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当我沉思它的时候，我想起了福柯论新自由主义的演讲中所讲的暗示性言论。他描述了早期现代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早期现代国家试图规范社会生活，而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开放自由经济交换领域来统治。这是两种“治理艺术”，或用他的术语说是“治理术”的体系。突然，福柯岔开话题，就像他在这些演讲中经常做的那样，宣称社会主义缺乏可比较的治理艺术。它仅仅模仿早期现代国家关于普遍规则的尝试，或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在自由主义国家所建立的自由交换的领域，但它没有自己的原创艺术。①

苏联解体之后，那些继续思考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人，的确多半探寻规范的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替代方案，即确认了福柯的批判。但是或许技术政治勾画出了今天已经以胚胎形式存在的特殊的社会主义治理艺术的轮廓。福柯自己描述了围绕医学和监狱的斗争，它们在反对自下而上的知识屈从于官方科学方面类似于当代技术政治。这些斗争在福柯的时代局限于少数制度，但是现在，它们以或多或少冲突的形式散布在更广泛的领域。诚然，这些斗争是非革命的。它们远没有经典的劳动斗争具有破坏性，但是它们对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们将不同形式的知识引入到交流中。这对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体系的社会来说是新东西。我将在第七章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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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Paris: Seuil/Gallimard, 2004) ,93.

这些斗争带来了改革而不是革命。想想这些变化，比如妇女的新角色、环境改革，以及互联网用户出于交流目的对互联网的占用。正常的是，这些变化被一个仍然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能够适应新的约束。只有彻底失败的想象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框架的持续存在而将这种划时代的变革仅仅作为“改良主义的”而摈弃。①

民主干预在避免了僵化的官僚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会有更深远的结果，这种僵化的官僚体制摧毁了苏联的实验。有些反官僚化的措施在工人控制的实验中是为人所熟悉的。在必要的时候，企业的民主化是不够的。它的相关性在现代生活的每个领域中都被专门知识日益增长的作用所挑战。并且，它没有解决现代技术日益具有威胁性的外部因素。

但是假设一种反官僚化的社会主义让政府面临像福柯所分析的那样的挑战，这将使技术政治从技术正常性的断裂向一种标准的技术生活方面转化。在这些情境下，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展出一种在技术体系的制度中，以外行和专家参与者之间流动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原创的管理艺术吗？

第一章 福柯之后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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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连接民主政府和社会运动的谈话过程(根据定义)总是未完成的……它不再是改革反对革命或革命反对改革的问题，而是在另一个中使一个行动，是将这个运动的表达能力转化为社会治理形式的问题。”Antonio Negri and GiuseppeCocco,GlobAL: Luttes et Biopouvoir à l'Heure de la Mondialisation: Le Cas Exemplaire del'Amerique Latine, trans. J. Revel (Paris: Editions Amsterdam, 2007),211(我的翻译)。当这段话表达了一种接近我的立场时，批判的建构主义对技术和技术斗争有着不同的理解。参见 Matthew Greaves，“The Rethinking of Technology in ClassStruggle: Communicative Affirmation and Foreclosure Politics," Rethinking Marxism:A Journal of Economics, Culture &. Soceity 27, no. 2(2015); 195– 211.

(赵司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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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批判的建构主义

绘制批判的建构主义的地图

这一章探讨批判的建构主义及其两个主要来源，即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关于STS的早期著作。①批判的建构主义关心技术体系对人类能动性的威胁。STS的两种早期趋势，即社会建构主义和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挑战实证主义和决定论意识形态，含蓄地解决了这一威胁，这些意识形态几乎没有留下民主控制技术的空间。通过提出一种明确的关于对技术体系进行民主干预的理论，批判的建构主义赞同STS所认为的技术既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是普遍的观点。批判的建构主义因此建立起了STS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交流。这与其说是选择替代STS,不如说是邀请向更大范围的现代性的哲学理论与社会理论敞开大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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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刚开始从事这一章的主题时，“批判理论”这一词汇是和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以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实证主义和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今天这一词汇已经没有专门的所指了，除非在原文大写的情况下它仍然指法兰克福学派。在小写的情况下，它只是广义地和这类意识形态批判联系在一起，可以参考德勒兹(Deleuze)和福柯等著作引申而来的文本。

在STS出现之前，关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是与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社会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广泛而频繁的反思性理论强调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它们试图根据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来理解现代性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解释现代性的许多病症，尤其是人类能动性在技术化的社会中的衰落。它们的主题是为人所熟悉的：技术官僚、专业知识的暴政、知识代替智慧和信息代替知识、把社会看作是功能体系的综合体、现代生活的无意义性，以及人的过时，等等。在这些宏大的关切中，技术迷失了自己。

STS在取代研究实际技术的经验案例的较早进路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几乎没有人依靠芒福德或杜威、海德格尔或马尔库塞来获取关于技术的洞见。然而，当STS转向案例研究时，它失去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关切。这一章和这个争论特别相关的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调政治能动性和技术官僚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

STS回避政治争论是因为韦博·比耶克(WiebeBijker)所说的“绕道进入学院”(detour into the academy),认为有必要把这一领域建立为一门社会科学。①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出了这种著名的绕道，但是，以它为标志的STS足以困扰了一些属于早期批评传统的人。兰登·维纳(Langdon Winner)在一篇有着令人瞩目的标题“打开黑匣子却发现它是空的：社会建构主义和技术哲学”②的文章中替他们说话。我通过修正批判理论使其适应STS的方法论创新而做出了不同的回应。③与其呼吁STS接纳批判精神，我宁愿接受STS的反决定论和反实证主义，来支持建构主义的批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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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该欢迎这个邀请吗？一位社会学家告诉我STS对哲学没有用。当然，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对STS做出了同样的评价。我认为是时候忘掉学科边界管制而继续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讨论之一了。

STS的关切作为广为传播的争论而被扩大，在当代生活的许多方面覆盖了医疗、互联网，以及直接被技术所涉及的环境。作为回应，STS已经变成了政治回应，尽管有时候使用的是不令人信服的政治学概念。④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希拉·加萨诺夫(SheilaJasanoff)、布莱恩·韦恩(BrianWynne)和其他许多人的工作在尝试理解技术的政治学问题上扩大了对STS的影响。①对混合论坛和合作生产的研究挑战了对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中流行的对民主的狭隘理解。②有些STS研究者现在也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所青睐的政治化进路。③但是，在许多才华横溢的案例研究中被列举的STS的先前成就，如何能够在对有争议事件的政治调查的域境下得以保持？对植根于STS起源的理由而言，这就带来了问题。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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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iebe E. Bijker, Of Bicycles, Bakelites, and Bulb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 Inside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 5.

② Langdon Winner, “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18,no.3(July 1,1993): 362-378, doi:10.1177/016224399301800306.

③ 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④关于STS内部对其学者将政治学理论化的批判参见，例如，M.B.Brown， "Politicizing Science: Conceptions of Polit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5, no. 1 (February 1,2015): 3-30, doi; 10. 1177/03063 12714556694; Linda Soneryd, “Technologies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echnologized Futures," in RemarkingParticipation: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Emergent Publics, ed. J. Chilvers and M. Kearnes (London: Routledge, 2015), 144-161.

当STS在近年来对公共参与决定技术政策的出现做出回应时，它就向批判的建构主义的关切靠得更近了。④但批判的建构主义通过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借用来的控制(domination)概念而仍然在STS的主要贡献中脱颖而出。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认为，工具理性与控制具有密切关系，但是呈现出在未来自由社会实现转化的希望。STS和批判理论之间的重要差别因此与合理性相关。有这种事情吗？如果有，其重要性是什么呢?前面一章体现了福柯在将控制分解为特定社会类型的多元性时，确证了工具理性与控制之间的关联。但是，从STS的研究来看，控制大部分消失了。有些STS学者否认合理性概念的相关性，将它还原为各种非合理性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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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hiela Jasanoff, "The Idiomof Co-Production," in 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theSocial Order, ed. S. Jasanoff (NewYork: Routledge, 2004) ; Bruno Latour and Peter Weibel, eds. , Making Things Public :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Brian Wynne, Rationality and Ritual: Participation and Exclusion in Nuclear Decision-Making (London: Earthscan，2011)。拉图尔和魏贝尔(PeterWeibel)的文本收集了大量根据STS将 政治概念重新概念化的论文和图表。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可以在976—977页 找到。

② Callon, Lascoumes, and Barthe, Acting in an Uncertain World; Chilvers and Kearnes, Remarking Participation; Jasanoff, "The Idiom of Co-Production."

③ Renato Dagnino, Neutralidade da Ciência e Determinismo Tecnológico (Campinas, Brazil: Editora Unicamp, 20o8); Pablo Kreimer, Hernán Thomas, Patricia Rossini, and Alberto Lalouf, eds. , Producción y Uso Social de Cono-cimientos: Estudios Sociales de La Ciencia y la Tecnología en América Latina (Bernal, Argentina: UNQ, 2004); R. Rajao, R. B. Duque, and R. De', "Introduction; Voices from within and outside the South-Defying STS Epistemologies, Boundaries, and Theories," R39, no.6(November 1,2014):767-772,doi;10.1177/0162243914542161.

④例如参见Chilvers and Kearnes,Remarking Participation。

当将问题置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的域境下时，批判的建构主义利用了STS。当这样做的时候，它尝试着用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和域境无涉(context-free)的合理性批判来调和批判理论和STS。这种调和是可能的，因为批判理论将发达工业社会关于控制的合理体系表征为一种偶然的社会成就而不是合理性本身的重要结果。分解这种批判并经验地阐释它应该是可能的。

像现代性理论家一样，STS反对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但它并不大范围地拥抱哲学批判。社会建构主义所提出的关键替代性概念是行动者、非充分决定(underdetermination)、解释的灵活性和结束(closure)等概念。批判的建构主义将这些概念与纲领(program)、授权(delegation)，以及从行动者网络理论演化而来的合作生产等概念相融合。尽管被用来解释特殊的案例，但这些概念给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支持。但此批判与STS理论家们的大多数激进结论，例如技术争论中的对争议者的对称处理，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称，都有冲突。

这一章的开始部分将绘制批判的建构主义与STS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重要学者和方法论创新之间关系的地图。接着，这一章将解释我关于处于早期STS学术中心的对称性概念的保留意见。接下来的部分将解释批判的建构主义的主要概念和方法，以及它的政治含义。在结论部分，我将阐释一个有趣的STS的案例研究，并讨论这个综合理论的方法论含义。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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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批判理论

术语“批判理论”是模棱两可的，不仅因为许多与法兰克福学派无关的思潮滥用它，而且因为法兰克福学派自身在其第一代和后面数代之间经历了巨大的分化。在这一部分，我将解释为什么尽管哈贝马斯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仍然相信只有第一代为批判的建构主义提供了可以解决技术体系的政治学的出发点。

批判理论最初由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发展。它最著名的成员包括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他们受到格奥尔格·卢卡奇思想的影响，他的“物化”(reification)概念描述了复杂且充满活力的社会关系被压缩为明显由法律支配(law-governed)(社会的)事物。①卢卡奇认为，物化社会中的人将自己看作是孤立的个体。如此他们不能改变社会生活的法律，只能将自己用作技术控制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继续了这个批判的路径，将物化制度去神秘化并使被社会和经济法律的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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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也参见 Andrew Feenberg,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 Marx, Lukács and the Frank furt School (London; Verso, 2014) , chap. 4.

诉求所阻止的批判成为可能。

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法兰克福学派日益强调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运动面对大众文化和法西斯主义时的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继续了这些趋势，将技术专家治国论放在公开讨论的核心。社会组织通过参考它们的合理性特征而被辩护，而反对意见则被作为多愁善感的废话而被忽略。在《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Man)中，马尔库塞通过批判美国社会是被“技术合理性”管理的高度整合的体系而大获成功并使自己成为杰出人物。①他的书回应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年轻人的关切。这一理论的技术细节在当时并没有被广泛研究或理解，但今天它却拥有了令人吃惊的相关性。他不仅宣称技术被管理其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力量所塑造，而且也为在进步的社会力量影响下发生技术改变的可能性辩护。

马尔库塞对作为合法化意识形态的“技术合理性”的批判更新了之前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合理性的批判。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似乎不仅日益依赖于科学和技术，而且反映了科学和技术的程序。效能据说是合理性的并且要求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都得到尊重，合理性因此成为控制的辩解和托辞。“效能的颂歌”从这个关联中获得力量，即便当它对有些受它影响的东西造成灾难性后果时。①批判在它能够摆脱不合理性的一揽子指控之前就被缴械了。谁敢质疑科学的普遍性、中立性和进步的贡献?卢德派成员(Luddites)和其他“浪漫主义者”很容易因为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压倒性成功而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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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 Ronald Aronson,“Marcuse Today"， Boston Review, November 17, 2014, http://www. bostonreview. net/books-ideas/ronald-aronson-herbert-marcuse-one-dime nsional-man-today。《单向度的人》卖了30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