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文化体系的这个一般化概念在批判的结构主义中有重要的应用。正如福柯所说，抵抗有改变意义并引入导向未来发展的不同功能的权力。行动者可以带来不同的资源以深化他们的利益。所有权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尤其在如同马克思所观察到的生产技术的事例中更是如此，但它不是唯一的资源，有时候它在市场不那么核心的领域被社会和政治因素所遮蔽。我将在第四章根据这些术语来分析互联网。它是因此产生的解释学歧义的好例子。的确，互联网的意义是什么？它的首要功能是什么?我们可以改写马克思：“互联网是传输数据的机器。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它才变成资本或者变为民主中介、性机器等。”

技术

根据福柯的论述，技术只是许多类似的社会控制机制中的一个，所有这些显然都以中立的技术为基础，都对社会权力具有不对称的效应。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②是福柯在其理论中发明的关于人造物的一个例子。就此而言，他说：“权力的施展不是像一种僵硬沉重的压制因素从外面加之于它所介入的职能上，而是巧妙地体现在它们之中，通过增加自己的接触点来增加它们的效能。全景敞视机制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机制与一种职能的结合枢纽与交流点，它还是一种使权力关系在一种职能中发挥功能、使一种职能通过这些权力关系发挥功能的方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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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oucault, "The Ethic of Care for the Self," 18; Andrew Feenberg, Trans forming Techn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2), chap. 3.

②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4页脚注对该术语翻译的解释。—译者注

整个的技术理论暗含在这段高深莫测的话中。事实上，这个理论也暗含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尽管马克思只是将其应用于生产。福柯将它从这个局限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理解技术政治的一般进路。他认为，权力不是“从外面加之于它”，而是存在于技术的设计中。全景敞视建筑不仅仅是一个用于行使权力的物理的东西。而毋宁说，全景敞视建筑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行使监视的功能。它不是用于不同用途的中性工具；它是它的功能，并且这个功能有特殊的社会含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监视行使权力。

当然，在特定域境中这种全景敞视建筑仅仅是物理对象例如，在与天气的关系中。但是全景敞视建筑的真理不是在这种域境中被揭示的，就像人类的本质不是在操作台上被揭示的一样。用来理解一门技术的特许域境是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域境。而那种域境可能包含对权力的行使，就像它在所讨论的例子中所做的那样。

这个理论怎么会与马克思相关呢？马克思在英国工业革命许诺改变世界时写下了他的重要著作。科学与技术在人类历史中的核心地位突然就显现了。这激发了当时仍然很普遍的决定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依赖于知识而不是政治的、社会的或文化的影响。科学的进步拖着技术的脚步，技术反过来又决定了社会生活。而且因为最有效的设计总是胜出，所以就有了这种意识，即技术分享了科学知识的合理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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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Foucault，206-207。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2页。

马克思不是一名技术决定论者，尽管他写下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著名段落。马克思如何理解决定作用还存在争议，但是有一种解释直接为这一章的关注点提供了资源。①根据这个观点，马克思认为技术视社会关系而定。因此技术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福柯对全景敞视建筑的分析来理解。

马克思在几个段落中都指出，工业技术的设计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需求。例如，他写道，科学“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②他进一步说：“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③这些段落都表明科学和技术由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塑造。结果是，生产性劳动失去技能并被机器所取代。

马克思将这个过程称作“实质吸纳”。④一旦劳动变成工资劳动，那么它的任务就被简化并被分解成小部分。生产单位不再具有植根于共同体和家庭并被手工业行会(craftguilds)及其传统所支持的准自然特征。工人在企业里没有经济利益，去技能又消除了在工作中固有的兴趣。理解工作计划甚至对执行它的人来说也变得困难了。正如安德鲁·尤尔(AndrewUre)在1835年写道的：“它借助人性的弱点而发生，工人变得越熟练，它就越倾向于变得更具有自我意志和难对付，当然，越少适应机械体系的部件，通过偶尔违规，它可能对整体造成巨大伤害。因此，现代制造商的宏大对象是通过资本和科学的联合，将他的工人的任务压缩为警觉和灵巧的操作。”①尤尔界定了我称为的资本主义的“设计行为准则”(或者之前演讲中所说的“技术的行为准则”)。社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是资本需求对工业革命负责并引导贯穿19世纪和20世纪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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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Mackenzie, Knowing Machin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chap. 2.

② Karl Marx, Capital, trans. E. Aveling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06),47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6—477页。

③Ibid，47-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④ “Formal and Real Subsumption of Labour uner Captial, Transitional Forms."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61 -63, Part 3) Relative Surplus Value, trans. Ben Fowkes, http://www. marxistsfr. org/archive/marx/works/1861/economic/ch37. htm.

马克思揭示了去技能是如何导致机械化的。他的分析是，工人的任务瓦解为简单的碎片化姿态，这为工作转化为机器做了准备。资本家的很多监督功能可以在这种机器中对象化，这是恰当的资本的技术形式。机械化将具体的劳动转化为可以被任何人应用的抽象的和可衡量的劳动力单元。马克思的分析解释了权力关系如何走向“在职能中发挥功能”(用福柯的话说）。权力/知识在其形成术语之前(avant la lettre)在马克思那里似乎起过作用，尽管说马克思明确地根据这些线索发展了他的理论还是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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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drew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London: Charles Knight, 1835), 18.

夸张。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去技能和机械化是发明的一般特征，它们似乎对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技术的进步通过机器取代人而在占主流地位的文化中被界定。这种进步所采取的技术合理性的形式使得察觉它的偶然性变得困难。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分享的旧的进步理念流行到20世纪70年代，直到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开创性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更新并发展了马克思对去技能的批判。①

福柯的贡献支持了对马克思理论的概括。在马克思的时代，大多数技术都应用在工厂，因此关于技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今天马克思的进路可以在超出工厂的范围应用。技术无处不在，包括远离生产的领域。越来越像资本主义管理的管理层级以技术为中介。手工劳动的去技能及其完全屈从于管理预示了20世纪在技术发达的社会中类似权威主义关系的扩散，这是技术化管理的“控制革命”。②

从建构主义立场看，所有这些都和设计有关，因为设计的过程将意义和事件放置在一起。这是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社会组织从物质上表达他们的世界观并发展他们的观点和兴趣。设计通过将不同层次的功能集合在一起而推进，这些不同层次的功能对应于行动者将之归于人造物的不同意义。对技术体系的研究必须识别这些层次并解释它们的关系。这产生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的”解释。它揭示了围绕技术而形成的社会组织的合作生产和形成这些社会组织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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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in the TwentiethCentur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②James R. Beniger,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n 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一个人造物的每一步发展似乎都揭示了预先存在的本质的隐含之意，这个预先存在的本质以技术为基础，随着每个进步而展开。发展过程像生物物种的进化过程一样可以被追溯。但事实上，变化不仅回应客观条件而且也回应控制者的目的。设计因为控制者所服务的利益的多元性而变得复杂，有影响力的行动者的干预与不可预测的结果相互交叉和相互作用。这个结果可能阻止一些熟悉的可供性，却带来另外一些直到新域境支持它们或新的行动者发现它们才能察觉的可供性。

因此技术呈现出一些我们将之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模棱两可，尽管它们显然具有合理的形式。从成功方的立场回顾，我们规划了发展的标准，它完全回到了原点，似乎开启了一个目的论的过程。但这是一个幻觉的目的论，一个恰当的社会历史将揭示转型而不是呈现稳定性，就像马克思、尼采和福柯所宣称的那样。

理性的多神论

马克斯·韦伯引进了合理化这个奇特的概念来解释马克思早就认定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核心的许多过程。但是马克思将合理性看作是潜在地二元的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韦伯则认为在所有的现代社会中它具有相同的形式。这导致在帕森斯(Parsons)和现代化理论中强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性。现代性被看作一种独特的合理性文化，通过科学和民主超越了之前所有文化的地方性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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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打破了这种合理性主义的(rationalist)“一神论”并质疑韦伯的简单化及其在社会学传统中的后果。福柯关于现代生活的多重“编码”(encodings)概念建议我们应该在多元而非单一中谈论合理化。他认为技术或社会的发展没有前定的结果，被社会科学的确定性所封闭的未来将会重新打开。①

马克思预见了福柯的核心观点—即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一定将合理性包含在它的视野中。从福柯的立场看，工人运动仅仅是随着技术体系的兴起而更加一般化的合理性政治的最初例子。在马克思对官僚作用的批判中已经有线索了，但成熟的理论仅仅在20世纪才形成。一旦技术中介在整个社会层面展开，更加大范围的斗争也就出现了，就像当代环境政治、医学政治和计算机化的政治一样清晰。②

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在特定的实践中构成了一个包含相互关联的制度、对象和个人的网络。参与这样的网络就是涉及权力关系，而这些权力关系可能有时候会导致抵抗和反叛。参与者在减少参与负担时具有我所称为的“参与者利益”。这对马克思而言是明显的，他认为阶级利益的存在是由工厂劳动的条件造成的，无产阶级的抵抗由工厂的剥削和暴君行为所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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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Questions of Method," in The Foucault Ef 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s. and trans, G. Burchell, C. Gordon, and C.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78 – 79.

②我在我的几本书里面都列举了关于这种斗争的例子：论医学和计算机化，Andrew Feenberg, Alternative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95), chaps.5 and 7;论教育技术，Feenberg,Transforming Technology，chap. 5;论环境 主义, 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New York: Routledge, 1999), chap. 3.

马克思从未发展出一种承诺阶级意识的理论，但它确实突出了自下而上的视角，即独立于资产阶级的官方知识体系。尽管这些知识体系在一般性的不同层面起作用，但马克思和福柯的贡献有着明显的相似性。马克思的阶级利益、斗争和意识概念，类似于福柯的生活对权力的固有抵抗概念，而权力受“征服性知识”的引导，“征服性知识”又反映了其参与者在社会技术网络中的体验。①征服的知识没有在技术规训中形式化并且提出了跨越专门化界限的问题，在专门化中形式的知识忽略了真实世界中的重要联系。这种经验的知识是对广泛的价值观而不仅是效能和控制的反应。它启发了对网络中的主导组织的抵抗，就像工人阶级的意识一样。

在这种新的环境下，社会斗争追随着由技术体系所设置的模式扩散开来。马克思主义对工厂的分析似乎太狭窄了，无法涵盖当代技术政治的范围。只要出现技术斗争，社会理论就必须追随它们，结果是扩展了政治概念。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革命理论，它提供了一种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缺乏的民主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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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Two Lectures,"in Power/Knowledge, 81 -83.

福柯提出的关于监狱条件的斗争是技术政治一般化的一个例子，它建立在技术规训的基础之上，超出了适合管理制度的技术领域。由犯罪学学科所决定和合法化的监狱体系的设计行为准则在今天仍然是重要的批判对象。①类似的关于环境、医学、治安和城市规划的斗争在技术的设计和官僚化组织中显示了政治学的纠缠。关于政治学的定义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就像合理性牵涉进越来越多的争议事件一样。

关于技术体系的新政治学可以理解为关于设计行为准则的斗争。例如，互联网主要是被将其变为自由和公开交流手段的黑客和使用者所塑造。他们不断地干扰新兴模式，阻止技术的驯化(naturalizaiton)。流行的对商业策略的抵制仍然在保护这种卓越成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环境运动对公众态度和工业技术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影响，环境主义比其他任何社会运动都更多地揭示了技术的社会偶然性。这些没有先例的斗争和创新证明发达社会的公民在塑造他们自己的技术命运方面的意志正在增长。②

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些斗争的效果还不是很大，但是它们对技术体系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前连续的技术进步，即从工业主义的起源到现在，似乎是无可置疑和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知道它与特定的社会组织有关。这种知识不仅是学院的而且延伸到广大公众。争论取代了确定性，把公共领域扩大到能容纳许多新的议题。我们只是处于由这个变化所许诺的转型的开端。虽然难以想象，把技术合理性看作是问题而不是答案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这却是我们前进的方向。马克思和福柯为这个结果做了准备。他们逐渐削弱了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确定性之一—进步的神话。改述弗洛伊德(Freud)的话，哪里有合理性，哪里就有政治。马克思称之为“人类对历史的控制”。这依然是需要我们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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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gela Davis, Are Prisons Obsolet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3).

② Michel Callon, Pierre Lascoumes, and Yannick Barthe, Acting in an Uncertain World: An Essay on Technical Democracy, trans. Graham Burchel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

社会主义的治理术?

以自下而上的知识为基础的民主替代的前景是什么?技术政治成为一个常见现象。在民主干预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变得更加人性化，能够更好地考虑普通大众的需要，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民主的合法化正在逐渐取代技术形式，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主要还是一种修辞现象。想想所有关于民主管理和扁平化的等级——以及有限事实的讨论。

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合法化中有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对民主的诉求削弱了对这个体系而言很重要的集中化的技术权力。①正在增长的经济不平等证明了这个事实，即这个权力没有被削弱。相反!民主合法化可能会释放出一种基于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权力关系的新型技术先进社会的潜力。在技术政治发展的这个早期阶段，没有办法知道这是否是一个现实的前景，但至少沉思它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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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将资本主义的这种紧急状态称作“经营自主权”(operational autonomy)。这个概念在Feenberg,Transforming Technology，chap. 2 中被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