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有些外行的干预与现有制度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社会冲突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核心关注点。早期的社会建构主义塑造了它关于不同类型的冲突的讨论科学争论，它针对将STS的方法推广到整个社会提出了问题。STS后来理解社会冲突的许多尝试与这种早期模型分道扬镳了，但是建构主义的对称则保留了经常参考的重要概念。

尽管有例外，但是科学家的行为对证据保持良好的信仰并且以此为基础，甚至当他们不同意对它的阐释或者被其希望所欺骗时也如此。科学的社会方面主要不是动机问题，②建构主义的对称原则被用来承认这一事实。将它运用于科学争论，意在确保相同的方法将被运用于争论的各方，同时又避免做出单向度的(one-sided)对待。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对称的对待所强加的方法论相对主义抵消了以下倾向，即将成功者理想化并贬低失败者的智力和合理性(或者，反之亦然，妖魔化胜利者却过度抬高失败者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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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ellyOudshoorn and T. J. Pinch, eds. , How Users Matter: The Co-Constructionof Users and Technolog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Gwen Ottinger and Benjamin R. Cohen, eds., Techno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Expert Cultures in a Grassroots Move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②2016年在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的讨论中，萨利·怀亚特(Sally Wyatt)认为我过于信任科学家的美德。由于在他们中间长大，我可能怀有偏见，但我也考虑到2008年之后几乎整个银行业都没有受到惩罚和近几年极少数科学家由于谎报虚假结果而受到的极为严厉的惩罚之间的区别。当然这指的是期待上的差别。这并不否认在新自由主义资助的影响下科学家精神受到的腐蚀。

例如，普里斯特利(Priestley)拒绝拉瓦锡(Lavoisier)关于燃烧机制的发现，不能仅仅归于教条主义、利己主义或固执；他的观点也必须被看作是合理性的，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也是一种对理解的尝试。①不幸的是，许多技术争论与这一模型相去甚远。一方或双方往往由于经济利益、不诚实的主张、不合理的恐慌、种族或性别偏见，以及科学和公众人物的腐败而被偏向地对待。如果在这种令人担忧的域境下被不当运用，那么对称原则可能产生误导。如果它变成了无耻行动者或体系化歧视的阴谋的借口，那么它的运用就有风险。在不诚实或偏见盛行的地方，相对主义的方法是没有用的。②对称不仅不适合技术争论的粗暴和混乱，而且也冒着取消我们在公共生活中所依赖的正常责任归属的风险。对坏的决定的公平对待可能滑向那些应该负责的人的借口。

想一想特雷弗·平奇和哈里·科林斯(HarryCollins)所解释的挑战者事故的例子。①通常的观点将该事故归因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管理者不耐烦地拒绝了对所有证据的考虑。这种不对称的解释符合我们通常对责任的理解，但这对吗？在那个致命一天的寒冷天气中发射的危险还没有被实验证明，但有值得关注的原因：负责调查这一问题的工程师的知情意见。平奇和科林斯指出，他的调查意见被忽略了，不是因为管理者拒绝合理的警告，而是因为它们不符合“流行的技术标准”。②对称流行了，但责任却未履行。但问题仍然存在，即为什么在这个事例中提出了“技术标准”的问题，为什么专家的调查意见被忽略却支持并不可见的更加严格的证据。对称在认识论层面被打破了吗?当它服务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行动者的利益时，科学主义经常战胜其他所有证据，但也仅限于这种情况。这是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人的思维”这一观念的很好阐释，这种思维赋予定量精确性高于经验知识的特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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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简单地说，对这个案例中对称原则重要性的清晰阐释参见SeymourMauskopf，“A Tale of Two Chemists,"American Scientist 94, no. 1 (2006): 76, http://www. americanscientist. org/bookshelf/pub/a-tale-of-two-chemists。

②STS中的女性主义者在最早看到对称问题的人之列。参见JudyWajcman，Techno Feminism (Malden, MA: Polity, 2004), 126; 也参见 David Michaels, Doubt Is Their Product: How Industry's Assault on Science Threatens Your Heal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Naomi Oreskes and Erik M. Conway, Merchants of Doubt : How a Hand 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0)。

行动者网络理论涉及政治时也有其他问题。这种网络进路导致广泛采取社会与技术合作生产的概念，这个概念很好地适应了对关于技术的政治争论的理解，它使政治理论聚焦于政治的技术中介。但是拉图尔富有野心的理论纲领在将合作生产的概念应用于具体历史案例时并不那么成功。人类和非人类对称的原则意在将研究导向将其联合在一起的网络的物质性，这些网络据说解释所有的宏观实体例如“国家”“意识形态”“阶级”“文化”“自然”和“经济利益”。但是批评者指责拉图尔在界定自然的斗争中支持胜利者的偏向，因为他认为，与好的STS实践相符合，自然在唯一有意义的意义上是由这个网络建构的。但是如果被这样界定的自然是歧视性的呢？如果不是诉诸建立在对自然的不同定义基础上的“自然的”平等，那么关于种族或性别歧视的斗争中的失败者可以诉诸什么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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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rry M. Collins and Trevor J. Pinch, The Golem: What Everyone Should Know about Science,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Ibid. , 55.

③我参与了关于这一主张的争论。参见 JeffKochan，“Feenberg and STS:Counter-Reflections on Bridging the Gap,"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7, no.4 (December 2006): 702- 720, doi: 10.1016/j. shpsa. 2006. 06.001; Andrew Feenberg, "Symmetry, Asymmetry and the Real Possibility of Radical Change: Reply to Kochan," Studies in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7, no. 4 (December 2006): 721 - 727; Harry Collins and Trevor Pinch, “Who Is to Blame for the Challenger Explosion?," Studies in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8, no. 1 (March 2007): 254– 255, doi: 10.1016/j. shpsa, 2006.12. 006。

拉图尔在他关于生态学的著述中回应了他的批评者，认为行动者可以引入新的对象到被考虑的世界中—例如有毒废物和烟雾这些对象。在“集体”制度中讨论的自由保证了对经济或技术官僚统治的抵制。这对于理解诸如环境变化等环境问题是个很好的开端，但是它没有解释肯定者和否定者之间的斗争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政策建议在国家层面上的差距。

拉图尔对“批判”和社会理论中的宏观概念的拒绝，剥夺了他处理利益和意识形态在确定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方面的作用的手段。的确，当能源老板们，例如科赫兄弟(Kochbrothers)调动十亿美金或更多资金来赞助否认气候变化并支持保护他们钱袋的政治候选人时，这些好的老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显然像在开玩笑一样。①而且，没有宏观概念，他也不能处理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洞见—即资本主义在工具合理性的文化一般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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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ns Radder, In and about the World; Philosophical Stud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111 - 112. 拉图尔 最终承认他在通往“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对成功的肯定上走得太远了。 Bruno Latour,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64。

在他的一本早期著作中，拉图尔引入了“反纲领”（antiprogram)这个术语来指称这些网络的冲突方面。②批判的建构主义基于这个概念提出了新的对称原则。我提议纲领和反纲领的对称以避免对占统治地位的行动者的偏向。③与行动者意图相对应的纲领将网络中相互关联的元素集合起来。在行动者有冲突的地方，不同的纲领可能强调不同的要素。同样的工厂，对它的管理者来说似乎是一个经济实体，但对它的邻居来说则似乎是污染的来源。管理者和邻居都属于这个网络，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网络的不同关系则在不同的纲领中显现例如商业计划和诉讼案例。下一章要讲的西蒙栋的个性化概念体现了在分析这个网络时，如何在纲领层面调和相对主义和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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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ank Rich, "The Billionaires Bankrolling the Tea Party," New York Times, August28,2010,20,http://www. nytimes. com/2010/08/29/opinion/29rich. html?r=0.在处理这类事件上，社会建构主义比行动者网络理论装备得更好吗？的确，它看似如此，因为它强调利益和资源在决策中的作用。但是在这个事例中，最初在强意义上提出的对称可能起到模棱两可的作用，将真正的科学知识等“资源”等同于得到很好回报的否认气候变化的伪科学。或者更明智地说，对称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在争论的一方没有严肃的合理性的资源一只有宣传。在那样的情况下，很难看出建构主义的分析如何区分于传统的政治分析。

② Bruno Latour,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The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e Artifacts," in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ed. W. E. Bijker and John Law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 251 - 252.

③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116- 119.

批判的建构主义支持歧视性地应用社会建构主义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两个对称原则并反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并不意味着返回前建构主义的实在论和人道主义，但它的确搭建了一座桥梁，以恢复社会思想传统的关键洞见，这些洞见有助于理解从属的社会群体和合理化社会之间的冲突。

随着STS在这些年的发展，它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敏感的政治议题。但是早期方法论斗争的严峻的紧急情况被研究者抛诸脑后，转而从许多领域借用有用的方法和洞见。批判的建构主义为这种方法论的拼装(bricolage)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理论框架。

社会技术的公民身份

批判理论赞同行动者理论关于个性的观点，即个性不能独立于其他人和事而来理解。个性来自由家庭及其物质和文化环境所组成的“网络”，因此总是被它在所从属的网络中的角色所规定。但是一旦形成，当它从一个网络转换到另一个网络时，个性就保持了它的身份和能动性，它不可能被分解为它的角色。个体性的这种相对稳定性，是它与所参与的网络保持距离并对其进行批判成为可能的反思能力的基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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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vin Ward 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1970),218-224.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中，个体性被看作是历史成就。资产阶级文化将独立思考的能力一般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个人和政治能动性的基础，是界定个人身份并进而界定其利益的权力。原则上，社会主义将扩大这种能力至每个人，但是在20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学派总结道，个体性附属于社会之间短暂的过渡时期，在这些社会中，独立思想要么被习俗和宗教信仰所淹没，要么被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所淹没。反思的合理性被技术合理性和私人消费的愉悦消除了，当少数人通过理论和艺术批判而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时，大众却因消极的服从而遭受非难。①

但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公共讨论和行动的领域扩大到了技术问题，而这些问题之前被看作是超越了讨论的界限。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新形式的能动性出现了。这增加了戴维·赫斯(DavidHess)所说的“对象冲突”，即关于如何根据不同的利益和美好生活的观念来设置技术。②这些冲突的本质是这一章的核心。冲突的增加提出了关于技术和民主的新问题，我们变成了技术公民吗？更确切地说，在技术领域中有政治能动性(politicalagency)吗？如果有，那么它与技术专长和传统政治能动性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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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rbert Marcuse, "The Individual in the Great Society," in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Society :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ed. D. Kellner, vol. 2 (London: Rougledge, 2001),69–74.

② David J. Hess, Alternative Pathuays in Science and Industry: Activism, Innov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nd Era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80-84.

系是什么？①

在我们使用它的这种意义上，能动性不是关于主观爱好的事情，而是植根于与具体社会环境相关的体验。技术体系将个人吸收到网络，这些网络将他们置于不同的角色—例如，作为技术的使用者或发展技术的工人，甚或作为不可预期的副作用的受害者。利益从这些角色中溢出，并且在个体有能力辨识这些利益的地方凸显政治性。这就是马克思如何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形成阶级的生产技术之间关系的。正如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福柯在他关于医学和监狱的研究中形成了类似的结论。在一个技术化的世界，我们可以将这些例子概括为“参与者利益”这个概念，它可以运用于个体参与技术体系的任何地方。简言之，社会斗争就是技术斗争。

例如，汽车驾驶员发现了更好道路中的利益，这是他们加入汽车网络之前没有理由感受到的。同样，污染的受害者发现了新鲜空气中的利益，如果他们或者他们的孩子没有遭受那些司机所制造的空气问题，这是不可能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司机、受害者和汽车共同制造了一个他们共同从属的网络，正是这个网络使得特定利益凸显，而这些特定利益完全可能是潜伏的或者根本就没有场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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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为能动性这个概念被运用于受到行动者网络理论影响的事物，所以有必要对我所使用的这个术语进行一个初步的澄清。我并不打算通过“能动性”指出任何和每一个活动，无论是人的或物的，对网络具有影响。我将坚持政治能动性的通常含义，即人们有能力进行具有公共后果的故意行为。

一旦加入了一个网络，个体就不仅获得了新的利益，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获得了关于这个网络的特定知识和关于其发展的潜在权力。这种来自下面的知识和内部的权力不同于和这个网络不相干的个人的知识和权力。即使没有专家资格，内部人也能发现问题和弱点。他们有平台去改变形成这个网络的设计行为准则，这是有意识的合作生产网络成员与界定了角色和设计的行为准则之间的互动。

在批判的建构主义中，参与技术冲突的公民的行动被称作“民主干预”。大多数的民主干预都是“后验的”(aposteriori)，在技术进入公共世界之后的下游发生。当代有许多诸如关于污染或医疗争论的例子导致听证会、诉讼和抵制，这些争论往往带来规则、设计和实践的改变。还有一种干预模式是对技术的创造性占有，包括黑客入侵或技术用户为了满足意外需求而对工具的再发明，这种模式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①第三种干预模式包括在技术发布之前的行动。这种先验模式具有两种主要形式，公众参与到“公民陪审团”或“混合平台”以评估拟议的创新，以及参与合作设计过程。在这些情况下，当局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要求个人参加而不是个人在所有决定做出之后参加到抗议的过程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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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anet Abbate, Inventing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A: MITPress, 1999).

②Callon, Lascoumes, and Barthe, Acting in an Uncertain World; Chilvers and Kearnes, Remaking Participation;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chap. 5.

分化与翻译

技术公民身份的概念提出了关于专长角色的问题。普通人基于日常体验而不是对技术规训的掌握干预技术决定，专家拥有规训知识并具有执行技术决定的资质而外行则没有。体验的主张和技术规训的主张在设计过程中必须被调和，只有从狭隘的和教条主义的角度看，难题才是不可解决的。在真实的技术世界中，外行和专家之间大量未获承认的对话是技术决策的正常特征并且应该继续发展。①

如果我们有不同的印象并且害怕傲慢的专长和不合理的体验，那是发生在19世纪的技术规则变化的结果。在那之前，司法当局与工匠和社区合作，对生产的有害外部性进行管制。当它应用于技术活动时，判例法体现了积累的经验智慧(accumulatedwisdom of experience)。②在19世纪，以工人、社区和技术使用者为代价，为快速的技术发展清理了道路。据称的普遍的科学知识取代了域境知识，由专家权威所支持的中央行政管制取代了传统的对技术的司法制约。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影响下，这些变化伴随着大幅度增加的社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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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rry M.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The Third Wave of Sciene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2, no. 2 (April 1, 2002): 235- 296，doi：10.1177/0306312702032002003。在工程师和用户结合处所发生的对设 计的挑战，其例子可以在以下文献中找到：Ulrike Felt，Rayvon Fouché，Clark A. Miller, and Laurel Smith-Doerr, eds.,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6), chaps. 31 and 17。

② 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 L'Opinion Publique et la Science: à Chacun son Ignorance (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13 ); Jean-Baptiste Fressoz, L'Apocalypse Joyeus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