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马尔库塞版本的批判理论概括了卢卡奇物化概念的核心内容，即资本主义强加了一种合理性文化，将技术操纵置于一切与现实的关系之上。它窄化了人类的理解，并过着与经济体系的要求相符合的生活。资本主义因此决定了社会的相互作用和体验。马尔库塞说：“当技巧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限制了整个文化；它规划了一个历史总体性一个世界”。”②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受到了哈贝马斯著作的压倒性影响。他抛弃了第一代对现代性及其乌托邦的荣誉观点(pointd'honneur)的批判，而赞成对社会逐步进步抱有适度的希望。哈贝马斯用从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体系理论和交流理论吸收来的理念改造了批判理论。他将现代社会划分为两个领域包括管理和市场的“体系”和以交流互动为基础的“生活世界”。③这种二分的框架继续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控制的批判，却否定了它的总体性的、反乌托邦的(dystopian)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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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nnifer Karns Alexander, The Mantra of Ef ficiency: From Waterwheelto Social Control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154.

③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2 vols.,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两种不同的合理性组织了现代社会。体系通过市场和管理的合理性组织协调社会行动。这大大地简化了社会生活并使复杂的、大范围的现代社会成为可能。个人不需要在以货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市场中达成协议。类似的，运用标准规则和程序的管理也不需要单独地就每个案例进行商讨。据说，系统领域在它们仅仅要求旨在买卖、发令与服从的标准化言语形式的意义上被“去语言学化”(delinguistified)了。“以成功为导向”的经济学和管理能动性的实践与特殊类型的合理性，即工具合理性相符合，它恰当地被限制在这个体系中。生活世界根据另一种合理性运转，这个“交往合理性”不是旨在成功而是在于相互同意，如此一来它具有了现代社会的民主潜力。

哈贝马斯总结说，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因为第一代理论家所认为的工具合理性的固有缺陷，而是因为它过度延伸到了应该通过交往互动组织起来的生活领域，例如家庭和政治。

这一理论暗示了体系合理性的核心概念。哈贝马斯似乎认为诸如市场的体系有着源自其本性的内在要求。既然它们代表着相较于前现代生活形式的进步，那么满足这些要求是合理性的，而阻止它们则是不合理性的和压制的。一般的工具合理性概念奠定了两种体系合理性的基础，是中性的和非社会的。它的运用应该只限于面向成功的合法化限制。工具合理性有着恰当的运用领域体系(即市场和管理)，以及不恰当的领域——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真正重新定义了批判理论。当讨论完全转向新进路的涵义时，继续第一代遗产的尝试就是无的放矢了。批判理论变成了哈贝马斯、他的追随者及其忠实反对者的同义语，他的忠实反对者从事着围绕他所忽略的诸如性别之类的话题的讨论，但也对之前的技术批判持冷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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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贝马斯重新塑造批判理论的同时，STS也被新一代的建构主义学者急剧改变。他们拒斥在科学哲学中流行的实证主义和技术社会学中的决定论。实证主义和决定论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价值中立的调查结果，是对社会生活的外在影响。建构主义者持相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是完全彻底地由社会影响和信念所标记的。这导致了相对主义和非决定论的立场，它们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益增长的公众对专家权威的怀疑主义态度相协调。

哈贝马斯的批判对这些争论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因为它忽略了技术并将体系看作具有独立于生活世界逻辑的合理性行动的领域。对跌回准海德格尔主义的反现代主义的恐惧阻碍了实现以下内容，即建构主义和环境运动逐渐削弱了哈贝马斯将社会分化为孤立领域的基础。技术合理性的伟大批判者、其乌托邦愿望被清晰地构造的马尔库塞，甚至在他对进步的批判日益被证明具有先见之明时，仍然被遮蔽了。

哈贝马斯的理论已经受到了广泛的批判。我将我的批判建立在独特的历史域境中，在这个历史域境中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现代性理论都完全忽略了对现代性的技术基础日益增长的挑战。为了回应这个域境，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一种“批判的技术理论”。我认为对工具合理性的早期批判可以从对反现代主义的指控中解救出来，如果它通过运用建构主义的STS方法被放在一个更加具体的和经验的条件下的话。考虑到建构主义方法对我当前构造的重要性，今天将我发展的理论称作“批判的建构主义”似乎很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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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贝马斯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体系和生活世界不再能被区分为分裂的领域，社会批判也不再被限制于在它们之间建构壁垒。相反，工具的和交流的合理性在所有的制度环境下相互渗透，这种相互影响的理论暗含在建构主义的方法中。

我对哈贝马斯的批判强调他理论中两个不平凡的空隙—未能成功地包含技术和缺乏合理性偏向理论。设计的作用包含在这两者中，但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却是缺失的。排除技术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该体系的本质是去语言的行动协调，那么技术显然属于该体系。①

如同建构主义详细显示的那样，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经验缺陷。不可否认体系有其内在逻辑，但是这个逻辑不能完全具体化它们的实际设计。技术不是由其严格的技术基础充分决定的，它们是通过阐释其意图和本质的行动者的干预来实现的。这些干预来自生活世界并决定技术的人造物的设计，这些人造物与规范的和技术的原则组合相一致。同样类型的分析可以扩大至管理和市场。管理中的设计采取组织结构和操作规则的形式，在市场这个案例中则采取各种市场营销、产品和购买者定义、补贴、规则、专利和分区等形式。①相当简单，没有纯粹的工具合理性。那是被卢卡奇和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有效否定的物化的社会生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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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我吸引我的批判理论的同事们对技术感兴趣的失败尝试，参见Feenberg，QuestioningTechnology，chap.7.什么是这种拒绝的原因？人文主义学术的过时的局限性？在交谈中，哈贝马斯告诉我，他在《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veAction)中没有讨论技术是因为他对此几乎不了解。或许，考虑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背景，他也担忧给反现代主义提供了支持。也许这是对这个忽略的可以原谅的个人原因，但是要原谅他所激发的模仿他的限制的富有影响力的思想运动则没有那么容易。拓宽研究领域在激烈的环境斗争中是有意义的。

社会建构主义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贡献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技术设计依赖于社会组织或“行动者”如何阐释技术问题。在人造物的早期发展阶段，往往涉及多个行动者，而这些行动者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质做出相冲突的阐释。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把不同的目的赋予手段，但从技术的立场来看，这些手段基本上是相似的。设计决定起因于这些指派。通过表明社会要素干预导致“结束”即设计过程中达成共识或竞争者遭受失败的一个阶段的决定，社会建构主义方法在具体技术中的运用阻止了关于效能争论的意识形态依赖。

对这种进路引用得最多的是特雷弗·平奇(TrevorPinch)和韦博·比耶克列举的关于自行车早期历史的例子。②两种竞争的自行车在早年共同存在：一种是骑得快的，前面一个大轮子，后面一个小轮子；另一种是骑得慢的，两个轮子一样大，被看作是“安全的”。今天大前轮的自行车似乎是我们所骑的自行车的原始前辈，但是在它自己的时代，这个设计适合特定的使用者。考虑到它们的当代社会意义而不是根据想象的年代学来看待它们，平奇和比耶克建议“对称地”对待这两种主要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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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将市场作为社会建构的创新方法，参见Michel Callon，Madeleine Akrich， Sophie Dubuisson-Quellier, Catherine Grandclément, Antoine Hennion, Bruno Latour, Alexandre Mallard, Cécile Méadel, Fabian Muniesa, and Vololona Rabeharisoa, Sociologie des Agencements Marchands (Paris: Presses des Mines, 2013)。

② Trevor Pinch and Wiebe Bijker, "TheSocial Construction ofFacts and Artefact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ed. W. Bijker, T. Hughes, and T. Pinc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17 - 50.

这种建构主义的“对称原则”最开始被用来公正无私地对待科学争论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将优越的合理性归于争论的胜利者的通常做法，在赞成鉴赏各方的混合动机和可疑假设时，将会受到抵制。在将其运用于技术时，建构主义的对称原则要求对开始时相互竞争的各种不同设计持一种平衡的观点，在当代人看来没有哪一种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平奇和比耶克所研究的每种自行车设计都诉诸不同的要素：高前轮自行车适合喜欢速度的年轻人，而更稳重的设计适合将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人。两者大部分是类似的，并且都看起来像自行车，但它们实际上是两种被不同的社会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的不同技术。最后，通过创新，更安全的那种自行车流行起来。可充气的轮胎满足了需要速度的骑行者的愿望，也满足了为了交通需要的普通人的愿望。这种具体化的创新将所有相关要素调和为一种单一设计。

在平奇和比耶克看来，安全性的胜出不是因为绝对的技术优势而是因为偶然的发展。这个结果只能通过考虑行动者为了控制意义而展开竞争的悠久历史才能被理解。对人造物的技术的非充分决定为在不同设计之间做出社会选择留出了空间，这些不同的设计有重叠的功能，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一种或另一种社会利益。这种关于人造物的“解释的灵活性”关系到在标准工具主义话语中被忽视的阐释学的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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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平奇和比耶克所说：“不同社会群体关于人造物内容的不同阐释将不同的问题与解答链引向了不同的深入发展。”①他们的关键点在于社会对“人造物内容”本身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发展速度、表象或使用这些肤浅要素的影响。这表明域境不是外在于技术而是确实渗透了它的合理性，将社会要求带入了工具的生产中。

通过反对战后专家治国论的决定论观点，建构主义的进路能够支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特殊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解释。“合理性社会”不是关于价值和利益的“最好的方法”而是偶然的方法。事实上，建构主义的预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技术史家哈里·布雷弗曼和大卫·诺布尔(DavidNoble)的著作中找到。②以影响了这些学者的马克思著作的相同来源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确证了技术的资本主义本质。例如，阿多诺说：“技术不是灾难性的，但卷入束缚它的社会条件则是…对利润利息和统治的考虑引导了技术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它宿命地与控制的需要相符合。破坏手段的发明并非偶然地成为新技术质量的原型。相反，那些背离统治、中心主义和反自然的暴力，并且可以很好地让被技术在字面和比喻的层面所伤害的东西治愈的潜力枯萎了。”①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架起了可能的桥梁。阿多诺像建构主义者一样，将技术的设计归于控制设计过程的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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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 42.

②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David F. Noble, 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New York: Knopf, 1977).

然而，其他学者，包括那些受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著作影响的人在内，反对说：在将技术相对化时，这条进路将社会绝对化。拉图尔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阐述试图使建构主义脱离他所考虑的对人类意图的过度强调，转而关注这个网络的物质层面。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建构主义进路扩大至被融入技术网络的东西。它关于功能性的“人类和非人类的对称”的辩护区别于社会建构主义的对称理论。②行动者网络理论模糊了人类的意向性行为和事物的因果力量之间的区分，用中性术语能动性来指称两者。人与事在网络中结合并影响他们所从属的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纲领”概念做的是建构主义的阐释概念所做的工作，附带以下条件，即事物可能也有纲领，因为它们的能动性在这个网络生活中也起作用。

行动者网络理论避免了有时候会归于社会建构主义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但是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这样做不是通过重新引入被科学研究所认同的事物的客观特征，而是通过描述它们在其所从属的网络中的作用。一种类似的还原剥夺了人类的内在性。①人与事在网络中应该被理解为本质上的行动者，而不是理解为主体和客体。主客之分、意义与因果性之分于是被解释为误导性的现代性理论操作，拉图尔称之为“净化”(purification)。②这种事后的认识论机敏策略(coup)掩盖了该网络混合的社会技术现实的根本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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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odor Adorno,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trans. E. F. N. Jephcott (Cambridge: Polity,2000),161-162, n15.

②关于早期的争论，参见 Andrew Pickering，ed.，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chaps, 10 – 12。

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假设先于其部件的混合体。它的“共同建构”(co-construction)或“共同生产”的概念，唤起对人类行动者与人类在其中找到他们自己的技术世界之间相互依赖的关注。社会不是由纯粹的社会关联建构起来的，而是围绕着支持其成员相互作用的技术而形成的。(这种进路与西蒙栋的进路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第三章讨论。)人类能动性绝不能享有对物的能动性的特权，这个物的主体支持包括社会在内的社会技术网络。这种观点，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一样，颠覆了对技术世界的纯粹“合理性”特征的幼稚信心，现在呈现为许多主体类型根据不同纲领活跃其间的场景。

批判的建构主义选择性地将社会建构主义描绘为技术决定论的替代，将行动者网络理论描绘为对人与事的网络的理解。这种建构主义的进路强调阐释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了技术网络对于身份和世界的涵义。这些概念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域境无涉的合理性相一致，并洞察技术的偏向。①批判的建构主义因此通过运用STS的方法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进路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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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8.

② Bruno Latour, We Have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对称的限度

建构主义的STS引入了关于技术设计和大众与技术中介的关系的新观念，这些技术中介将其成员联结在一起。这对于标准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标准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对技术做抽象化理解或者对其进行决定论式的拜物教化。然而，从案例研究转移到建构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和新的网络本体论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在尝试将STS概括为一种全面的政治理论时，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称的两个原则要求将相同的方法和术语应用于争论的所有参与者和对人类和非人类关系的描述中。这些原则有着相互矛盾的政治涵义。一方面，它们削弱了技术官僚的霸权并为技术领域的民主倡议创造出空间。但另一方面，它们使得理解诸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异质环境中的社会冲突的本质变得困难。

建构主义的对称原则尤其证明了其在稳定普通人的技术贡献方面的有效性。那些受利益和传统束缚的专家，一旦他们的产品广为流通之后，有时候就会忽视被揭示出来的问题和潜质。①环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用户和受害者不能容忍污染的基础之上，而这些污染一开始是注定被商人和专家所接受的。借助互联网，用户为主要的技术体系进步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对称对公众参与再设计有缺陷的或受到不必要限制的技术做出了公正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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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eenberg,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 chap. 3; Max Horkheimer, "On the Problem of Truth,"i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 ed. and trans, G. F. Hunter, M. S. Kramer, and J. Torpe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