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个体与机器

西蒙东用工业机器来标示现代性的特征，把它归结为一种新型个体的出现。这样，个体就成了技术的个体，即机器本身。他在《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①中写道，在机器出现之前，人是工具的承载者，他自己就是技术个体；而在现代工业时代，工具的承载者是机器人不再是技术个体，他要么成为使用者（工人），要么成为集合者（工程师或管理干部)。

这里会出现两个问题：

1. 机器在今日的个体化中占据什么地位——是否有必要谈论超工业的机器个体化？它是精神和集体的个体化的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称之为超现代的个体化。

1. 根据西蒙东的分析，也许会有机器充当的“技术个体”关于人类个体的思想，通常它意味着什么？这些技术个体如何影响超工业时代的个体？

普通答案的第一个要素：根据西蒙东的观点，从劳动的角度看，工业社会造成了个体化的丧失。工人不再是技术个体①，因为机器统一了工人的举止形式，工人就这样成了无产者—机器成了技术个体取代了工人，而技术个体仅仅是使用者。西蒙东还说，这个“仅仅”被体验为一种侮辱—弗洛伊德试图思考的不满的一个要素。

劳动者举止的机器统一化（fomalisation machinique)源自一种分析，其次是一种综合—是由技术科学实现的人造物。顺便提一下，这种形式统一化是一种语法化选取西尔凡·奥鲁对该词的定义②：作为连续离散的分析。我稍后还会再谈这个关键点，以证明语法化（继勒儒瓦

①吉尔伯特·西蒙东，《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奥比埃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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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显然意味着工人曾经是技术个体：实际上，我提出了人类个体化的原始技术性，下文中我还会再谈到这个问题；不过必须注意到，西蒙东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很清楚尽管他肯定了一点，即他对劳动者的定义是配备了工具的身体。西蒙东关于技术地位的不确定性极大地影响了德勒兹的哲学思想。关于这一点，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同上；《工业客体的技术催生术》，《围绕吉尔伯特·西蒙东》，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4年：《西蒙东作品中的技术和个体化》，《先将来时》，1994年春；让-雨格·巴德莱米，《西蒙东视域下及视域外的意义和知识》，巴黎七大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多米尼克·勒古尔。

②西尔凡·奥鲁，《语法化的科技革命》，马尔加达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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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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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要知道，生物数码的超工业技术是否继续或者完成这个西方的个体化过程成就今日地球（即“人类”）技术生活中个体化过程的全球化时代。总之我支持这一观点，即语法化的现行阶段将导向一种个体化的边界，导向个体化的丧失，就在通常精神和集体个体化过程即将完成的边界处不可能的边界，它只可能导向一种反转，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公转”，即到达一个周期的结束处，并在其边界处开启另一个周期：这另一个周期处在某种东西的旋涡中，而这种东西最终会形成一个螺旋体(今天看来可能有点像“地狱”）。

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看到，语法化过程将支持政治的个体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像一系列个体化丧失的连续，其中超工业时代所特有的个体化丧失是个极限案例。我之前所说的当代超工业个体的扭曲，将是个体化丧失的一个新阶段，不过这是个异乎寻常的阶段，它与机器史的新阶段有关，因此也与技术科学史有关，而技术科学也是语法化过程的新阶段。

要理解个体化的当前条件，就假定要分析从前的条件，现代性之前的条件：所以我得跟你们谈谈西方社会长期以

个体化和持存装置：个体化的三个分支

在《电影的时间》中，我已经提出：

1. 我作为精神个体，只能被思考为属于一个我们，它是一个集体的个体这个我借助它所继承的集体历史得以构成，而在这个历史中，这个我的多样性得到认可。

2.这种继承就是一种采纳，意思是说作为一位德国移民的孙子，我完全可以在某个过去中，在不是我祖先们的过去中认出我自己，我可以将这个过去化为己有，因此这个接纳过程在结构上就是人为的过程。

3.一个我主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这个过程是一种个体化（即精神个体化的过程)，因为它有变成单一的趋势，也就是说变得不可切分。

1. 这个趋势永远也不会实现，因为它遇到一个反趋势，并且与之形成一种元稳定的(métastable)平衡应当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的冲动理论尤其接近这一个体化的动力概念，还有恩培多克勒和尼采的思想也非常接近这个概念。

5.一个我们也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集体个体化的过程)，这个我的个体化永远记载于这个我们的个体化中，而反过来，这个我们的个体化，也只有通过组成我们的有争议性的那些个我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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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汉之后，雅克·德里达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既是《圣经》中亚伯拉罕子民的构成条件，也是那个“装置”的构成条件，即米歇尔·福柯分析过的希腊城邦装置，最后还有整个西方个体化过程的构成条件。

来的精神和集体个体化，而且它也确实与这个语法化过程相关。为此，我首先要对西蒙东的个体化稍做一些回顾，并且加上我自己的某些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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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个体化中将这个我和这个我们连接起来的是前个体环境（milieu préindividuel)，它具有积极的有效条件，属于我所说的持存装置。这些持存装置由技术环境支撑，这就是这个我和这个我们相遇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我和这个我们的个体化也是技术系统的个体化（很奇怪西蒙东没有看到这一点）。

7.技术系统是个具有特殊作用的装置（任何客体都被纳入其中，在这样一种装置里，技术客体只有与其他技术客体相装配后才存在，这就是西蒙东所说的“技术集合”)；步枪，说开去还有与它一起形成系统的技术变易，就提供了构成学科社会的可能性，即福柯①所说的学科社会。

8.技术系统也是支撑持存装置的构成可能性的系统。持存装置来自语法化过程，而语法化过程是在技术系统的个体化过程中展开的。这些持存装置规约着这个我的个体化和这个我们的个体化之间的装配，将其纳入同一个精神、集体和技术①的个体化过程（其中语法化是技术的子系统)，因此它包括三个分支，每一个分支本身又可被切分为过程的子集（例如技术系统在个体化的同时，也使它的记忆技术或者记忆技术工程系统个体化)。

作为选择的个体化

我们已经看到②，一个我也是一个意识，它由第一持存的时间流构成。而第一持存是意识留存在时间流的现在之上的东西：例如在我意识里某个在场音符中回响的那个音符，它充当着旋律的过渡，这时它前面的音符并不缺席，而且继续在场，因为它通过现在被保留在现在中，尽管它刚刚过去，胡塞尔如是说。作为我接收的现象，或是作为我生产的现象（我演奏或者听到的一段旋律，我说出或者听见的一句话，我完成或者经受的一组动作或行为)，我的意识生活主要由这样的持存构成。例如，在听我说话（或阅读我的作品）时，您“首先记住”一些词语，这些词语构成句子，并且形成我所说的话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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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马克思对军队和厂房里规训问题做的绝妙分析。我要分析的军队规训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没有出现，但这无关紧要。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直到18世纪末，军队中发生了什么呢？直至当时，军队主要由小型的个体单位构成，这些个体相对而言可以互换，并且由一位长官组织。一个巨大的转变是这些小型单位被一个大型的金字塔形单位所取代，出现了一系列的中层官员、士官和技术军官，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技术发现：相对快速和较准的步枪。”米歇尔·福柯，《言与文Ⅱ》，伽利玛出版社，2001年，第10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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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最后这一点将特别在《技术与时间4：象征和魔鬼，或精神之战》（待出版）中展开论述。②见上文，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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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持存是一些选择：您不能记住所有可以记忆的东西。①在出现在你意识中的东西的流动中，你会进行一些选择，它们是真正的持存。这些选择将通过由第二持存组成的过滤器得以完成，第二持存是你记忆中保存的持存，它也形成你的经历。我假定，意识生活就是这种第一持存R1的装配，经过第二持存R2的过滤，而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的关系，由我所说的第三持存R3超级决定第三持存既属于技术个体化的范畴，也贯穿于技术个体化的语法化过程。

我们可以把这些关系记着：

R3 （R2（R1））

然而还须加上一点，R1实际上总是一种选择，我们该把它记为S1才妥：

R3（R2（R1=S1）)

或者：

((S1=R1)=f（R2)）=f（R3)

显然不应该相信，这样一种流会是一条规则的线。与其说是一条线，不如说是一块布料或者一张网，我称之为我的时间的布块，上面绘有花样和图形。其中的第一持存也是一种强调之物的复现、回归、间奏和归返。总之，这个流是一个旋涡式螺旋体，里面发生着各种事件，例如吃一块玛德琳蛋糕。我们还可以展示一点，即第一选择是第二持存的重复，就趁某个东西在第一次被持存于即将出现的东西中之时。然而，出于同一原因，在同一时间：

这里只有重复（一切都是第二持存的再激活，即它的重复)；

从来没有重复（没有什么会一模一样地再次发生，同一个时间客体的重复总是产生两个不同的现象)。

无论如何，第三持存产生于种类的后种系生成处境。技术生命就包括这个种类，而与之对应的就是所谓的人类物种：因为它最初由义肢性构成，所以人类物种拥有第三种记忆，技术的记忆，它既不是基因的，也不是后生成的。①因此仅仅将其命名为一个物种是不够的。后种系生成环境作为第三持存的集合，构成了前个体环境的支撑，使得种类的个体化②成为可能。与后种系生成时代一样，第三持存形成了持存装置。③持存装置将召唤一些标准：而标准的确定将成为争论的对象。④

①能够作为关系记住的东西：第一持存其实是一些关系。例如在一段旋律中，形成音程与和弦的琶音符，或者一个句子中的语义和句法关系。关于这一点，在我主持的声学音乐协调研究所的研讨会上，奥利维耶·拉迪约提议，将组织选择和与语言第一持存建立关系的第二持存，定义为某种民族语的聚合和组合(依据索绪尔的术语定义）的定义游戏。

①这个理论在《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进行了展示，并在《爱，自爱，互爱：从“9·11”到“4·21”)，同上，第63页进行了概述。

②参见《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和《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

③参见《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

④ 参见《技术与时间4：象征和魔鬼，或精神之战》(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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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个体化的小小简史1：语法化

在西方，这场战斗的剧场就是语法化（grammatisation）过程。这个战役的剧场组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之战，期间不断构成象征（sym-bole）和对征（dia-bole)①，以维持西方精神和集体个体化的代谢，就像趋势及构成其反趋势②的游戏，这个游戏原则上是不可约简的。③

在西尔凡·奥鲁看来，字母表构成一个语法化过程(言语声音的字母变异)。这个过程先于任何逻辑和任何语法，先于任何语言科学和任何普通科学，这就是所有知识的技术逻辑条件（意思是说这个条件已经既是技术的也是逻辑的了①)，它开始于自己的外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工程的普及和由此产生的对知识的重新定义，都属于这个语法化过程更确切地说，属于语法化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根据西尔凡·奥鲁的定义，语法化的第二次革命是印刷革命。

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奥鲁对这一点的看法。他局限干语言的语法化，而人的身体，动作所包含的时间序列(声音就是其中一例)，还有运动(首先如电影技术②)，借助图像和声音，如今也成为语法化的客体。再则，这场语法化的第三次革命始于19世纪初，若对其加以衡量，就不仅要分析伴随可编程机器和数据处理信息出现的新的离散技术（techniques de discrétisation)，还要分析图像和声音的模拟录制技术。

奥鲁的语法化是指对文字进行离散，从而分离文字，文字是构成系统的成分，它具有一定的数目。模拟虽然不能离散，但它通过多次重复，能开启一种针对文字的新型识别：正是在这一点上，本雅明在电影中看到了一种统觉(aperception)的扩张，在这种扩张中，模拟技术导致了蒙太奇手法和混合制作，导致了形成分析系统的各个成分的构成。这就是模拟技术属于语法化（grammatisation）范畴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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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征(dia-bole)，相对于象征（sym-bole)而言。在古希腊语中“sym-bole”是给对方留下友善之物，如信物等，后演变为代替一种情感的符号(征兆)，即“象征”：而“dia-bole”的意思为“相互投掷”，一般是不友善的语言，后演变为一种对抗的修辞手法。斯蒂格勒在这里借用这两个词，并且赋予它自己的含义：象征是在句段（syntagme)层面的形象比对，以他物比对此物，是一种共时的象征。而对征是在范式(paradigme)层面的形象比对(相互投射)，以彼时之物投射此时之物，是一种历时的象征，译为“对征”比较符合原义。斯蒂格勒在本书结尾处说：“劳动者只不过是被禁的奴隶，禁止对他们自己以历时的独特方式进行象征化，西蒙东将此称为其个体化的丧失。”《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伽利略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即本书第154页。——译注

②关于这一点，参见《爱，自爱，互爱：从“9·11”到“4·21”》，同上，第74—76页。

③ 我说的“原则上”，即指个体化的双重连接（用我们代替我或者反过来只是一个方面)以这一原则为基础，但这一原则也是脆弱的：我的论点是，超工业时代恰恰趋向于违反这一原则，这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难以维持的局面，而相对于这一局面，精神之战又展开了新的一轮全然一新并且仍然无法设想的战斗。

① 不能把我们这里所说的技术逻辑与记忆科技时代相混淆，记忆科技时代出现在拼音文字和印刷术的记忆技术时代之后。

②麦克卢汉在这个意义上认为，电影札记就是对生活本身的录制。参见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瑟伊出版社，1968年，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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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能混淆语法化与语法学化①(grammaticalisation)：语法化早于语法理论。西尔凡·奥鲁关注通达语法化权力的历史条件，他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认为语法化的技术实践与各种实用性考虑相联，远远早于它所制约和它使其成为可能的理论。总而言之，不是语法学家创造了语法化而正是语法化，即作为本质上是技术的这个事实，造就了语法学家——我更愿意称之为“文字技术”（diagrammatologie)，这些文字技术将在第二修正中对语法学家提出批判。

在西方的精神和集体个体化过程的历史中，语法化作为技术个体化的方法，是控制民族语的一个武器，并通过民族语来控制精神，即控制持存活动：一种民族语的语法化，就是对该民族语的转变（一种个体化）。通过语法化对一种民族语进行的描述操作，尤其是当它导致一种语法理论时，例如源自兰斯洛语法的普遍语法理论，这种描述永远也不可能让语言完好无损。尽管兰斯洛是一位詹森主义者，可他还是支持耶稣会传教士进行的精神殖民化的行为。西尔凡·奥鲁以《马氏文通》为例，他认为这是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似乎成功地将拉丁语语法投影到了汉语中。

这种“扩展的拉丁语语法”的语法投影，他是这么称呼的，竟然出奇地与雅克·德里达所说的世界拉丁化(mondialatinisation）相近。这种语法投影使得西方能够进行它的精神战争，通过控制精神的象征来确保对精神的统治，即给精神自身的持存装置强加选择标准。语法化是结构的生产和离散（编织着前个体环境和跨个体组织，而技术或记忆技术的装置要承载这些结构)。

这样的结构没有任何人为的东西：例如，主语、谓语以及构成谓语的动词和宾语，这些非常基础的结构毫无疑问都存在于语言中。因此，亚里士多德原则性地提出了区分词类的可能性，建立起一种逻辑，然而这种逻辑却假定，它以希腊语的离散为前提条件。同样，这样的结构并不存在于所有语言中，至少不会以同样方式存在。例如，本杰明·李·沃尔夫就指出，印第安霍皮人没有时间标记。

那么，我们从结构描述中能够获得什么？其意义又如何？当我们知道，卡斯蒂利亚语法学家内夫里哈对各种语言进行描述，意图把它们统一成唯一一种说话方式，他在给西班牙女王的题词中陈言，“语言一直都是政权的伙伴”①，那我们又该做何种思考呢？尤其是在超工业时代，它已经构成语法化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成为控制社会的支柱，那这种结构描述会带来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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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语法学化(grammaticalisation)，语言学术语，最早由法国语言学家梅耶提出，指“自主词向语法成分转化”的一种语言现象，包括实词虚化、句法化现象、词汇化现象等。——译注

①参见西尔凡·奥鲁，《语法化的科技革命》，同上，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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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化是通过第三持存系统的技术发展（个体化）而展开的一场精神之战，它标志着构成西方世界统一性的精神和集体个体化过程的历史，它通过接纳手段，不断地扩展到普遍的工业社会。这段历史由一连串的个体化丧失组成，构成了同样数量的个体化能力的移置，这种个体化能力就是负熵力量和语言力量（puissance néguentropique etidiomatique)。现如今，这段历史到达了它的超工业阶段，对此我认为，超工业阶段是西方个体化过程的一条边界—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西方的终结。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才说：“我们不再是希腊人，甚至都不是基督徒。”①

尼采也许会这般重复：“这是谁，我们？”

西方个体化的小小简史2：个体化能力的移置

在希腊城邦，随着字母表的发明，前个体环境组成了城邦个体所共有的资产，而城邦本身就是一个集体个体化的过程。前个体环境变得可以从结构上进行解释，也就是说由于它的文字化，原则上它可供人们（在逻各斯中对其进行争论的公民）进行解读。这意味着个体化的记忆技术中介，作为前个体过去的遗产和解释，超级决定了个体化的条件，即在我们时代仍然发挥着作用，我们明确称之为超工业的时代，只是这一次，是信息和通信工程超级决定着个体化。

公元前五世纪，随着诡辩危机的出现，城邦前个体环境的可解释性成为城邦的威胁，城邦深受stasis，即内战的折磨。①柏拉图以此为背景并且以此为基础（主要是在《智者篇》里，但不仅如此)，对可解释性进行了逻辑约简。他以这种方式奠定了西方个体化的典型语法化过程的公理基础。

语法化过程是语言关系的记忆技术性转变，一方面它提供了对通用民族语的统治，建立了以语言一致性为基础的王国；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以被殖民者的精神异化为基础的殖民化过程，这种针对被殖民者的精神异化将通过强加西方知识技术工程得以实现，因此被殖民的精神就是“语法化”的精神。

语法化过程是政治权力的基础，这里的政治权力应理解为对精神和集体的个体化过程的控制。超工业时代以语法化过程的新阶段的展开为特征，但更加扩展，如普遍意义上的举止、行为和动作的离散，它已经扩展到各种领域远远超出了语言的范围：这也正是从福柯开始谈论的生命权力的起因它同时控制着意识、身体和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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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尔·德勒兹，《两种疯狂体制》，子夜出版社，2003年，第324页。

① 在这方面，我不赞同埃蒂安·塔桑关于城邦中斗争问题的观点，他在一本新近佳作《共同的世界：斗争的世界政治）（瑟伊出版社，2003年）中做了论述。城邦中的内部冲突，它不是战争，而是政治的构成成分，而政治则是冲突的和平体制，这不是stasis(内战)，而是éris(争执)。关于这一点，参见该专著的后记，第187页。如果说塔桑参照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stasis，这并不是巧合：这里提到的全部政治不仅旨在消灭冲突，而且要消除律法解释的多样性。因为柏拉图认为，这种多样性是团结的敌人，而城邦必须团结，所以他便谴责诗人、戏剧、绘画、文字、音乐上的弗里吉亚调—这个调里的triton diabolicum(魔鬼式三全音)是美国黑人音乐蓝调的基础，也是阿多诺听不懂的这种爵士乐的源头，这对他而言也许太出乎意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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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无意识是不可控制的，控制社会便成为一个新型的审查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孕育着一种冲动性爆发—在此之前，已经有近千种或多或少起缓解作用的补偿话语形式，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害怕或者希望什么，而是要“寻找新的武器”，也就是说要战斗，不管我们有多么懦弱。因为这也关系到“生为人的耻辱”。

在古希腊时期，出现了充当政治的逻辑。而我们自己经历的时代，则以逻辑被数理逻辑（logistique）吸纳为标志。这种吸纳导致对投射的简约投射就是设立标准，我这里想到的是原始自恋以来的投射想到的是一种计算。对计算而言，不再有什么不确定性，即不再有独特性。我这里丝毫没有这个意思，即计算是阻止投射的东西。相反我还详细地做了展示，为什么任一投射都要假定一个计算。我是想说，掌握计算控制具有熵的性质，因为计算已经成为生物电子机器技术，它唯一的动机就是积累资本。在这里，源于犹太希腊语法化的字母数字的确定，它产生出一种负熵，而负熵构成了政治的精神和集体个体化的

动力。

投射会假定一个计划，而将它约简为一种计算，就意味着这个计划严格来说，不再是面向未来的开口，因为未来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所以也是不可计算的，计算甚至还可以将未来强化成一个独特性的装置。①因此我在《电影的时间》中指出，这种约简是超工业时代的典型现象，它假定一种超共时化(hypersynchronisation)，而控制社会的真正现实就是超共时化。它也是一种矛盾的象征（共时化总是针对象征的）向对征（diabole）反转的迫切可能性。这个我和这个我们，实际上已经不能再进行投射，它们注定要被去构成（dé-composer，即去分解)，这恰恰就是diabelein（对征，即相互投影）的意思。

从其第一时刻起，语法化过程就倾向于共时地控制个体化。这个我们总是这样，它通过唯一的同一个运动，但每一次又都是独特的运动（作为精神和集体个体化时代的典型的我们，在每个时代究竟是什么？比如希腊的我们)，它总是共时化和历时化的装置，即这些趋势组合的区别化装置。其中的标准以这个双向趋势的连接和组合方式为主要特征，这个共时和历时的双向趋势原则上是不可约简的。

至少从腓尼基人开始，共时化就是一种语法化，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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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正是我在《技术与时间》的前两卷中试图论述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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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着一种连续的离散①，它是言语的时间流。这在希腊 polis(城邦）的产生中尤其明显，我们把它看作“古迹打字机”——借用马塞尔·德蒂安的表述。这个语法化过程，作为自人类化以来的技术和记忆技术的演变阶段，它的出现就表现为技术个体化过程，同时支撑和干扰着精神与集体的个体化。

在《电影的时间》②中，我提出了这个观点，记忆技术，尤其是源于字母表创造的记忆技术，相对于技术系统的演变，在相对独立地发展。技术系统经历了一系列时代和变化，而记忆技术系统只是进行着边缘性的改变直至19世纪出现了工程技术和信息通信工业：此时发生了一次聚变，持存装置的记忆技术系统聚合到普通工业商品的生产技术系统中，这种聚变直到20世纪才充分展现出它的后果，体现在该世纪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个巨大断裂，因为对操控持存装置的标准的控制，完全转到了资本投资的一方。

这也许就是所谓超工业化的决定性特征。因为其目的主要在于控制所有的持存过程，包括最隐秘的东西，包括意识和身体，因为它们原则上主要是私密的东西—然而这样就失去了它们的私密性。

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信息通信技术工程，产生了一种第三持存，它彻底改变了语法化条件，因此也改变了个体化过程。在古代，作为信徒的个体接替了公民，随后到了19世纪，劳动者接替了信徒。然而这个劳动者逐渐被机器去个体化，而劳动的贬值成为不可避免从“碎片化劳动”到高管人员的压力，人们越来越无动力，越来越工具化；似乎出现了一种领导型劳动者的机器变易人、“高管人员”的机器变易人（这也是对西蒙东所说的某种东西的反转：他还认为领导者可能承担集合的角色)。从此以后，在超工业社会中，个体主要是个消费者。

不过，消费似乎倾向于取消我和我们之间的差异，这样就不再有个体化，不再有精神上集体的个体化，而只有我所说的大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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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语法化是一个文字的时代，也是雅克·德里达在《论文字学》(子夜出版社，1967年)中提出的理论。西尔凡·奥鲁意义上的语法化概念多归功于德里达的研究，但仍需要对德里达的文字学加以复杂化，特别是第三持存义肢性的整合。我在《解构的可靠性与信仰的义肢》中草拟了这样一个规划，《他者》，第8期，枫特奈高等师范学校，2000年，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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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第199页。

①参见《爱，自爱，互爱》，同上。这一大家具有自身的力量：如同布朗肖所说，“大家在死去”。大家处于个体化的极端，正像个体化处于它的边界那样，这也就是个体化的一种真相。这是贫困的力量。然而它要成为力量，就必须是一种充当贫困的思想，或是思想的贫困以及思想的极度愚蠢的条件。这种愚蠢有时来自原始的缺失，我们这个物种仍旧处在原初技术性的缺失中。我将在《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中论述这一点。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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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之痛与付诸行动：作为被“大家”扭曲的个体的消费者

影响当前时代的生存之痛具有这样一个特征：我越来越无能，我越来越艰难，甚至我根本无法再把自己投射在这个我们之中不比普遍意义上其他的我更强也不更弱。这个我们病得很重①：持存装置的屈服②，因为没有持存装置就没有精神和集体的个体化③，它屈服于市场的绝对内在的一个标准，屈服于市场的成为霸权的紧迫需求，它使投射过程变得几乎不可能，而这个我们正是借助投射过程，一边个体化一边逐步形成。关于持存装置的文化霸权，即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创建的文化霸权理论，如今却由资本在系统地实施，阻碍着个体化的继续。个体的生存之痛，源于这个事实状态安装就位的痛苦，将表现为生理病变、神经质、强迫症行为、补偿或者逃避行为，抑或是各种合理化、模仿性或者反应性多言症，还有极端情况下的个体或集体的自杀行为，无论是帝国国家还

是附庸国家或是恐怖组织，都有可能。

我想我在多个场合展示过，尤其是在《电影的时间》中，电视的R3对R2的控制导致了超共时化过程，使得视听节目所构成的工业时间客体的消费者倾向于渐进地接纳相同的第二持存，也就是说在第一持存中进行同样的选择。由此产生了个体的独特性的丧失，就像德勒兹和伽塔里所说，个体变成了“可分体”①，也就是一种去个体化(désindividuation)，以至于个体的自恋能力首先激增（包括劳动中一些管理人员所特有的超自恋)，然后彻底崩塌②：由于没有了独特性，他们便借助市场所提供的人造物努力使自己独特化。市场就是要开发利用消费所特有的这种贫困，让自恋达到过度和劳而无功，众多个体将体验他们的失败，最终失去他们的形象：他们不再自爱，并且越来越无法去爱别人。这便是大溃败，而伟哥和色情网站倒是一派繁荣。

至于当代艺术和电影中那样的黄色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谈论。③

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是因为面对现代性，特别是超工业化，意识时间已经成为元市场(méta-marché)。④针对弗朗索瓦·阿谢尔2001年在瑟里西提出的现代性定义，即个性化、合理化和区别化，我还得加上工业产品的“系统的接纳组织”，也就是消费的组织。①超工业时代在于这一事实：通过市场的大众化和全球化实现的规模经济，特别是借助于工业时间客体，它已经变得比生产率的盈利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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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个我们的疾病，参见芭芭拉·斯蒂格勒，《尼采与肉体的批判》(待出版)。

② 关于这一概念的详细叙述，参见《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第209页。

③ 同上，第147页。

①参见吉尔·德勒兹，《谈判》，同上，第246页。

②关于全部这些问题，参见《爱，自爱，互爱》，同上。

③参见下文第163页，以及《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同上。

④参见《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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