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意识对工业客体时间的屈从导致了自恋，而对这种自恋的清算也会波及这个我和这个我们。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个我的个体化就是这个我们的个体化，并且反过来，两者不可分离，即这个我只能存在于这个我们之中，而我们只能由我构成，那么对这个我们个体化的阻碍也必然是对这个我的个体化的阻碍，即这个我的纯粹痛苦。当这种痛苦直接表达出来的时候，将导致完全无法控制的付诸行动，导致完全不可预料和极具毁灭性的行动。

如果说意识的构成确实是历时的、独特的，由它本身的时间所推动，那么《电影的时间》中描述的工业共时化就会导致一种去意识化(déconscientisation)，这也是一种个体化丧失。个体化丧失可能造成一些极端后果。例如我试图证明理查德·杜恩并不存在：这至少是他在日记中写的意思。没有自恋，也不自爱，因此也不尊重任何人。然而他知道不可抗拒的存在需要，即他所写的“有那种感觉”的需要。正是这种矛盾，正是这种需要的存在，没有自行满足的可能性，因为满足这个的条件，由于缺乏个体化能力而已经被摧毁，个体化能力也是一种历时的威力。正是这场个体的悲剧，如今广泛出现的悲剧，使他成为罪犯。杜恩是其中一个付诸行动的人，而有上百万其他人也经受着痛苦，他们忍受着被那个大家取消和转变成谁也不是的痛苦，他们是潜在的无数个杜恩。

将所有意识共时化，就是取消我所说的原始自恋。当意识成为工业系统开发的对象时，而这种开发又唯独存在于共时化过程中，自爱就被摧毁了。因为感到自己的痛苦，意识便无法继续忍受：它身处难以忍受之中；由于不能承受，由于不能存在，由于不能再将自己投射到一个已经变成邪恶的世界中，所以它就不再能忍受他人，在这种危机的最糟糕表达中，它将消灭他人。这种对他人的消灭也是对我们进行消灭的先兆，包括作为我们的我们和作为大家的我们。其他人在这里就是被摧毁的我们的形象，因为这个我们不再进行个体化，它本身就是摧毁我们的东西。

这便是被否认的个体的分体命运，因为个体已经成了纯粹而又简单的消费者。

从个体化丧失到可丢弃的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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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消费作为接纳的现代模式这一问题，参见《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第3章。

这个大家意味着个体化丧失，我假设个体化丧失也许是对个体化本身的一种清算：这个大家将是对构成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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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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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可是，个体化和个体化丧失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要让个体化产生，也必须让个体化丧失产生。勒儒瓦-高汉在谈及种族出现的问题时说的话就很典型，随着装置个体化（换言之是区分化）的移置，即从燧石和树皮装置向种族和技术系统装置的转移，种族变成了独特性的场所，并且在镜像中产生了分化，与技术分化①形成表面的对立，而技术分化也是其领土的扩展。然后从种族走向公民，随后西蒙东又说，从公民走向机器，作为现代性特有的个体化丧失，这是我们已经考察过的问题。这也是语法化历史所表现的问题，尤其是言语时间流的字母离散，它以通用语的语法和民族语的同质性为代价，使得政治的个体化凸显出来。

今天，有必要研究一下这些毁灭和加强所发生的场所。为此，显然必须思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谈论一种集体个体化的崭新形式，而其商标（由市场营销产生—“商标”这个名称本身就值得好好评论一下）将成为载体。这是生产企业组织的个体化崭新形式。生产企业将生产集体个体化的系统，让其充当取代政治单位的经济单位，与其说是通过劳动还不如说是通过消费，因为消费比劳动更加稳定——人们不断地消费——然而消费生产的却是一些极其脆弱的个体化过程，例如作为市场营销所组织和控制的接纳过程，这些过程最终会取代精神和集体的个体化，例如民族的个体化。

这样的个体化过程，如果我们仍可以称之为个体化的话（我对此极度怀疑)，将假定一些网络在某种情况下就是特许经营的销售网络，其中电视网络以工业时间客体的形式承载着广告陈述，它是效率的条件。关于这个主题，我们还注意到娜奥米·克莱恩和杰里米·里夫金①的许多注解。Life time value的逻辑就是忠诚的逻辑，即通过我对我们的个体化依恋实现的忠诚逻辑，而这个我们却完全是由产品或者服务制造出来的，或是系列商品和服务制造的。

然而我要提出，这种个体化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去个体化，导向我下面所说的节肢动物倾向。因为市场营销所产生的个体化类型似乎成活率不高，而且寿命似乎非常短暂：它们是可丢弃的，就像它们所生产的所有东西。可丢弃性就是它们的逻辑—这就是汉娜·阿伦特在谈论她的可持续性概念时所预料到的东西。还有一个向边界过渡的问题，即系统的生态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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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一点，参见《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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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娜奥米·克莱恩，《拒绝品牌》，南方文献出版社，2001年；杰里米·里夫金，《访问时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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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倒是消费者的注意能力，而不是原材料，成了一种稀缺资源”①，里夫金在描述我前面提到的超工业社会的特征时如是说。注意力不仅被截取，而且通过工业时间客体，由持存和前摄（pro-tentions）的控制所生产。

这种被当作控制手段而对注意力的截取，完全可以是《千高原》②意义上的捕获[在西蒙东看来其实就是转导(transduction)]：我们在这里看到，捕获将推断出一种节肢动物变易（蚁穴），处于结合环境的模式下(根据西蒙东的概念)，那里的消费者成为网络的生产者，他在网络中消费，同时网络也在消费他（消费并耗尽他的欲望)。

节肢动物的周围都是义肢，好像它的义肢甲壳从此以后都覆盖着它的肌肉，而汽车里的消费者就像滑稽的寄居蟹在它的介壳里面一样，这实际上构成了昆虫和节肢动物的特征，节肢动物在这里在蚂蚁和蜘蛛之间摇摆不定，关于蚂蚁我还会再谈。而蜘蛛在它的蛛网上，万维网上。可是一只自食其身的蜘蛛，它是一只自体吞噬的蜘蛛，具有

注意力从两面看都是一种对持存的抓取，既在注意客体之中也通过被注意客体而进行：在和被是同时进行的，一方面，既然注意是聚精会神的，注意从客体中留存的东西就处在客体之中；另一方面，注意是聚精会神的，因为它处于期待中，所以在现象学的术语中，注意被它的前摄所前摄和前持(pro-tendue et pro-tenue)，客体被构成注意的客体，恰恰是通过先于客体的期待而实现的，期待先于客体，作为与注意构成的未来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期待中的注意将被客体所抓取。

前摄使注意紧张起来，并且使之保持注意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警觉状态，形成了期待者的警惕状态，但前摄本身却封存在持存中：前摄就是过去的持存能够投射未来的东西②，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第二持存中的经验积累，即期待的视野形成的第二持存，某种程度上是持存的残余这一负片的正片。持存残余将意识以第二持存的形式构建成过去的经验记忆。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形成前摄的第二持存，它会对第一持存进行过滤，预先让出（précèdent，即先于）注意客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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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的注意力、持存和前摄：吸血鬼化

①杰里米·里夫金，《访问时代》，同上，第126页。

②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伽塔里，《千高原》，子夜出版社，1980年，第17页。

熵的性质。换句话说，消费者被他所消费的东西所消费，这就是吸血鬼化，这种变易是(近乎）完美的控制的变易，以至于厄洛斯和塔纳托斯都在这里被取消了—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进行着组合，表演着重复，在其张力中承载着个体化（差异）的动力。①

① 关于这些问题，参见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法国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27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捕获装置完全可以具有熵的性质。

②持存和前摄之间的这些关系由认定综合所控制，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定义的综合，但是我根据第三持存的概念对其进行了批判。至于前持在持存中的东西，我在《技术与时间5：必要的缺失》（待出版)中把它分析成原型和创伤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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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第二前摄，在第一前摄客体中遇到的第二前摄，它由客体的结构本身推导出来一就像第一持存假定一个客体结构，如一段旋律中两个音符形成一个间隙一它本身先于我命名的超前摄（archi-protention)：它来自意识承载的冲动资产，但这个冲动资产是无意识的，弗洛伊德将其命名为死亡和生命的冲动。这个冲动资产根据第二持存的变化，在每个意识中独特化，因此第二持存能够构成第二前摄。希区柯克在电影中对这一点理解得非常透彻。

尽管如此，注意就意味着在客体上的投射，这种投射构成第一持存：第一持存是注意的共同持存（con-tenu，即内容）—即期待的内容或者可以说是它的固摄(contention)。不过，这个注意所构成的期待，是针对某个内容的期待，这个期待绝妙地开启了意识，使意识注意到自己的客体，“意识到”自己的客体，它是记忆技术能够像注意一样“抓取”的东西。然而这个形成注意的期待，却成了超工业时代典型的超共时化要逐字逐句削减的东西，因为超共时化是持存装置的计算结果，而持存装置使理论上独特的持存资产标准化—根据持存资产，确切地说正是由于它们的独特性，注意意识从自己携带给另一方的注意中认识到某些它们自身的东西，成为反照它们自身相异性的镜像，反照出它们变易的可能性，即它们个体化的开放着的未完成状态。

正是因为截取意识的超工业持存实际上使意识变得虚弱，最终将意识耗尽，所以意识会“变换频道”：系统在截取注意的同时也在摧毁注意，而且趋向于制造不注意，即它所寻找的东西的反面：一种绝对的离开牵引(distraction，即分心)，一种毫无吸引力的分心。由于受到持存标准化的去个体化，媒体意识变得也趋向于不再投射它越来越缺乏的前摄。彻底的溃败

因此，超工业持存装置也在试图创造新型的注意截取方式，如充分利用数码媒体进行市场（即意识）的超级切割（hypersegmentation)，借此实施载体截取的“个性化”。

意识的注意由网络进行截取和生产。网络构成了机器技术系统最先进的阶段——机器技术系统已经成为记忆技术系统，将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象征的生产以工业方式融为一体。不过，网络发展的阶段是这样的阶段，需要把它当作技术个体化来进行分析。更确切地说，技术个体不再仅仅是机器，而是构成网络的技术系统。①从此以后，精神个体化和集体个体化将铭刻于网络中，并且服从于网络的具体化，这也是西蒙东的用意，他曾经将机器的个体化描述为一个具体化过程我认为，这个具体化过程是对已经回顾过的语法化过程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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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在《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特别对这一论题展开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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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个体环境的通达模式的标准化与独特性的特别化

网络的“用户”或者“收信人”成了网络的功能成分①，西蒙东以潮汐发电厂为例说明，水，作为自然地理环境的成分，成了一个功能成分，即君堡涡轮机的技术成分，海洋变成了结合环境，西蒙东称之为技术地理环境，而信息通信工程将它的用户变成创新功能，使之自行适应其行为的演变，借助的是行为分析技术和综合技术。在这里，兰花的等价物，就是夏吕斯②雄蜂（或黄峰）的能量捕获装置，它通过对持存的共时化，从这个黄蜂等价物中汲取能量。这时的持存差异与其他雄蜂的持存靠近，靠近其力比多的运动性潜力，而这种运动中充满动机，形成其幻象的独特性。这样，就有了消费者（用户、对象等）及其“意识”的功能融合，就发生在人文技术地理（不再仅仅是物理地理）的新型现实所构成的结合环境中。这就意味着历史和象征的环境也被功能化，以至于用户成为服务于自己的系统的功能它自身的个体化服从于网络的个体化，德勒兹和伽塔里引用沙文的话说，“两个生灵之间绝对没有任何相关之处”。虽然这并不是绝对的事实，可这确实是个有待思考的问题。

至于用户消费者对网络构成的具体化过程的服从，我们将看到，这一过程对应于蚁穴的捕获过程，它提出了一个力比多生态学的真正问题。利奥塔在他的《力比多经济学》①中也许已经朦胧地看到了这个问题。

这些就是用户配置系统、遥控系统和人机交互系统，它们在功能意义上开发出返回路径、精准实时制、地理定位，其中访问数据库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数据等。此外我还坚持认为，这就是要建立一些日历性和方位性的新型形式。②德勒兹就控制的方位性问题做了如下表述：

无须科学幻想便可设计一种控制机制，这种机制每时每刻都在指明开放环境中某个成分的位置，指明保护区中某个动物的位置，指明企业（电子圈）中某个人的位置。菲利克斯·伽塔里想象了这样一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其（个人的）电子卡离开其居室、街道和社区，这张电子卡可使这个或那个栏杆抬起，电子卡还可以在某天或者在某个时间内被拒卡而吐出。重要的不是栏杆，而是能测定到每个人位置的计算机，无论其位置合法与否，计算机在进行着普世的调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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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在《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也提及了这种演变。关于这一点，参见帕斯卡·若利韦的文章，见克里斯蒂昂·艾泽斯、安东内拉·柯萨妮、帕特里克·蒂埃德(主编)，《走向一种认知资本主义》，阿尔马丹出版社，2001年。

②夏吕斯雄蜂出现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而黄蜂则出现在沙文和德勒兹的作品里面。“兰花解域而形成一个形象，一个黄蜂的仿图；然而，黄蜂在这个形象之上再结域。但黄蜂也会被解域，其自身变为兰花的繁殖器官的一个部件；然而通过传播其花粉，它使兰花再结域。兰花和黄蜂作为异质性的要素，形成了根茎。”德勒兹和伽塔里，《千高原》，同上。

①子夜出版社，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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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第3章；《时间之战》，见吕克·格亚德齐因斯基（主编)，《连续的城市》，黎明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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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逻辑，分离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近来的科技发展使得人们可以构想这样一种技术系统的转变，这种技术系统允许创造新的个体化过程，允许独特性的重新投入—还有用户的用途和知识的功能整合模式，而这些正是自由软件共同体所开发的用途和知识。不过，技术的演变能让与大众化模式相断裂的前景成为可能，也能使个体化的丧失面临闻所未闻的恶化。

作为个人化（personnalisation）的个性化（individualisation)、one to one（一对一)、市场的超级切割等，都是通过数字语法化进行的转变，是从独特化（singularisation)到特别化的转变，数字语法化的控制效率变得无限强大：它以施事方式制造出能自我生成（通过自行组织）的各种模式，并且把这些模式投射到网络中，就像兰花投射黄蜂的形象，然后这些模式就很“自然地”被接纳，精神、集体和技术的个体化过程本身就是接纳过程。个体化中所有运动的数码离散，实际上能够让人们对这些活动进行求和、处理、计算与模式化，同时制造出类别吸引因子。

但是，独特（singulier）的特别化是前个体环境通达模式的标准化，它先于并且制约着精神的个体化和集体的个体化，因为两类个体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经由语法化，即个体化第三分支的具体化。这也意味着一种清算的趋势，即清算西蒙东所说的跨个体（transindividuel)，跨个体就是在我和我们之间的共有个体化（co-individuation)，并且永远处于其差异的无限张力（和注意）中。在这个方面，关于认知（或“非物质”）资本主义的相关研究所提出的分析，如主体化的新型过程，在我看来虽然引人入胜，却又缺乏说服力：在调集各种特殊资源的地方，在邀请劳动者在劳动中“生产自我”的地方，那里就有系统的开发，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对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进行普遍化沮丧的开发。而这种管理技术会引起补偿性超自恋行为和广为人知的过度活跃症，这些疾病事实上只是在预备或者预告精神和家庭的崩塌，即压力对个体的消磨所造成的崩塌。在这个方面，对捕获装置的合法化显得尤其天真。关于这一点，穆里尔·孔布和贝尔纳·阿斯佩就写道：

……不是个人内化了“企业文化”，而是企业从此以后努力将文化推到“外部”，即进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即生活所需的技能和能力。①

①吉尔·德勒兹，《谈判》，同上，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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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超工业化，即日常生活工业化造就的超工业化，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格式化，使之成为功能性的生活（尤其是通过这些义肢，不加区别地服务于劳动生活和私人生活，例如移动电话)，使日常生活服务于企业生活，为企业服务。在控制社会中，企业取代了工厂。象征的贫困既是这些环境的贫困，也是其他“资源”的贫困，还是郊区少数族裔区民众的贫困。

141 语法化的超现代阶段，作为计算的普及化

人类的前个体环境，作为我们在其中进行个体化的环境，它构成一种跨个体性（transindivudualité）——不同于动物的个体化，人类的个体化（理解为未完成的运动）是整体和持久的，其元稳性（métastabilité）并不取决于承载动物前个体资产的物种的相对稳定性。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Peri psukhès②)中就已经预感到这一点——精神集体的跨个体性由第三持存所承载，而技术客体最初就在于第三持存（技术客体是后种系生成的)。这就是西蒙东没能联系起来的东西，尽管他实际上已经写到了这一点，但他几乎丝毫没有察觉到。①

这就意味着不是一种双重个体化，而是三重个体化：精神的、集体的和技术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单独进行考量—它们是三个分支②的转导关系（relations transductives)。在技术个体化的过程中，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记忆技术子系统的个体化，这个子系统脱离了通常由技术个体化形成的技术系统，语法化的过程将在这个系统中展开。当工业和机器时代来临时，《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中所描述的具体化过程得以进行。而机器具体化的发展导致技术系统的网络变易，使得记忆技术演变为记忆技术工程，记忆技术工程又在功能方面与技术系统融合，并由此产生用户消费者。这段变易的整体本身都由语法化过程指挥。③

当今的个体化丧失处于这样的语法化阶段，其中精神、集体和技术机器的三重个体化，通过计算在普及着形式化，产生了它所包含的施事效应(effets performatifs)，这种(无）意义的效应从最深处影响意识在它们最私密的情感里，作为无意识持存与前摄的聚生体，也就是说嫁接在它们的冲动资产之上，以至于冲动资产构成了跨个体化最深层的前个体现实。

①转引自安德烈·高兹，《非物质》，伽利略出版社，2003年。

②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经典文学出版社，1966年。关于这一点，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付诸行动》，伽利略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①吉尔伯特·西蒙东，《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同上，第247页。更加深刻的评论可参见让-雨格·巴德莱米，《西蒙东视域下及视域外的意义和知识》，同上。会多

②关于这种三分性，参见尼古拉·萨尔兹曼，贡比涅技术大学人文科学与科技1994年。

③这是马克思主义无法想到的，因为它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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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古希腊直至20世纪，语法化都在对民族语进行描述，并且在描述的同时篡改它们，以便控制它们。而语法化的超工业阶段必然导致读者本身的形式化—以及形成个人语法的这一读者的形式化，例如在变成超文本的文本领域。超文本可通过“搜索引擎”的中介进行访问。

勒儒瓦-高汉是最先谈论超文本的人。他指出在16世纪，随着图书馆的发展，以卡片、目录、索引等形式协助阅读的导航变得必不可少。①在他看来，这些形式属于神经系统的外化，又由想象系统加以延伸：从材料卡片和机构名单到今天的“磁带库”，②组成了全球联网的数字系统，中间还出现过提花织机和打孔卡带系统（1887年），即霍尔瑞斯机器，这都是阅读功能和计算功能的同一种外化过程。

然而，在超工业时代，这种外化不再容许与其相关的内化，例如历时化，它通过内化一种共时结构，通过民族语化（如个人话语），去标示历时化的独特性，因为历时化在于清算作为色情条件的自恋，而色情本身又是任一内化的条件：外化过程所运用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因为它的霸权需求成为接纳过程的最大优化，而接纳过程从此以后被设计为消费。神学、认识论和政治标准，因为它们每次都投射出跨个体独特性的若干形式，所以它们都被扬弃。①

[似乎随着上帝的死去，还有 polis 和épistémè 跟着去世(dé-cédés，即逝世)，也就是说作为纯知识的科学“纯”在这里是自由的意思，即与发展和工业技术脱离了一切关系，甚至与tekhnè 脱离了关系，tekhnè 最初被认为是知识，即工艺。这里或许充分提出了“美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我们或许正在经历政治的终结，也就是西方典型的精神、集体和技术逻辑个体化过程完成的时刻。而在这个时刻，因为美学领域被生产的经济领域所吸收，我将其称为这个它的吸收。然而恰恰在这里，美学和政治也许会通过缔结另外一种关系来发明出新的名字：因为今后美学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这是另一种处于期待中的宇宙（kosmos）的思想，是任一世界创造意义上全球政治的未来。]

现在必须谈谈读者的形式化。计算机辅助导航装置将对阅读行为进行外化和形式化，因此阅读行为也就被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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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十年内，社会记忆在书本中吞下整个古代时期、伟大民族的历史、最终确认为球形的世界的地理和人种学，还有哲学、法律、科学、艺术、技术以及从二十多种语言中译来的文学。这一洪流将扩大到我们周围，但是会遵守所有的比例，人类历史从未有一个时刻经历过这种集体记忆的飞速膨胀。”勒儒瓦-高汉，《手势与言语》，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65年，第二卷，第70页。

②勒儒瓦-高汉，《手势与言语》，同上，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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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现代性表现出来的时候起，这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了，我在《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中还会再谈。但是，生产系统和记忆技术系统的融合实际上直到20世纪末才发生：超工业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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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类可以非常简洁（例如用户配置），或者更加复杂(我自己将其概念化为“作者社会”①)。例如这些分类旨在对读者共享的知识共同体进行分类（也就是说将跨个体第二持存形式化和“第三持存化”）。我做出如下假设，即这些类别仅仅处在初级阶段，它们还将走得更远（例如它们会导向“作者社会”，导向读者的社会，这些读者武装了形式化的手段，能够自己将自身的特殊阅读写入已阅读的数据中，使得这些形式化可以互助，构成数据浏览的辅助装置)。但是反过来，在目前，倒是搜索引擎体现着这些趋势，它要的效果不是形式化和强化独特性，相反倾向于减少独特性，如通过加强模仿行为，以及将收视率逻辑推广到所谓个性化的访问程序中——谷歌便是如此。

数字外激素

语法化通常会改变它形式化的东西，无论是在共时化意义上还是在历时化意义上。这样，希腊语的语法化使得公民形象出现，即强化了它作为政治个体的历时力量。但语法化同时也使得对通用语言的清算成为可能，并最终导致象征功能的外化。如在超工业时代，这种外化似乎引起

一位读者，或者更普遍意义上的说话者（这适用于任何能指结构)，他承载着自己特有的个人语言的语法，也构成他的独特性，与更加民族语的语法和或多或少接近民族语的语法相呼应。个人语言性(idiolectualité)是指任一地方民族语的境地，这是相对于包括它在内的更有同一属性的民族语而言的。这种从专门到同一或者从历时到共时的关系，恰恰就是能将西蒙东所说的概念形式化的东西，它充当着我和我们的共个体化（co-individuation)。但是在机器外化的当前阶段，个体化的丧失至少是一种倾向性混淆，即我和我们趋向于融合到大家里面：这就是由此产生的民族语枯竭，随之出现的是自恋的丧失和个体化的阻断。不再有个体，而只有聚生的、部族化的特殊体，这些特殊体似乎导向一个类人的（anthropomorphe）社会组织，认知甚至激活因子（agents cognitifs et réactifs）的组织，就像一群蚂蚁。他们趋向于生产的不是象征，而是数字外激素。因为一种个人语言，即只支配一个个体的语法，也是构成个体独特性的语法，与更加广泛的语法相比较，这个语言在法律上可以被形式化为类似于任何语言。我着重说类似，是指我在《离散图像》①中所说的限制，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离散性和描述性的形式化，事实上已经不再是描述：它是一种写入，即一种改写——这是对那个并非唯一的个体化的一种“认识”，因为这是一种施事性的改写，我再次提醒以示警告。然而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在另外一种个体化过程中，这个过程可能被控制、被操纵、被异化：这就是西尔凡·奥鲁描述的情况，即在殖民化范畴内进行的西方语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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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作者社会”和“定位的语义”》，见雅各布(主编)，《亚历山大派Ⅱ：作者的变形》，法国国家图书馆，2001年，第297页。

了熵，也就是说导致历时性被超级分割彻底清算掉，类似于对独特性的特别化。

①见《电视造影术》一书中与德里达进行的访谈摄制，伽利略出版社1996年，第3章。 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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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的继续就是去认识它的任一企图，就是我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这种继续总是具有一种政治意义：这就是对个体化条件的干预。我在此要为一种“（非）认识”（即一个武器库和使用说明）进行辩护。这个认识将强化个体化的历时性，即独特化的权力。我同时也提出，对业已成为世界性的个体化的超工业认识，通过对这些在互联网上成为消费者的读者和冲浪者的形式化，这个认识将是一种变易，它趋向于取消未来，即取消这些读者的时间性，也就是他们的欲望。

第二持存，即构成个体在记忆中保存经验的持存，构成了通向个体所特有的前个体资产的通道，而个体自身也在个人语言中进行组织，也就是说依据规律性形成一种连贯。第一持存其实构成了范式（paradigme)中的选择，这些范式既是第二持存的个人语言组织，也是动员组合规则的句段安置(agencementsyntagmatique)，而这种组合规则又使第二持存（以前“预先形成”的陈述）具体化。换句话说，必须在索绪尔的两条轴上这两条轴显然没有穷尽能指（signifiance）衍生的维度]分析持存组织。①第二持存的独特性，作为独特的语法组织(语义的和句法的)，是构成个人语言的固摄与持存，是广义上的个人语言的共同持存(con-tenu，即内容)：这可以扩展到语言持存和语言前摄之外。任何离散化都是根据这些类别推进的。不过，标志记忆工程的超工业时代的数字化，就是所有这些文字的形式化，包括身体在内。②激

从认知到反应

这个大家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即社会的节肢动物变易（人类社会即使不变成昆虫社会，至少也会成为多因子系统认知因子或反应因子，但无论如何都是义肢性因子)。社会昆虫这一寓意，使得我们可以回顾调节方式的批判意义，诱发这些调节方式的是超工业背景下前个体环境的技术和工业变化，以及与这些相关的驱动、象征和心理功能在义肢中的普遍外化，而这些义肢正在越来越紧地包裹生命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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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声学音乐协调研究所由我主持召开的研讨会上，奥利维耶·拉赫迪欧提出了这一点，见上文，第37页，注释71。

②SGML、HTML、XML、MPEG、VRML等，都是象征活动的语法化标准，这就是精神和集体个体化的跨个体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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