“货币”。去物化的分析必须在结构中界定其本体论的差异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界定对象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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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And trans. D. F. Boucha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9, 142.

② Ibid. ,86.

③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N. L Stone(Chicago:CharlesH.Kerr，1904)，2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马克思和福柯都认为社会现实依赖于非个人的、无主体的阐释。在马克思那里，这个非个人的来源是资本主义体系。在福柯早期著作中，它呈现为理论范式的形式，在后来的著作中，当实践被包括进了他的谱系学，它便包含了权力技巧的无名扩散。控制性阐释的影响在构成社会世界的整个制度和知识形式中都可以追溯到。

然而，主体并未从场景中消失。相反，在现代社会中，统治权力的运用“主体化”了。它塑造了可能也抵抗这个权力的生产性个体，他们将其个体性归功于这个权力。马克思将无产阶级运动归于类似的权力的“生产”效果，而福柯则提及由不同的制度所制造的抵抗，通过这些制度权力被分散了。这些抵抗的主体是“行动者”，这个术语在结构主义的STS的意义上被使用。在第二章中我将更具体地探讨这个关联的重要性。

对马克思的谱系学阐释也被其方法的另一个方面所支持，它预示着解释灵活性的结构主义概念，这也将在第二章中被讨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Wage Labour and Capital)富有暗示性的一段中，他写道：“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①这段文字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区分了作为事物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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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也经常在社会本体论中得到解释，例如瑟尔(Searle)根据“我们可能称为自然固有的特征和与观察者、使用者等的意向相关的特征之间的区别”②来解释它。只有当它被认作一把椅子的时候，椅子才作为一个物体具有可以坐在上面的功能也就是说，只有当它的意义被潜在的使用者理解的时候。意义的分配依赖于人类主体。

但是马克思有不同的进路：他将意义的分配归于经济体系并认为此功能依赖于“总体的生产关系”③。他将那些关系解释为不仅仅是经济的，解释为生活方式的基本模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一定的生活方式。”④因此构成生活方式基础的实践支持生活方式在其中展开的世界的功能/意义关系。意义是这些人类关系的客观表现形式。而且，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类似法律的表现形式的分析赋予那些关系以秩序和主体无涉的独立性，这与瑟尔所描述的观察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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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rl Marx, "Wage Labor and Capital,"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b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8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②John R.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9.

③ Marx, "WageLabor and Capital,"81.

④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ed. C. J. Arthur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2)，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

使用者相关的意义大为不同。①

马克思的基本洞见是有效的，这个洞见就是以下观点，即事物通过它们与体系、秩序和总体性的关系变成它们所是的样子，但是他唯独只将这个体系等同于经济。福柯将他的进路推广到所有类型(即文化体系)的社会意义上。马克思没有文化理论。后来关于文化理论的著作应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它，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体系。②文化意义属于生活方式，正如经济意义一样。它们不是独立于经济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跨领域中变得可见。

福柯与马克思最重要的区别与文化转向的结果有关。他指出，以知识为基础并嵌入技巧中的权力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所推翻。现代社会通过权力/知识的效应而存在，政府政策和人事的变化不会触动那些效应。可能发生的是更少或更多，但不会是这个变化。为了合并被底层等级所占有的被征服的知识，福柯赞成“权力关系的颠覆性重新编码”(recodification)，它构成科学的结构和方法的基础。③“抵制或反抗某种权力形式的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谴责暴力或批判某个制度，也不会满足于指责一般性的理性。必须被质疑的是危如累卵的合理性形式。”④目的不是取消权力，而是找到一种方式“使得这些权力游戏可以以最小的控制玩下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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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hap. 1.

②在福柯发展其理论的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的思想家们为某种体系或结构可以为一种文化科学提供范式这一理念而着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是这一方法的最成功的提倡者。

③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123.

④Michel Foucault, "Onmes etSingulatim: Toward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Reason,"in Michel Foucault: Power, ed. J. Faubion, trans. R.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也见 Carl Death, “Counter-Conducts: A Foucauldian Analysi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vol. 9, no. 3, 235– 251, August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